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各類事故觸目驚心

富士丸是一艘海上自升式移動鑽井平台，由日本神戶船廠建造，1968年下海，屬於駁船類，無自航能力，外形好像一張倒扣著的兩層茶幾，四腳朝天，“桌麵”是沉墊，可平穩地坐在海床平麵，“桌腿”也是四隻，高達72米，直徑2米。上層板是聳立在海麵之上的鑽井平台，呈長方形，套在樁腿上，靠液壓缸上下移動。

鑽井時，船體上行，離開水麵之後，在設定高度固定，便可開鑽；航行時，船體下行，依靠海水浮力把沉墊提起，令整個平台呈漂浮狀態。沉墊離海麵越深，船體重心越低，穩定性就越好；反之，船體重心高，穩定性就差，伸向天空的72米高的樁腿，因慣性作用而延長船體在風浪中的搖擺恢複周期，危險係數就會相應加大。

富士丸用拖輪牽引航行，航速控製在7-10公裏/小時範圍之內。日本掘削株式會社將其投放東南亞較淺的大陸架海區，從事石油勘探，船型是完全針對那裏平緩的海底地勢地貌設計的。

1973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石油部以3735萬元人民幣，購進富士丸，更名為“渤海二號”，劃拔給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並在海上鑽出成井19口，總進尺5.4萬多米，其中4口鑽井獲得工業油流。

1979年11月25日，渤海二號在拖航時突遇颶風，甲板斷裂進水，造成主配電係統短路，失去電能供應；左舷排風筒被巨浪打掉，大量進水。

按理說，在這種險情下，工人們應該放艇棄船，但大家都是受“人在陣地在”教育多年，不顧個人安危，奮力搶險，卻回天無力，於3時35分左右，在東經119度37分48秒，北緯38度41分30秒的渤海海域翻沉。全船乘員74名，死亡72名。2名工人僥幸獲救。幸存者一個姓閻，名字叫學軍；另外一個姓王，名字叫墨林。事後，工友們調侃說：你們兩個人的姓氏加在一起，就是“閻王”，閻王爺看在本家的份上，放了你倆一馬！

事發第三天，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就向上級做了報告，把事故原因歸結為：突遇10級以上的風浪，屬於不可抵抗；領導機關指揮無誤；遇難工人為搶救國家財產而英勇獻身。

1980年1月19日，石油部部長宋振明，又把原報告中提出的“相當於10級以上的風浪”改為“11級”，並簽發請示報告，要求國務院命名渤海二號鑽井船隊為“英雄鑽井船隊”，追認72名遇難者為烈士。海洋石油勘探局計劃隆重召開遇難人員追悼大會，事前還請來記者，撰寫了長篇通訊《渤海忠魂》，準備會後見報，廣為宣傳。個別領導還以“工人們與風浪奮勇搏鬥，最後英勇犧牲。”“搞四化也要付出代價，72人死得是值得的，他們是英雄，要交學費嘛”等說法，文過飾非，推卸自己的責任。

對於這種“喪事當作喜事辦”、“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騙取政治榮譽的卑鄙做法，死難者家屬深為不滿，不少人議論紛紛：“我們的烈士當得太窩囊了! ”“什麽渤海‘忠魂’，其實是‘冤魂’!”“我們這裏老是‘事故出英雄’。”工人們創作的一首打油詩“石油局，創奇跡。冬天海上去打油，夏天碼頭把船修。井也沒打成，人亡船也丟”，不脛而走。有的家屬不斷上訪，使海難真相逐漸被中央高層聽聞。

不久，由國家經委、石油部、交通部、國家勞動總局、中華全國總工會、天津市勞動局和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等十多個部門組成的調查組，來到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對事故原因進行了深入、細致地調查。

1980年4月19日，調查組向天津市委報送了《關於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號鑽井船翻船事故的調查報告》，明確提出導致事故原因有三：一是沒有排除壓載水；二是平台與沉墊艙沒有貼緊；三是沒有卸載。《調查報告》指出，這三條的共同影響，破壞了渤海二號抵抗風浪的能力，使本來能夠抗12級以上風力的渤海二號，卻經不起八九級風(最大陣風是10級)的襲擊，致使通風筒被打斷後，海水乘機大量湧進泵艙，渤海二號失去平衡，翻船沉沒。

《調查報告》還對事故性質進行了認定，指出：渤海二號違背了拖船應排除壓載水的規定，違背了平台與沉墊艙間距的規定，還違背了卸載規定，“確屬一起嚴重違章指揮造成的重大責任事故”。《調查報告》建議，對事故責任者追究刑責和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聯合事故調查組與石油部的意見針鋒相對，雙方陷入激烈地爭論之中，久拖不決。

5月的一天，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與全國總工會、《工人日報》領導談話，坦率地說：我經常看《工人日報》，(但)你們總是跟著國家經委(今天的國家發改委的前身)跑，很少看到你們反映工人權利、反映工人意見的報道……他表示，渤海二號沉沒，死了72個工人，報紙應該登，按憲法辦事。沒人出來講公道話，官官相護不好，長期這樣，正氣就沒有了。

6月11日，在聽取勞動保護工作情況匯報時，國務院副總理萬裏直接表達了對《工人日報》不報道渤海二號事故的不滿，他說：“沒有反映工人思想問題，沒有講工人的安全問題，這樣的《工人日報》我就不看。”6月20日，萬裏再次提到渤海二號事件，認為《工人日報》應該為工人說話，包括批評廠領導、部領導、國務院領導的官僚主義。“如果你們掩蓋這一類問題，掩蓋我們的矛盾，不代表工人講話，那就不要幹這個工作。你代表工人講話，不要怕得罪哪一級。這樣才會使工人感到你像工人的報紙。”

隨後，工人日報社研究決定，派出記者陳驥（時任工會工作部主任）、牛鳳和（時任經濟部記者）前往天津，與該報駐天津記者站的劉俊生一起，開始了全麵采訪。

陳驥回憶說：“我們采訪的對象，主要是參與事故調查的同誌和部分企業職工，其中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時任天津市勞動局局長、著名的勞動模範出身的潘長有同誌的支持和協助。他也是事故調查組的一名負責人。其他還有經委和工會參與調查的同誌。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對事故發生過程中基本事實的原始資料，渤海二號職工與海洋石油局的通話記錄、決策會議的原始記錄、天氣預報的原始記錄、事故發生後搶救的原始記錄等等都進行了再一次的查證。對企業管理中足以引發大事故的種種實例也進一步搜集材料，逐步挖掘出隱藏於事故背後的錯誤指導思想。還開了一些職工座談會，聽取意見，印證我們的分析和看法。”職工們反映，“我們海洋勘探局是事故出英雄，一次事故，一批英雄，事故越多，英雄越多。”事發後，局領導要大講渤海二號不怕犧牲的功績，開展所謂的大總結、大評比、大宣傳、大表彰活動。全局統一思想，“事故”二字不許提。

經過一番采訪調查，被海洋石油勘探部門“光環”掩映下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觸目驚心：

從1975年到1979年，發生1043次事故，其中重大事故30多起，造成105人死亡，114人重傷，經濟損失巨大。事故發生後，個別領導並未能引起警惕，沒有充分發動群眾分析事故原因，實事求是地吸取教訓，而是忙於評選事故搶險中的英雄人物，收集先進事跡，通過給有功人員披紅戴花、評功授獎，“偷梁換柱”，把壞事“漂白”，巧妙地轉變為好事，把損失說成是“交學費”，弄虛作假以掩蓋自己的過錯，結果卻是，負有責任的領導不降還升，事故教訓沒有認真汲取，存在問題沒有認真查找，反而助長了不說真話、不尊重科學的壞風氣，工人們的生命和國家的財產難有保障。更為荒唐的是，渤海二號鑽井船的《穩性計算書》等外文資料，從未翻譯、研究過，直到沉船事故發生後，為了調查案情，才由天津市人民檢察院請人譯出。因此，從1979年1月到8月，事故頻發，高達55起，同比增長一倍以上。

從采訪開始到寫出《渤海二號鑽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消息）和《渤海二號鑽井船翻沉說明了什麽？》（新聞分析），請采訪對象核實，送審，見報，《工人日報》的記者們忙乎了一兩個月時間。他們深切地感到，渤海二號事故所表現的唯意誌論和外行領導內行的瞎指揮，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並非個別現象。一些官員為了自己的政績，拿工人們的健康乃至生命當兒戲，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程度。

稿件寫好後，陳驥多了一個心眼，隻送到天津市勞動局、天津市總工會，很快就審查獲得通過。陳驥事後說，稿件沒敢送到海洋局和石油部審查，“送去就出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