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戊戌變法取得階段性成果
戊戌事變後，慈禧“罷新法，悉複舊製”，在“北京塵天糞地之中，所留一線光明，獨有大學堂一舉而已”。12月31日，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仕學生、中學生、小學生加在一起才有160名，後來陸續招生，到了1899年5月，學生已有218人。許德珩在《北京大學校史·序》中指出：“京師大學堂本身就是戊戌變法運動的產物，是維新派克服了頑固守舊勢力的重重阻撓和反對才創立起來的。”⒆京師大學堂的幸存、發展，是戊戌變法的一大重要成果。既然初級目標已經實現，怎能一口認定戊戌變法就失敗了呢？我認為，戊戌變法隻是夭折而已，應該用“夭折說”取代“失敗說”。
也許有人會提出質疑：夭折不也是一種失敗嗎？的確，總體來說，夭折也是一種失敗，但是，它與一般意義上的失敗在程度上有大小、輕重之別。就像古人對疾病一詞所作的解釋那樣，“疾”也是一種病，可是，“疾”是小恙，而“病”才是比較嚴重的病痛。同樣，在史學研究中，“誌”與“傳”、“年譜”與“年表”、“正史”與“野史”等，都有著本質區別；在文學史上，唐詩、宋詞、元曲代表著不同時代文學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但從本質上來看，都屬於詩歌體裁。為什麽要分別以唐詩、宋詞、元曲加以命名呢？道理很簡單，三者在寫作要求上具有不同特點。這並非咬文嚼字，不同的命名，說明了認識的深化和清晰。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理不真。那種葫蘆絞茄子、大而化之、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研究，隻能說明研究者的理論膚淺和思維混亂。
正因為戊戌變法隻是夭折，所以，京師大學堂創建成功之後，她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所占的地位更加特殊，其曆史意義遠遠超過一所大學的應有分量。
其一，作為管學大臣，孫家鼐不僅是京師大學堂第一任校長，而且還是統管全國新式學堂的第一任教育部長。“是時管學大臣之權限，不專管理京師大學堂，並節製各省所設之學堂。實以大學校長兼全國教育部長之職權。”⒇“維新變法運動遺留下來的京師大學堂具有重要意義，它表明維新教育改革在一定範圍內取得了進展，同時標誌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進入了創立階段，設置專職教育行政官吏也從此開始。”（21）
其二，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國家開辦的綜合性大學，學術起點很高。談及戊戌學製，有人或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京師大學堂創辦之時，仕學生不過30名，能算一所真正的大學嗎？回到曆史現場，就可以知道，當時的先賢早就給出了答案。丁韙良在回憶錄《花甲記憶》中認為，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創建時，都沒有固定校舍，學生上課要到處打遊擊；哈佛大學開辦的第一學期，隻招收六七個學生，教材隻有《聖經》一本。而京師大學堂的校園規模、學生數量、管理章程都像模像樣。而且，課程設置借鑒了牛津、哈佛和東京帝大的經驗，連西教習的學袍、禮帽都是牛津大學的樣式。
蘭多是英國人，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他是戰地記者。後來，他在《中國與八國聯軍》一書中指出：
這個新建的大學堂與翰林院有天壤之別，這兒每個房間的牆上都掛滿了地圖，而在架子上則堆滿了用於物理、幾何和化學實驗的各種儀器。倘若遮住建築物上那些翹角的屋簷，它看起來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類正規大學並無本質上的區別。（22）
其三、京師大學堂還是中國高等學校的一個重要搖籃。她不僅直接演化成北京大學，而且先後繁衍出北京師範大學、中國醫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國地質大學等眾多名牌高校，如果把與京師大學堂有淵源關係的高校排列出來，數量、質量都是可觀的，對於中國近現代化的推動作用也是巨大的。
其四，由於戊戌變法在教育改革中，緊緊抓住了創建京師大學堂這個“綱”，綱舉目張，一旦國家最高綜合性大學得以創辦，那麽，全國各地的中學堂、小學堂呈數量級開辦，也就順理成章。假以時日，以新型的大學、中學、小學教育體係取代古老、腐朽的太學、書院、私塾教育體係，更是水到渠成。“由於他（孫家鼐）在政界與學術界的威望，他一手籌辦了中國第一所綜合性的大學，這在中國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23）可以說，當代中國實行的小學、中學、大學教育體係，追根溯源，其老祖宗就是京師大學堂。雖然在京師大學堂之前也有洋務學堂存在，但是，那些洋務學堂猶如花果山上的毛猴，與人類並無血緣關係。京師大學堂才是“北京猿人”！
其五，京師大學堂影響很大，“效應”深遠。1899年6月27日，在白色恐怖下，京師大學堂的存在給人們帶來了希望和鼓舞。《北華捷報》以有些調侃的語氣報道說：
通常發自天津“有關關閉京師大學堂的報道”，就像驢子拉磨那樣，又轉了一圈，傳到了我們這裏。與此同時，可以容納160多個學生的樓群正迅速接近完工。西文圖書館的第一批藏書即將在偌大的“藏書樓”擺上書架。我們希望這隻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這批圖書收藏終將從“藏書樓”頂上向大學堂的所有成員，乃至整個京師的居民，放射出“甜蜜和光明”。（24）
1898年，在紀念北大百年華誕時，著名學者王瑤在《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序言》中進一步強調指出：“近年來由於我國執行對外開放政策，中外學術文化的交流十分頻繁……甚至有人稱之為‘文化熱’。其實就文化學術思想的變遷而言，這個過程至少從戊戌維新運動就開始成為震撼社會的思潮了，而‘京師大學堂’的成立就是一個重要的標誌。應該說，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我們今天仍然處在這個曆史過程之中……”（25）
總而言之，我認為，斷言“戊戌變法失敗”是對前人曆史性貢獻的忽視和誤讀，而以“戊戌變法夭折”取代“戊戌變法失敗”，才更為客觀、準確，實事求是。
人類同源於非洲大陸，同住在“地球村”。迄今為止，在學習、借鑒、吸收外來文化方麵，我們常常設置“中學與西學”、“體與用”、“中化與西化”等樊籬，自縛手腳。其實，按照“黑貓白貓論”（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放開眼界，將中外一切優秀文化都視為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實行拿來主義，那麽，所有的思想枷鎖猶如冰見太陽，將會渙然冰釋。
注釋：
⑴轉引自沈弘：《京師大學堂何時成立？》，《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21日
⑵轉引自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5頁
⑶孫傳檙：《創建壽州公學記》。石碑立於壽縣第三中學院內。孫傳檙(1852—1924)，字穉筠，光緒辛卯年（1891年）舉人。孫家鐸之子。光緒帝師、武英殿大學士孫家鼐之侄。曾任南陵縣教諭、署江西臨江府知府。1899年以後，出任壽州孫氏家族企業上海阜豐麵粉廠總董、壽州公學校長等職
⑷陳灨一：《睇向齋秘錄》，近代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0頁
⑸王之春：《清朝柔遠記·蠡測卮言》，轉引自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第3頁
⑹胡燏棻：《條陳變法自強事宜疏》，見沈桐生輯：《光緒政要》，南洋書局，1909年版
⑺龔自珍：《龔定庵全集類編》卷四，《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⑻參見丁韙良：《同文館記》（上篇），寫於1907年6月19日，載《教育雜誌》，第27卷，第4號
⑼轉引自張俠等：《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03頁
⑽夏東元：《鄭觀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頁
⑾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時務報》第六冊，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丙申集
⑿孫家鼐：《議複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⒀姚文棟：《京師學堂條議》，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頁
⒁熊亦奇：《京師創立大學堂條議》。轉引自萬俊人：《北大：中國二十世紀文化精神的縮影——寫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中國青年報》，1998年5月7日
⒂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
⒃轉引自沈弘：《京師大學堂何時成立？》，《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21日
⒄李盛鐸：《奏京師大學堂辦法折》，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頁
⒅王曉秋：《戊戌維新與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二期
⒆蕭超然編：《北京大學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⒇柯劭忞：《清史稿》卷一百七，誌八十二。轉引自關嘵虹：《晚清學部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頁
（21）朱從兵：《教育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頁
（22）蘭多：《中國與八國聯軍》（第2卷），1901年，275－276頁。轉引自沈弘：《京師大學堂何時成立？》，《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21日
（23）羅筠筠：《教育改革乃強國之本》，湯一介編：《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
（24）轉引自沈弘：《戊戌年京師大學堂藏書樓考》，《中華讀書報》，2002年1月16日
（25）湯一介編：《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