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董事長”與“總經理”

戊戌變法是經過慈禧同意才開始的。甲午戰敗後，清政府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外患內擾相通而至”的危險形勢，促使許多“國人之迷夢亦漸醒”⑽。“光緒帝是滿洲皇族中比較能夠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頗想有所作為。”⑾1898年春夏之交，全國維新熱情日趨高漲，光緒忍無可忍，毅然向太後“攤牌”，爭取到了事權後，光緒帝又去頤和園當麵請示維新變法事宜，然後，才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變法。對此，梁啟超做了明確記述：“禦使楊深秀、伺讀學士徐致靖相繼上書，請定國是。上既決心，乃白西後，召軍機全堂下此詔書，宣示天下……一切維新基於此詔，新政之行開於此日。”⒀

戊戌變法期間，光緒仍無實權。6月15日，也就是戊戌變法進入到第5天，慈禧迫使光緒連下三道“上諭”：第一道，下令免去有維新思想的師傅翁同龢的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等一切職務，驅逐回原籍；第二道，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須到皇太後麵前謝恩，實質上是向朝野宣布，大權仍在太後；第三道，任命她的親信榮祿署直隸總督（不久實授該職兼北洋大臣，加授文淵閣大學士銜，統領北洋三軍）。從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迫令光緒任命崇禮為步軍統領，懷塔布掌管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及鳥槍營，剛毅掌管健銳營，將軍事大權牢牢地攥在手心裏。由此可知，慈禧“下放”給光緒的事權十分有限，國家最高權力中的核心權力兵權、人事權和理政決策權，仍被慈禧掌控著。茅海建在《戊戌變法史事考》⒁中提供的一組統計數據表明，從戊戌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內，光緒皇帝與太後同住69天，請安68次，伺早膳32次，伺晚膳22次，侍看戲15次。百日維新期間，光緒12次前往頤和園“請安”，在交通不暢、轎扛船載的晚清時代，相距15公裏的路程，去一趟就得三四個小時，這對身體虛弱、日理萬機的光緒帝，不光是變相體罰，簡直就是一種“刑罰”。可以說，在戊戌變法時段，光緒至少有一多半時間，是在太後的身邊、看其臉色行使事權的。而且，朝廷文件明確寫著“朕欽奉慈禧……皇太後懿旨”，說明慈禧與光緒在行政上是上下級關係。

“從四月二十三至八月初五日（6月11日至9月20日），軍機處一共向慈禧太後上呈了折、片、呈、書等共計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維新進入其**期七月之後，幾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後的奏折原件。……光緒帝確實將此一時期的重要奏折，包括軍機處都無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都送到慈禧太後手中。”⒂“不管什麽時候慈禧太後來到北京，他總是嚴格遵守禮儀，在宮門外跪著迎接她。當去頤和園拜訪她的時候，不許皇帝宣布駕臨，皇帝被迫跪在內宮等候大太監允許他晉見。太監李蓮英非常憎恨皇帝，讓皇帝等待使他內心感到非常高興，有時通報老佛爺說皇帝駕臨甚至要拖半個小時。每當這些時候，他總是感到非常受壓迫，皇帝也像宮中的官員一樣，必須買通太後身旁的太監開道。事實上，這些忠實的追隨者就像對待那些滿族貴族一樣，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裏。”⒃光緒有了眼淚隻能肚裏咽，難怪他常以處境淒慘、生不如死的“漢獻帝”自比啊。

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房德鄰在《回顧戊戌　重溫曆史——在戊戌變法110周年之際》座談時指出：“在100多天的變法中，光緒皇帝每隔兩三天就要去一次頤和園，去一次要住兩三天。每日的奏折，光緒皇帝處理之後，都要封好，派人送給慈禧。慈禧如果認為皇帝處理不當，就會令皇帝改正。我在第一曆史檔案館看到有一道廢漕運的上諭，頭一天發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⒄在這一時段，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的關係，打個未必恰當的例子，慈禧太後就像是清政府的“董事長”，而光緒帝最多不過是“總經理”。一切大的決策，還得“董事長”拍板；連“總經理”的去留，也是“董事長”說了算。

《康南海自編年譜》中，記述了光緒為廢除八股改試策論一事的決策過程。康有為寫道：光緒帝於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詣頤和園請太後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於西後，下扼於頑臣，變法之難如此。”⒅《清廷戊戌朝變記》、《四朝佚聞》分別提供了有力證據。《清廷戊戌朝變記》認為，自四月二十三日宣布變法以來，皇上所采取的新政舉措，沒有一項不是先赴頤和園，向太後報告，太後同意後才對外宣示。雖然他表麵上擁有事權，並不敢獨斷專行。⒆《四朝佚聞》指出：光緒帝攝於太後的積威，見到太後就渾身篩糠，膽戰心驚，雖然已經親政，卻不敢擅自做主。戊戌變法時期，也是事事都要向太後請懿旨。這些證人證言，無可辯駁地證實，在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並沒有真正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換句話說，政變的前提根本就是子虛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