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成為“傳銷克星”的……1
新的世紀孕育著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
2001年1月7日，在21世紀的第一個星期天，我從大連飛到北京，作為特邀嘉賓走進央視“實話實說”，坐在第一排中間位置，參與《細說傳銷》專題節目的錄製。節目開始之前，策劃把我介紹給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崔主持笑咪咪地握住我的手，風趣地說：“餘老師，咱倆是同行，但不是冤家啊！”
據悉，“實話實說”屬於新聞類節目，一般不邀請記者做嘉賓，我很榮幸地成為新世紀走進“實話實說”，也是“實話實說”開播以來的第一名記者嘉賓。
在打擊傳銷的過程中，我得到了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國家工商總局一位主管打擊傳銷工作的領導勉勵我說：“你們不僅很好地履行了公民的義務，而且還冒險與傳銷集團作鬥爭。傳銷集團最怕曝光，你們已經成了他們的克星。”我覺得，這也是對參與反傳銷鬥爭的新聞界同行們的褒獎。
6月8日，我又走進中央台（一套）“名人相約星期五”節目，在特約主持撒貝寧的主持下，與國家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負責打擊傳銷的領導，就《識破傳銷》話題進行了專題探討。
作為一家地方媒體的記者，我為何能有幸走進央視和中央台名牌欄目，並與“名嘴”崔永元、撒貝寧交談呢？這事還得從曆經風險和坎坷的係列報道《昆明解救‘大連孩子’》說起……
可遇不可求的好題材，竟沒人敢報道
2000年3月5日，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中心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剛義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聽說你挺敢寫的。我有一個大題目，不知道你敢不敢下筆？”
原來，春節過後，他從昆明解救受害人王華回大連之後，就希望將自己了解到的“消費聯盟”（也稱“銷售聯盟”，後來又改名換姓叫“全球得利計劃”）以異地介紹高薪工作為名，誘騙三四百名大連人（多數是走上社會不久的職高、中專畢業生。實際上還不止這些，為了留有餘地，報道時有所保留）到昆明等地加盟傳銷集團的“黑幕”公之於眾，以避免更多人上當受騙。他找了好幾家媒體的記者，他們都怕“捅馬蜂窩”而婉言拒絕。有的還不無惋惜地說：這真是個可遇不可求的好題材，但好寫不好報。大連的一家報紙的記者寫了一篇千字文，把棱角全磨平了，闖過了幾道關口，都出了清樣，因受有關部門的幹預而被“槍斃”，最終也沒能見報。
我們周刊的總編室主任張燕家住開發區，與王剛義認識。
一天，王剛義抱著試試看心態找到她。張燕的編務工作太重，沒時間落筆，但她認為這個題目很有社會價值，於是說：我給你引薦一個記者，他是我們的專題部主任，從市委宣傳部下來的，專寫社會大紀實，看看他感不感興趣。
第二天一上班，張燕就給我簡要介紹了這一新聞線索，並給我一個王剛義的手機號碼。我的第一個感覺是，這個題目太有衝擊力了，弄得好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連鎖反映——心裏產生了強烈地采訪衝動。但第六感覺卻立馬提醒我：這是個雷區，弄不好會觸動某些人脆弱、敏感的神經，而難以收場！
記者代表著社會的良知。
這麽對社會對讀者有益的題材都不敢秉筆直書，記者不就成了思想任人強奸的“雞”了嗎？可是，寫出來發表不了，也是無可奈何。新聞報道的“三審製”，像三個關口，即使我是一個部門領導，也不可能“闖關”發稿。而且，按照慣例，這樣容易犯忌的報道，在采訪前是要向領導請示報告的。但請示後，如果領導不批準，連采訪的機會都喪失了。
經過一番激烈地思想鬥爭，我決定先采再說，也就是先斬後奏。我撥響了王剛義的手機，預定了采訪時間、地點。
見麵後，聽了王剛義的激將法，我淡淡一笑。為了打消他的疑慮，我鄭重地說：“隻要你反映的情況真實，對打擊非法傳銷、維護社會穩定有益，我沒啥不敢寫的。當然了，我寫出來，領導堅決不讓發表，你也別有什麽意見。”
於是，他便坐了下來，一邊用錄像和各種法律文書進行舉證，一邊講述了自己去昆明的解救外甥的奇特經曆——
1月下旬，18歲的王華連續多次接到職高時的同學劉鍾從昆明打來的電話，稱“鄭師傅（職高烹飪師傅）在昆明一家酒店包廚房，現在缺人，你隻要拿1700元押金過來，每月可開2000多元的工資。”
王華自己與爺爺、奶奶共同生活在大連開發區。爺爺、奶奶不太同意，但他又哭又鬧，兩位老人被逼無奈，請他姑姑、姑父過來商量了好幾次，最後大家才同意他出去“鍛煉鍛煉”。
1月26日，王華身揣3000元，高高興興地上了火車。
2月1日晚，在長春作律師的父親王鬆回開發區過春節，突然接到前妻的長途電話：“王華向我要15000元，是怎麽回事？”
王鬆忙打傳呼給王華，他吱吱唔唔說不清，也不願告訴住址，其身邊一個人搶過電話說：“王華已加盟‘消費聯盟’，你趕緊從銀行轉款吧！”
“消費聯盟？”身為律師的王鬆不知道其為何組織，但說話者的口氣使他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王華爺爺得知此情，又急又惱病倒在床，奶奶也是後悔不已，終日以淚洗麵……
王鬆向昆明警方報了案，一個值班警察讓他到當地先報案，然後通過當地警方將王華的有關資料傳真過去。王鬆考慮到妹夫王剛義是大連開發區知名人士，就將他找過來仔細商量。
第二天一上班，一家四口就到大連開發區公安機關報案。由於地域管轄問題，未能及時立案。一個熟悉的警官好心地提醒：快點去昆明把孩子找回來吧，去遲了，就可能被撕票。
家裏人商量來商量去，也沒有別的路可走。萬般無奈之下，隻得決定自家人自己去“解救”。因王鬆的身份證沒帶在身上，王剛義妻子又哭哭啼啼，曾在部隊服役過的王剛義便擔負起重任，前往昆明。
2月3日，也就是龍年大年二十九，王剛義乘上第一班飛往昆明的航班。大西南的黃道（賣**嫖娼）、白道（販毒）、黑道（黑社會）比較猖獗，此行凶多吉少，所裏的同事都為他捏了一把汗。好在王剛義頭腦活絡，他在去昆明之前，已從吉林大學校友會通訊錄上查到了幾個昆明學友的地址，並與其中一位取得了聯係。
當天下午，王剛義抵達昆明，在檢察院李處長及暴警官的幫助下，他們以王華留下的電話號碼為線索，幾經周折，傍晚時分找到了位於昆明城鄉結合部的豐寧小區。然後，王鬆以匯款名義，將王華“釣”了出來。
王剛義等人在轎車上焦急地等待著。
過了好一會兒，王華才在一個體格健壯的小夥陪同下來到路邊電話亭旁。當他正抓起電話，還沒來得及發聲，王剛義“嗖”的一聲從桑塔那轎車上跳下來，飛速衝過去，一把薅住王華的手；王華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驚得目瞪口呆；監視他行蹤的一青年本想阻止，但見到王華身邊有三個陌生男士，知道事情不妙，轉身就往回跑去。事不遲疑，王剛義讓王華帶路，趕緊到他的住處取行李。
王華住的地方位於一居民樓6樓，兩個小房間住著10個人，全是打地鋪。廚房裏灶冷鍋空，一點食品都沒有，茶幾上放著一本複印的《疑難問題解答集錦》——王剛義將其揣進兜裏。幾個人正要離開，門外一下子衝進來十幾個人，吵吵嚷嚷不讓王華走。王剛義等人果敢地出示工作證，將這夥人鎮住，才得以走脫。
在車上，王華驚恐不已。他說：再晚幾分鍾，我們肯定走不了，能來好多亡命之徒。前幾天，十幾個出租車司機與一個“消費聯盟”成員因為車費問題，發聲糾紛；“消費聯盟”成員電話求援，幾分鍾之內，從四麵八方趕來100多人，嚇得那些當地司機開車就跑……
等把王華安頓好，王剛義給家裏掛了個平安電話。王華奶奶喜極而泣，連聲向參加解救的昆明特警和市檢察院的同誌道謝、拜年。此時，距離除夕鍾聲敲響僅有一個小時……
回大連後，王剛義向王華詳細了解“消費聯盟”的內幕，又認真分析了《疑難問題解答集錦》，從而意識到：“消費聯盟”是以異地介紹高薪工作為名，遠距離誘騙親朋好友到外地，接受三天“洗腦”，並掏1680元購買4盒海豹油（另外贈送一盒，外包裝上產地印著遼寧省錦州市，聯係電話卻是上海的）和一張磁卡（售價80元），成為“卡友”，買得越多積分越高。然後，唆使受騙者再用同樣方式，繼續誘騙親朋好友，僅昆明一地半年時間就聚集幾千餘人，其中，大連人就達幾百人……
一個法律工作者的正義感促使他拿起筆，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然後，一個月過去了，有關材料石沉大海，王剛義憂心如焚，不得已才找到新聞單位……
這篇稿子救了這期的《東北之窗》
新聞輿論監督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但也容易觸及一些單位、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引火燒身。
既然別人采寫都沒報出來，我寫的就能報出來？
我動筆寫了好幾個開頭，都擔心無法發表而使勁撕碎。當時真是心亂如麻啊。寫，可能是黃鼠狼沒打著，惹一屁股騷；不寫，眼看著很多人繼續上當受騙，於心何忍？
當日是個星期天。入夜，我走出家門，打的士來到海邊一個酒樓裏，一邊喝酒，一邊眺望著夜海中時明時滅的燈火……
巧合的是，鄰坐是一家三口，父母正為明天要去昆明“上班”的兒子餞行。父母滿心歡喜，兒子心花怒放。他們越是高興，我越是苦不堪言。
說還是不說？
說了，很掃興，別人不一定相信；不說，見“死”不救，太不道德。
思忖再三，我端起啤酒杯一飲而盡，然後轉過身去，掏出記者證亮了亮，一家三口不知我是何意，待我說出“王華悲劇”，他們都半信半疑。我懇切地說：你們不必急於下結論，我建議你們將機票改簽一下，等下周四3月9日（我刊逢周四出版），看了我的報道之後，再做最後的決定。
回家後，我的思緒像潮水一樣湧流，手指在鍵盤上敲出劈劈啪啪的交響。六千來字，一氣喝成。等寫完之後，已經是第二天蒙蒙亮了。由於思想高度興奮，一點也沒覺得困，隻是站立身時，腰像斷裂似的疼痛。手拿一疊打字稿，我心裏仍然忐忑不安——要是領導不簽發，可就白費蠟了。
《東北之窗》創辦於1989年底，由鄧小平親筆題寫刊名。周刊社是大連市（副省級）的正局級單位。逢周四出版。而周一、周二是編輯、製版最忙時間，袁總編一般都是坐在出版部看大樣。
3月6日（周一）上午十點來鍾，我到周刊社上班，未回辦公室，直奔出版部。袁總編正在那兒看稿。
我打了一聲招呼，簡要說明了一下我采寫的稿件，然後把一疊稿件雙手送到他的麵前。袁總編平靜地接了過去。
因為稿件較長，我不便在旁邊等候，就回自己的辦公室，處理本部門的稿件去了。
半個小時過去了，沒有動靜；
一個小時又過去了，還是沒有動靜。
王剛義打來電話，問進展情況，我隻能說：老總還在看，可能性不大……話筒裏，傳來了一聲聲歎息，我的臉頓時火辣辣的。
快到午飯時間，我再也坐不住了，就去出版部想問個究竟。走到門口，出版部裏出來一個人，我向她打聽，她說：老總已經批了，現在正上機製版。老總正為這期缺少打頭的稿件上火呢。——《東北之窗·周刊》與《北京青年·周刊》類似，征訂之外，主要靠每期的市場銷售。缺少打頭稿件，《周刊》送到報刊亭，就沒人賣。看到你的稿子，他高興地說：餘音救了這期的《東北之窗》！
我點點頭，臉上沒表露什麽，心裏卻是美滋滋的。
下午，我打手機，請王剛義過來補辦“三見麵”手續。他認真地看了小樣，簽完字，說了一句：果真是大手筆，名不虛傳！
編輯部成為“信訪局”
《除夕前夜緊急行動：昆明解救“大連孩子”》在《東北之窗·周刊》上發表後，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
3月10日上午一上班，兩位家長就推開編輯部的大門，直走過來，緊緊地握著我的手，非常激動地說：感謝你們揭露“消費聯盟”的騙人勾當，要不然我們還繼續被蒙在鼓裏！我們呼籲公安局馬上行動，到昆明去解救我們的孩子。
這兩位家長都姓孫。一個叫孫玉民，在一家公司工作；另一個叫孫發安，是開小貨車的個體戶。他倆的兒子是大連某職高同學，春節後分別被騙到昆明，共同的遭遇使他倆相約來到《東北之窗》編輯部。在此之前，他們隻在電話裏交流過，並沒見過麵。
孫玉民說：今年春節，兒子的職高同學於某從昆明打來電話拜年，並說那裏工作好找，工資又高。當時，兒子正在“實習”期，半年時間，實際上是交了學費，學校基本不管了，因安排的實習根本與專業不銜接，所以就自己想辦法掙點錢，到時間去學校要個畢業證完事。當時，他兒子正為畢業後幹什麽而發愁，瞌睡有人送來枕頭，接過電話他就動了心。
我和他媽不太相信，就不同意他去昆明。都說西部地區經濟文化落後，怎麽可能比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大連更容易掙錢？
從那以後，於某天天打電話催。兒子也是軟磨硬纏，不到黃河心不死。實在沒辦法，我們就同意他出去鍛煉鍛煉。
正月十一(2月15日)動身，元宵節到了昆明。他打電話回來說，是幹傳銷，又讓家裏寄錢去，我一聽就反對，讓他馬上回來。他嘴上答應幾次，卻沒動身，我擔心他被別人控製住了，走不脫。
兒子沒去之前，我一打傳呼，於某就回；兒子被騙去後，打十個傳呼也不回一個。我和他媽成宿成宿睡不著覺，也不知道兒子啥時候往家裏打電話，每天家裏不能斷人，兩口子輪流值班，工作都受到了影響。親戚、朋友也跟著上火，要我趕緊把他接回來。可是，昆明詩歌省會城市，那麽老大，他又不告訴具體住址，我大海裏撈針，到哪裏去找？
孫發安在一旁補充道：我兒子與老孫大哥的兒子是同班同學。他們一個班20個男生，被於某騙去四分之一。說實在的，我兒子也有駕照，我爺倆開一輛車配合得挺好。但於某把昆明那邊說得天花亂墜，老同學嘴裏說的，誰能懷疑？何況去年昆明又建了個世博園，吸引力也是挺大的。
2月26日，他動身前，我打電話請教老孫大哥，他堅決反對。我就把票退了。但於某又是許願，又是發誓，兒子也是態度堅決，非去不可。28日，我抱著僥幸的心理，又買票把孩子送走。唉，我真得後悔死了!
在短短的三四天時間裏，就有200多名讀者打電話進行谘詢，六七十名家長登門訴說孩子被騙走經過，強烈要求有關部門打擊“傳人”騙局，解救被困在昆明的“大連孩子”。下麵是當時值班記者做的電話記錄：
高新華(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職員)：大連能發表這樣的文章，可以說是很少見的。如果沒人敢於揭露“消費聯盟”這一騙局，還會有更多的人上當受騙。王剛義是個挺有影響的法律工作者，他去報案都這麽難，要是平頭百姓結果會怎樣？
馮長海(個體戶)：公安局為什麽不立案，倒讓受害人家裏派人解救？如果警察都這樣對待老百姓，我們還會有什麽安全感，社會豈不亂套？
曹警長：王剛義等人去報案，公安局無論如何也不能推脫；內部需要協調是內部的事，不應讓家庭和法律代理人自己去解救。這是嚴重的失職，社會影響很壞。現在，大連市公安局提出了“從嚴治警”，公安係統又在進行“三講”，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查一查，給市民一個交代。
陳女士(西崗區，幹部)：春節後，我孩子的幾個職高同學去了昆明，據說那裏工作好找，一個月能掙一二千元，他哭著鬧著要去。我覺得心裏不托底，就在電話中問他們公司叫什麽名字、住在何處及電話號碼，他們支支吾吾說不清楚。我便下決心不讓兒子去，他還天天埋怨我。昨天，我看了《東北之窗》的這篇報道，馬上買了一本帶回家，兒子看後連聲說：太幸運了，差一點上了賊船！
王德仁(退休幹部)：《東北之窗》敢說真話敢碰硬，敢於揭露社會醜惡問題，為老百姓鼓與呼，我非常佩服。你們這樣做，刊物的形象就樹起來了，也表明社會正氣上升了。我希望這件事一報到底，弄弄明白，不要虎頭蛇尾。
江曉梅（中學教師)：有句名言：記者是社會的良知。你們的記者能夠做到仗義執言，很不簡單。要知道，報道這件事涉及有關部門、有關人，很是擔風險。我想文章發表後，肯定會受到各種幹擾。你們不用怕，有理走遍天下，我們支持你們。
據事後完全統計，在追蹤報道期間，有2000多名讀者打電話進行谘詢，260名家長登門訴說孩子受騙經過，僅大連地區就有100多人取消了去昆明“上班”計劃，昆明地區有700多身陷傳銷陷阱的人迷途知返，脫離傳銷集團回到家鄉，使受害者免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精神創傷。那天夜裏在海邊酒樓偶爾遇見的一家三口更是激動，非要請我喝一杯，以示謝意。我說：“請客就不必了，隻要孩子沒上當受騙，就是最高的獎賞。如果要請客，我該請你們。因為是你們給了我揭露‘消費聯盟’的勇氣和力量。”
艱難的采訪
隨著采訪報道的深入，報道線索越來越多，“消費聯盟”的性質越來越惡劣，其造成的社會危害也更加觸目驚心。單靠專題部的7個記者已顯得力不從心，於是，周刊社要求全社齊動員，要車給車，要人給人，要經費給經費，全力支持追蹤報道。
與此成為鮮明對比的是，一些子女已逃回大連的家長卻顧慮重重，不太配合采訪。一方麵，他們擔心家醜外揚，影響孩子和家庭的形象；另一方麵，他們更擔心被其孩子騙走的家長找上門來，要人要錢要他們包賠損失。
高健（化名）從昆明回大連已經一個星期了。進了家門，精神恍惚，落下個“三不敢”的毛病：一不敢上街，怕遇見熟人難堪；二不敢接電話，怕受到昆明“消費聯盟”的威脅；三不敢見生人，怕被騙同學的家長上門找麻煩。
聽說記者要登門采訪，高健的父母找出各種理由予以拒絕。經過反複動員，又同意用化名、不登照片，他們才勉強同意兒子接受了采訪。
高健坐在我的麵前，一身孩子氣，一臉憨態。他低頭抹淚述說了自己被騙、然後騙人的前後經過：
我家裏挺困難的。父親下崗，母親工資又低，能供我讀中專已很不容易。去年畢業時，我就發誓多掙錢，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但在大連找了一圈，隻在一個大酒樓裏找到個服務生工作，一天幹十一二個小時，隻能開五六百元的工資，哪能讓父母過上好日子？
2000年1月底，初中同學張禮從昆明打來電話，說那裏掙錢寄易，給大商場幹采購，一個月管吃管住，還能開兩千元。
放下電話，我樂得直蹦高。父母聽說我要去昆明，就潑冷水說：西南地區落後，怎麽可能工資比大連還高？
我就開導道：咱中專生在大連的地位僅次於文盲，可到了落後地區，咱也算知識分子，就像外國人到中國一樣，工資不是都挺高的？再說，張禮在班裏是團支部書記，能騙我嗎？
父母沒喝過多少墨水，自然理論不過我。我們商定過完春節就動身。
可是，在春節前一個星期，張禮又來電話催。他說，春節是銷售、采購旺季，需要人手多，如果你春節前不過來，經理就要另找人。你這個機會可是我幫助爭取來的，千萬不能錯過啊。
我一想，人家那麽熱心幫忙，我可不能信不過人家。這樣多不夠意思？所以，我就對父母說：春節不稀在家過了。這個機會失去，以後很難找的。
就這樣，我匆匆登上南下的火車。臨行前，父母東借西挪，給了我4000元。送我上車時，母親還一再叮囑：到昆明要注意安全。掙到錢，早點寄回來還債。
從大連坐火車到昆明要走三天兩夜，眼看著自己的理想就要變為現實，我興奮得不吃飯也不餓，不睡覺也不困，就像中邪似的。而到了之後才明白，根本不是那麽一回事。我氣得揮起拳頭朝張禮吼道：你怎麽這樣缺德！
張禮自知理虧，羞得一聲不吭。倒是他的同夥圍上來五六個，弄得我不敢再發作。
傳銷是非法的，不被抓起來就不錯了，還能掙到錢？我表示懷疑。
張禮不但沒生氣，還整天陪著我（後來才知道，這是48小時監控，以防止我逃脫或給家裏打電話道實情）逛昆明城，參觀世博園，並帶我去聽講座，接受“洗腦”。
講座往往是由“消費聯盟”的成功人士介紹經驗，看著他們有的半個月就積了10000分，掙了1700元，我挺羨慕的。張禮見我態度轉變，便乘機說：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別走了，咱一塊掙錢吧。
我仍拿不定主意。因為回家去，無臉見父母；不回家，這樣幹不就等於騙人嗎？我一宿宿地睡不著覺，內心非常矛盾。
這時候，我乘上廁所機會跑出去給父母打了個電話。父母在電話中問我在昆明怎麽樣？我哪敢說實話。聽說我的工作挺好的，收入挺高的，他們就鼓勵我：別想家，好好幹，幹出個人樣才回來。這樣可倒好，我的回家路被我自己的謊言給堵上了。
於是，我咬咬牙，拿出身上所有的錢，抱著賭一把的僥幸心理買了兩份單，積了2000分。張禮挺高興，因為他已經積累8000分，加上我的“下卡”分，他就積了10000分。這樣，他就可以掙到1700元。
上了賊船後，我便琢磨著怎麽像張禮那樣發展“下卡”（也叫“下線”），早日成為“上卡”（也叫“上線”）。我按照“消費聯盟”傳授的方法，將我認識的同學、朋友逐個排隊，經過反複篩選，選定了李平作為“第一目標”。
李平與我是“老鐵”，打幼兒園開始就是同學。他家裏也不富裕，挺缺錢花。接到我的電話，他半信半疑，我則拍著胸脯說：“怎麽，我倆誰跟誰呀。我還能熊（大連話，騙的意思）你？”
過了幾天，李平還沒動身，我可真是急呀。看到張禮等人見了效益，我身無分文，靠借錢度日，何時才能撈回本錢呀？我又打電話催李平，他說：我媽住院，家裏沒路費。我趕緊勸道：“你快點過來吧，早來早掙大錢，好給你媽治病呀！”
就這樣，李平終於上鉤了。他來了之後我才得知，為了讓他多帶幾個錢出遠門，母親拖著病身子，提前出了院……
紙裏包不住火。李平到昆明後，見受了騙，上前就給了我兩個臉蛋子，打得我眼冒金花。
騙一個也是騙，騙兩個也是騙。於是，我便一發不可收拾。兩個來月，騙來5個人。有3人分別買了一份單，另兩人還未買單，你們就報道了。當天我們在昆明就接到消息。一下子把“消費聯盟”給攪亂了，頭目們東躲西藏，沒心思管我們。我就和那兩個還未買單的同學趕緊跑回大連，連換洗衣服都沒拿。
這幾天，他倆的家長還找到我家，要我父母包賠損失。我父母哪有錢賠他們？隻能給別人賠笑臉、說好話。人走就關起門來罵我……這麽長時間，我不但賠了幾千元，還落了個罵名。回家後，我越想越後怕，越想越後悔。我真不該自己受騙，又去騙別人！
人大代表緊急約見公安局長
追蹤報道還在繼續。但是，市裏一點動靜也沒有，警方又不願接受采訪。如果僅僅是紙上談兵，隻能對市民起個提醒的作用，而對於那些被騙走子女的大連家長，以及困在昆明無力缺錢回家的“大連孩子”，鞭長莫及，又能有什麽實際用處你？作為新聞，最大的價值就是能推動社會問題的早日解決。我很苦惱，因為領導讓我牽頭抓這項報道，怎麽能老在原地踏步呢？
好在事在人為，辦法總比困難多。我們周刊社的高副總編，是大連市人大代表，對此報道大力支持。3月13日，我將自己的想法向他做了匯報，他想了想，說：人大代表有項權力，可以在特殊情況下就某些突發事件和重大問題，緊急約見市裏有關部門的領導，促進問題的解決。據我所知，有史以來，大連市人大從未行使過這一權力。這樣吧，我馬上和人大領導報告一下，看看能否采取這一特殊途徑，推動推動。
3月14日下午2時許，大連市人大常委會四樓第一會議室裏氣氛凝重，一個特殊會議正在舉行，在坐的有高代表約來的8名市人大代表，他們是大連市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在看完《東北之窗》的多篇報道之後，都感到問題嚴重，情況急迫，並形成了共識：建議公安部門迅速采取行動，解救數百名被困在昆明的“大連孩子”。
接著，市公安局局長助理孫清寶受局長委托，率刑警支隊隊長祁廣殷到會，接受市人大代表的緊急約見。
首先是播放電視錄象。這是王剛義去昆明解救王華時，用自己的微型攝像機錄製的。錄像一邊播放，王剛義一邊解說。然後，剛從昆明脫身的大連青年邢某和對象許某詳細介紹了自己被華良公司“消費聯盟”騙走的經過。當他倆迷途知返，決定停止發展“下卡”回家時，身份證和貴重物品卻被“消費聯盟”扣留了，身無分文，隻得過著乞丐一般的生活。直到家裏來人把倆人接回大連……，大家聽了，心頭又是一陣發緊，更為滯留昆明的“大連孩子”的命運擔憂。
“俺現在隻有一個念頭，就是希望公安幹警快點南下，早日把落難孩子們救回來！”市民呂先生剛說了幾句話，就忍不住淚流量滿麵。他兒子被騙去昆明快半年了，至今未歸。
最後，在市人大工作人員的安排下，列席會議的市民們退席。人大代表們坦誠地與市公安局的領導交換了意見。市人大代表、市治安綜合治理大隊隊長彭勇毅激動地說：我們了解到大連孩子被困昆明的真相後，感到事態特別嚴重，有必要向你們及時通報情況，希望公安機關本著為人民負責的精神，馬上采取行動，把局麵控製住，盡快把困在昆明的“大連孩子”解救回來。
市公安局局長助理孫清寶和刑警支隊隊長祁廣殷一邊認真聽著，一邊做著記錄。聽到一半，有著豐富辦案經驗的孫清寶掏出手機，通知市局經偵處鄧處長馬上趕到會場，掌握情況。
會議結束前，孫清寶明確表示：幾百名大連人被“消費聯盟”有組織有計劃地騙到昆明等地，情節惡劣，危害很大，是一起嚴重的詐騙犯罪，警方一定要采取得力措施，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會後，警車將王剛義等人接到市公安局，做報案筆錄，並決定立案偵查。
次日，有消息說，市公安局已派專人連夜到省公安廳匯報案情……
不協調的“雜音”
《除夕前夜緊急行動：昆明解救大連孩子》發表後，立即引起新聞界的廣泛關注，《遼沈晚報》、《北京晚報》、《羊城晚報》、《華西都市報》、昆明《都市時報》等幾十家媒體予以轉載，造成全國聲勢。遼寧省委主要領導（也是大連人）還在《遼沈晚報》上親筆批示，明確要求有關部門立即采取措施，打擊犯罪活動。
與此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不協調的“雜音”：
有幾個人分別給我和王剛義打電話，威脅說“你們別管閑事，否則不客氣”，也有人給采訪對象打電話，命令他們“閉嘴”；
有的對王剛義個人的動機提出非議，說他是去昆明接自己的親戚，回來到處宣傳是為了“炒作”自己，出風頭，大連的就業在全國都是先進的，怎麽可能有那麽多人被騙到昆明“工作”，顯然是誇大其辭，自損大連的美好形象。王剛義很氣憤，說：真是豈有此理！我親眼所見也是假的了？他還鼓勵我說：有必要的話，我可以陪你去昆明實地采訪，澄清是非。如果你們單位經費上有困難，一切由我來承擔；
有的人化妝成“受害人”，到編輯部“摸底”。一天，編輯部來了一個說外地口音的小夥，說是來找餘音反映情況。正巧我出去采訪了。一名女記者熱情地接待了他。令女記者奇怪的是，他不但未反映任何情況，反而向女記者打聽報道進展到什麽程度，那些人接受了采訪，餘音長得啥模樣，傳呼和手機號碼是多少，家住在什麽地方……
敏感的女記者覺得很不對勁，就找了個借口讓他等一會兒，她自己想到辦公室報告一下這個異常情況。可是，等她叫人來會會那個小夥時，那家夥早已不見蹤影。事後，同事們好心地提醒我：出去采訪小心點，晚上最好別一個人外出。
更為可氣的是，有的部門領導以保護本行業、本單位的形象為名，通過各種渠道向報社施壓……
這個時候，好在周刊社領導頭腦清醒，不但頂住的壓力，而且在3月22日召開專題會議研究決定，派兩名記者赴昆明進行深入采訪，進一步揭露傳銷真相。
從3月9日到22日，在十幾多天時間裏，《東北之窗》的記者做了大量采訪，連續三期用10個整版進行跟蹤報道，可以說是空前的。隨著采訪的深入，我們更加感到事態的嚴重性：“消費聯盟”是個全國性傳銷集團，組織遍布上海、重慶、昆明、石家莊、廣州等，號稱有三四十萬之眾。據調查，被騙的人大多是家境不太好、學曆比較低、找工作較難的普通百姓。每傳銷一個人，家裏要損失一萬來元，有的家因此舉債，有的人因此辭了工作，還有的在異地生活無著跳樓自殺或盜竊、搶劫……社領導認為，在繼續搞好大連及其周邊地區采訪的基礎上，很有必要去昆明實地采訪，推動問題的解決。
在確定人選時，很多記者主動請纓，特別是有幾個女記者也爭先恐後的提出申請，場麵令人感動。社領導考慮到家裏也有采訪任務和一大攤子工作，去的人不宜太多，而且不便去女記者，所以決定由我帶著年輕記者王春陽去昆明，並決定由分管專題部的吳榮祚副總編主抓這一報道，在以後的歲月裏，吳副總編排除種種幹擾，對報道給予了及時、有力的領導，讓身處一線“衝鋒陷陣”的記者免除了許多後顧之憂。為了取得雲南省暨昆明市領導的支持，高副總編又連夜找到一位與雲南省委負責同誌有密切關係的領導寫了“條子”。在昆明整個采訪過程中，這張“條子”起到的關鍵性的作用。令我驚詫的是，王剛義不但沒有給予我單位分文的經費資助，還找了一些理由，說自己有事走不開，不願意再去昆明。
“向導”自食其言，臨時變卦，我倆進退兩難：退票不去，無法推進報道，深挖傳銷黑幕；去昆明實地采訪，人生地不熟，在茫茫人海裏能不能找到傳銷集團的老巢和“大連孩子”，完成采訪任務呢？何況，傳銷集團中混雜了一些窮凶極惡的亡命之徒，我倆去揭露傳銷，無疑是要斷他們的財路，他們能不采取暴力行動負隅頑抗嗎？
“大連孩子”，你在春城還好嗎？
3月23日上午，陰霧彌漫，我倆懷著十分複雜的心情登上班機，飛往昆明。同行的還有省城一家報社的一位男記者。他們報社頭天下午得知我們前往昆明采訪的消息，立即決定派出記者，隨隊前往。
昆明素有春城之美譽。陽春三月，正是綠草如茵、花團錦簇的季節。滇池的清波、大觀樓的長聯、民族村的風情、世博園的美景，無不令人心馳神往。雖然我們都沒到過昆明，都樂意到春城一遊。但是，已經受“消費聯盟”誘騙而困在昆明的“大連孩子”的命運，讓我們憂心忡忡：他們的生活得如何？吃住得怎麽樣？他們的人身、財產安全有保障嗎？怎麽才能找到他們，把他們解救回家？當地的政府、媒體怎麽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王剛義等人在昆明解救大連孩子時，曾遭到圍攻；又因為記者對昆明市情很陌生，舉目無親。臨行前，雜誌社領導、同仁皆為我們的安全擔憂。臨行前，大家都囑咐我倆注意安全，有的人還開玩笑說：餘主任，你買500萬人身保險再去吧。對此，我們也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並對開展工作做了較為周密的計劃。
當天下午3點35分，我們的雙腳踩在昆明的土地上。從“北方明珠”大連，到西南春城昆明，我們的衣著與周圍的環境產生了巨大反差。許多身著襯衣的昆明人，看見我們身穿皮夾克，都露出驚訝神色。我們和雲南省委的一名秘書取得聯係，請他幫忙為我們找了一家居住安全的賓館。
昆明是旅遊名城，旅館眾多，上《昆明消費指南》的就有400多家。真是無巧不成書。傍晚，當我們乘的出租車駛進賓館大門，“連雲賓館”映入眼簾，大家相視而笑。“連雲”二字巧妙組合，一下子將相距數千裏的大連、雲南聯係到了一起；更巧的是，當我們將一本《東北之窗》贈送一位領導時，他看到雜誌社的地址是在大連市昆明街上，便幽默地說：“看來，你們真是與昆明有緣啊。”
昆明的流動人口比較多。市區人口僅160多萬，而暫住人口卻達80餘萬，每天的流動人口也有幾十萬，而我們後來從警方了解到的信息是，在昆明辦暫住證的大連人僅49名。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數百名大連孩子，其難度可想而知；更為遺憾的是，從昆明返回大連的受害者們，或是因為害怕受到“消費聯盟”的報複，或是在昆明居住期間，基本上被封閉在大樓內、房間裏，連走出小區的機會都很少；即使出去買東西，都有兩三個人“陪護”，來去匆匆，所以，他們隻能向記者提供大概的居住位置。
當天晚上，我們不顧旅途疲勞，乘出租車來到豐寧小區。
這一小區位於昆明市的城鄉結合部，建成時間比較早，居民大都是搬遷戶，構成很複雜。這裏的居民樓林立，多是外觀相似的七層“火柴盒”。我們按掌握的線索，到小區“踩點”、“蹲坑”，希望發現剃光頭的“消費聯盟”卡友的行蹤。
小區的集市裏，人頭攢動，生意火爆；街道上，居民們悠閑地散著步；電遊廳中，小姑娘在跳舞機上拚命跳躍，小青年眼盯屏幕緊張地操作著按鈕、手柄……兩個多小時裏，我們搜尋了“消費聯盟”可能出現的各個角落，走得人困馬乏。也看到幾個頭發隻有一厘米長的小夥招搖過市，但還不能斷定這些人是不是我們要尋找的“卡友”。
為了既找到“大連孩子”，又不打草驚蛇，我們又利用雙休日，三次到豐寧小區“微服”偵察，徹底摸清了小區的結構，找到了大連受害者提供的準確位置。站在小區裏，我們在內心裏默默呼喚：受“消費聯盟”欺騙的大連孩子們，快快醒悟吧，你們的父母在思念你們，等候你們早日、安全返回家園。
采訪不順，讓我們坐臥不安。不知道是水土不服，還是急火攻心，每個人的舌頭都潰殤了，口角也燒爛了，其中的焦慮，真是一言難盡啊。
意外獲得“聯絡圖”
3月27日是星期一。我們感到再也不能守株待兔了。一大早，天晴氣爽，我就做出安排：兵分三路，各自為戰。我去市有關部門進行協調；春陽去《春城晚報》尋找線索；省城記者去昆明市西山區公安分局了解情況。我認為，無論哪一路亮了綠燈，我們就會不辱使命，打開局麵。
我打的前往市委，向有關部門領導匯報了采訪計劃。他表示自己對“消費聯盟”猖獗活動不太掌握，認為昆明市不大可能發生這樣的社會問題。
情急之下，我掏出了那張“條子”，果然見效。這位領導馬上給有關部門打了招呼，要求他們保護記者的安全，盡可能為采訪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