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製黨爭

對於一個封建帝國的專製皇帝來說，皇權自然至高無上。但是一個賢明的帝王，每一項決策都是要經過深思熟慮的，乾隆也是如此。

在榮登帝位之後的一定時期，乾隆每言必稱“敬天法祖”,每日必讀前朝實錄，迅速穩定了朝中大臣；但他又以另一種方式對雍正時期的國政方針推行著大膽改革，以緩和隱蔽的方式，把父皇的統治政策幾乎搞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令人吃驚的是國家大政方針雖然出現了巨大變化，唯有人事沒有什麽大的變動，這在一般政治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新君用舊臣，在推行統治意誌時，往往要冒較大的風險，但乾隆卻穩坐龍椅，實現了平穩過渡。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他的臣子依然是雍正時的舊臣，連朝廷重要的關鍵人物也都沒有什麽變動，像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以及鄂爾泰、張廷玉等仍在朝中穩居要職。

由於雍正統治時期嚴禁皇子結交朝臣，致使乾隆登位之初沒有親信重臣，似乎是一種缺憾，但又是一種優勢。他曾說道：“今朕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這樣倒可以避免新舊交替之間的傾軋與摩擦，減少推行新政時所存在的自然壓力和阻力。舊臣之間當然也存在著矛盾衝突，隻是沒有那麽激烈罷了，朝中重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兩人即是如此。當然，此時兩人的門戶對立和雍正初期的朋黨不同，雖然對皇權統治有不良影響，但不會對皇權構成直接的威脅，它隻是基於師生、親族、民族而形成的派係利益集團。

鄂爾泰、張廷玉二人位極人臣，民間甚至傳言朝中實權由二人掌握。朝鮮使者回國報告說：“閣老張廷玉負天下重望，有老母，乞歸養而不許，彼人皆以為張閣老在，天下無事雲。”意思就是張廷玉要告老還鄉侍養老母，但乾隆皇上不批準，人們都說朝廷中隻要有張廷玉在，大清就平安無事。雖然事實上未必如此，但也足以說明張廷玉勢力影響之大。

乾隆即位之初，乾隆盡管不滿權臣明爭暗鬥的現狀，但因當時滿漢官員大多分屬鄂爾泰、張廷玉門下，少數人家史貽直等雖不附權要，也自立一門。因而此時如果大動幹戈，勢必造成朝中乏人的狀況，皇權的穩固就談不上了。鑒於此，乾隆隻好另生計謀，暫時以屈求伸，在親信勢力沒有培養成熟的情況下，小心翼翼地操縱鄂爾泰、張廷玉二派中的臣僚。

乾隆初年，聚集在張廷玉周圍的都是漢族官員，而聚集在鄂爾泰周圍的都是滿族官員。因此，鄂爾泰、張廷玉兩派的門戶對立也是滿漢官僚之間矛盾的一種反映。為此，乾隆指出：“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人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

張廷玉是康熙朝大學士張英之子，安徽桐城人。他本人是康熙晚年的進士，康熙末年已擔任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雍正四年(1726)升任文淵閣大學士，曾輔佐雍正帝即位，長期為皇上起草諭旨文書，長於文字，又勤勞敏捷，能很好地貫徹皇上的意旨，被雍正視為股肱之臣。對西北用兵時，雍正七年設立軍機房，製度也多由張廷玉策劃起草。另外，他還負責編撰《清聖祖實錄》,對雍正參與爭奪皇位的事實進行了巧妙的掩飾。身為軍機大臣，張廷玉還兼管吏部、戶部。

張廷玉一門朝中顯貴頗多，多為科舉出身，子弟門生占據著許多朝廷要職。其弟張廷璐是禮部侍郎；張廷球是內閣學士；其子張若靄和張若澄都工書善畫，入直南書房，為內閣學士；張若淳是軍機章京，後曆經外任，官至侍郎、尚書，的確是“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閭裏，天下榮之。前後十餘年，賞賜至不可勝記，又第及園墅、命紫禁城騎馬，皆朝列所稀有者”。這是對張氏家族權傾朝野的最好詮釋。

張廷玉勢力的日長必然會引起其他朝臣的擔憂。乾隆六年(1741),左都禦史劉統勳奏稱：“大學士張廷玉曆事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責備恒多。臣竊聞輿論，動言桐城張姚二姓占卻半部縉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仁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稍抑其升遷之路，使之戒飭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這充分說明了張廷玉集團勢力的龐大，黨羽眾多，已引起眾臣的廣泛關注。張廷玉的勢力主要分布於內閣六部，黨羽主要是科舉出身的漢族九卿官員和漢族督撫，有的已經成為一品、二品朝廷大員，像吳士功、張照、汪由敦等人。

滿洲鑲藍旗人鄂爾泰，姓氏西林覺羅。因是康熙朝舉人，康熙皇帝授予他內務府郎中官職。雍親王胤祺即位之前，曾想和鄂爾泰結交，然而遭到他的拒絕，這不但沒有引起雍親王的不滿，反而贏得了他的信任，雍正登位之後，認為鄂爾泰為人剛直不阿，才可大用。雍正四年(1726),鄂爾泰從一個小小的郎中直線提為雲貴總督，地位令人矚目。鄂爾泰在西南地區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成效顯著，為了統一事權，雍正特授他為雲、貴、桂三省總督。鄂爾泰果然不負雍正厚望，在西南任上賣力工作，設置州縣，稽察錢糧，平定士官叛亂，功勳卓著。在雍正十年(1732),鄂爾泰被調回京師，出任首席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要職。

鄂爾泰權傾朝野，宗族勢力隨之極度膨脹起來。其弟鄂爾奇擔任戶部尚書兼步軍統領；長子鄂容安在軍機處任職，後曆任河南巡撫、兩江總督、參讚大臣等要職；次子鄂實也是參讚大臣；三子鄂弼曆任山西巡撫、署西安將軍，四川總督；四子鄂寧曆任巡撫、總督；五子鄂忻是莊親王允祿的女婿；侄子鄂昌曆任湖北巡撫、甘肅巡撫；侄子鄂樂舜曾任山東巡撫；鄂爾泰的女兒嫁給寧郡王弘皎為妻，“自從龍入關，重侯累相，武達文通，在豐沛故家中遺澤最遠”。由此可見鄂爾泰家族既是皇親國戚，又大多是權傾朝野的顯貴，因而和張廷玉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鄂爾泰政治集團主要以地方滿人督撫和京中部分漢官為主。他六十大壽那天，“百官皆欲製屏稱觴”,為了表示答謝，鄂爾泰曾作詩道：“老至情懷難向說，不堪重許賀人多。”鄂爾泰的門生中，著名人物有尹繼善、仲永檀、史貽直、胡中藻等人。

乾隆初政期間，鄂爾泰、張廷玉分別是滿漢大臣中的領袖人物，要穩定大局就少不了得到二人的鼎力相助。此外，張廷玉和鄂爾泰還是乾隆做皇子時的老師，有訓誨之功，剛剛登上帝位，乾隆也不便一下把臉麵撕破，那樣會對他的皇權鞏固產生不利影響。不過乾隆也認識到不能任他們橫行朝野，擾亂朝綱，於是采取了相互抑製、權力均衡的方針來對付兩黨紛爭。

對於抑製張廷玉、鄂爾泰二人的策略，乾隆曾有明確闡述：“鄂爾泰、張廷玉素相得，兩家亦各有私人……會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在餘心固自有權衡，而鄂與張兩皆成就為賢臣，不亦善乎?”意思是說，要對付這兩個集團，要憑借他的權力，控製得當，既不讓一方擊敗另一方，也不能使他們兩敗俱傷，而是要權衡利弊，讓他們互相牽製，最終達到互相促進，競相為朝廷效力的目的。因而在乾隆初年，他對兩位權臣的對策就是稍加警告，要他們潔身自好。

同時，乾隆還警告其他大臣，言稱對鄂爾泰、張廷玉“亦不可以其所言，盡以為是”,借以表明對兩位輔政大臣也並非絕對信賴。不過話雖這麽說，他對兩位大臣仍然以禮相待，以示用人不疑。

隨著乾隆統治地位的日益鞏固，他逐漸開始著手加以整治朝綱，張廷玉、鄂爾泰兩大派首當其衝。早在雍正統治期間，因為辦理苗疆事務不力，鄂爾泰引咎辭職。雍正帝曾派大臣張照頂替鄂爾泰安撫苗疆之亂，可張照因是張廷玉的同黨，是鄂爾泰的政敵，到達貴州後並未集中精力平撫亂民，而是挾門戶之私見，存心報複，殫精竭慮地搜羅鄂爾泰的罪狀，想推翻“改土歸流”政策。

因為乾隆讚成鄂爾泰對苗疆施行“改土歸流”政策，於是對張照的行為十分不滿，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張照在京時，見皇考申飭鄂爾泰，因其向來料理原未盡善。繼有解任之旨，張照遂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借此對張照進行了打擊和批判，斥責張照“浮躁妄行”,革職入獄。鄂爾泰一派見狀認為機會到來，想借此整治張廷玉一黨，置張照於死地，不料乾隆對張照的懲治適可而止，沒有聽任鄂黨乘機報複，形成一黨壓倒優勢的局麵。而是置身兩黨之間，竭力平衡雙方勢力，為自由駕馭諸朝臣提供便利，是乾隆這一時期的基本策略。

鄂爾泰在苗疆問題上的失誤，雍正皇帝在臨終時予以原諒，命他仍以大學士的身份輔佐新君。乾隆即位之初，也替鄂爾泰撐腰，減輕了他的罪責，鄂黨由此大受鼓舞，隻想以張照為突破口，殺殺張廷玉一派的氣焰。

張照革職入獄後，乾隆派遣鄂爾泰的黨羽張廣泗前往苗疆治理。張廣泗上疏彈劾張照阻撓軍機，結黨營私等罪狀。鄂黨中的哈元生也上疏揭發張照曾誘他參劾鄂爾泰，鄂爾泰由此自然對張照有切齒之恨。乾隆洞悉兩黨明爭暗鬥的境況，於是警告張廣泗稱：“今朕用鄂爾泰為大學士，又總理事務，張廣泗又不可以為新主之重待而有迎合之心。”“人臣事君之道，惟有據實秉公，無偏無黨。"

乾隆的警告使鄂黨不敢太放肆，但張廣泗借著平苗疆叛亂立功之機，汙蔑張照督理苗疆時肆意揮霍糧銀。於是，乾隆讓張照賠補，張照不服進行申辯。乾隆就命人對此查清落實，了解到是張廣泗有意落井下石，誇大了事實。乾隆給張照平反後，命他在武英殿修書處任職，後來又授予內閣學士職，入值南書房。張照複職後，曆任刑部侍郎、刑部尚書職務。至此為止，一場紛爭算是得以了結。張照事件可以說是乾隆權力均衡原則的一個典型例子。

為了揭露鄂爾泰、張廷玉遍植私黨、幹預朝政的行為，乾隆曾向他們發出過嚴正警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有黨援庇護之念。”要求他們以後要忠心體國，不得包庇縱容私黨。同時也向依附於鄂爾泰、張廷玉的滿漢大臣們警示：“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接著再次告誡鄂爾泰、張廷玉二臣：“更當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提醒他們識時務者為俊傑。

乾隆六年(1741),當左都禦史劉統勳建議限製張廷玉黨羽的膨脹發展時，乾隆借機讓劉統勳當著眾大臣的麵宣讀這道奏折，命張廷玉本著“聞過則喜”的誠懇態度虛心接受。為此他還說：“今一經察議，人知謹飭，轉於廷玉有益。”乾隆的製衡策略的確高明，所采取的方法和說教有理有據，為人易於接受，以緩和的方式懾服了朝中眾大臣，起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