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世上竟有這樣的“政變”？
“盡管名義上慈禧太後從政府的職務上退休，但是不管什麽時候她隻要願意，她仍然是帝國的專製統治者，並時刻準備聲稱她有這種能力。”⒇所以，當慈禧太後感到光緒帝“不聽話”了，對自己的地位產生威脅時，她便主動出擊，“如縛雛雞”“如薙枯草”（21），囊中取物似的收回授予光緒的事權。
據史料記載，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下午2時以後，也就是光緒皇帝離開頤和園、返回紫禁城不久，楊崇伊“懇請太後再次訓政”的奏折，送到慈禧手裏。
接到《奏折》時，慈禧正在看京劇。對政治動向極為敏感的慈禧太後深感問題的嚴重性。思量半晌，當晚八九點鍾，她才定下決心，明日一早就回宮去。美國傳教士何德蘭（1859—1942）的《慈禧與光緒——中國宮廷中的生存遊戲》裏，做了如下描述：
她（慈禧太後）叫來了自己的轎子，上了去紫禁城的路。她沒帶軍隊，隻由她可以全力依靠的自己宮內的那些太監護衛著，一旦出起事來也足夠可以抵擋皇上的那些太監了。……皇上聽說她已在路上的消息之後，就派人送信給康有為，叫他逃走，並想辦法挽救時局，而自己則想要躲進外國使館，但還未等到這麽做就被慈禧太後抓住了。於是，光緒結束了他的親政生涯，開始了囚徒生活。
德齡（1881—1944）是滿州漢軍正白旗人，父親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後任太仆寺卿；母親是法國人。1903年3月，經慶王、載振推薦，德齡、容齡姐妹倆進宮，成為慈禧的禦前侍女，為慈禧做英語、法語翻譯。德齡在慈禧身邊生活時間較長，掌握許多宮廷秘聞。她說：“我因為曾經留在清宮內給太後當過幾年侍從女官，對於光緒的一切，幸得有較深的認識。同時，得到有最先的機會聽到他自己所說的許多悲痛的故事，以及他打算革新國家政務的各項計劃。”（24）從1911年開始，她陸續出版了《童年回憶錄》、《金鳳》、《清宮兩年記》、《慈禧禦苑外史》、《光緒泣血記》、《皇室煙雲》、《蓮花瓣》等作品，每部著作的出版或再版，都風靡海內外，盛銷不衰。《光緒泣血記》也曾譯作《瀛台泣血記》或《光緒皇帝》。對於慈禧太後返回皇宮“奪權”一事，德齡做了比較翔實、生動的記載：
……第三次密報又來了，其時太後的鸞輿正在匆忙地抬進宮門。
光緒因為早已死心塌地的緣故，精神反而覺得安定了許多。他和珍妃就在很少的幾個太監的掖護之下，整好衣冠，走到最外麵的一座大殿前的石坪裏跪著，靜待太後到時接駕。
……即使光緒自己還甘冒不韙，用武力來和太後周旋一下的話，事實上也辦不到。因為……他手裏沒有可以直接指揮的軍隊……
老佛爺的一班侍衛，都堆著怪驕傲的神氣走進來，仿佛是專門隨著太後來拿辦光緒的。不久，太後自己也從鸞輿裏慢慢地跨下來了。光緒大著膽，偷眼望她一瞧，隻見她滿麵怒容，顏色泛白，白中透青，真像一個打算跟人家拚命的老太太一樣，這倒也是怪不得她的。因為當她從頤和園回到大內這一段路是相當長，她老人家獨坐在鸞輿內，盡把這件事翻來覆去的想著，自然愈想愈惱了。
……他（指光緒）雖然說得十分懇切，無奈太後已不願再跟他多費甚麽唇舌。因此，她就憤憤地把手一揮，製止他再說下去。
“別再給我花言巧語了，現在隻有很幹脆的幾句話：你要知道這天下是老祖宗們打下來的，他們所定的一切法度，一切規矩，當然都有他們的道理。我們做子孫的人，要保守這個基業，就隻有完全遵守這些法度和規矩的一個法兒，你是什麽人，配來變動它們啊！要如真照你想的那些混帳新法兒攪下去，我們大清帝國的天下，怕不要在你手裏斷送掉嗎？如今你自己也該明白了，你到底配不配再統治這個國家？快給我想一想看，你現在應該如何收拾才好？”
太後這句話一說，光緒心裏是立刻明白了。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活已到了不能不暫時結束的地步了——當初他真以為是暫時的結束，不料後來卻變為永遠的休止——於是他重複再磕著頭說：“親爸爸，孩子懂得了，明天孩子馬上草一張詔書下去，把掌理國家大事的權柄依舊請你老人家來執掌，因為孩子實在太沒用了。”（25）
同樣的戲劇性政變場麵，在京師大學堂西學總教習丁韙良的《花甲記憶》中，也做出現過：
麵對皇帝的革新措施，保守派魁首惶惶不可終日，叩請慈禧太後挽救大清帝國於水火之中。於是，太後像天神一般降臨人間，斥退了年輕的法厄同（即太陽神之子，駕駛其父親的太陽車狂奔，險些焚掉了整個世界，幸好被宙斯用雷擊斃），避免世界著火焚燒，而太陽車也回歸原來軌道。
皇帝的九五之尊得自太後，此次犯錯，便撲倒在母後腳下，承認錯誤，懇請母後“示兒如何治國”。（26）
當然，我們對這些像電視劇一樣的記錄可以提出質疑，但是，戊戌事變後，“始作俑者”楊崇伊在遞給慈禧的密折中的說詞，卻有助於我們了解當年“政變”實情，也有利於解答人們提出的各種疑問。在《亂黨雖平，慎防後患折》中，楊崇伊對“政變”的記敘是：“禍機一發，各國環集，時日先後，間不容發。幸而皇太後即日訓政，不動聲色，弭亂未形。”（27）也就是說，慈禧太後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國家大權奪下來。世上還有這樣輕而易舉、手拿把掐的“政變”？
“從實際情況看，即使雙方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緒皇帝也絲毫沒有與當政幾十年的太後分庭抗禮的膽略和力量，這也正是慈禧能夠輕易用‘訓政’的形式，便將皇帝控製住的原因所在。因此，這次政變，如果也算作一次非正常的權力移交的話，充其量也隻是‘和平政變’。”（28）馬忠文雖然對政變說法不太滿意，但他的結論有些扭扭捏捏，尚不夠旗幟鮮明。而戊戌當年的輿論，也有“皇太後布置一切，以收回事權……”（29）的說法。
綜上所述，我認為，“戊戌政變”是“皇權至上”者及其光緒皇帝的同情者梁啟超等人脫離實際的臆見，它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回到曆史現場去看一看，就會幡然醒悟，當年9月21日所發生的，隻不過是慈禧太後從傀儡皇帝光緒手裏收回事權事件，準確地概括應為“戊戌收權事件”或“戊戌事變”。
在《戊戌政變記》一書中，政變“原委”占據突出位置。全書的6卷正文，都是按照戊戌政變的原因、經過和結果展開敘述的。這是為什麽呢？據研究，慈禧太後重新登台後，康黨在海外掀起“勤王求救”運動。梁啟超於“9月27日，在大島軍艦上上書伊藤博文，希望他‘念兄弟之邦交，顧東方之大局’，‘與英、米諸國公使商議，連署請見女後’，告之日‘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國將下國旗絕交，興問罪之師，代支那討弑君賊’，並請營救譚嗣同等。10月26日，上書日本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大隈重信，說政變的原因有四：‘一曰帝與後之爭，二曰新與舊之爭，三曰滿與漢之爭，四曰英與露之爭。’並列舉慈禧‘可討之罪’，光緒‘英明仁厚’‘奮然行之’之聖，從而‘為秦廷之哭，呼將伯之助’。”（30）康有為則相繼拋出了自己編造的兩道“密詔”， 並在《奉詔求救書》中，詳細列舉慈禧“不恤國家”、“失地失權”等十大罪狀，其訓政是“廢君篡位”的“偽臨朝”，為“勤王求救”大造輿論。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戊戌政變記》出籠了。康梁精心炮製的“政變”之說，由此開始傳播，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關專著所尊信。對此，有人做了一番精心梳理、辨析：
比如顏昌嶢的《中國最近百年史》(太平洋書店，1928年版)，曆史研究社編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綱要》(新知書店，1946年版)，以及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48年版)等等，都以《戊戌政變記》的體係來描述這段曆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陸續出版了不少有關維新變法的研究專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湯誌鈞的《戊戌變法史略》(聯群出版社，1955年版)和胡濱的《戊戌變法》(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在整體敘述方麵雖然力求精致嚴密，但依然沿用了梁氏的體係。1980年代以來，有多部相關學術專著問世，其中具代表性的有王栻的《維新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湯誌鈞的《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它們對於維新變法運動的具體史實的考訂嚴謹細密，但是在總體敘述體係上如出一轍，仍然沒有越出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一書的框架。與此同時，大量出版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在維新變法史的敘述方麵也沿襲了前人的做法。因此，梁啟超對戊戌變法史的敘述體係逐漸權威化，其主要觀點成為史學界長期以來普遍接受的一個基本觀念體係。比如，梁啟超將變法的過程描述為康有為由布衣而卿相的個人發跡史，將清政府陸續推行的新政縮減至康有為主導的“百日維新”(“百日維新”這個概念最早見於1903年版的《清議報全編》的《戊戌變法記事本末》，專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之間共103天受康有為影響的光緒皇帝推行的新政)，將康有為思想詮釋為戊戌年新政運動的惟一指導思想，將政變的原因約化為主維新的光緒和主守舊的慈禧之間的帝後黨爭。這些觀點在現行的敘述中演變為：康有為是維新運動的主要領袖，康、梁、譚等人構成的維新派是當時惟一的進步力量，康的思想是變法的主導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動了變法運動的發展，並最終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於1898年推行了短暫的新政。但是，由於光緒皇帝沒有權力，又與慈禧太後長期失和，維新派與頑固派的力量相差懸殊，變法被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滿漢頑固派所扼殺……
就這樣，《戊戌政變記》在眾多“推手”的大力鼓吹下，廣泛傳播一百多年，不知誤導多少代人！
其實，早在1921年，梁啟超就公開認錯，坦言《戊戌政變記》是“有事雖非偽、而言之過當者”。他說：“無論何部分之史，恐‘真跡放大’之弊皆所不免。……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矣。”（31）
“《中國曆史研究法》，原是梁啟超於1921年秋在南開大學所作的演講，同年11月、12月，《改造》第四卷第三四一號曾部分摘載，成書時文字上有修改，輯入《飲冰室合集》第十六冊之七十三。”（32）
1923年1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曆史研究法》單行本，到1947年，已經印了6版。出版時間很早，發行量也不小。對於普通讀者，讀不讀，也許無所謂。但作為史學研究者，特別是戊戌變法研究者，不讀此書，不知道任公對《戊戌政變記》的認錯，實在說不過去。大隱隱於市，智慧在民間，陳寅恪、錢穆、王國維、梁漱溟、啟功等沒有職稱、甚至文憑很低的文史大家，莫不是從“草根”起步，走上高等學府“廟堂”的。這一方麵說明不要盲目崇信博導、教授、社科院研究員等頭銜，南郭先生最愛藏身於大樂隊裏；另外一方麵說明，一些人受教於南郭先生，被“紙說”毒害很深，眼界狹窄，研究膚淺，一旦拿到學位或職稱，擁有了話語霸權，便無知者無畏，以排擠異己為能事。開班授徒者，吐沫亂飛；提筆書寫者，洋洋萬言，實際上卻是自欺欺人，一訛傳訛，經不起時間的檢驗！中國文史研究隊伍浩浩****，但研究水平真的不容樂觀。這種“鳩占鳳巢”狀況，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夠改變。
對此，1940年代，陳寅恪就已明確指出《戊戌政變記》存在“硬傷”。
吳其昌（1904—1944），字子馨，號正廠，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著名詩人徐誌摩的從表弟。1925年，他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啟超，深得器重。梁啟超在清華大學的文稿，不少都是由吳氏記錄、整理而成的。從1932年開始，他先後擔任武漢大學曆史係教授、曆史係主任。臨終前夕，他嘔心瀝血寫作《梁啟超傳》，僅完成上卷，就病逝了。在《讀吳其昌撰書後》，陳寅恪批評道：“子馨此書，敘戊戌變法，多取於先生自撰之。此記先生作於情感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子馨撰此書，亦為一時之情感多動**。故此傳中關於戊戌政變之記述，尤有待於他日之考訂增補者也。”（33）
《梁啟超傳》是吳其昌“冀少酬先師任公知遇之厚”的力作，自認為秉承“負責、確實、認真三義”、“本書為其昌嘔血鏤心之著述，雖片言隻字，未敢稍苟”，卻對《戊戌政變記》深信不疑，“敘戊戌變法，多取於先生自撰之《戊戌政變記》”，而對梁啟超的《中國曆史研究法》及其公開承認《戊戌政變記》“將真跡放大”錯誤的言論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紙說”之毒害之泛濫，還需要再費筆墨嗎？
注釋：
⑴梁啟超：《去國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頁
⑵戚學民：《的主題及其與時事的關係》，《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六期
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1992年版，第469頁
⑷文安主編：《清宮軼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頁
⑸陳灨一：（近代史料筆記叢刊）《睇向齋秘錄》，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1—12頁
⑹戴逸：《光緒之死》，《文匯報》，2008年11月2日
⑺惲毓鼎：《崇陵傳信錄》。轉引自湯誌鈞：《戊戌變法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頁
⑻(英)濮蘭德等：《慈禧外記》，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頁
⑼德齡：《光緒皇帝》，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頁
⑽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四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2頁
⑾範文瀾：《中國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4頁
⑿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轉引自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四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1頁
⒀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頁
⒁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32頁
⒂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7—18頁
⒃（英）濮蘭德、貝克豪斯：《慈禧統治下的大清帝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5頁
⒄《回顧戊戌 重溫曆史——在戊戌變法110周年之際》，《光明日報》，2008年12月7日
⒅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轉引自（名人名傳叢書）梁啟超：《康有為傳》，團結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頁
⒆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2頁
⒇（英）濮蘭德、貝克豪斯：《慈禧統治下的大清帝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頁
（21）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2頁
（22）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87頁
（23）（美）何德蘭：《慈禧與光緒——中國宮廷中的生存遊戲》，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3—94頁
（24）德齡：《光緒皇帝》，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
（25）德齡：《光緒皇帝》，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276頁
（26）（美）《丁韙良著：花甲記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頁
（27）楊崇伊：《亂黨雖平，慎防後患折》，藏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
（28）馬忠文：《戊戌政變研究三題》，《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十期，第59頁
（29）《字林西報》，1898年10月13日報道，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三冊，第251頁
（30）湯誌鈞：《近代史研究和版本校勘、檔案求索——〈戊戌政變記〉最早刊發的兩種期刊》，曆史檔案，2006年，第２期
（31）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頁
（32）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湯誌鈞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
（33）陳寅恪：《寒柳堂集·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