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下江南

除北上秋獮、東巡謁陵之外，對乾隆時期政治發生過重要影響的還有乾隆皇帝的巡幸江南活動。繼其祖父康熙皇帝之後，從乾隆十六年(1751)開始，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也對江浙地區進行了六次巡幸。江南地區物產豐富，為全國財賦重地，曆代清朝統治者都對其深表重視，這當是百年之間祖孫兩代皇帝頻繁巡幸的共同原因。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南巡還有著特殊的曆史原因。雍正、乾隆之際，隨著封建專製製度的進一步加強，清朝中央政府和江南地主階級之間的關係一度頗為緊張。首先，在經濟上，針對江南大戶曆年賦稅積欠相當嚴重的情況，雍正、乾隆兩代皇帝曾先後兩次對之進行清理，很大程度上傷害了江南地主階級的物質利益。其次，乾隆皇帝即位之後，為了解決八旗生計，一度采取措施擴大八旗子弟入仕途徑；同時，還以整頓科舉弊端為借口，減少內地各省府、州、縣學生員名額，限製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入仕，也使以“人文淵藪”而著稱的江南地主階級的政治權益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因此，自雍正以後以至乾隆初期，江南地主階級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一直矛盾不斷，極不融洽。在經濟上，他們憑借人多勢眾和各種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百般阻撓和破壞清理積欠活動的順利開展，或者完舊欠新，或者新舊並欠，使得清理積欠活動無法繼續開展。對於在政治權益上所受到的損害，他們也同樣不能容忍。乾隆七年、八年間(1742—1743),六科給事中楊二酉、禦史杭世駿等人先後上書，對乾隆皇帝侵犯漢族地主階級權益的內滿外漢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乾隆十五年、十六年之間(1750—1751),又有人炮製了偽孫嘉淦奏疏稿，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其中開列“五不解，十大過”,將抨擊的矛頭直接指向了乾隆皇帝本人。該奏疏稿雖然未必一定是出自江南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之手，但是，其在江南地區廣泛流傳的現象說明，偽奏疏稿的有關內容在江南地主階級中產生了共鳴。對此，乾隆皇帝一方麵繼承其父雍正皇帝的舉措，以江南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重點，大興文字獄，進行殘酷鎮壓；另一方麵又效法其祖父康熙皇帝的舊規再次南巡，並借巡幸之機采取一些讓步措施，對江南地主階級普加籠絡，從而使自己的專製統治進一步得到了鞏固。

首先，蠲免積欠。乾隆皇帝南巡之前，中央政府和江南地主階級之間關係緊張的主要症結是積欠情況嚴重。鑒於整個國家財政情況不斷好轉，為了消除江南地主階級的不滿情緒並爭取他們對自己的支持，乾隆十六年

(1751)首次南巡，乾隆皇帝即下令豁免乾隆元年以來江蘇積欠地丁錢糧二百二十八萬餘兩、安徽積欠地丁錢糧三十五萬餘兩。浙江一省雖無積欠，也蠲除本年應征地丁錢糧三十萬兩以示獎勵。同時，還將山東、河南、甘肅等省曆年積欠錢糧二百餘萬兩也概予蠲免。此後，隨著國家財政情況的進一步好轉，曆次南巡，也無不以蠲免積欠錢糧為要務。對於兩淮、江浙商紳，因為他們每逢慶典、軍需、河工等大項開支，皆頻捐巨款，報效朝廷，乾隆皇帝也大沛恩膏。首次南巡時，即將其中原有三品職銜者皆加“奉宸苑卿”銜，未至三品者加“按察使”銜，其他人則各按本身職銜加頂戴一級。除此之外，為使他們在經濟上也得到實惠，乾隆皇帝還分別免除其未完稅務，每引加賞鹽五斤至十斤不等。總計六次南巡，共免除所經過州、縣逋負錢糧兩千餘萬兩。通過這些南巡活動，大大緩和了中央政權和江南地主階級之間頗為緊張的關係，乾隆皇帝的專製統治也因此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其次，重視文教，選拔人才，量授官職。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清理科舉弊端，全國各省進學人員普減十分之一，因此引起了包括江南地主階級在內的各地地主階級的普遍不滿。為此，南巡期間，乾隆皇帝竭力表示自己對教育事業的重視和對學術發展的關心。首次南巡，即向江寧鍾山書院、蘇州紫陽書院、杭州敷文書院各頒殿版十三經、二十二史等書。同時，他還以三吳兩浙為人文薈萃之地，民多俊秀，“應試之人日多而入學則有定額”為由，特命增加上、下兩江和浙江三省府、州、縣學歲試文童錄取名額。進獻賦頌者，還由乾隆皇帝親自出題進行考試。考中者，直接賜予舉人、進士頭銜，授予官職。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四庫全書》告成。這時，乾隆皇帝又專撥庫帑百萬兩，雇手抄三份，珍藏於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和杭州西湖聖因寺的文瀾閣，以供士子“觀摩譽錄”。乾隆皇帝的這些措施使得江南一帶士子感到他們處處都受到了特殊優待，因此，對乾隆皇帝的態度也改為竭誠地擁戴，乾隆皇帝的統治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再次，對巡幸經過的各地官員普遍加恩施惠。乾隆皇帝曆次南巡，在籍、致仕官員都前來迎駕。因為他們是當地人望，各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因而每到一地，必定接見這些人員。賜坐、賞飯、賜人參貂皮、晉封官爵、賜子孫功名出身等不一而足。對於貪汙受賄或其他原因而受到處分或被革職的官員，為了減少政治上的反對勢力，乾隆皇帝也大施其懷柔、拉攏等手段，凡途經各省文武官員曾受罰俸、住俸、降級處分者，皆準開複；革職家居者，則根據情由，或複其原職，或賞賜新銜。對於現任封疆大吏，因為他們負有諸多的重任，則更是表示重視，或賞賜金銀，或題詩給匾，以表示器重和倚賴之情。這些措施使得大批封建官僚感恩戴德，無不“浹髓淪肌”。因而整個南巡過程中，乾隆皇帝和江南各級官吏之間的關係處於相當融洽的氣氛之中。

最後，祭掃明孝陵和曆代名臣祠墓。乾隆皇帝每次南巡，總要繞道江寧，祭奠明孝陵，以表示自己對這個前朝開國皇帝的尊重。對於巡幸沿途三十裏以內的曆代名臣，諸如晉代名臣卞壺，唐代名臣張巡、許遠、陸贄，宋代名臣曹彬、範仲淹、宗澤、嶽飛、韓世忠，明代名臣徐達、常遇春、李文忠、方孝孺、於謙等，也分別由翰林院撰擬祭文，遣官致祭。通過這些活動，乾隆皇帝一方麵表示自己是曆代帝王特別是明朝統治者的當然繼承者，以消除江南漢族人民的反清意識；另一方麵又借此機會向江南地區的廣大士民普遍灌輸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觀念，以求得在思想上鞏固自己對全國的統治。

乾隆皇帝除了上述各種活動之外，在曆次南巡中，他還多次視察黃河、淮河和運河的治理情況以及浙江海寧海塘的修建工程。根據他的指示，以治黃和海塘修建為重點，江南各地先後興修了一些大型水利工程。這些舉措，對於減輕當地水患的為災程度、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也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總之，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基本上消除了江南地主階級對大清中央政府特別是對乾隆皇帝本人的不滿情緒，實現了籠絡江南地主階級、進一步鞏固清王朝統治的目的。因而，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南巡後，乾隆皇帝對南巡之舉甚為滿意，將其與平定準噶爾叛亂一起作為自己在位五十年中舉足輕重的兩件大事。

然而，盡管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在籠絡江南漢族地主階級、鞏固自己統治方麵有著重要的作用，但也應該指出由於乾隆皇帝在南巡過程中大肆揮霍，也使多年積攢起來的國家財富大量消耗。另外，各級官員為了討得乾隆皇帝歡心，在辦理乾隆皇帝南巡過程中濫用民力，大肆鋪張，也都給江南廣大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並引起了民眾的普遍不滿和反對。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乾隆統治後大期清王朝的衰落。因而，乾隆皇帝歸政之後，麵對全國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對於自己六巡江南的看法也發生了轉變。他對軍機章京吳熊光說：“朕臨禦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表示出他對曆次南巡病國殃民的深深的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