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曾國藩學習自省

學者南懷瑾說："曾國藩一生共有十三套學問，但流傳後世的隻有一套，即《曾國藩家書》。"如果我們細讀《曾國藩家書》,就會發現其中除了對晚輩的教誨外，更多的是對自我心靈的拷問。

曾國藩(1811-1872),中國近代一個響當當的人物，“清代三傑”之一，洋務運動的先驅人物。曾創辦湘軍與太平天軍苦戰並最終取得勝利。他曆任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兵部、吏部侍郎，後任兩江總督等職，一生曆盡坎坷，幾度生死。

從青年時代起，曾國藩就按照京師唐鑒、倭仁幫他製定的"日課十二條”,每日自修、自省、自律。即使後來成為高官顯貴之後，也從不停止這些艱苦的功課。他曾經在日記中寫道："一切事都必須檢查，一天不檢查，日後補救就困難了，何況是修德做大事業這樣的事!”他所寫日記，直到臨死之前一日才停止。曾國藩正是在逐日檢點、事事檢點的自律自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事業的成功，走向人生的輝煌。

道光年間，在京城做官的曾國藩書生意氣，加之年輕氣盛，內藏傲骨，外露傲氣，易衝動，"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鹹豐初年，他在長沙辦團練，也動輒指摘別人，尤其是與綠營的明爭暗鬥，與湖南官場的鑿構不合，以及在南昌與陳啟邁、惲光宸的爭強鬥勝，這一切都是采取法家強權的方式。雖在表麵上獲勝，實則埋下了更大的隱患。又如參清德，參陳啟邁，參鮑起豹，或越俎代庖，或感情用事，辦理之時，固然幹脆痛快，卻沒想到鋒芒畢露、剛烈太甚，傷害了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無形之中給自己設置了許多障礙，埋下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隱患。

鹹豐七年二月，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去世，曾國藩脫下戰袍從江西戰場回家守喪。這引來了朝廷上下一片指責聲，有些人甚至還希望朝廷處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僅準假三月，還給了他一筆銀子，令他假滿即赴前線。曾國藩並不領情，上表要求在家守製，朝廷不準。三個月後，曾國藩再次上奏，在這篇奏折裏，他倒盡了苦水，然後提出複出的困難，如：自己所保舉湘軍將士的官名都是虛的；自己位雖高卻沒有實權；軍餉受掣於地方；作戰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這實際上就是希望朝廷理解他的苦處，授以督撫軍權實職，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誰知朝廷根本不予理會。當時是滿人的天下，要授漢人以實職是值得皇帝猶豫的，於是皇帝幹脆同意他在家終製。曾國藩原本是想借守製為籌碼，獲得更大的權力以利於自己施展拳腳，卻沒料到被朝廷順水推舟。無可奈何的曾國藩在家一呆就是一年多。眼看著自己親手創建的湘軍不能由自己指揮立功，不免"胸多抑鬱，怨天尤人”。

在湘中荷葉塘守製的一年多時間裏，曾國藩對自己的為人處世作了深刻反省。他開始認識到自己辦事常不順手的原因，並進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場中的為人之道："長傲、多言二弊，曆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之由，未嚐不視此二者為樞機。”"曆觀名公巨卿，多以長傲、多言二端而敗家喪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他總結了這些經驗和教訓之後，便苦心鑽研老莊道家之經典，潛心攻讀《道德經》和《南華經》,經過默默的咀嚼、細細的品味，終於悟出了老莊和孔孟並非截然對立的，兩者結合既能做出掀天揭地的大事業，又可泰然處之，保持寧靜謙退之心境。

一年多後，浙江局麵一變，禦史李鶴年、湖南巡撫駱秉章等人上奏朝廷，要求朝廷速命曾國藩複出以解浙江之急時，在鬱悶與反省中度日如年的曾國藩不再討價還價，立即披掛出征了。再次出山的曾國藩，身上多了些從容與遷就，少了些衝動與固執。這些改變對他日後的功名成就無疑是影響巨大的。而這一切，均拜他的自省所賜。在這一年當中，是曾國藩一生思想、為人處世的重大調整和轉折的時刻。在這段時光裏，他反反複複痛苦地回憶，檢討曾經的過去。也正是由於他這段痛苦的自我反省才有了曾國藩晚年的成熟老練，等到他再次出山時，已漸漸地掩住自己的鋒芒而日益變得圓融通達。

從曾國藩的家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體會到他是如何深刻地反思與檢討自己的作風。而一個時刻自省的人，言行逐漸平和穩重，性格也會更加完善完美，不會動輒乖張動氣、情緒失控。因此，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要思考，要反省，不能靠著本能和欲望去支配我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