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權獨攬

無論是在政治機構還是在經濟實體中，用人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也是最為重要的權力之一。正緣於“用人權力”的重要，乾隆曾經聲稱“用人之權，從不旁落”,也就是大臣、地方官員的任免，完全由他親自裁決。這反映出專製統治在乾隆朝的高度集中統一。正是這種集中和統一，為乾隆六十多年的治政生涯奠定了基礎。

大清王朝疆土遼闊，行政區多層次分布，而皇帝卻隻有一個，因而要想管理好這個國家，使專製統治意誌得以順暢貫徹，必須善於用人，因為僅憑個人的才能和精力，不管多麽勤奮，也沒有辦法操縱這一龐大帝國的國家機器。在治政過程中，乾隆認為治理國家，用人最為至要，因此要重視對人才的發掘培養，讓他們在皇權意誌下幫助他管理國家。

乾隆一生培養了不少貼心能臣，他曾經不無得意地說：“從前當大學士鄂爾泰在之時，朕培養琢成一訥親；訥親在之時，朕培養琢成一經略大學士傅恒。皆幾經教導，幾經曆練，而後及此。人才難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持續不斷地培養能夠承上啟下的江山社稷重臣，維持國家沿著一定的軌道發展下去，這軌道必須符合社會實際，能夠有效地把國家統治調整到最好狀態，從而促使整個社會繁榮穩定，可以說這就是乾隆的為政之道。

在處理紛繁的政治事務時，乾隆主要依靠軍機大臣，特別是滿洲軍機大臣如鄂爾泰、訥親、傅恒等人，可以說一刻都不能沒有他們。而這些大臣的確能夠傾心為政，忠心輔佐，文武才全，朝中為相，出征為將，幫助乾隆把大清王朝推向了封建社會的最後繁榮。

抓緊手中權力，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建立一套有效地選拔、考察官吏的製度。清朝考核官吏，每三年進行一次，對京官的考察稱為“京察”,對地方官員的考察稱為“大計”,經過考核，將不稱職的官吏分為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軟無為、不謹、貪、酷八種，根據不同缺點給予相應的處置。乾隆認為京察、大計是薦舉人才、參革衰冗的大典，一定要認真執行。

為了能夠選拔優秀的官吏，乾隆曾經多次連篇累牘地訓話，要求部院堂官及督撫大員改掉姑息瞻徇的弊習，在京察、大計中做到秉公查核。乾隆十八年(1753)以後，他對京察各位官吏多次親自裁定，接著還宣布對於一向不用考核的各省藩臬人員進行考核，以政績確定職稱升降，並且傳諭京官，可以在所上奏的密折中明確部屬官吏賢良與否。

乾隆於四十八年(1783),再次諭令，規定凡京察、大計中保舉的政績卓異官員，如果發現有貪贓犯法行為，原來保舉上司要受到處罰，以懲失察之過。終乾隆一朝六十多年間，曆次考核中因為“不謹”“疲軟”被革職的，因為“年老”“有疾”被勒令休致的，因為“才力不及”“浮躁”被降職調任的，加上另外受到其他處分的官員，總數達到六萬多人，超過了聖祖康熙統治時期對不稱職官員處理的數目。

對身邊的文臣，乾隆要求尤其嚴格。即位後剛一年，他就發布上諭：“翰林乃文學侍從之臣，所以備製詔文章之選。朕看近日翰詹等官，其中詞采可觀者固不乏人，而淺陋荒疏者恐亦不少，非朕親加考試無以鼓勵其讀書向學之心。”於是，他親自出題對文臣近侍進行考試，要求自“少詹講讀學土以下，編修檢討以上”都要參加考試，而且不允許以生病為由借口回避。考試完畢後，他又親自批閱試卷，成績出來後按照優劣分別升降官職。乾隆六十多年的治政生涯中，類似的考試進行了多次，有效地選拔出了一批真才實學的儒士。

乾隆認為題補官員不但要重才能，更重要的是要有優秀的整體素質。主要應該選拔“年力精壯，心地明白”的人。因此，但凡遇到所題補的官員年老、隱瞞實際年齡的，就對推薦大臣從重加以處罰。對那些衰庸年老而戀其位的官員，他更是深惡痛絕，認為衰庸年老官員“留一日即多誤一日之事”,因而製定有關條例限製他們繼續占留位置。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分別諭令規定，部院屬官五十五歲以上的要進行詳細甄別，“京察”二、三等六十五歲以上的官員要帶領引見，乾隆要親自裁定他們是否繼續留任。他非常重視文職官員中知縣、武職官員中總兵的年齡結構，為此解釋道：“知縣為親民之官，一切刑名、錢穀、經手事件，均關緊要，自不便以年力就衰之人聽其濫竽貽誤。總兵有整飭營伍、訓飭兵丁之責，豈可任年老衰頹之人因循貽誤。”對於邊疆的辦事司員，年齡上的要求更是嚴格，超過六十歲根本就不允許保送。相比之下，漕運職司人員條件稍微放寬，而其他任何“親民”官員超過規定的年齡，不管什麽理由都不能再使之留任。

鞏固專製統治，在用人上要有原則，乾隆非常清楚這一點。因而如果有官員敢於貪酷、公然違令枉法者，就是皇親國戚也要嚴懲不貸。同康熙帝相似而與雍正帝有異，乾隆用人時將才放置德後，注重以德取人。他認為道德品質高尚的人，根本就不會去做那些結黨營私的事情，官吏清廉，一心奉公，甚至“公而忘私”。在乾隆朝，受信任重用的大臣中就湧現出很多清廉官員，他們頗能忠心任事，才德俱佳。

乾隆初年，協辦大學士孫嘉淦上《三習一弊疏》的奏折，震動朝野。在疏中對朝廷官員提出八項約束條件：“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勞藏於無名，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這八項約束條件之所以出自朝臣，就反映出臣下自覺嚴格要求，擁戴皇上，使國家大治的良好政風。

在乾隆朝，江蘇武進人、一品大學士劉綸可謂清廉自守的典範，他家裏幾乎沒有什麽值錢的東西，平時在家穿的衣服都是縫縫補補的，隻有上朝才穿一身官服以示體麵。有一年寒冬的一天，軍機章京王昶半夜因有急事前往劉綸家，劉家室內寒冷異常，劉綸讓家人給王昶拿酒喝以禦寒，可喝酒時卻無下酒的菜肴，找了半天，“僅得白棗數十枚侑酒”。劉綸清廉到這種程度，令人難以相信。

吏部尚書甘汝來是江西奉新人，身為官吏升遷主管部門的當權朝臣，卻對於收受賄賂之事從來無染，恪盡職守，最後病逝於官署內。兼管吏部的大學士訥親，當時親自把甘汝來的遺體護送到家。當訥親走進甘汝來家庭院時，看到一位老婦正在縫補衣服，誤認為是甘家奴婢，呼喝道：“傳語夫人，相公暴薨於署矣。”老婦頓時愕然，訥親把事情經過說了一遍，老婦失聲痛哭，訥親這時才知道她就是甘汝來夫人。訥親問夫人家裏有沒有錢，以備收殮使用，夫人回答：“有。”於是拿出一個小袋子，把裏麵的銀兩全部倒出，僅僅八兩，並且解釋說：“此誌書館月課俸也。俸本十六金(兩),相公儉，計日以用，故所餘半月費也。”大學士訥親聽到這裏感動得哭了起來，代替夫人收殮了甘汝來屍身，並且呈報皇上。乾隆知道此情後，特賜一千兩銀子，命令內務府辦理甘汝來喪事。

乾隆朝名臣劉墉的父親劉統勳，祖籍山東諸城，其父曾任四川布政使。劉統勳為人忠厚剛直，且具有俠腸義骨色彩。他是雍正二年(1724)中進士，後供職上書房，官至大學士，深受乾隆信任，為官十分清廉。乾隆元年(1736),劉統勳任左都禦史時，曾連上兩疏彈劾三朝宰相張廷玉和總理吏、戶兩部的尚書公訥親，揭發兩人獨攬大權、於朝中遍植親黨的罪狀，因而震驚朝野。此外，劉統勳還多次以欽差大臣身份外出，辦理重大案件，勘察河務工程，督運軍餉，都能夠雷厲風行，執法如山，圓滿完成任務，貪官汙吏多因怕他而有所收斂。乾隆三十八年(1773)初冬的一個早上，天還未放亮，劉統勳就動身上朝了，當轎夫走到東華門外時，感覺情況不對勁兒，打開轎幔看時，發現劉統勳已經坐逝在轎子裏。乾隆聞訊，親自到劉家吊唁，親身目睹劉家之儉樸，回到宮中乾隆麵帶淚痕，對眾大臣說道“劉統勳乃不愧為真宰相”,“朕失去一股肱”!

在大清朝，總督巡撫都是封疆大吏，掌握一省乃至數省大權，地位極為顯赫。乾隆為此曾說：“蓋人君總其成於上，而分其任於督撫。”其意是說皇帝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固然是統治意誌的中心，而皇帝實現對全國各個地方的統治，則是依靠督撫等要員來完成的。國家政令的通達與否，社會能否整體穩定發展，督撫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用好督撫成為治國用人的一個重要環節。而乾隆選拔督撫，在才德具備的前提下，特別注重他們的執政能力，看他們能否幹出成績。這樣政績優劣便成為品評督撫的重要條件，政績好壞也就是看他們對皇權意誌是否得到很好地貫徹實施。

我們可以從一些實際例子中了解乾隆在用人時，如何貫徹他的意誌。譬如陝甘總督一職，控製著整個西北地區，從民生到邊防，從修治到邦交，無不顯示出這一職位的重要，選人得當自然成為用人的一個重點。因而在挑選陝甘總督時，乾隆特別注意什麽樣的官員能擔此重任。這一職務原由漢軍鑲黃旗人黃廷桂長期擔任，黃廷桂便頗為乾隆欣賞。乾隆發兵平定準葛爾部時，因為前線缺乏糧米而焦慮，當時已經離任的黃廷桂報告說，他在擔任甘肅巡撫時，曾購買糧穀三百萬石，分別儲藏在河東地方，此時正好可解前線之急。於是，他便采取有效的運輸方式，保障了前線糧米的供應。運糧車十家抽一，給予優厚的腳價運費，還允許民間百姓到前線販賣其他日用雜物，所以民夫運糧相當踴躍。後來，黃廷桂因為運送軍需而操勞過度，積勞成疾，病倒在床，仍然不住地嘮叨馬馱、運糧、進剿、擒拿賊首諸多事務，去探望他的文武官員沒有不為之感動的。黃廷桂盡管沒有親臨前線殺敵立功，乾隆稱讚他運送糧米及時，並且絲毫沒有驚累百姓之處，因而功勞最大，遂授予騎都尉世職，三等忠勤伯，賜予雙眼孔雀翎、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顯示出皇上的特別恩寵。黃廷桂去世時，乾隆親書挽聯：“鞠躬盡瘁今誠已，葛亮而來此一人。"

在乾隆統治期間，自學成才的安徽桐城人方觀承，跟隨平郡王定邊大將軍福彭征剿準噶爾時，職位並不高。後來乾隆發現他頗具才能，於是非常賞識，逐漸提拔為直隸總督。方觀承在任二十年，政績十分突出，沒有辜負乾隆的厚望。直隸境內有條永定河，人稱“小黃河”,因水流從上遊帶來大量泥沙、水文呈現黃河中下遊狀態而得名。永定河原稱“無定河”,因經常泛濫，康熙統治時期曾多次整修河堤，就連“永定河”的名字也是康熙帝為了慶祝河工完成而賜予的。

水利工程是一項持續工作，尤其是對泥沙不斷沉積的永定河來說，更不可能一勞永逸，需要不斷建設整修。針對永定河在當時的再度泛濫，方觀承上疏稱，需要將六工以下北大堤改移下口，使水行地中，方能暢通無阻。但乾隆認為河堤隻能加厚，不能再加高了，反對方觀承的建議。這是因為乾隆沒有親自視察工地所做出的決定，後來親臨河工視察時，才知道他的成見不對，知道北方與江南治河方法有所區別，因此采納了方觀承的方案，使永定河的治理得以順利完工，減輕了水患災害。

直隸地區北部與蒙古接界，內地百姓經常到邊外租種蒙古王公的土地，因為地租問題經常引起糾紛，方觀承為此製定交租法令，並且上疏奏請在熱河設立民治機構，以保障人民應有的權益。

乾隆出巡四方首先要經過直隸地區，京師八旗兵出征也是如此，因此直隸地方差務頻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方觀承對此往往布置周密，保證各項差務及時又有條理地完成，並使百姓不受擾累之苦。乾隆由此對方觀承頗為信任，認為國家最需要的就是這種能臣。

有一次，天津地區發生嚴重水災，而天津屬於直隸的一部分，禦史就上疏彈劾方觀承。乾隆親自為他辯護，稱：“直隸事務殷繁，又值災歉，措置不無竭蹶。言易行難，持論者易地以處，恐未必能如方觀承之勉力支持也。”其意是方觀承做得已經相當好了，換成別人恐難有如此的成就。作為一朝之君，在保護能臣的同時，也體現出他的治政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