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新政第一大舉動

光緒是一個國學造詣精深、而又能夠與時俱進的開明皇帝。他對中西教育的本質區別有足夠清醒的認識：“西人皆日為有用之學，我民獨日為無用之學。”甲午戰敗後，又接連發生德、俄先後強占我國膠州、旅大等事件，光緒“怒甚”，更加意識到，原來終日攻讀的曆代經典“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遂決變政。”⒅因此，當禦史王鵬運於1898年2月15日奏請開辦京師大學堂時，光緒帝立即諭令總理衙門：“京師大學堂，迭經臣工奏請，準其建立，現在亟須開辦。其詳細章程，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王大臣妥議具奏。”可是，剛毅、榮祿等把持的總署，卻以“事屬創造，籌劃匪易”為借口，久拖不辦。

1898年6月11日，經慈禧太後批準，擁有“事權”光緒皇帝毅然頒布《明定國是詔》，決定進行維新變法，以求自強：

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誌，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軍機大臣、 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準入學肄業，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

在《明定國是詔》中，光緒皇帝明確提出創建京師大學堂，並用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詳加論述，具體部署。實際上是把建立一所新型、綜合性大學擺在了“天字第一號”工程的高度，意義不同凡響。

但是，總署仍舊是磨磨嘰嘰，不肯買賬。

6月26日，光緒帝十分生氣，下了一道殺氣騰騰的諭旨：“前因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倡，特降諭旨，令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回同議奏，即著迅速複奏，毋再遲延。……倘有仍前玩愒，並不依限複奏，定即從嚴懲處不貸。”接到“最後通牒”，軍機大臣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們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無不“跪誦之下，悚懼莫名”。於是，他們馬上放下架子，請梁啟超起草《京師大學堂章程》。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擬訂了8章52節。

6月30日，禦史李盛鐸（1859—1934，江西德化人）上了一道《奏京師大學堂辦法折》，就擇立基址、酌定功課、籌集的款（即確實可靠的款項）等提出具體建議。他還特意提請委派孫家鼐擔任“專辦大臣”。

7月3日，光緒帝決定：“派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辦事各員由該大臣慎選奏派，至總教習、綜司功課，尤須選擇學賅中外人士，奏請選派。……所需興辦經費及常年用款，著戶部分別籌撥；原設官書局及新設之譯書局均著並入大學堂，著管學大臣督率辦理。”“舉人梁啟超著賞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隨後，軍機處將“會奏籌辦京師大學堂並開辦詳細章程折、單一件，又奏複禦史楊深秀等奏請設局譯書片，擬請俟發下後，再降諭旨。謹將原折、片、單恭呈慈覽。”得到慈禧的首肯。

好事多磨，京師大學堂吵嚷多年，終於揭開蓋頭，進入到正式籌建階段。

據統計，在103天的變法時段內，光緒皇帝“令如流水”“書朝上而電夕下”，連續頒布230多道除舊布新的上諭。但是，他對創建京師大學堂卻是格外重視，直接涉及京師大學堂的上諭竟有15道之多。比如，7月4日，他命令慶親王奕劻、禮部尚書許應騤負責大學堂工程建設，並要求迅速辦理。7月10日，他發布上諭：“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入堂肄業者，由中學小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惟各省中學小學尚未一律開辦……著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限兩個月詳查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學中學西學之學校，……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具仿照辦理。”7月20日，他批準將景山腳下、地安門內的和嘉公主府作為大學堂校址；8月9日，孫家鼐在《奏覆籌辦大學堂情形折》中，提出八條建議，並請求派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賞二品頂戴，光緒當即恩準；9月9日，孫家鼐在《奏請另設醫學堂折》中，建議另設醫學堂，考求中西醫學，由大學堂管轄。也得到了皇上的批準……可以說，創建京師大學堂的每一個環節，都凝聚了光緒皇帝的心血；而京師大學堂每向前邁進一步，都緊緊吸引著朝野和社會輿論的目光。10月3日，《北華捷報》在一篇報道中披露：

《京報》幾乎每天都登載孫家鼐有關京師大學堂的奏折。這所大學似乎成了文人圈子中最經常和最熱門的話題。翰林院有多名學者被聘為大學堂教授漢學經典的教習，而作為校長的傳教士和神學博士丁韙良正在仔細挑選西教習。語言係可望在十月中旬開課，醫學係約在一個月之後也可以上課。一座由政府管轄的醫院將成為醫學係的附屬醫院，以便供學生實習。大學堂各係的所有學生一旦畢業，都將都將被政府授予文憑、官銜，以及政府部門中的職務。⒃

眾所周知，變法是一個係統工程，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作為係統工程，戊戌變法應該有自己的初級目標、中級目標、高級目標。在戊戌變法期間，創建京師大學堂就被朝廷“視此為新政第一大舉動”⒄。而《明定國是詔》“把創辦京師大學堂作為一個國家行為，提到啟動新政之首要舉措的高度，並以此推動全國教育及其他方麵變革與現代化的進程。”⒅假使把“興民權，設議院，立憲法”看作戊戌變法的高級目標，那麽，把創建京師大學堂視為初級目標，應該不是溢美之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