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宏偉藍圖再次被束之高閣

綱舉才能目張。創建新型教育體係的“綱”是什麽？就是京師大學堂。

甲午戰敗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盡快創辦京師大學堂，已成為朝野共同的心願。1896年前後，呼聲達到了**。

外交家姚文棟（1853—1929，上海人）在《京師學堂條議》中說：東洋、西洋各國的首都都建有大學，為人材總匯之所，……專門設置學務大臣，以管理全國的教育，所以他們才人材奮起，國勢日強。⒀翰林編修、強學會骨幹熊亦奇上了一道《京師創立大學堂條議》：學校，是天下之公器；今日世界，西方人先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其國勢強盛，其民智洞開，其國內政治與教育分別治理。以前官書局計劃創建一所新學館，開風氣育人才，不過粗引其端。現在建議，國家在首都設立學部，稱之為京師大學堂；聘請中西通儒，譯編課本。自小學開蒙依次分門教育，堅持百年，才俊必將大興，風氣必將不變。⒁美國著名傳教士狄考文（1836—1908）、李佳白（1857—1927）也坦言相告：今天的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國大而弱，民貧而愚，人口眾多卻沒有可用之才；大學堂裏，備有各等學問，所以培養訓練出來的人都是全才。⒂

在眾多的建言中，作用最大的要數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33—1907，貴州貴陽人）所上的《奏請推廣學校折》。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在《奏請推廣學校折》中指出：“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府州縣學，選民間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學，其諸生以上欲學者聽之。……京師大學，選舉貢監年三十以下者入學，其京官願學者聽之。”並提出設藏書樓、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等具體建議。光緒皇帝閱後，立下諭令，讓總署“議奏”。同一日，總署就回奏道：該侍郎所請求在京師建設大學堂，是擴充官書局的一項內容，應請皇上降旨，讓管理書局大臣孫家鼐察度情形，妥善辦理。

同年8月，孫家鼐“與在局諸臣悉心籌議”之後，上了一道《議複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在辦學宗旨上，他認為：“今中國創立京師大學堂，自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淩駕中學……”在校園建設上，他用妙筆描繪出一幅現代大學才有的優美願景：“先建大學堂一區……堂之四周，仍多留隙地，種樹蒔花，以備日後擴充建設藏書樓、博物院之用。”在學科設置上，他坦言：“不立專門，終無心得。”在教學管理上，他建議：“大學堂內應延聘中、西總教習各二人。”在學習激勵上，他破除了國家出資、學生免費求學的傳統做法，規定：“四小學之學生……考取入學，自備薪水，數年後中西各學俱通，升入大學堂，始給薪水，以示鼓勵。”遺憾的是，這一美好藍圖，被守舊派以經費不足等為借口再次束之高閣。

2007年11月17日，貴州省隆重舉行了“紀念李端棻逝世100周年暨學術研討會”，有人指出：“他（即李端棻）在1896年6月呈給光緒皇帝的奏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議在京師設立大學堂。”很顯然，其評價與曆史事實並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