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教育不改就要亡國

京師大學堂是戊戌變法的產物，但是，她的醞釀卻在戊戌變法之前，經曆了好多年。

1840年6月，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有22萬八旗軍、66萬綠營軍，又有堅固的堡壘，眾多的炮台，以逸待勞，可以守攻自如；英軍總司令懿律率領的機動艦隊從印度出發，擁有40餘艘艦船、4000名士兵，出師無名，又是勞師遠征。中國將士雖然奮不顧身，英勇抵抗，但血肉之軀豈能抵擋住英軍的炮火？

在英軍的一連串進攻麵前，清政府束手無策，連吃敗仗，不得不告饒，在南京靜海寺與英國政府談判。8月29日，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在英軍旗艦“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香港島被割讓給英國，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五大口岸開放給英國人貿易和居住。消息傳出，西方列強個個爭先恐後，張牙舞爪威逼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1844年7月3日，中美簽訂《望廈條約》；1844年10月24日，中法簽訂《黃埔條約》，享有領事裁判權和傳教權等等。

自從緊閉的國門被英軍的炮火轟開以後，中國這隻“紙老虎”立馬現出原形，頃刻間淪為世界舞台上的“癟三”，列強們誰願意過來打兩拳，就打兩拳；誰想踢三腳，就踢三腳……第二次鴉片戰爭、英俄爭奪中亞和武裝入侵新疆、中法戰爭接踵而來，最後，連中國人最看不起的“蕞爾小國”日本，也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將中國打敗。整整半個世紀，清政府簽定了數不清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成萬、成億兩白銀潮水般地賠償給戰勝國，以肉飼虎，使得強國越強，中國越弱，百姓被朝廷敲骨吸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舉國上下百業凋零，生靈塗炭，滿目瘡痍，好一派“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衰敗景象！

侵略者的隆隆炮聲，讓神州顫抖，也迫使被儒學禁錮了數千年的中國人的大腦漸漸開竅。一些不甘做亡國奴的先賢們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反思中國落伍的根源，尋找救國良方。可以說，是眾聲喧嘩，莫衷一是，誰也說服不了誰。然而，在教育改革上，卻達成了驚人共識：中國落後是因為缺乏人才，人才缺乏是因為教育方法不當——滿篇之乎者也、滿口仁義道德、滿腹子曰詩雲，隻能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對內欺上瞞下，對外落後挨打。士子們皓首窮經數十年，“尚不知漢唐為何代，郡縣為何名”，更不可能“通萬國之情形，考中外之法治”，這種以愚民和培養奴才為終極目標的教育製度，“與自縛倒戈，何以異哉？”

在《創建壽州公學記》⑶碑文中，孫傳檙（舉人。孫家鐸的三兒子，孫家鼐的親侄子）痛心疾首地感歎道：

環球歐美諸國，學校林立，人才勃興，方以兵力稱雄海上。日本一彈丸之地，亦崛起東瀛，步武泰西，淩厲無前，儼為列強之一。獨我自秦漢後二千餘年，學術頹放。雖有學官之設，釋菜之典，而士大夫僅以經義詞章帖括相尚，罕能揆文奮武，並為一轍，以經邦本而禦侵淩。而鄉曲之士，則尤尠見罕聞，群疑眾駭，日抱其俗學以齎谘涕洟，惟恐其或失墜落。籲，何其陋也！

隨著時光的流逝，當年的愚昧無知已被集體遺忘。好在還有很多文字記載、真實故事，生動形象地揭露了國學育人、八股取士的危害性，無聲卻有力地揭露大談特談國學優越性的“新遺老”們的“傷疤”。

陳贛一在《睇向齋聞見錄》中寫道：禮親王世鐸年邁昏庸，不識時務。一年冬天，京城雪大如席。其子、侄輩有從歐洲遊曆回來者，登門探望他。世鐸見麵後，問道：“洋鬼子的國家也下雪嗎？”聽者掩口而笑，回答說：“中國與外國同在天地間，所以都有風霜雨雪。”世鐸聽罷，默然無語。

鹹豐進士、軍機大臣王文韶（1830—1908，浙江杭州人）素以“官場玻璃球”著稱。一天，日斯巴尼亞國派遣使臣來華，要求締結某項新約。接到報告，王文韶勃然大怒：“日本鬼子又來胡鬧！”軍機處某章京解釋說：“日斯巴尼亞就是歐洲的西班牙國，並不是亞洲的日本國。”王文韶板起麵孔，說：“你怎麽知道這不是日本鬼子有求於我國，恐怕我不答應而故意改個國名蒙混呢？即使按你說的那樣，西班牙又稱為日斯巴尼亞，可以一國兩名，安知日本就不能一國兩名呢！”那位軍機章京聽後，隻能啞然失笑，卻不敢辯解。⑷

還有一則故事也很有諷刺味道。一次，旗人官員德壽提出，要把各洋務學堂的算學、體操、地理三門功課全部取消，理由是：“算學可刪，因做官的自有賬房先生料理財務；體操可刪，因我輩是文人，不必練那個；地理一科是風水先生隻言，何必讓讀書人去做風水先生呢？”

進士出生的林則徐，被稱為近代中國“睜開眼睛看世界第一人”。但是，林則徐的西學知識也很有限。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派往廣東禁煙。次年3月，林則徐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在廣州籌劃禁煙。林則徐立下誓言：“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他采取果斷措施，迫使英商陸續交出2萬多箱鴉片，並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為了報複，1840年6月28日，英艦封鎖珠江海口，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兩個月後，浙江定海已被英軍攻陷。身在廣州指揮抗英戰爭的林則徐憂心如焚，再次上折，提出可以利用鄉井平民打敗英軍，收複定海。他的主要理由是英軍僅持船堅炮利，而“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不能複起，不獨一兵可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盡足以製其死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林則徐對英國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複起”這一見識深信不疑。據說，有人還向林則徐獻上鉤鐮槍——一種帶著鉤子的長矛對付洋鬼子。其理由是，洋鬼子的膝蓋不能彎曲，隻要用鉤鐮槍鉤住他們的腿，將其拖倒，他們就再也無法站起身來。這樣，就可以至洋鬼子於死地。林則徐采納了這一建議，並在部署官湧炮台的防備時，以直腿的洋鬼子肯定爬不上去為由，沒有對其側後方加以防備，結果，洋鬼子竟能腿打彎兒偷偷爬了上去，導致炮台陷落。

不改革空洞、陳舊、落後的教育模式，人才匱乏，中國必亡！於是，關於改革國學教育模式、創建京師大學堂的建議此起彼伏，時有高論。

光緒八年（1882年），曾出使過日本、俄國的晚清外交家王之春（1842—1906，湖南衡陽人）在《廣學校篇》中指出：

西學規例極為詳備，國中男女老幼，無論貴賤，自王子以至於庶人，至七八歲皆入學。……學分四科：曰經學、法學、智學、醫學。……更有技藝院、格物院，均學習汽機電報織造采礦等事。又有算學、化學，考驗極精。……總之，造就人才，各因所長，無論何學，必期實事求是，誠法之至善者也。⑸

1893年，清末改革思想家鄭觀應(1842—1922，廣東中山人)出版了巨著《盛世危言》，全書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鄭觀應認為，要國家富強，就必須重視西學，發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他說，“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主張大力翻譯西方書籍，改革科舉考試，增設格致、電子、醫學等新科目，錄用精通西學的人才。

《盛世危言》一經問世，朝野震動，各界人士爭相傳閱，重印20餘次，影響很大。光緒帝師、時任會典館副總裁的孫家鼐曾將《盛世危言》推薦給光緒皇帝。皇上閱後，讚歎不已，命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署，下同）印刷2000部，分發各級官員學習。《盛世危言》對於康有為、孫中山乃至少年毛澤東，都有很大影響。後來，在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回憶說：“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門遮蓋起來，使我的父親看不見燈火。我這樣讀了一本我喜歡的書，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激發了我繼續求學的欲望……”

1895年7月，天津小站練兵開創者胡燏棻(1840—1906，安徽泗縣人)向朝廷上了一道《條陳變法自強事宜疏》⑹，就修鐵路、開礦產、創郵政、練陸軍、設學堂等十個問題，全麵、翔實地提出變法主張，“今日即孔孟複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之術。”在第十個問題“設立學堂以儲人才”中，他大膽建議：“擬請特旨同飭各直省督撫，務必破除成見，設法變更，棄章句小儒之習，求經濟匡世之材。應先舉省會書院，歸並裁改，創立各項學堂，……數年以後，民智漸開，然後由省而府而縣，遞為推廣，將大小書院一律裁改，開設各項學堂。”“商有學堂，則操奇計贏之術日嫻。工有學堂，則創造利用之智日辟。農桑有學堂則樹藝飼畜之利日溥。礦務有學堂，則寶藏之富日興。”

光緒帝深為讚許，任命胡燏棻調任盧津（北京盧溝橋至天津）鐵路督辦，不久，又提拔他當了順天府尹（相當於北京市長）。

對於當時“學子”如雲，而“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癢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⑺的尷尬局麵，有識之士無不痛心疾首。龔自珍曾大聲疾呼：“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康有為則深刻反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複何用？”梁啟超指出：清廷官吏“不學兵旅而掌兵，不懂會計而掌財，見洋人栗栗變色”，因此，“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

創辦新式學堂，培養新型人才，已經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