第六章 固疆禦邊，平定叛亂 征瞻剿金

隨著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鞏固和加強，他在乾隆十年(1745)以後，便將目光轉向了統治較為薄弱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為了加強對這些地區的統治，憑借其父雍正以來長期安定局麵下積攢起來的雄厚的物質財富，乾隆皇帝先後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平叛戰爭。通過這些戰爭，不但使得清朝政府的直接統治區域大大擴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對於清朝統治全盛局麵的形成，對於中國疆域的最後底定，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上、下瞻對之役是乾隆皇帝在位期間進行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平叛戰爭。上、下瞻對地處四川西部雅礱江上遊的群山之中，各有二十多個寨子，多年以來，一直是藏族人民聚居地區之一。該地南鄰裏塘，北界甘孜，東接道孚、爐霍，西連白玉，是內地入藏的交通要道，戰略地位相當重要。滿清政府入關以後，為了爭取當地土司勢力的支持，對於該地原有的土司、土舍製度全部予以承認。由於當地社會發展階段頗為原始，至雍正、乾隆時期，尚且部族林立。土司內部和各個土司之間經常為承襲和爭奪土地而互相爭鬥，同時部民之間的劫奪之風也極為盛行。而且，一些勢力較大的土司，如下瞻對土司策冷工布、班滾等還長期拒絕向清政府交納貢賦。這些現象的存在，不但嚴重地影響了清廷對當地和西藏地區的管理和統治，而且也使當地民人和往來西藏與內地之間的商旅，甚至官員和兵丁都深受其害。為此，雍

正八年(1730),雍正皇帝曾派軍隊前往進剿，情況一度有所好轉。但是到了乾隆初年，由於當地土司勢力的發展，拒交貢賦，施放“夾壩”(劫掠者)的現象又漸趨嚴重。乾隆九年(1744),駐藏官兵在換防返川途中，所攜行李又被下瞻對土司班滾所放“夾壩”搶劫一空，甚至駐藏大臣傅清赴西藏上任時，“尚須撥兵護送，甚不成體統”。為此，四川巡撫紀山、川陝總督慶複等當地官員多次要求派兵剿除其害。為了確保西藏往來內地交通道路的安全，乾隆十年(1745)年初，乾隆皇帝決定再度派兵進剿。這樣，從乾隆十年七月至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清朝政府進行了征剿上、下瞻對的戰爭行動。

為了有效地組織軍隊征剿，乾隆皇帝於乾隆十年四月，指令調遣當地漢、土官兵和西藏番兵一萬四千名，調撥軍需銀米五十萬。七月下旬，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由四川提督李質粹統率，兵分三路向瞻對發起進攻。其中，夔州協副將馬良柱由南路從裏塘進攻，鬆潘鎮總兵宋宗璋由北路自甘孜進攻，建昌鎮總兵袁士弼由中路自沙普隆進攻，李質粹親率部分軍隊駐紮東俄洛，以調度、策應。在清朝政府的軍事壓力下，軍事進剿最初尚頗順利。當地土司勢力發生分化，上瞻對應襲土司肯朱及其所屬頭目騷邦達等親赴中路袁士弼軍營獻寨投誠，上瞻對另一土舍四郎的母親則赴北路宋宗璋軍營投誠。

然而，由於指揮作戰的慶複、李質粹等人布置失宜，使得這一良機轉瞬即逝，不但下瞻對土司班滾憑借險要地勢對進剿清軍進行了極其頑強的抵抗，而且原先表示願意投誠的上瞻對土舍四郎也和班滾聯合起來共同對抗清軍；兼之以當地地勢險要，碉卡林立，“或在山頂，或居山腰，地勢險惡，牆垣堅固，借此抗拒官兵，我兵難施技勇”,致使清兵每破一碉、每取一寨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戰爭因此被長期拖廷下去。與此同時，清軍內部的一些問題也開始暴露。一是指揮作戰的四川提督李質粹為了掩飾自己軍事指揮的無能而謊報軍情，誇大戰績，在給乾隆皇帝的奏折中稱不是昨日殺敵若幹，就是今日克碉幾座，而實際上卻無尺寸之功。二是各路將領之間互不協作，影響了戰局。三是進剿軍隊數量雖多，但由於來源不一，未加整頓，軍紀不嚴，賞罰不明，號令不一。其中，西藏千名進剿番兵，開戰不久，便因帶兵的台吉冷宗鼐生病先歸，無人統率而各自散去。至乾隆十一年二月，“出師逾七月”,“軍餉用至百萬”,而戰場形勢卻是“將弁氣沮，士卒離心”,“賊勢日張，夾壩四出”。

乾隆皇帝在得知這些詳情後極為震怒，從乾隆十一年二月以後，他先後采取一係列措施為了扭轉戰局的措施。除增兵、增餉之外，還派遣內大臣班第、努三等人到前線，以加強對戰爭的領導。在乾隆皇帝的嚴令督促下，三月以後，清軍加強了進攻。當月，官軍攻克兆烏石、甲納溝等寨，戰場逼近下瞻對土司班滾的巢穴如郎。眼見大勢已去，四月，下瞻對土司班滾、惡木勞丁、薑錯太等人自焚所盤踞的泥日官寨後潛逃他地。四月二十三日，官兵克複下瞻對泥日官寨，這場曆時十個月之久的征討瞻對的戰爭才告結束。

征剿瞻對戰爭結束後，為了加強對該地區的控製，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乾隆皇帝采納川陝總督慶複的建議，將原屬瞻對的一些險要村寨劃歸臨近各土司。其他地盤，由中央政府委任忠順於清廷的土司肯朱、俄木丁等進行管理。同時，還規定其應納貢賦，以確定其對清朝政府的臣屬關係；每年派員巡查，以加強對當地土司的監督；拆毀現有碉、卡，以防止當地土司進行反抗；禁止搶劫，以維護當地治安和商旅的和平往來。這樣，此後半個多世紀中，瞻對地區一直維持著和平安定的局麵。這對於當地的社會發展和進步，對於清朝政府對當地和西藏地區控製的加強，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上、下瞻對之役結束不久，從乾隆十二年開始，乾隆皇帝又進行了平定大金川叛亂的戰爭。

大、小金川地處四川西北大渡河上遊，和上、下瞻對一樣，該地也是藏族聚居地區之一，並盛行土司製度。除大、小金川兩土司外，其他相鄰的土司尚有雜穀、綽斯甲布、革布什咱、梭磨、沃日、巴底等。其中大金川土司勢力最強，經常對附近土司進行搶掠，侵占土地，侵占財物。如乾隆四年

(1739)七月，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發兵攻打革布什咱。乾隆九年(1744),除繼續攻打革布什咱外，又挑起了與巴底土司之間的戰爭。因為當時乾隆皇帝的注意力正集中在上、下瞻對地方，大金川土司莎羅奔愈加猖獗。乾隆十一年年底，他使用陰謀手段誘奪小金川土司澤旺的印信，企圖吞並其土地、部民；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他又“勾結黨羽，攻圍霍耳、章穀”。清朝地方官員派兵鎮壓，莎羅奔竟悍然向官兵開戰，並攻打附近另一土司沃日。為了維持清朝政府對當地的統治，乾隆皇帝決定增兵鎮壓。他一方麵指令四川當地官員速派軍隊，以救沃日之圍；另一方麵以攻打瞻對的漢、土官兵為基礎，增調川、黔、陝各省軍隊，調撥糧餉一百二十萬，計劃向大金川大舉進攻。為了加強指揮，他還選派素以幹練而著稱的名將張廣泗為川陝總督，直接部署攻打大金川事宜，“務令逆酋授首，鏟絕根株，以期永靖邊陲”。

由於未曾預料到清朝中央政府會直接出兵大金川，因而，大金川雖曾多次向鄰近各土司發動進攻，但其內部防禦能力卻相對不足。乾隆十二年四月，鬆茂協副將馬良柱率兵一千五百名解沃日之圍後，一度乘勢直下小金川、丹噶，逼近大金川。此時大金川人心浮動，“賊眾四散”。清軍本可乘此有利時機一鼓作氣，直搗大金川巢穴刮耳崖。但可惜的是，當時正值指揮作戰的慶複、張廣泗交卸之際，對此無暇顧及，而率兵解沃日之圍的馬良柱又無力顧及於此，致使這一時機失之交臂。大金川土司莎羅奔、郎卡等人遂得以借此機會從整旗鼓，精心布防，“盡據險要，增碉備禦”;兼之以指揮作戰的乾隆皇帝和張廣泗等在戰略調度、戰役指揮上也都犯了許多錯誤，使得本來極易解決的大金川問題反而變得十分複雜起來。

首先是直接指揮作戰的張廣泗在軍事指揮上犯了許多錯誤。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張廣泗接管軍權。此時，經過陸續征調，前線清軍已經集結三萬餘人，和大金川兵力僅有七八千人相比，已占壓倒優勢。憑借明顯的軍事優勢，張廣泗製定了分兵七路，從西、南兩個方向同時進攻的作戰計劃。是年六月底，清軍發動軍事進攻，至當年八月，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清軍西路軍已進至距離金川中心刮耳崖隻有二十多裏的地方。但由於自五月以後，大金川爭取了一個修建戰碉的機會，兼之以大金川地勢極其險要，“尺寸皆山，險要處皆設碉樓，防範周密，槍炮俱不能破”,因而此後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清軍幾乎毫無進展，“去巢愈近，賊守彌固，各路雖據報有攻擊斬獲，而未能直搗賊巢”。

在這種情況下，張廣泗不是根據當地的地理特點改變戰術，另尋他法，而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在繼續堅持分路進兵的同時，又極為笨拙地將主要兵力用以攻打叛軍碉樓、山卡。在他的指揮下，各路軍隊“多砍薪木，堆積賊碉附近，臨攻時，各兵齊力運至碉牆之下，舉火焚燒，再發大炮”,或是挖掘地道，至敵碉下埋藥炸碉。因為大金川各地碉樓、山卡甚多，進攻軍隊不敷分配，這樣，張廣泗又多次向乾隆皇帝伸手要兵。至乾隆十二年年底，在營兵力已有五萬有餘，“日需米麵五百石”。當時，由成都一帶運米至軍，每石運價高達二十五兩，單是軍食一項，每天即耗銀二萬五千餘兩。因而，增派軍隊不但未對戰役進展起到多少好作用，反而極大地加重了清朝政府的財政負擔。

除此之外，張廣泗還信任小金川漢奸良爾吉、王秋等人，“專為莎羅奔耳目，軍中動息輒報賊預為備，所向扡格”。另外，張廣泗治軍過嚴，賞少罰多，以及徇庇所屬黔省將弁，這在廣大出征將士中引起了強烈的不滿，因而明顯地影響了他們的作戰情緒。“將弁怯懦，兵心渙散，土番因此觀望。”所有這些，都大大延緩了戰爭的進程，使得張廣泗的“九、十兩月進取賊巢”的諾言變成了空話。由於川北天氣早寒，九月間，丹壩一帶大雪飛舞，乾隆皇帝不得不下令暫且休戰，以使士卒過冬，待來年開春再行剿平。

在清朝政府軍隊屯兵不進的同時，由於有了與清兵主力部隊直接交手的作戰經驗，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的氣焰更加囂張起來，並不斷向各路駐守清軍發動偷襲。“各營駐紮逼近賊卡之處屢被侵犯。……彼據險扼吭，轉得乘我之隙，以逸待勞，以寡擾眾；而我軍應接不暇，不能製敵，而反為敵所製。”而在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至次年正月，副將張興、遊擊孟臣等相繼陣亡，張廣泗原先計劃二三月間攻克敵巢的設想又一次落空了。張廣泗羞憤交加，為了挽回戰局，又增調部隊，積極布置，擬於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間兵分十路進攻大金川。

前線戰期一拖再拖，使得乾隆皇帝對張廣泗的指揮能力產生了懷疑。同時，更使他感到焦躁不安的是前線部隊大都是由客兵及蠻司士卒所組成，“本非世受國恩，為我心膂”,“勞役不已，奏凱無期，版築方殷，鋒銳莫展。肘腋之患，良可寒心”。為了防止“大兵聚久，變患易生”,乾隆皇帝渴望早日結束戰爭。為此，乾隆十三年正月以後，他先後派遣兵部尚書班第等人赴金川幫助料理糧餉，又起用廢將嶽鍾琪、傅爾丹兩人到前線助戰。是年五月，他又以首席軍機大臣訥親為經略大臣，前往金川軍營，總理一切軍務儲精事務。乾隆皇帝添派班第、嶽鍾琪、傅爾丹等人至軍助戰固屬必要，然而，派遣訥親前往前線視師一舉卻很不高明。訥親出身貴族世家，就其能力而言，遠在鄂爾泰之下。他之所以在雍正、乾隆年間屢蒙升擢，並於乾隆

十年(1745)鄂爾泰死後擢升為首席軍機大臣，完全是因為他適應了這一時期的封建專製主義空前加強的需要，辦事勤慎，一以乾隆皇帝的意旨為準，不敢稍有逾矩，而在實際上，卻毫無行政才幹，在軍事上更屬外行。這樣，由於乾隆皇帝的用人不當，不但使清軍在前線作戰中毫無起色，反而又繼續遭受了一係列的新挫折。

訥親於乾隆十三年(1748)六月至金川軍營。當時，清軍正在按照張廣泗的布置發動進攻。訥親到達軍營後，一不對張廣泗錯誤的分路進兵計劃進行必要的更動；二不對當時敵我各方麵的情況進行周密調查，而是專橫武斷地撇開張廣泗，限令全軍三日內奪取刮耳崖。在他的錯誤指揮下，清軍雖然竭盡全力進攻，但卻毫無進展，反而遭到了重創。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等相繼陣亡。在遭到重創之後，訥親又由原來的專斷而變為推委，“仍倚張廣泗辦賊”,“張廣泗輕訥親不知兵而氣淩己上，故以軍事推讓而實困之。將相不和，士皆解體”。

同時，訥親還不辨攻守之勢，竟然仿效金川而大築碉堡，大建山卡，且名之曰以碉逼碉，以卡逼卡。尤為可笑的是他還異想天開地想邀請終南道士、西藏達賴喇嘛來施用巫術破敵，念咒退兵。可見其盡搞歪門邪道，因而士卒作戰情緒進一步下降。當年閏七月底，清軍出動三千人進攻大金川喇底一帶山梁，行進途中，“忽聞賊番數十人從山梁呐喊，壓下聲援。三千餘人擁擠奔回，多有傷損”。至此，訥親黔驢技窮，一籌莫展，對於攻打金川能否取勝也失去了信心，因而在上給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提出“加調精銳三萬”明年接辦的同時，又自相矛盾地提出了撤兵，“俟二三年後，再調兵乘困進搗”的建議。清朝軍隊進退維穀，處於極為被動的形勢之下。

麵對四萬清軍“既不能分路進攻，又不能長驅深入”的被動局麵，乾隆皇帝氣急敗壞。是年九月，他先是降旨令訥親、張廣泗二人回京述職，在其離開軍營後，隨即將他們革職拿問，先後處死。同時，他改派軍機大臣、自己的妻舅傅恒為經略大臣，前往金川主持征討事務。為了保證戰爭的勝利，他先後調撥京城、東北各省駐防滿洲八旗兵九千和陝甘、雲貴、兩湖綠營兵二萬五千名，陸續開赴金川前線，並添撥軍餉二百萬兩，以濟軍需。與此同時，還嚴諭在金川軍營的嶽鍾琪、傅爾丹於傅恒未至之前“相機進兵”,“奮勉建功”。

傅恒到達前線軍營後，首先下令將良爾吉、王秋等內奸分別處死；爾後，又將訥親、張廣泗以碉逼碉、分路進攻等不切實際的戰略安排全部予以廢棄，決定分南北兩路，選精銳之軍深入，重點進攻大金川巢穴勒烏圍、刮耳崖。北路由嶽鍾琪統率，自丹壩進攻；南路由傅爾丹統率，自卡撒進攻。

此時，經過了將近兩年的戰爭消耗，清朝政府和大金川戰爭雙方都處於非常困難的地步。就大金川而言，由於物資匱乏，作戰人員大大減少，已經無力抵抗清軍的大規模進攻。因而，從乾隆十三年(1748)年底開始，陸續派遣頭目至清軍營中請降。就清朝政府而言，由於戰期一拖再拖，廣大將士兵丁和民眾的不滿情緒都明顯增長。尤其是四川一省，“連年困於征發，民力實已勞疲不支”,階級矛盾開始激化。此外，兩年戰爭，軍費開支近兩千萬兩，國庫存銀急劇減少，至乾隆十三年年底，“部庫所存，通計僅二千七百餘萬”。所有這些，都使乾隆皇帝極為憂慮：“設有奸徒，從而煽惑，以易動之民，當困疲之際，內地稍有疏虞，諸事深為可慮”;“各省協撥銀兩，已動及留備”,“設令內地偶有急需，計將安出”。金川戰爭成了乾隆皇帝身上一個沉重的包袱。因而，乾隆皇帝不但對上年興兵攻打大金川一事後悔不已，而且對當時正在進行的這場戰爭的前景也極為悲觀。他說：“上年辦理，實屬錯誤”,“自朕思之，成功萬無可望”。在他看來，“自今若能直搗勒烏圍，擒其渠首，固為快愜；或鼓勇摧解，屢有克捷，賊酋窮迫乞命，因而開三麵之網，俯準納降，亦可綏靖邊徼”。換句話講，隻要象征性地取得一些勝利，為他挽回一些麵子即可收兵回京了。為此，在傅恒離京赴軍後不久，乾隆皇帝即連頒諭旨，勸令傅恒還朝。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乾隆皇帝還搬出向不參與政事的崇慶皇太後，由她降諭，令傅恒罷兵。這樣，傅恒在金川軍營不過待了一個多月。在此期間，他利用莎羅奔乞降的有利時機，使原為莎羅奔上司的嶽鍾琪帶領隨從四五十人輕裝進入勒烏圍，與莎羅奔商定納降事宜。二月初，嶽鍾琪親自導引大金川土司莎羅奔、郎卡等人至傅恒營中請降。傅恒代表清朝政府納降後，仍使莎羅奔等人為大金川土司，然後匆匆奏凱還朝。至此，這場曆時兩年、調兵八萬、耗帑幾近兩千萬的戰爭才算草草結束。

大金川戰役是乾隆皇帝即位後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平叛戰爭。由於乾隆皇帝和主要負責官員訥親、張廣泗的錯誤指揮，使得廣大勞動人民和出征兵丁遭受了深重的災難，國家也為此多耗了許多銀錢，實際戰果也遠不像乾隆皇帝本人所吹噓的那樣輝煌。但是，這場戰爭畢竟是為了鞏固統一而進行的一場戰爭，雖然未能達到徹底消滅當地土司割據勢力的目的，但是卻使當地土司的叛亂活動在一個時期內有所收斂。因而，這場戰爭對於四川少數民族地區的安定，對於乾隆皇帝統治的加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