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幸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

在乾隆皇帝的全部政治活動中，四處巡幸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麵。據統計，終乾隆一朝，各種巡幸活動竟有一百五十次之多。其中，拜謁東陵、西陵及盛京三陵六十六次，巡幸熱河避暑山莊及木蘭秋獮五十二次，東巡曲阜舉行闕裏祀典八次，南巡江浙六次，巡幸中州一次，西巡五台山六次，巡幸明陵、盤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區十四次，平均每年出巡兩次還多。乾隆皇帝這種極為頻繁的巡幸活動，不但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曆史上首屈一指，而且在兩千多年的曆代封建帝王中也極為罕見，對於乾隆時期全國政治形勢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巡幸熱河避署山莊和木蘭秋獮是乾隆皇帝各種巡幸活動中最重要的一種巡幸活動。從乾隆六年(1741)乾隆皇帝初舉木蘭秋獮到他駕崩，除乾隆十五年(1750)以前偶有間斷和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十三年(1778)因孝聖憲皇後喪期未曾舉行之外，基本上都是每年一次。巡幸季節往往是夏至秋返，一般都在兩個月以上，有時還長達三五個月。

因此，盡管其巡幸次數不如謁陵次數多，但是其絕對巡幸時間卻遠遠超過包括謁陵在內的各種巡幸活動。以其每次巡幸避暑山莊的時間為兩個半月計算，五十二次巡幸，總計時間約在十年以上，相當於乾隆皇帝執掌朝政全部時間的六分之一左右。因此，可以說整個乾隆時期，避暑山莊成了清朝政府的第二個政治中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乾隆皇帝之所以極為重視巡幸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首先是因為它在鞏固國家統一、團結各少數民族方麵具有著重要的作用。木蘭秋獮始於清朝入關之初，當時，清朝統治者根據多數蒙古貴族未曾出痘，“以進塞為懼”,而“延頸舉踵以望六禦之臨”的情況，往往借出塞秋獮之機接見各部蒙古王公、台吉，舉行宴會，賞賜銀兩，調解各部蒙古王公之間的爭端，從而使中央政府與蒙古各部之間的聯係有所加強。三藩叛亂被平定以後，隨著清朝統治的進一步鞏固，鏟除準噶爾地區的厄魯特蒙古地方政權的任務提到了議事日程。與此同時，各部喀爾喀蒙古也率眾內附，需要處理的蒙古事務空前增多。為了適應這種形勢，康熙皇帝除多次舉行木蘭秋獮之外，還從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後，在京師和木蘭圍場中間的熱河興建了避暑山莊。這樣，巡幸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進一步得到提高。

乾隆皇帝在位期間，為了完成康熙、雍正兩代帝王的未竟之業，先後規劃並進行了平定準噶爾地區的達瓦齊叛亂、阿睦爾撒納叛亂，平定喀爾喀王公青滾雜卜叛亂和回疆地區的大、小和卓木叛亂等重要的軍事行動。隨著各次平叛戰爭的不斷勝利，中央政府直接控製的版圖空前增加，民族事務更加繁多。這樣，巡幸避暑山莊、木蘭秋獮又在原來的聯絡蒙古各部王公的作用之外，在聯絡藏族、回族、青海蒙古上層僧俗人士方麵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適應這一形勢，乾隆皇帝即位不久，便首先對原來山莊的各處建築加以修葺。乾隆二十年(1755)以後，又在修葺的基礎上，對避暑山莊進行了大規模的營建。與此同時，巡幸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中的政治活動也空前增多，除接見各族王公貴族，封賜爵號，賞賜緞匹、銀兩，舉行宴會之外，規劃各次平叛戰爭、接見各部歸順人員以及安排各部王公入覲也都無不在避暑山莊進行。其中接見各部歸順人員，如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十九年(1754)之間，杜爾伯特部落長車淩台吉、車淩烏巴什、車淩孟克三車淩的求撫和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的來降，以及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土爾扈特部首領渥巴錫等前來歸順。至於各族貴族王公入覲熱河者，則更是不勝枚舉。其主要者如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達瓦齊叛亂之後各部厄魯特台吉、宰桑之入覲，乾隆二十四年(1759)回疆叛亂平定後各城伯克之入覲，乾隆四十五年(1780)西藏宗教領袖班禪六世及內外蒙、厄魯特、青海蒙古各部之祝賀乾隆皇帝七十壽辰，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六十年(1795)喀爾喀蒙古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和蒙古廣大僧俗貴族之入覲等。除此之外，其他各族上層貴族前來避暑山莊入覲、扈從木蘭秋獮者也絡繹不絕，不勝枚舉。

因為需要處理的事務太多，有時乾隆皇帝還於一年之內兩次巡幸避暑山莊。如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皇帝東巡盛京，拜謁祖陵。為了接見內遷的杜爾伯特部台吉三車淩等，乾隆皇帝提前動身，在熱河避暑山莊駐留兩月之後才前往盛京；而在謁陵途中，又得知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率部前來歸順的消息，於當年十月回到北京之後不久，又再赴避暑山莊接受阿睦爾撒納等歸順人員的覲見，征詢他對於進兵準噶爾的看法，加封其為親王、北路參讚大臣，其他隨降人員也分別授予爵位並各加賞賚。在一切活動結束之後方才回到北京。總之，終乾隆之世，凡在乾隆皇帝巡幸期間，避暑山莊一直熱鬧非常。乾隆皇帝巡幸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活動，對於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和統一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乾隆皇帝之所以重視巡幸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還在於塞外的巡狩生活能夠鍛煉人君和整個統治集團的奮鬥意誌。清朝以武功開國，曆代皇帝尤其是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幾乎都是在戎馬生涯中度過了自己輝煌的一生。正是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促成了他們事業的成功。有鑒於此，康熙皇帝在位期間，雖然清朝統治已經鞏固下來，但是他“惟恐八旗之眾承平日久，耽於安樂，不知以講武習勞為務”,因而多次北上秋獮，“較圍行獵之典，歲頻舉行”。雍正皇帝即位後，雖然因為致力於內政的整頓而沒有舉行秋獮活動，但是仍從思想上對之極表重視，並一再告誡乾隆皇帝“予之不往避暑山莊及木蘭行圍者，蓋因日不暇給，而性好逸，惡殺生，是予之過。後世子孫當遵皇考所行習武木蘭，毋忘家法”。列祖列宗的開國業績和祖、父兩代皇帝的殷殷囑托，給了年輕的乾隆皇帝以極為深刻的教育。其中，康熙皇帝晚年之時“較射習網，閱馬合圍”,不肯一日休息，更給乾隆皇帝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認為，這種精神和行動都是本朝累代“相傳之家法”。因此，為了磨礪自己和整個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以及八旗子弟的吃苦耐勞精神，地處關塞之外，“義重習武，不重崇文”的避暑山莊和木蘭圍場便成了一個絕好的場所。每到秋獮季節，乾隆皇帝總是親自率領八旗子弟行圍狩獵，並“時時以學習國語、熟練騎射、操演技勇諄切訓誨”。為了使廣大官員和八旗兵丁都對木蘭秋獮表示重視，他除了多次頒布諭旨進行訓誡之外，還采取措施，分別予以獎懲。如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木蘭秋獮之前，乾隆皇帝做出規定，將從此次扈從行圍的八旗兵丁中選拔騎射較優者充任前鋒、護軍、前鋒校、護軍校；乾隆十八年(1753)九月木蘭秋獮過程中，因為扈從行圍的領侍衛內大臣公豐安、侍衛班領副都統揚桑阿、隨從侍衛侯田國恩、領侍衛內大臣阿裏袞等“畏縮不前”,“不能騎射”,分別予以削爵革職，令其效力贖罪。

與此同時，為了保證秋獮活動的正常舉行，他還對漢唐以來曆代帝王興建“離宮別苑”以逞己欲的現象痛加指責，指斥其隻能“破國亡家”,“是可戒，無足法也”。對於個別官員諫阻巡幸避暑山莊、木蘭秋獮者，則嚴加嗬斥，指斥其用意在於“使旗人盡忘淳樸服勤之舊俗，而惟沾染漢人陋習，人人頹廢自安，文既不文，武亦不武”。這樣，在乾隆皇帝躬身木蘭秋獮活動的影響下，各級貴族、官員和八旗軍隊中的頹廢習氣都有一定程度的扭轉，對於乾隆前期政治比較健康的發展與平定邊疆少數民族上層貴族叛亂戰爭的勝利進行，對於鞏固國家統一，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