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成為“傳銷克星”的……2
當天中午，三路綠燈高掛，各路人馬匯合到東風派出所；昆明的媒體也是雷厲風行，主動加盟到采訪報道行列。
傳銷不僅涉及法律問題，還涉及到經濟管理秩序等問題。經認真研究，到會的西山公安分局領導提出約請區工商局聯手出擊，電話溝通後，得到區工商局的積極回應。
為了有的放矢，下午二時許，我和幾名公安以查暫住證為名，對王剛義提供的幾個居民樓進行“火力偵察”，結果撲了個空。不知是他們逃跑了，還是住址不準。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偶爾在9棟2單元402房間發現了一個“家庭”。否則，我真承擔不起“謊報軍情”的責任。在這個“家庭”裏，居住著12個小夥子。我不是當地口音，普通話又“不普通”，也無法照相，所以隻能裝著“啞巴”，一聲不吭。
查過暫住證後，警方對他們做了簡單的治安教育，然後就離開了。
春陽則和省城記者去一家賓館采訪。據返回大連的受害者反映，他們曾於今年春節前夕在昆明某培訓中心上過“消費聯盟”的培訓課。當天下午，春陽在執法人員的陪同下，采訪了該中心主任徐某。
問：華良公司在你們這兒搞過培訓嗎？
答：華良？沒有。
問：“消費聯盟”呢？
答：沒有。沒有人(在這兒)搞過這種傳銷性質的培訓。
記者追問：我們沒有提到傳銷，也沒有說華良公司是搞傳銷的，你怎麽和傳銷聯係起來的呢？
答：你們聽我解釋，三年前，有個傳銷公司要在我們這裏搞培訓，最後沒談成，所以我對傳銷有印象！
這位主任的回答，讓人感覺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但是由於查不出足夠的證據，春陽他們也感到無奈。
夜裏十時許，聯合行動小組對豐寧小區幾座目標樓突擊搜查，重點就是9棟2單元402房間。公安、工商等執法人員敲開門後，一舉將該房間的11名“家長”、卡友及發展對象拿下。有1名小夥因外出而成為“漏網之魚”。巧的是，當執法人員進門之時，他們中的一位正在用手機打電話聯係著業務。這些人分別來自河南、山東，大都是某師範學校去年的大專畢業生。我在現場看到，他們住的是兩室一廳，睡的是地鋪，鋪麵又髒又亂，桌子上散亂地擺著一堆華良公司“消費聯盟”的書刊、講義、筆記，還夾著一本用報紙包裹的《人體藝術》畫冊，以及31盒海豹油、4盒目腦靈(海豹油係列產品之一)。據“家長”譚某稱，此房是他與另一名“家長”毛某合租下的，月租550元。
23時30分，11名河南、山東的男青年因與“消費聯盟”有瓜葛，被拉到執法機關。按照要求，他們在過道上排成兩列，等候調查。作為受騙者，他們是值得同情的。對於他們，記者在報道中或用化名，或把照片作技術處理將“真事隱”。當我出於報道需要照相時，他們馬上扭過頭去。我又變換位置。剛舉相機，一位矮個子衝上前來，用手掌擋住鏡頭，吼道：“不許照！”後來，我經過過道時，這小子又衝過來嚷道：“你沒經過我們的同意就照相，侵犯了我們的肖像權，快把膠卷交出來。”接著，他的同伴也氣勢凶洶地圍上來。我見狀大聲斥責說：“你懂什麽叫肖像權嗎？你們還敢在這裏鬧事！”讓人費解的是，警察們對這一具有暴力傾向的衝突卻充耳不聞，並沒有一個人走過來為我解圍。
在東風派出所，工商幹部對“家長”做了調查。譚某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他說自己曾在開封市某聯中當了一個多月的教師，月薪隻有380元。今年一月底，經高中同學毛某介紹到重慶發展，交了200元培訓費，經過三天“洗腦”，便相信了“消費聯盟”的理念，用父母給的錢，花1680元在重慶買了一份單，然後轉移到昆明，現在已發展5個人，大多是河南老鄉兼同學。譚某自稱是這幾個人的“家長”。他對自己是卡友頗為自得，並稱在重慶、上海、昆明、石家莊、長沙、蚌埠等地都有“消費聯盟”，人數有三四十萬之眾。當記者問其數據來源，他說，我加盟的卡號已是27萬多，這段時間肯定會“發展”、“壯大”的。
譚某加盟“消費聯盟”一個多月，還沒分得紅利。這一段時間的生活，隻有靠家裏支持。他也曾出去找過工作，但未找到合適的。雖然明知是騙局，但他的決心和信心都很大，與工商人員理論時振振有辭，對工商人員的疑問對答如流。
當工商人員指出他們搞的那一套“消費聯盟”是傳銷，譚某滔滔不絕地說：傳銷在1998年4月21日就被明令禁止，而他們做的是“消費聯盟”，形式雖然與傳銷相似，本質卻不同。接著，他擺了4條理由：一、傳銷產品價格比市麵上同類產品貴4-6倍，而“消費聯盟”的產品與市麵上同類產品的價格一樣(據記者調查，錦州華良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出產的海豹油一盒90顆，每顆450毫克，售價400元人民幣；而市麵上賣的一種原產加拿大、由廣州南方李錦記經銷的海豹油一盒100顆，每顆500毫克，售價234元人民幣)。二、傳銷公司隻有一種產品，產品單一；華良公司的產品很多，產品多元化（據記者調查，世界傳銷業“大哥大”安利公司的產品有一百多種，其他世界著名傳銷公司的產品也都不止一種，而“消費聯盟”卡友手裏拿的隻有海豹油及其係列產品)。三、做傳銷“上線”拿錢多，“下線”拿錢少，“消費聯盟”的“上卡”、“下卡”拿錢是一樣的（據記者調查，“上卡”靠“下卡”發展人頭提成，“下卡”發展得越多，“上卡”收入越多）。四、傳銷與“消費聯盟”運用的都是市場倍增學原理，但是華良公司有自己的工廠，如錦州華良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吉林華甸工廠等，傳銷公司則沒有自己的工廠(據記者調查，這些地方根本就沒有他們的工廠)。
麵對他的信口開河，幾個戴大蓋帽的工商人員無言以對，好像是在聽他的“洗腦”課一般。記者見了，心裏覺得怪怪的。
譚某預測，按現在的進展速度，他“4月底就能拿到錢，下麵的人會發展嘛！”而實際上，他用了快兩個月的時間，才讓自己的“下卡”買了一份單。新發展的對象能否掏錢，還是個未知數。按此進度，4月份見利顯然是異想天開。
最後，記者關切地問他是否認識大連卡友時，他說：在重慶，大連卡友有一兩百人。
那麽，昆明有多少大連卡友？
他笑了笑，搖頭說：“我與他們各自發展業務，相互間沒有聯係。”
聞聽此言，記者甚感遺憾，難道“大連孩子“真的已不在昆明？
就在我為此沮喪之時，春陽告訴我一個意外喜訊：工商局從收繳的材料裏發現了三張寫有三四十人姓名、地址、電話的“聯絡圖”通訊錄，其中有12名是大連人。
騙子說謊臉不紅，果真如此!
尋找計劃突然擱淺
其實，狐狸總會露出尾巴的。
據警方介紹，今年3月6日，曾有二百人左右在市郊聚集，警方調查中發現是華良公司“消費聯盟”在搞培訓活動，就對主辦人進行了批評教育，並未做處任何處罰。
3月10日，大連一青年在昆明打電話給《都市時報》歐記者，詢問“消費聯盟”是否合法。歐記者聽完他的話，當即勸他“別參加‘消費聯盟’，傳銷是非法的。”當得知他不好意思回家，想在昆明找份工作時，這位熱心腸的女記者答應幫忙。幾天後，小歐正在外麵采訪，這位大連青年給她打來傳呼，說他沒找到合適的工作，準備回大連，並留下了一個昆明的電話號碼。小歐因為工作忙，就未打電話與其做進一步聯係。
3月28日淩晨1時許，工商局的同誌連夜開展調查。西山工商局的領導表示：對於傳銷，一經發現就要一查到底，我們肯定要把他們連窩端掉。西山公安局的領導也態度堅決：隻要需要我們配合，沒二話。大家商定，按照“聯絡圖”順藤摸瓜，第二天再摸一摸幾個大連人居住的“消費聯盟”窩點，以便向大連市民作個交代。並讓我們回賓館好好休息，聽電話通知。
這天上午，省城記者突然接到單位領導的電話，終止采訪，下午就乘機返回沈陽。省城媒體原本是再三求我，經我同意，搭上順風車來“分一杯羹”的，關鍵時刻卻打起了“退堂鼓”，讓我想起了那句老話“有利向裏擠，有險縮回頭”，真覺得這樣的媒體挺滑稽可笑的。但我也由此預感這是不祥之兆。
果然如此。
我和春陽呆在賓館裏，一邊休息，一邊等待晚上出發的通知。這幾天，我倆吃不好，睡不香，精神處於極度的亢奮之中，身體感到很疲勞。
到了下午，電話一直未響。我覺得還是我們主動一點為好，於是，我就抓起賓館裏的電話，從16時至19時30分，打辦公電話，無人接；打手機，關機。好不容易才找到人，西山公安分局的答複是：“傳銷屬於經營範圍，不屬公安局管轄”；西山工商分局的答複卻是：“我們隻能清查店鋪。這些傳銷人住在居民區裏麵，沒有警方的配合，我們不能擾民。”
剛剛一個晚上，他們就變卦了。真讓人無法理解。真應了那個成語：夜長夢多！
那天電話少說也打了四五十個，但最後還是“無言的結局”。後來得知，當地領導從報紙上得知東北記者到昆明采訪，要“解救”幾百名被騙滯留昆明的“大連孩子”，很是不以為然，擔心本地形象因此受到損害，不同意再搞下去。
傳銷為什麽越鬧越大，越鬧越凶？誰是保護傘，事實一再證明：哪裏發現大的傳銷集團，保護傘就是當地領導，否則，在公安、工商等執法組織的日夜監控下，傳銷集團在當地根本無法生根、開花、結果，怎麽能夠做得大？
開弓豈有回頭箭？！
萬般無奈之下，我決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當夜20時，我按照“聯絡圖”，撥通了身在昆明的大連孩子張某的電話，並約定由他指定地點見麵，還留下了我們的聯係電話。張某很樂意接受采訪，並要與我們“理論理論”。他說自己確定地點後再通知我們。但到21點，電話沒響；22點，電話仍沒動靜……
大連孩子啊，你們是無顏見江東父老，還是執迷不悟，心甘情願為“消費聯盟”所“消費”？
我們又從“聯絡圖”上查到大連一名家長的電話，與其聯係，講明了我們的采訪意圖，請他代我們約見他的兒子出來見麵，理由是“有兩個叔叔到昆明出差，我讓他們給你捎了一些家鄉特產”。那位家長同意了，將兒子的傳呼給了我們。過十分鍾，我們給那個青年打傳呼，他回了，第一句話就是：“我爸已告訴我你們是記者！”然後就把電話扣掉了。
我和春陽麵麵相覷，怎麽也不能理解，天下竟有如此糊塗、鄙劣的父親！
夜已很深，天上下起了綿綿細雨。由於截稿時間已到，我們都感到無可奈何。於是，我和春陽連晚飯都沒吃，就分頭撰寫稿件，連夜找郵局用傳真發回大連。我還特意用春秋筆法寫出心中的憤恨：
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見到一名“大連孩子”。記者隻能滿懷沮喪、滿懷疑惑、滿懷痛苦地向大連人民報道這一充滿遺憾、充滿無奈、充滿企盼的“昆明尋找大連孩子”的經過。盡管我們深知，在昆明找“大連孩子”仍有諸多辛苦、諸多變數、諸多風險，但我們斷定，“消費聯盟”還在昆明活動，“大連孩子”還在昆明受騙……
警方拒絕提供安全保證
3月29日，我和春陽呆在賓館裏，眼望窗外的綿綿細雨，心如枯井；就這麽回去，怎麽向父老鄉親交代？自行采訪，出了問題誰負責？
拿破侖指出：“記者的筆可抵三千毛瑟槍。”
著名新聞人普利策認為：“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
我和春陽都是抱著這一宗旨走到一起來的。
1999年7月之前，我在大連市委宣傳部做秘書，深感搞好宣傳工作，必須深入基層、緊貼社會，於是，我義無反顧，在全國第一個主動炒掉公務員身份，要求下派到雜誌社工作；而春陽也是辭去企業的公職，加盟“無冕之王”行列。麵對意外幹擾，我決定義無反顧，按照“自己的時間表”繼續采訪。他欣然讚同。
但是，從那裏下手呢？我倆商量了一上午，也沒找到突破口。
如果當地有人因為工作無著，對“消費聯盟”產生興趣，登門了解情況，以便擇機加盟。“消費聯盟”既不會拒絕，也不敢把當地人扣留下來，這樣的話，不就可以摸清“敵情”，見到“大連孩子”了嗎？
午休後，我把這個創意與春陽做了交流，他認為挺好的。
但是，當地人我們都不認識，誰個願意參加這個冒險計劃呢？
我抽了一支煙，說：小歐應該可以。
我們飛赴昆明尋訪“大連孩子”的消息傳出，昆明女記者小歐出於社會責任和職業敏感，主動與我們取得聯係，加盟到采訪、報道行列，並講述了她與一名“大連孩子”交往的簡短經過。
於是，我讓春陽打電話給小歐，邀請她晚上一起去“登門拜訪”。小歐也是很敬業，很有膽量。她聽完我們的策劃，爽快答應。記者就是記者，與見風使舵的官員、見利忘義的商人都是不一樣的。熊包軟蛋不適合吃“記者飯”。
當晚19時，雨下得更大了。我倆和歐記者打的士來到西山區某派出所，提出警方派便衣協助采訪的請求，一位姓王的指導員冷冰冰地說：“你以為你們是誰？”我說：你們市領導有指示，要求你們為采訪提供安全保證，而且，我們昨天不是一起幹的嗎？王指導員將臉背回去，一副不理不睬的神態。
我真不知道他這樣做，是否對得起他那身警服。
在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之前，我是一名團職幹部，他一個小小的指導員，在我眼裏算個啥？但是，這是在昆明，強龍壓不過地頭蛇啊！
夜黑如墨，雨越下越大。我們在雨中默默地走了一會兒，我突然想到一個大膽計劃：由一個人與歐小姐扮成小夫妻，按照線索“登門拜訪”，另一個留在門外接應。
我原本是想自己深入“虎穴”的。但春陽認為我的年齡與歐記者相差較大，而他與小歐年齡相仿，普通話又說得好，就主動要求扮演“男主角”。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讓我十分感動。我緊握著他的手，說：“好兄弟，注意安全。”
事不遲疑，我們一行三人打的士來到了位於昆明西郊的D小區。為防不測，我埋伏在門外策應，一旦有危險可以及時報警。分手時，我和春陽都把手機提前預置到了110。
事情比我們預料的還要驚險，因為，我們怎麽也想不到，從豐寧小區逃走的那個小頭目，就躲藏在我們將要暗訪的那間屋子裏……
雨夜暗訪“大連孩子”
小歐用那個電話號碼打通了電話，又問明了他們的具體居住位置。很顯然，有人主動要了解傳銷，那邊的人喜出望外。
晚8點左右，春陽、小歐敲開了那間位於三樓出租房的門，開門的是一個小夥子。
“請問陳某在嗎？”
“我就是。”
聽到熟悉的大連口音，我在二樓暗處不禁心頭一熱：“大連孩子”，我們終於見到你們了！
陳某熱情地把這對“小兩口”讓進屋子。
春陽和歐小姐進屋，保險門關上了。據“小兩口”事後介紹，那是一間兩室一廳的普通民居，客廳裏擺著一圈沙發，左側的轉角沙發前放著一張茶幾，茶幾上放著幾本書和一個打開的筆記本，陳某正在做“功課”。經過允許，春陽隨手翻了翻，都是“消費聯盟”的培訓材料和聽課筆記，裏麵的內容與我們掌握的基本相同。
我很不放心他倆的安全，從樓下輕輕地走上來，耳朵悄悄地湊近鐵門，保險門密封挺好，裏麵的動靜聽不清。過了一會兒，樓下有人上來，我便裝著沒事似的往下走；在雨地裏轉了一圈，又回到這個門前，仍然聽不清裏麵的聲音。偶爾會有一些動靜，但不知道是凶是吉。樓下又有人上來，我再次往下走……真像一個小偷似的，渾身淋得像個“落湯雞”，心裏又緊張又擔憂。
他們的談話在相互試探中開始了。此時陳某坐在小歐的旁邊，春陽對麵的沙發上坐著一個小夥子，他穿著黑色T恤衫，用手拄著下巴，兩眼緊瞅著他倆，麵無表情，一言不發。
“對不起啊，我忘了我們在哪兒見過麵。”
“就是在這裏啊！不過剛才沒認出來你。”小歐機智地答道：“我隻來過一次，不是很了解，今天想過來看一看嘛，就帶我的朋友一塊來啦。”
疑慮打消了，陳某打開話匣子，開始侃侃而談。他說，他來昆明的時間不長，做得比較慢，還不怎麽成功，但每天與朋友在一起，探討成功的經驗，覺得非常充實，對前途充滿希望。他還說，原來想發展大連市內的朋友，後來發現挺難，因為人們想法太多。
交談中，陸陸續續有人從裏屋走出來，不一會兒，客廳就坐滿了。
春陽沉默不語，環視四周，發現多是20歲左右的小夥子，隻有一個新疆人看上去年紀較大，差不多有40歲的樣子。據他們自己介紹，這10個人中有7個來自大連。
小歐要求結識一下做“華良”的成功人士。隨後，被他們稱為“老大”的王太明給請了出來，坐在了小歐身旁。
王太明說他去年年底在重慶加盟了“消費聯盟”，之後到了昆明，現在已發展幾十個人，賺了2000元錢，雖然花銷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但是他相信自己很快就會賺得更多，實現自己給自己當老板的夢想。
小歐問：做“華良”最成功的人是誰？在座的異口同聲：“汪洋是大陸華良第一人，已經掙了幾百萬，你們可以跟他聊聊成功的經驗。”
王太明進裏屋找“汪洋”的電話號碼，一位姓劉的大連小夥子也跟了進去。春陽從門縫子裏看見，裏屋靠牆擺著一張書桌，靠窗則是一溜地鋪，行李直接鋪在水泥地上。
不一會兒，王太明、小劉出來，說是沒找到汪洋的號碼，讓小歐留下電話號碼和大連的住址，以後再告訴。由於小歐不熟悉大連市的情況，沒有寫上，引起了他們的懷疑，談話一時陷入僵局。
為了轉移目標，春陽問道：“外麵傳言‘消費聯盟’是傳銷，是這麽回事嗎？”
此言一出，立即招來他們的一片反駁聲。一個坐在門口的高個子青年大聲地對小歐說，“要是我現在把你痛打一頓，丟出門去，然後逢人就說你是個壞女孩，一個傳一個，用不了多長時間，大家就會都認為你就是個壞女孩。”
這些話讓春陽有點心驚肉跳。
王太明接過話頭：“謠言嘛，不要信他，人都有從眾心理，一個人說我們是傳銷，大家就會跟著胡說八道，挺正常現象。”
小歐忍不住反問道：“那你們做‘華良’，不是也利用了人們的從眾心理嗎？”
王太明一時語塞，略微思考，他隨即反駁道：“你真正了解‘華良’這套運作模式，就不會在乎別人說什麽，照著做就能成功，很簡單。”
此時，那個身穿黑色T恤衫的青年突然開腔：“我覺得你們不是加盟解傳銷的。……你們是記者！”
一言既出，全屋的空氣頓時緊張了起來。10個男的，對2個記者，危險可想而知。又是在關鍵時刻，春陽表現了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應變能力。他大聲地駁斥：我們兩口子下崗了，沒有錢生活，就是想參加“消費聯盟”發發財。你們還疑神疑鬼的。要是記者，誰肯大雨天登門拜訪你們？要是你們不歡迎，那我們隻有參加別的公司了……
“對。你要是和我沒見過麵，我怎麽知道你的電話？”小歐看著陳某，加了一句。
也許是他倆的表演很到位，也許是王太明發財心切，不忍讓煮熟的鴨子飛跑了。所以，他打哈哈說：別這樣嗎，我們都是朋友，用不著互相猜疑。他又指了指那個身穿黑T恤的小夥，說：他是從豐寧小區過來避風頭的。聽說這幾天大連來了幾個記者，工商局、公安局也查的挺凶，他們那個家庭剛被端過。他因為到外麵回電話，正巧沒再屋內，才僥幸逃到這裏的……
空氣平和了以後，王太明開始給小兩口講解賺錢的技巧。
隨著時間流逝，我心裏咚咚直跳，深怕時間長了他倆暴露身份，引來災禍。
他倆進門半個小時左右，我實在不放心，趕緊撥響了春陽的手機。
手機一響，春陽立即順水推舟，說：“我還有事，等明天我們再聯係吧。”
那些人並不知道門外的情況，也沒有阻攔。
出門後，他倆在前麵走，我在後麵走，誰也不說話，一拐彎，攔住一輛出租車，馬上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在出租車裏，我們三人擊掌相慶：終於見到“大連孩子”了！
“大連孩子”雖然見到，他們“傳人”傳不來，又不忍心老騙父母的血汗錢糊口，走投無路，每天饑一頓飽一頓，但他們又被“傳人”理論所毒害，仍然想著騙別人“墊背”使自己“解套”，真是很悲哀。
後來，春陽和小歐才感到後怕：如果不是我及時撥打電話，他倆在裏麵停留的時間越長，越容易“穿幫”。一旦被他們發現了身份，輕者要受一頓皮肉之苦，重者要有生命危險。出了問題，昆明誰會出來相救呢？
與此同時，昆明市、雲南省以及全國的多家住滇記者站相繼加盟到報道行列，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希望到昆明采訪，遼寧衛視“新聞觀察”連續作了兩期節目，對王剛義作了現場采訪，對我進行電話采訪。好幾家電視台、報社的記者通過不同途徑找到我的手機號碼，與我聯係，希望來昆明一塊揭露傳銷黑幕。
但是，正當我和春陽為冒險完成采訪任務而開懷暢飲的時候，我們卻不知道“後院”起火了！
一個無解的方程式
就在我們在昆明深入“虎穴”之時，大連出現了怪現象。有的部門領導以個別報道中出現“中專生”、“職高生”字眼，大發雷霆，搬來一位副市長坐陣，緊急通知袁總編去開會，要他作出解釋，予以更正、道歉。在關鍵時刻，年輕的女記者趙陽不卑不亢，拿出了充分證據，據理以爭。
麵對事實，那個部門的領導並不服氣，立即打電話讓文章涉及的學校校長火速趕過來作證，校長當著市領導的麵表示報道失實。袁總編感到問題嚴重。趙陽臨危不懼，又拿出被騙學生的家長電話，要求當場對質。學生家長接到電話，明確表示：《東北之窗》的報道有理有據，非常真實，而且，實際情況比公開報道的還要嚴重。
會議不歡而散。
臨走時，那位副市長丟下一句話：這樣的報道還是不報為好。
同時，人大代表緊急約見公安局長一事的的進展情況，也是石沉大海，找誰誰都不發表具體的解決意見。
4月2日，我和春陽被單位催回大連。我倆還被蒙在鼓裏，帶著“凱旋”的感覺，未做休息，一下了飛機，就直奔周刊社。我們以為可以受到一些鼓勵和表揚，但是，進社後，同事們隻是很平淡地打打招呼，領導也避而不談繼續報道一事。我倆都感到納悶，不知自己做錯了什麽。
後來的一段時間，更是讓人歡喜讓人憂。
讓人歡喜的是，國家加大了打擊傳銷的力度，中央級的媒體公開“曝光”的傳銷集團就有華良“消費聯盟”，在我們無權也無法把“消費聯盟”定性為傳銷的前提下，我們憑著一腔熱血和記者的良心進行跟蹤采訪、報道。要是定性有誤，那可真吃不了篼子走。
讓我們想不通的是，我們受領導派遣前往昆明訪，並不顧個人安危進行采訪、報道，而且，揭露傳銷也是於國於民於擴大周刊影響有益的。但是，我們不明不白地受到冷落。
後來，我從在市委機關工作的朋友那裏，得知有關領導要“封殺”這一選題，不讓繼續采訪報道的信息，感到非常震驚。是啊，不給讀者一個交代，就啞巴悄悄地停止報道，這種失信於民的做法，對周刊社和對記者都是莫大的恥辱。是誰給了這些“人民公仆”封殺輿論、袒護犯罪的權力？
不，我決不退縮！我要為正義和尊嚴而戰！既然窮凶極惡的“消費聯盟”我都不畏懼，既然充滿暴力氣息的“家庭”我們都敢去拜訪，你們這幾個高高在上的官僚又奈何我？
5月8日，就在五一長假上班的第一天，也就是“封殺令”即將下達的前夕，我又發動專題部的同事組織了四個整版，以醒目的黑體字隆重推出了《請看“消費聯盟”在各地的表演》、《傳銷在“法律真空”中還能走多遠？》等文章，再次向社會敲響了警鍾。
為了對“昆明解救‘大連孩子’”係列采訪做個小結，對廣大讀者有所交代，我特意寫了這樣一篇《編者按》：
從3月9日(第9期)以來，針對華良公司“消費聯盟”，以異地介紹高薪工作之名，行傳銷騙人騙財之實，將成百上千的外地人騙到昆明、廣州、重慶、石家莊、天津等地，使眾多的家庭蒙受經濟損失和精神傷害，有的因此而負債，有的因此丟掉了原工作等嚴重情況，本刊集中版麵，作了係統“曝光”，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果。此後，《北京晚報》、《羊城晚報》、遼寧電視台、《遼沈晚報》以及《大連晚報》、《半島晨報》等幾十家媒體加盟了揭露“消費聯盟”行動。時至今日，據本刊不完全統計，已有數百人脫離“消費聯盟”的控製陸續返回大連；有幾十人得知“消費聯盟”真相後沒上“賊船”，4月3日，國家工商局宣布華良公司“消費聯盟”為非法傳銷，予以查處；4月24日-25日，國家工商局又召開專門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查禁“消費聯盟”、“滾動促銷”等傳銷和變相傳銷的具體舉措。這表明，全國已掀起了打擊傳銷和變相傳銷的新戰役。
“消費聯盟”等傳銷和變相傳銷之所以死灰複燃，禍國殃民，就在於其具有很大的頑固性和欺騙性，其歪理邪說至今還蒙蔽著一些人。一部分將個人快樂建立在“下卡”痛苦之上嚐到了“甜頭”的骨幹分子，仍要維護他們的生財之道，還在四下活動，負隅頑抗；許多上了賊船的受騙者，不肯“認賠”、忍痛“割肉”、迷途知返，反而仍想以受騙的方式騙別人來“墊背”，以求挽回自己的損失，成了“為虎作悵”者；一些被騙滯留昆明的“大連孩子”已被“消費聯盟”轉移到桂林等地……特別是，由於地方保護主義及回避矛盾、脫卸責任、推諉扯皮、麻木不仁等思想和行為作祟，使得不少地方政府對傳銷和變相傳銷查處打擊不力，有的甚至還為之辯解、開脫、袒護。有鑒於此，我們有責任也有必要“宜將剩勇追窮寇”，繼續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不斷揭露“消費聯盟”等傳銷和變相傳銷給我國的經濟秩序、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帶來的嚴重危害，以喚醒廣大讀者的警覺，促進全社會共同行動，聯手鏟除這一社會毒癌。
謝天謝地，這幾篇文章經社領導簽發，得以發表。
組織律師團準備“民告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傳出“封殺令”消息不久，又傳出更為嚴重的信號：有的人對“王華該不該立案”、“‘大連孩子’在昆明到底有多少？”、“是否真需要‘解救’”等問題繼續發難。遼寧省公安廳的一名業餘主管還把我請到省城，軟中帶硬，叫我承認是失實報道，被我用大量的事實，駁斥得啞口無言。
不久，又有消息傳出，大連教育部門將要舉行新聞發布會，進行辟謠。
我們揭露傳銷，完全是從維護社會穩定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盡新聞輿論監督的神聖職責，報道中涉及了一些事，隻是對事不對人，絕沒有與有關部門、有關人員過不去的意思。至於這些部門和個人工作中是否存在問題，不需要局外人判定，相信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稱。如果連起碼的是非標準都沒有，那還叫人嗎？俗話說的好，越描越黑，越護越短。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麽在揭露醜惡現象時，總有一些正人君子站出來“潑冷水”、設“樁子”。表麵上是為自己工作中的缺陷開脫責任白，實際上卻挫傷了記者進行輿論監督的積極性，客觀上成為落後、醜惡現象的保護傘。
按理說，“昆明解救‘大連孩子’”是公職行為，我隻是按照雜誌社裏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職責，即便是出了什麽問題，我的心裏也很坦然，因為“天塌下來有大個頂著”。
但是，因為此報道由我引起，係列報道又主要是由我組織、指揮，所以，在“大難臨頭”時，我怎麽能一推了之。況且，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攬功諉過的人。
1962年1月，我出生在安徽省淮南市壽縣，那是個農業縣，著名的魚米之鄉，雖然經濟不是太發達，但曆史悠久，人傑地靈。她位於中國南北文化、氣候天然分界線、結合部，是四朝古都，1986年被國家命名為中國曆史文化名城；她孕育了《淮南子》，誕生了世界第一塊豆腐和世界上第一支火藥槍；她是淝水之戰等17次古戰場，古城牆至今還能尋覓到當年的刀光劍影；她是故事、傳說的寶庫，“一人的道，雞犬升天”、“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等典故滿地亂滾，連不識字的農民都能給你隨便來上一段；她境內的安豐塘碧波**漾，廣闊無邊，有“天下第一塘”的美譽；她既是武昌起義後，安徽省第一個宣布共和的地區，又是中共在安徽的第一個黨組織“小甸特支”誕生地；她地靈人傑，曆史上湧現的人物燦若群星，遠的不說，清末民初以來就有鹹豐狀元、光緒帝師、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創辦人孫家鼐，民國元勳柏文蔚，抗日名將方振武，“反蔣大炮”高語罕，著名畫家孫多慈等等。寧折不彎，是我們壽縣人的性格。我為自己是壽縣人而驕傲、自豪。
在我的人生履曆裏，有三件事很有意思。
其一，文弱書生成為飛行員。1979年春天，正是高考最火、大學生最吃香的時候，全軍第一批從應屆高考生中錄取男飛行學員的工作悄然開始。那個時候，消息閉塞，眼界狹窄，知識也非常匱乏，學校動員時，我連航空母艦在海上航行還是在天上飛行都搞不清楚，更要命的是，我是學校有名的書呆子，身體很弱，洗澡都能暈堂子，運動會永遠不是選手，選飛行員，這樣的身體哪能選的上？要是選不上，又影響了高考，豈不是雞飛蛋打？所以，男同學們紛紛站出來“請祖國挑選”，惟有我遲遲不報名。這下可好，讓一些女同學看了笑話，也讓一些學習幹不過我的人有了驕傲的機會。那一陣子，我上學都不敢抬頭。後來，我們班主任反複做工作，我母親也讓我乘機去參加一次免費體檢，我才動心，最後一個報了名。
招收飛行員，要經過縣、地區和省幾級體檢，不但身體特別健康，而且要根紅苗正，學習成績好，反應機敏等等，可以說是千裏挑一，當然，身體是前提。當男同學們都誌在必得時，很多人都認為我在縣級體檢第一輪就會被淘汰。然而，我讓他們一次次失望，最後，在全縣隻錄取三個飛行學員的情況下，我榜上有名，意外地拿到海軍飛行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有人說：你家祖墳真是冒青煙了！
這批海軍飛行學員是從安徽、湖北兩省招收的，共計350名，湖北180名，安徽170名。經過三年學習，因為身體、思想、文化和技術等原因，淘汰了一半以上。我不僅順利畢業，而且成為同期畢業生中，唯一一位自學完《山西青年》刊授大學中文係全部課程的飛行員。
其二，近千名畢業生中唯一被海政看中。1989年8月，我已幹了兩年師黨委秘書。為了領導的升遷，我不知熬了多少不眠之夜寫各種材料，但有啥用呢？我隻不過是一塊墊腳石，職務一直原地踏步，同期飛行員都晉升為上尉了，我還是個“一道二”的老中尉。於是，我提出上海軍政治學院深造的請求，經過多方努力，最終被報上了名。通過軍隊院校正規考試，我被錄取，進入兩年製的中級幹部班學習，是全隊六七十人中年輕最輕、職務最低的（按照規定，中級班應是上尉以上）。同學們大多數來自海軍各個基層部隊，最高的隻有中專文憑，對我這個擁有飛行學院大專文憑的人，他們並沒怎麽看得起。要說學習，隻要我想和誰叫勁，最後總是我占上風。上小學時，我在星期天，經常被老師叫到家裏，幫她批改同學們的作業。同學們聽說過老人講的《愚公移山》，故事裏有個人叫“智叟”，意思是聰明的老頭。有個叫“毛蛋”的男同學，比我大幾歲，父親是淮南煤礦礦工，因礦難而死，非常調皮。他愛給人起外號。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好，聰明，他受到《愚公移山》故事的啟發，給我起了個外號“智少”，一下子就叫開了。可以說，從小到大，搞學習我從未打過怵。所以，進入海軍政治學院以後，幾次考試，我都是名列前茅，其他學員才不得不刮目相看。畢業前夕，北京海軍政治部到政治學院來挑選組織幹事，在近千名畢業生中，我以全優學員的身份又一次“金榜題名”。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一年後，我覺得在海軍大院見誰都要請示報告，寫稿還被他們亂改一通，心裏很不服氣，於是就主動要求“下基層”，調到大連海軍艦艇學院，與大機關“拜拜”！
有了這些經曆，我對自己的綜合素質有自信，對邪不壓正有信心。因此，對可能遇到的麻煩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我和王剛義取得聯係，到采訪對象那裏按照司法文書要求，由王剛義以法律服務所的名義收集大量證據，我們商定，一旦有人出麵以辟謠的形式詆毀我們的反傳銷係列報道，我們就拿起法律武器，進行行政訴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民告官”，同時，我還征得了大連律師界的支持，好幾位富有正義感的律師表示願意義務組團，做我的訴訟代理人。
名律師拋出“重型炮彈”
造輿論，是我們做記者的強項。在等待“辟謠”的那段日子裏，我的心像沸騰的大海，一刻也沒有平靜過。在做好各種準備的同時，我並未忘記借助輿論，以正視聽。
我想，他們“辟謠”提出的幾個問題，隻有用法律武器才能戰而勝之。而能夠就此發表見解的人選，必須是有相當社會影響的人。所以，我找到采訪能力很強的記者趙陽，請她擔此重任。趙陽二話未說，愉快接受。她先去找了一個法學教授，可是被以種種借口拒絕了。她又登門去找徐英卿律師，當時，他手裏正有一個急案子。但徐律師聽明來意，放下手頭的案卷，坦然接受了采訪。
在大連律師界，徐英卿是大連雙護律師事務所主任，其名字很響亮，頭銜也不少：法學碩士、高級律師、市政協委員、大連市政府法律顧問、遼寧省“最佳律師”稱號獲得者。
記者：孩子被騙，親人們渴望執法機關立案，要“出手”就產生管轄問題，當事人應該怎麽辦呢？
徐：非法傳銷組織中的犯罪具有複雜性是因為法律界限存在易混淆的問題。從層麵上看，傳銷和詐騙有著聯係；從斷層看，傳銷組織內部成員之間有的是受害者，有的是一般違法，有的涉嫌犯罪，有的可能涉嫌幾個犯罪罪名。從傳銷組織和傳銷者個人關係看，傳銷組織、攜款而逃者與誤入歧途的傳銷人員之間有著民事間的賠償關係。因而，抽象地說，打擊非法傳銷活動，既應當有工商機關參加，也應當有公安機關參加，有時也涉及到法院的訴訟，如深圳“日寶來福”傳銷公司就是被當地法院查封的。具體地說，如果涉及詐騙犯罪，就應當由公安機關管轄。從地域管轄看，非法傳銷所在地的工商局、公安局等機關應當管轄，不應當推諉。打擊非法傳銷及犯罪活動的經驗證明，當地工商管理機關和公安機關聯合行動不失為上策。這是從管理非法傳銷行為和管轄利用傳銷進行犯罪活動整體概念和從事態發展到明朗化的角度去談這一現實。然而，從事態發展的初端時看，針對王剛義等人的“2.2”報案來看，解救大連孩子應當由哪個公安局來立案呢？這要看報案反映的情況和法律的有關規定來確定。2000年2月2日，王鬆在向某公安局報案的材料中提到：徐某將王華騙上了去昆明的火車，隨身帶的錢物已被洗劫，人身自由受到限製，並且對方向家長索要1，5000元錢。這是一種綁架行為，我要求貴局解救，情況緊急，要求立案。應當說，有扣留人質騙取、勒索錢財的犯罪嫌疑。後來讀者紛紛寫信給《東北之窗》，質問公安局為什麽不立案，而讓親人冒險解救。我國《刑訴法》規定：“公安機關發現犯罪事實或犯罪嫌疑人，應當按照管轄範圍立案”，“公安機關對於報案、控告、舉報都應當接受。對於不屬於自己管轄的，應當轉呈主管機關處理；對於不屬於自己管轄而又必須采取緊急措施的，應當先采取緊急措施，然後轉送主管機關。”反映來看，某公安機關對報案人給予接待，也認為情況緊急，並與昆明公安局聯係。但是，當昆明反饋表示由大連方麵立案後，此立案不應擱淺，因為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做了這樣的規定：“案件管轄不明，由最先發現的公安機關或上級公安機關指定的公安機關偵查。”依當時的情況，某公安機關是否立案或采取緊急措施就接近於清楚了。然而事情到今天，方知情況並非那麽緊急，而從非法傳銷涉嫌犯罪案件的管轄問題看，以當地公安機關予以處理更為有利，可事物不是從起端時知道它的發展結果，恰恰相反，是從後果知道它的過程……從現在來看，我認為這件事情的意義遠遠超出了解救“大連孩子”的範圍，更為重要的是告誡人們，有的非法傳銷組織已經涉嫌犯罪。
徐：在外地傳銷的人們，他們中分成不同的待遇在外地生活著，“上卡”的傳銷者(家長)住、食、用條件較豐厚，“下卡”的傳銷者窮困潦倒；“上卡”不想回家，“下卡”無錢回家。如被騙去參加傳銷的李剛用不到50元錢扒貨車、逃票，苦熬五天終於回到大連。我認為：首先，受騙的孩子要積極克服困難回家，傳銷不是消費。參加傳銷的人是為了賺取錢財，用愧疚的心態去騙取他人錢財，發展自己。《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不保護傳銷者。傳銷受害人自負參加傳銷的責任後果，出汙泥而不染才是積極擺脫的最好方法。其途徑有三：一是停止欺騙他人，包括停止欺騙自己的親屬；二是要求工商機關、公安機關對傳銷組織和骨幹進行打擊；三是聯合向當地法院請求確定傳銷合同無效，追回被騙的錢款。
其次，有人建議能否把沒收的非法傳銷公司的錢款支付給無錢回家的孩子們，我認為有一定的道理，隻是根據國家財政部《罰沒財物、追回贓款贓物管理辦法》之規定，要經過執法機關確認個人財產的合法性和權屬性，時間不是一時半時的，而對那些尚未查封的和尚未追繳的錢款又需等待多少時間呢？此水能解渴，隻是太遠了。
最後，政府執法部門為穩定社會、打擊傳銷犯罪、加強青少年的法製教育，對聚集人數較多的昆明、重慶、石家莊等城市的“大連孩子”進行法製宣傳教育，解除其思想顧慮，與當地司法機關溝通，合作解決“大連孩子”回家問題。從法製的角度上，實在是很有益於社會穩定的好事情，無須非要民眾再拿出法律根據。一件有現實意義的事情並非是法律先規定了才去做。據我所知，《東北之窗》不僅僅報道了《昆明解救“大連孩子”》，而且身體力行，不畏艱難去昆明救援“大連孩子”，也並非找到了去昆明的法律依據。不要忘記，法律規範了人們應做的事情，也並不禁止人們去做一些沒有法律規定但對社會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此文發表後，引起很好的社會反響。一些法律工作者認為，徐律師的回答是有的放矢，切中要害。我很欣慰，在困境之中，還有這麽多知名人士敢於站出來主持正義，其膽其識，能夠讓那群指鹿為馬、陷害忠良的當權者汗顏否？！
海鷗，期盼著風暴的到來，越快越好；
我也期盼著這場善與惡角鬥的“大戲”早日拉開帷幕，也是越快越好。
但是，我們等了挺長時間，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後來，連樓梯也不響了。從內部傳出的信息是，辟謠計劃被頭腦清醒的領導責令取消。
傳銷禍國殃民，不除不足以平民憤。但是，在茫茫書海中，至今我還未發現一本揭露傳銷罪惡的圖書，很多人對傳銷抱有僥幸心理，就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尚未認清其本質、危害，稍不注意就落入傳銷陷阱，教訓非常深刻。
為了填補空白，我利用業餘時間廣泛收集有關素材，積累的材料、筆記及案例達四五百萬字，並結合自己的采訪、研究，著手撰寫打擊傳銷的係列文章。
8月13日，國務院轉發了工商局、公安部、人民銀行《關於嚴曆打擊傳銷和變相傳銷等非法經營活動的意見》，全國掀起了打擊傳銷新**。9月底，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說”決定做一期專題節目，公開揭露傳銷和變相傳銷的欺騙性和社會危害性。編導人員到國家工商局采訪，掌握了我和王剛義聯手打擊傳銷的新聞線索，隨後又到大連做了調查、核實。動身到北京之前，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大連分公司的領導得知此事，頗為讚賞，親自將30萬元的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卡交到我的手裏，並動情地說：我們的途徑不同，目標卻是一致的。你用鐵筆打傳銷，為老百姓們保平安，我們以實際行動為你保平安。
按照策劃的需要，節目還需要一名家長到場。我們給他推薦了一人，編導親自上門核實，並邀請他去北京，他同意了，並拿出工作證，讓我們幫助定機票。但我們買好機票給他打電話，他又找理由不願去了，實際上他是擔心上了節目以後，會找引來傳銷組織的報複。我真有些傷心，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正式錄製的那天晚上6時45分，我們一行被央視接進《實話實說》現場，此時距離正式錄製還有15分鍾。我們剛坐下，編導將崔永元請了過來，大家一一握手。他見到我，沒忘記表現他的幽默天賦，他風趣地說：“餘老師，咱倆是同行，但不是冤家啊！”他還說：“你的行為很值得宣揚。你在第一線采訪，能夠真切地感受群眾的心聲，希望以後多給我們提供‘炮彈’。”
崔永元有兩個特點，一是臉上永遠掛著似笑非笑的笑容，他說話幽默，別人越笑，他越顯得一本正經；二是手裏一直攥著一瓶礦泉水，時不時泯一口。他朝大家點點頭，說：“歡迎你們來實話實說。”
19時，演播大廳坐滿了人，大廳不大，能坐一百來人，除了嘉賓是按編導要求坐在固定位置，觀眾們則自行落座。說實在的，到現在為止，我們幾個嘉賓還不知道崔永元要讓我們說些什麽——這也是“實話實說”的風格，不作準備，即席發言。
節目從王剛義赴昆明“解救”王華開始，王剛義以當事人的身份簡要介紹了事情經過，並播放了一段現場錄相。王華、劉鍾作為受害人談了自己的悲慘遭遇。接著，由觀眾自行提問，有些問題，由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金教授給予解答，有些則請鄭州來的何女士現場“表演”。何女士原是多家傳銷公司的“講師”，負責對加盟傳銷組織的人進行“洗腦”，當她看到了許多人因傳銷血本無歸、妻離子散時，幡然省悟，大膽地站出來揭露傳銷“黑幕”。最後，我作為反傳銷資深記者就傳銷活動屢禁不止現象發表了見解，受到現場觀眾的熱烈歡迎。
等啊等，過了22點，沒有；過裏3點還沒有。大連的朋友一個勁地打電話，讓我無法解釋，心裏很是內疚。後來才知道，那天節目臨時變動，《實話實說》未能“實話實說”。直到2001年1月7日，新世紀的第一個星期天晚上，《細說傳銷》才終於和觀眾見麵。
6月初，我又接到中央台的邀請，到北京參加“名人相約星期五”節目的錄製。據說，他們是看我在《實話實說》中表現的還可以，就把我選中了。當時，特邀嘉賓還有兩位。一位是國家工商總局公平交易局經濟檢查處處長韋犁，另一位是公安部經濟犯罪偵察局市場秩序和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偵察處處長吳衛華，他倆都是我國打擊傳銷職能部門的領導，也是反傳銷工作的專家。擔任特約主持的，是中央電視台的後起之秀撒貝寧。別看小撒在電視上鋼牙利齒，但在私下裏卻很隨和，現場的許多女孩子就是為了看“活”的撒貝寧才來當觀眾的。錄製完節目，好多觀眾圍著撒貝寧，又是簽名，又是合影。小撒也挺夠意思，身在花叢中，也沒忘記我這個遠道來的新朋友，瞅準機會說：餘老師，咱們也紀念紀念吧。合完影，他客氣地說：希望有機會，請你到《今日說法》去有個說法。
據統計，《除夕前夜緊急行動：昆明解救“大連孩子“》拉開了《東北之窗》“2000年揭露傳銷行動”係列報道的序幕。該係列報道曆時9個月，先後組織7期24個版，發表通訊、言論、專訪、新聞調查等體裁文章39篇。其中，我以多個筆名發表文章10餘篇。通過係列報道，使廣大讀者認清了傳銷的非法性質，僅大連地區就有100多人取消了去昆明“上班”計劃，700多人迷途知返，脫離傳銷集團回到家鄉，使受害者免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精神創傷。
不經風雨，那能見彩虹？由於我在反傳銷報道中做了一些工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所以，也受到了新聞界朋友的關注，《中華新聞報》、《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中國信息報》、《長江日報》和中華網等十餘家新聞媒體對我做了長篇報道。在遼寧省2001年期刊評獎活動中，《除夕前夜緊急行動：昆明解救“大連孩子”》及其係列報道，在全省各媒體選送的323篇參評作品中脫穎而出，分別獲得優秀作品和優秀活動策劃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