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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城無千載好，花無百日紅。雖然早在1986年12月，國家就公布了第二批曆史文化名城名單，壽縣與上海、天津、重慶、平遙、常熟、安陽等38座城市一起榜上有名，又是安徽第一批躋身中國曆史文化名城的三個城市之一（另外兩個是淮北的亳州、皖南的歙縣），但時光流轉，曾經四朝為都、十次為郡的壽縣，已經日落西山、輝煌不再。

無論是從地理、氣候角度，還是文化角度，淮河都是中華版圖腰部一條天然的分界線。

人們曾將四條獨流入海的大河“江、河、淮、濟”（長江、黃河、淮河、濟水）統稱“四瀆”，並形象地比喻長江為耳，黃河為口，濟水為鼻，淮河為眼。眼睛是心靈的窗口，是了解萬事萬物的主要工具，淮河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淮河與長江、黃河相比，要短的多。但淮河流域屬於亞熱帶氣候，物產豐富，是中華大地最適宜古人居住、繁衍的好地方。

從古至今，讚美黃河、長江的詩篇汗牛充棟，對淮河的推崇也有不少：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天下賦之所出江淮居多”，“江淮熟、天下足”。

淮河也是一條哺育華夏文明的母親河。全流域橫跨豫、魯、皖、蘇四省，麵積27萬平方公裏。“淮河流域，陽開陰合，為我國數千年來政治史的中心，其代產英雄，龍跳虎臥，為吾國數千年人物史的代表。”（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伏羲和女媧部落曾活動在淮河流域；中國最早的封建王朝夏朝、商朝都在淮河流域建都。到了西周，中國的政治中心才西移到黃河上遊、黃土高原。最具代表性的中國三大文化儒、釋（佛教）、道，除了佛教是引進的，儒、道都發源於此。儒家代表孔子、孟子，道家代表老子、莊子，法家代表管仲、李斯、韓非等等，以及墨家師徒、諸葛孔明，都是在淮河流域長大的；劉邦、項羽、韓信、英布、曹操、朱元璋、徐達、李鴻章及其淮軍等等，都是在淮河岸邊起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多數）、蔡文姬、司馬光、華佗、孔尚任、揚州八怪等等，都是這片沃土培育的；中國四大名著中，至少有三部的作者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都與淮河文化有著割舍不掉的聯係。八公山下、淮河南岸，戰國春申君在這裏廣招門徒3000人，位列“四君子”之首；西漢淮南王劉安招賢納士數千人，在蘇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晉昌、毛被、左吳等“八公”的協助下，劉安組織編撰了中國古代最為著名的百科全書《淮南子》，“女媧補天”、“後羿射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等神話，靠這本書得以流傳；經緯概念、陰陽五行、二十四節氣、二十八星宿、天人合一思想等，也靠這本書而得以係統、完整地闡述……

壽州位於淮河中部、東淝河西邊，得天獨厚。“控扼淮潁，襟帶江沱；為南北之要樞，江南之屏蔽。”（清代著名的軍事地理學家顧祖禹）“壽州當長淮之衝，東據淮河，西據淠穎，襟江而帶河……，南人得之，則中原失 其屏障；北人得之，則江南失去咽喉……故楚人既盡大江以南，欲窺中原，逐遷都於是，以為進取之資。漢魏揚州之治，皆取於茲，以均南北之勢。”“昔人以（壽州）為建業之骨髀，故魏武帝據之以窺吳，晉謝玄據之以破秦。隋欲破陳，亦先屯兵於此。楊行密據淮南，壽州之防尤重。劉仁贍堅壁自守，周世宗攻之，三年不能下，其形勢蓋可知也。”（光緒《壽州誌》）“壽州為淮南重鎮。北關山、西節湖、湖之外長淮限前。東津渡匯東南諸水，由城東繞西北、循山麓而與淮水會。隔隔數十裏瓦埠湖，芍陂塘諸水利，盛漲時，亦汪洋巨浸。其水皆以淮為歸。”（孫家鼐：《重修沿城石堤及東門橋碑記》）

春秋時期，河流是最為重要的交通工具。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掘邗溝之前，中原到江南隻有一條水道：沿潁河入淮河，進入東淝河、施水（南淝河），經過巢湖，最後抵達長江。壽州坐落在淮河、東淝河交叉處，因此成為溝通南北的交通樞紐。邗溝開通後，河道比較狹窄，不能通過大型船隻。隻到西漢吳王劉濞（漢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開掘邗溝文道（今老通揚運河西段），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觀。但壽州作為南北河運要衝的地位，一直是牢不可破的。

楚國末年，考烈王“徙都壽春，命曰郢”，“城中有金城及相國城……，其地綿延曲折三十餘裏。”名列全國六大都會(壽春、洛陽、邯鄲、臨淄、苑縣、成都)之一（西漢司馬遷：《史記?楚世家》、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前後19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推行郡縣製，就設立了壽春縣；“壽春、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漢書?地理誌》）“壽春，淮南一都之會，地方千餘裏，有陂田之饒。”（《南齊書?州郡誌》）“壽陽……財力雄壯，獨甲諸州。”（宏詢：《謝公祠》）

宋朝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頂峰，“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著名學者陳寅恪）北宋、南宋加起來319年，安徽出了9個宰相，壽州就占5人：呂夷簡、呂公著、呂本中、白時中、魏杞，而且，呂夷簡、呂公著、呂本中是祖孫關係，被尊稱為“三呂”，祖孫三人，同朝為相，這是十分罕見的；大宋朝有137個宰相，作為一個城市，壽州無論是在安徽，還是全國，都是名列前茅的……

成也淮河，敗也淮河。可以說，南宋是中國主導文化——漢文化的下坡點，南宋建立之後，宋、金隔淮河到大散關一線對峙百年，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最後，金國、南宋都被蒙古鐵蹄踏平，從此，中國慘遭馬背民族的奴役，漢文化“後漸衰微……”至今也沒能恢複元氣。就在宋、金對峙時期，壽州從一大都會，淪為南宋抵禦金國入侵的橋頭堡，軍事地位迅速上升，而經濟文化地位日益衰落。到了明朝，起義軍與蒙古軍在這江淮地區反複廝殺，這裏已是“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曹操：《蒿裏行》）“中原殺氣未曾收，江北淮南草木秋。”（朱元璋《鎮淮樓》）雪上加霜，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黃河水南泛，造成了縱黃奪淮，致使淮河入海口淤塞，中下遊河床褒滯抬升，風調雨順的淮河，淪為內河、害河，水患不斷，十年九災，《壽州誌》記載，僅明代永樂七年（1409）至清光緒十年（1885），400多年間，壽州城就進行了27次整修，不到20年就整修一次，可見水患多麽頻繁，財產損失有多麽大；到了近代再遭鐵路、公路、航空等現代交通的重創，河上運輸風光不再，壽州就像個半老徐娘，在歲月的侵蝕下，毫無脾氣地一天天地衰敗下去。

盡管如此，以壽州為代表的淮河文化還是倔強生長著。她北接齊魯文化，西連荊楚文化，東南被吳越文化所覆蓋，既為各種文化的碰撞、角逐之地，又是多種文化交流、融合之處，中國曆史文化名城、中國成語典故城、中國書法之鄉、中國地下博物館、中國“教授縣”等，無不說明了壽州地區文化積澱深厚，是孕育國家棟梁之才的風水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