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好萊塢之行

之後的15天時間，我們湊合著共處。我們睡醒以後決定一路搭乘免費的順風車到紐約去。抵達紐約以後，她會以我的女朋友的身份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依稀可以看見迪恩、瑪麗露和其他人紛繁複雜的驚詫神情——活躍季節，一個嶄新的活躍季節宣告開始。首先我們要工作，賺到足夠的錢，用於一路上的支出。我剩下20塊錢，特雷迫不及待的想要馬上開始。我卻不希望那樣。我就如同一個傻瓜，把這個問題足足的思考了兩天。我們在從未見過的洛杉磯的五花八門的報紙上，四處翻看著招聘的廣告，在自助餐廳和酒吧打聽著工作的機會，直到自己身上的20塊逐漸縮減成了10塊出頭。我們在小旅館的房間裏盡情享樂。半夜時，我睡不著就起身，把毯子拉起來蓋在特雷**的褐色雙肩，望著洛杉磯的夜景。這裏的夜景極其缺乏理性、極其悶熱、極其紛亂的警報器聲響！街對麵發生了什麽意外。一幢很舊的歪七扭八的寄宿處，發生了某一起悲劇。警察的巡邏車停在下麵，警察正在問訊一個灰白頭發的老頭。房屋裏還傳來啜泣聲。我聽見了各種聲響，包括我所住的旅館招牌的霓虹燈的鎮流器發出的嗡嗡作響。我人生中從未有如此悲哀的感覺。洛杉磯是全美最為淒涼、最缺乏理性的城市。紐約的冬天冷得讓人傷心，不過卻有某些街區的一些地方有著一種奇特的友好的情誼。然而洛杉磯卻整個如同蠻荒的森林一樣。

特雷和我一邊吃著紅腸麵包，一邊在南大街上遊晃。南大街簡直是令人難以想象的燈光和喧鬧聲的嘉年華會。幾乎看到的每一個街角，都有穿著長靴的警察在搜查路過的人。全國最蓬頭垢麵的人群全部擠在人行道上——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南加利福尼亞的星辰之下。不過，洛杉磯實際上是一個碩大的沙漠宿營地，慢慢飄升的棕色光圈是那些柔和的加利福尼亞的星星也顯得遜色了。空氣中到處傳播著茶葉、大麻、辣椒煮豆子喝啤酒的味道。在美國的晚上，啤酒屋裏傳出來那震耳欲聾、瘋狂野蠻的博普爵士音樂，跟各色的牛仔音樂和布基伍基音樂相互摻雜著。每個人看起來都如同哈塞爾。頭上戴著蘋果酒帽、蓄山羊胡子的豪放的黑人嘻嘻哈哈的前來。緊接著是來自紐約的、直接從66號線下來的、留長發的時尚的人們。然後是背著雙肩包、一直衝到廣場想找一張長椅停歇的沙漠耗子。然後是袖管絲絲縷縷的循道宗的牧師。偶然的，還會遇上一個胡子拉碴、腳蹬涼鞋的“自然之子”派的聖徒。我想跟他們結識，一個一個的聊天談話。然而特雷和我正忙著攢錢，實在沒有閑暇。

我們去好萊塢，試圖在日落大道和葡萄藤街拐角的藥房謀一份差事。這個拐角可真是個好去處。經常有一家老小坐著破舊的汽車從偏僻的地方駛來。在人行道上站立，張著嘴想看電影明星，而電影明星從不現身。每當開過一輛高級豪華汽車，他們急切的跑到馬路邊伸頭張望：坐在裏麵的是一個戴著黑眼鏡的男人，身邊是一位珠光寶氣的金發女。“唐阿米奇！唐阿米奇！”“不，是喬治·墨菲！喬治·墨菲！”人群混亂的四處奔走，左顧右盼著。帥氣的年輕人想來好萊塢扮演牛仔，神氣活現的四下裏走動。世界上最美麗漂亮的姑娘穿著寬鬆的長褲走在大街上，希望能夠一炮而紅，成為明星。最後他們都落得在路邊的自助快餐店打工。我和特雷也想在快餐店找一份營生，哪裏都不容易找來鈔票。好萊塢大街上的汽車風馳電掣，發出刺耳的轟鳴聲。每一分鍾至少有一樁小事故發生。大家都向著最遠的一棵棕櫚樹跑去——那裏空空如也，隻有沙漠。好萊塢的山姆們在裝修時髦的飯店門口爭吵著，正如同百老匯的山姆們正在紐約雅各海灘爭吵似的。隻是他們的衣服單薄點，話題粗俗了點。身材高高大大、瘦骨嶙峋的牧師顫巍巍的經過。肥胖的婦女發出刺耳的尖叫穿過大道，排隊去參加智力競賽。我看到傑裏·科隆納在別克汽車公司購買了一輛車。他在高大的玻璃櫥窗裏，輕撚著八字胡須。我和特雷在市中心的一家自助餐廳就餐。那裏裝修得好像一個岩洞。內壁裏到處都鼓出金屬的**，以及屬於各位神明和油滑的海神尼普頓的石料製成的臀。人們表情哀傷的在瀑布周圍吃飯，臉上綠的泛出海洋的悲傷來。洛杉磯的所有警察，外表都帥氣得如同女人包養的情夫；他們最初的想法當然是到洛杉磯來拍電影。人人都希望躋身電影界，甚至連我在內。我和特雷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最終隻能試著在南大街找份工作，跟那些店員和女服務生在一起，他們自甘墮落，而且毫無反抗的想法。然而就算在那裏也沒有得到工作的信息。我們隻剩下10塊錢。

“兄弟，我準備到我姐姐那裏去拿衣服。然後我們搭車到紐約去，”特雷說道。“來吧，兄弟，我們行動吧。‘如果你不會跳搖擺舞，我來為你跳一遍。’”最後這兩句，是特雷時常哼唱的歌詞。我們慌慌張張的趕到阿拉梅達大道那頭墨西哥人棚屋區，特雷的姐姐的住所。我在墨西哥人廚房的後麵一條黑漆漆的小巷裏等，因為我不能出現在她姐姐麵前。狗四處的跑著。小巷裏燈光昏暗。我聽見特雷和姐姐在柔和暖熱的黑夜裏發生爭執。我準備好應付各種情況。

特雷走了出來，牽起我的手，來到洛杉磯有色人種聚集的中央大道。那個地方簡陋的很，雞窩一般的棚屋窄小的甚至放不下一台自動唱機。唱機裏的音樂都是布魯斯、博普以及節奏感強烈的爵士樂。我們從髒兮兮的經濟公寓的樓梯拾級而上，來到特雷的朋友瑪格麗娜居住的地方。瑪格麗娜這邊放著特雷的一件襯衫和一雙鞋。瑪格麗娜是個長相甜美的黑白混血兒。她的丈夫皮膚黑得像紙牌裏的黑桃，為人溫順和藹。他到外麵買了一品脫威士忌招待我。我要分擔一部分錢，但他沒有接受。他們有兩個孩子，孩子在**蹦蹦跳跳，那裏是他們的遊樂場。孩子們摟著我，好奇地盯著我看。外麵是中央大道夜裏狂野的嗡嗡聲——美國黑人爵士樂大師漢普的《坍塌的中央大道》的夜晚。人們無所顧忌的在門廊和窗口唱著歌。特雷取了衣服，和他們說再見。我們來到一個小型的棚屋，放著自動唱機取樂子。兩個黑人小聲的在我耳畔說什麽有關茶葉的事，隻需要一塊錢。我說好的，拿過來吧。毒品販子走過來，做出手勢讓我到地下室的廁所。我傻愣愣的站在那裏。於是那個人說，“拾起來，兄弟，拾起來。”

“拾什麽東西？”我問他。

他早已經收走了我的一塊錢。他不敢指向地板。實際上地下室也沒有地板。地下有一樣像是小糞塊兒一樣的褐色的玩意。他小心的有些不可理喻。“我必須要小心行事，上個星期狀況不怎麽太平。”於是我把地上的小糞塊兒拾了起來：一隻棕色紙卷的香煙，我回到特雷那裏，我們一塊到旅館房間去過癮。結果完全沒有雲裏霧裏的感覺。那隻不過是布爾·達勒姆牌子的香煙。我的錢虧的冤枉。

特雷和我已經不得不確定今後該怎麽辦的規劃。我們當即決定帶著剩下的錢搭車到紐約去。那天晚上，她跟姐姐那裏要了5塊錢。我們一共有13塊錢左右。在旅館的日租金即將到期之際，我們把行李收拾妥當，搭上了一輛紅色的汽車來到了加利福尼亞的阿卡迪亞，聖阿尼塔賽馬場就在那裏覆蓋著白雪的山頂下。天漸漸的黑下來。我們麵朝著美洲大陸，互相牽著手走了好幾英裏路，離開了人群聚居的地區。那天是星期六。我們在路燈下站住，豎起了大拇指示意希望搭車。忽然間，許多輛載滿了揮舞著三角旗的孩子的車轟隆隆的經過我們身邊。孩子們大聲嚷嚷著：“耶！耶！我們贏了，我們贏了！”孩子們看到路上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姑娘，興奮異常，哇啦啦的衝我們打招呼。像這樣的車前前後後經過了幾十輛，車上全是稚氣未脫的臉和正在變聲期的嗓音。我恨著他們每一個人。這群中學裏的小流氓，仗著父母有些閑錢，在周日的下午吃著烤牛肉，對路上的人大喊大叫，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這樣取笑一個落魄的姑娘和一個渴望得到愛的男人。他們把自己當成什麽人了？我們沒有去招惹到誰。我們連車也搭不上。於是我們被迫走著回去，更糟糕的是我們想要喝咖啡，走進了唯一一家還在營業的店：一家中學冷飲店，路上的車裏的孩子都在這家店裏，並且他們對我們有印象。他們發現特雷是墨西哥人，是一隻四處遊**的野貓；而她的男朋友還比不上她。

她高昂著頭顱走出冷飲店。我們在黑暗的公路旁的明溝自如的到處走。我拿著我們兩個人的帆布包。夜間帶有涼意的霧氣在我們的呼吸之間。我最終決定最後再跟她一塊逃避一回。即使有天大的事情，明天再去解決。我們走進一家汽車旅館的院子，花了4塊多租了個舒適宜居的小套間——有淋浴、洗浴毛巾、鑲嵌在牆壁裏的收音機等設施。我們緊緊的互相擁抱著，長時間的談論些嚴肅認真的話題。洗了澡，先開著燈，又關上燈，討論問題。我們證明了一些事情，我使她相信了一些事情。她接受了。我們在黑暗當中達成一致，氣都喘不過來，之後像兩隻自在的羊羔。

到了早上，我們勇敢的按照新計劃去實施行動。我們坐著公交車到了貝克斯菲爾德，去做摘葡萄的工作。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就按照正常的規劃到紐約去，坐的是公交車。那天下午的天氣很好，和特雷一起舒舒服服的坐上公交車，心情放鬆的談天說地，看窗外的田野景色向後退著，無憂無慮的。到了傍晚，我們抵達了貝克斯菲爾德。按照我們的規劃，要找到當地所有的水果批發商。特雷說我們可以在工作的地方住帳篷裏。睡在帳篷，趁著加裏福尼亞涼爽的早晨摘葡萄，這個主意深得我心。然而工作找得並不輕鬆，大家幫我們想了無數的辦法，讓我感覺到暈頭轉向，可是沒有一個成功的，工作遲遲無法落實。雖然這樣，我們吃了一頓中餐，體力恢複了些，重新開始出發。我們跨過南太平洋鐵路公司的鐵路，來到墨西哥鎮。特雷嘰嘰喳喳的跟她的同鄉聊著天，打聽有關工作的事宜。夜晚已經來臨，那個墨西哥小鎮的街道上到處是閃亮的電燈：電影院的挑出帳篷、賣水果的攤位、小型遊樂場、小零售店、幾百輛停泊的卡車和車上麵滿是泥點的舊汽車。那些扶老攜幼的墨西哥摘水果工人一邊吃爆米花，一邊在街上遊**。特雷每見到一個人就上去攀談。我開始有些絕望了。我想要的——也是特雷想要的——是弄點酒喝。

因此我們花費3毛5購買了一誇脫加利福尼亞葡萄酒，到鐵路調車場去慢慢享用。我們找了一個去處，流浪漢搬來了板條箱，坐成一堆，生火取暖。我們坐在那裏喝著葡萄酒。左側是被漆成紅色的貨運車，月光灑落，顯得髒兮兮的又淒涼。前方是貝克斯菲爾德市的燈光和機場的立柱。右邊是體積碩大的鋁製的匡西特倉庫。哦，美妙、溫暖的夜，月光似水，摟著你的姑娘，開懷暢飲，談天說地，噴噴唾沫，簡直是人間仙境。特雷是個酒量很大的小傻瓜，能喝的不比我少，甚至比我還多。我們就這樣一直暢談到午夜。我們從頭到尾沒有從板條箱旁邊挪走。偶然會有路過的流浪漢，有帶著孩子的墨西哥母親，巡邏車停在附近，警察下來撒尿，不過在大多數時間裏，我們不會受到他人的幹擾。我們的靈魂愈發融在一起，更加的難舍難分。午夜到來，我們起身，磨磨蹭蹭的走向公路。

特雷有個新點子：我們不如一路搭著免費的車到她的故鄉薩比納爾去，在她哥哥的車庫裏暫住。我反正都無所謂。來到公路，我讓她坐在我的帆布包上，裝成一個遇到困難的女人。沒用多長時間，一輛卡車停下來，我們興奮的跑了過去。司機是個好人；他的卡車卻糟糕透頂。卡車轟隆隆的開出了山穀。我們在黎明到來前兩三點鍾來到了薩比納爾。特雷睡得正香，我把瓶子裏的酒喝光，一副醉醺醺的模樣。我們下了車，在南太平洋鐵路線一個加裏福尼亞小鎮的覆蓋著落葉的、靜謐的廣場上散步。我們去找特雷哥哥的朋友，從他那裏了解特雷的哥哥現在身處何方。沒有人在家。天亮的時候，我仰臥著躺在小鎮廣場的草坪上。嘴裏不住的說：“你不會說他在威德做什麽，不是嗎？他在威德做什麽？你不會說出來，對嗎？他在威德做什麽？”那是電影《人鼠之間》裏麵的人物，布爾格斯·梅雷迪斯和牧場工頭之間的對話。特雷發出咯咯的笑聲。她覺得我做什麽都很有趣。我可以一直躺在那裏，等婦女們都去教堂做禮拜，她也不會介意。不過我最終決定，因為要去找特雷的哥哥，因此我們應該迅速的準備好。於是我帶著她到鐵路邊上的一家老旅館，我們無比舒適的爬上床睡覺。

第二天一早，陽光普照，特雷很早就起床去找她哥哥了。我一口氣睡到中午；忽然察覺到窗外一列南太平洋鐵路公司的運貨車路過。那平板車上躺著的有數百名流浪漢。他們用背包當成枕頭，有的在看報上的滑稽連環漫畫，有的在咀嚼著岔線旁邊摘來的品質上乘的加裏福尼亞葡萄。“媽的！”我忍不住叫嚷。“嗬！這就是《聖經》裏的應許之地。”他們都是從舊金山來的，過了一星期又興致勃勃的回去。

特雷、她的兄長、她的孩子以及她哥哥的好友都過來了。她哥哥是個身體結實的墨西哥大小夥，一副嗜酒如命的樣子，人倒是挺好的。她哥哥的朋友也來自墨西哥，身材高大，舉止拖遝，說的英語不帶什麽口音，聲音很高，過於想討人喜歡。我能看出來，他對特雷頗有好感。特雷的孩子叫做約翰尼，是個有著黑色眼睛的7歲的可愛男孩。我們聚集在一起，另一個狂野的日子開端了。

她哥哥的名字叫裏基，開著一輛38年生產的雪佛蘭。我們擠了進去，朝不知名的某處開去。“我們要去哪裏？”我問。哥哥的朋友叫做邦佐，開口回答了這個問題——人們都這樣稱呼他。他身上有些臭。後來我明白了其中的緣由，邦佐的工作是把糞肥賣給農民，他有輛卡車。裏基口袋裏總是有三四塊錢，他一直都笑意盈盈的。“沒錯，老兄，走了，走了！”話音剛落，他就啟動了那輛破舊的卡車，速度開到了每小時70邁。我們到弗雷斯諾那頭的馬德拉，去找幾個農民談談糞肥的事宜。

裏基手上有個酒瓶子。“我們今天喝一杯，明天再忙活。走吧，兄弟——喝點兒吧！”特雷帶著孩子在後座，我回頭瞟了一眼，看見她因為到了自己家而開心得紅光滿麵。加裏福尼亞10月份充滿生機的綠色田野瘋狂的向後倒退。我再次感覺到信心滿滿，精神百倍，準備出發了。

“現在咱們到哪兒去，兄弟？”

“我們去找一個有一批閑置分肥的農民。等明天我們開著卡車過來運走。兄弟，我們可以賺到不少鈔票。不用擔心了。”

“大家都有份！”邦佐高聲喊道。我發現事實的確是這樣——無論我到什麽地方去，每個人都在忙著賺錢。我們在弗雷斯諾那亂糟糟的大街上把車開得飛快，到後街去找些農民。邦佐下車跟墨西哥農民交談，嘰嘰喳喳的不知道在討論什麽。當然，得不到什麽結果。

“現在我們需要喝一杯！”裏基喊著。於是我們下了車，進入到十字路口的一家酒館。星期日的下午，美國人總是喜歡在十字路口的酒館裏喝上幾杯。他們帶著自己的孩子，一邊喝酒，一邊暢談，還會爭執幾句。一切都這麽好。晚上到了，孩子們開始哭喊，父母們醉醺醺的。他們歪七扭八的回到家。我在美國各地的十字路口的酒館裏喝上幾杯的時候，都會遇到過這樣的一家人。孩子們不停的嚼著爆米花和油炸薯片，在後麵玩鬧著。我們也一樣。裏基、我、邦佐和特雷坐著飲酒，在震耳欲聾的音樂中扯著嗓子交談。約翰尼和其他的孩子們在自動唱機周圍玩鬧著。太陽越來越紅了。我們什麽也沒做。有什麽需要我們做的呢？“明天，”裏基開口說。“兄弟，我們明天忙活。再來一杯啤酒，兄弟，來喝吧，來喝吧！”

我們歪七扭八的走出來，上了卡車，來到公路邊上的一個酒吧裏。邦佐是個粗獷的家夥，話多嗓門又大，聖華金山穀一帶的人都跟他相識。我和他從公路邊的酒吧走出來，坐著卡車去找個農民；最後的結果卻是到了馬德拉的墨西哥小鎮去找姑娘，如果有可能，給他和裏基物色幾個。當紫色的暮靄籠罩在整個山野的葡萄園，我坐在卡車裏像啞巴一樣。邦佐跟一個墨西哥老頭在廚房門口討論著價格，想把老頭在後院種的西瓜買下來。我們買了西瓜，當場吃幹抹淨，把西瓜皮扔在老頭家旁邊的泥路上。天色晚了，各色各樣的漂亮姑娘們來到外麵的大街上。我說：“我們究竟在哪裏呢？”

“不用擔心，兄弟。”邦佐說。“明天我們可以賺到很多錢；今晚我們無需杞人憂天。”我們回去找到了特雷、她的哥哥和孩子，在公路的燈光下開著車到了弗雷斯諾。我們都餓的要命。我們穿過弗雷斯諾的鐵路，走進弗雷斯諾墨西哥小鎮那亂糟糟的街道。模樣古怪的中國人把身子探到窗戶外麵，欣賞著星期日晚上的路邊景色。一群穿著長褲的墨西哥小姑娘悠哉的走過。自動唱機播放著喧鬧的曼博舞音樂。大街上張燈結彩，如同正在過著萬聖節。我們走進一家墨西哥餐館，享用了玉米餅裹著搗爛的菜豆，味道十分不錯。我拿出了身上最後一張嶄新的5元鈔票，給我和特雷結了帳。這5元錢原本計劃著用到新澤西去的，現在隻剩下4塊錢了。特雷和我互相望著彼此。

“今天晚上我們睡哪裏，寶貝？”

“我也不知道。”

裏基已經醉醺醺的了。他現在的聲音疲憊而柔和，嘴裏不停的說：“來吧，兄弟——來吧，兄弟。”這一天可真是漫長。我們誰都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麽，也不明白仁慈的上帝是怎樣安排的。可憐的小約翰尼躺在我懷裏睡得正香。我們開著車回到薩比納爾去。在半道上，經過99號公路旁的一家小吃店，我們猛然刹車。裏基還想喝上最後的一杯啤酒。路邊的小店後麵停著一輛汽車拖車，搭起了帳篷，有幾個破破爛爛的汽車旅館式的房間。我詢問了一下價格，得到的回答是兩塊錢。我問特雷意下如何，她說可以。因為現在我們帶著個孩子，讓孩子感覺舒適一些。酒館裏有個牛仔樂隊正在演出，一些陰沉著臉的流動農業工人歪歪斜斜的在音樂的伴奏下扭動著身子跳舞。我和特雷喝了幾杯啤酒，帶著約翰尼進了一個汽車旅館的房間，準備就寢了。邦佐還在外麵晃悠，他沒有地方睡。裏基到葡萄園他父親的棚屋去睡覺了。

“你在哪裏住，邦佐？”我問。

“我沒地方住，兄弟。按理說我應該和大羅塞一起住，但是昨天她把我趕出來了。我準備去把卡車開過來，今晚在卡車裏睡覺。”

吉他撥弄的聲音響起。我和特雷一起望著星辰，親吻著彼此。“明天，”她說。“明天一切都會變好，你覺得呢，親愛的薩爾，兄弟？”

“當然了，寶貝，明天。”總是明天。在這以後的一個星期，我們一直在聽到這樣一個詞匯——明天，一個可愛的詞，或許它意味著天堂。

小約翰尼沒有脫衣服，在**蹦了幾下就進入夢鄉。他鞋子裏撒出了沙子，馬德拉的沙子。我和特雷半夜起床把床單上的沙子撣掉。早上我起床，一番梳洗之後在附近走走。我們在棉花地和葡萄園中間，距離薩比納爾有5英裏。我詢問經營著宿營地的胖女，是否出租閑置的帳篷。最便宜的帳篷閑置著，租金是每天一塊錢。我拿出了一塊錢，住在裏麵。裏麵有一張床、一個暖爐、支撐的杆子上掛著一麵有裂紋的鏡子。氣氛讓人感覺不錯。我進去時要彎下腰，在裏麵看見了我的寶貝和我寶貝的孩子。我們等著裏基和邦佐把卡車開過來。他們帶著瓶裝的啤酒來，在帳篷裏麵暢飲著。

“糞肥怎麽了？”

“今天時間太晚。明天，兄弟，我們賺一大筆錢。今天咱們來喝酒吧。你覺得呢，要啤酒嗎？”我不需要其他人來慫恿我。“來吧——來吧！”裏基嚷嚷著。我開始明白，我們要靠糞肥卡車賺錢的計劃永遠沒有成效了。卡車在帳篷外麵停著，車上散發出來的味道跟邦佐身上的一樣。

那天夜裏，我和特雷在帶著露水的帳篷裏上了床，夜晚的氣氛是這麽美好。我正準備睡覺，她問：“現在你想跟我**嗎？”

我問：“約翰尼怎麽辦？”

“他不會知道的。他睡得正香。”其實約翰尼沒有睡著。但是他沒有出聲。

到了第二天，小夥子們把糞肥卡車開回來，又出發去找威士忌。等他們回到帳篷，又是一場歡飲。那天夜裏，邦佐說外麵太冷了，因此裹著一張散發著牛皮氣味的油布，睡在我們帳篷裏的地上。特雷對他很反感，說他整天圍著自己的哥哥打轉，就是為了接近自己。

看起來，除了我和特雷即將麵臨著沒有口糧，什麽事都做不了。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到田間轉了轉，到處打聽著有沒有摘棉花的臨時工作。人們讓我出了營地，到公路那邊的農場去碰碰運氣。我去了，農場主人跟女眷一起在廚房。他走出來聽了我的訴求，提醒我說，每摘100磅皮棉，他支付三塊錢。我約莫著自己每天至少也能摘上300磅，於是答應了。他從倉庫裏找出幾條帆布長口袋，告訴我，天亮就可以開始摘棉花了。我興致勃勃的跑回去告訴了特雷。半路上，一輛裝運葡萄的卡車在路上的一塊高出來的地方顛簸了幾下，震出來好幾大串的葡萄，掉在滾燙的柏油路麵。我把它們拾起來，帶回了家。特雷開心不已。“約翰尼和我跟你一塊兒去摘，搭把手。”

“呸！”我說。“根本不需要！”

要知道，摘棉花可是非常吃力的。我做給你看。”

我們吃著葡萄。到了傍晚，裏基帶來了一個麵包和一磅漢堡牛排，我們一起野餐。有一個體積較大的帳篷挨著我們，裏麵住的是一家流動摘棉花工人。爺爺一天到晚坐在一張扶手椅上，他年紀太大了，做不動這工作。兒女和孫子輩，每天破曉時穿過公路，到我找到工作的這農場主人的地裏去摘棉花。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他們一起出發。他們說，因為沾上了露水，清晨的棉花比較重，賺到的錢比下午更多。雖然這樣說，他們依然從日出幹到了日落。爺爺是30年代天災時期從內布拉斯加遷移到這裏來的——全家坐著一輛破破爛爛的卡車。我的蒙大拿的牛仔朋友也跟我說過，那場天災其實就是沙塵暴。從那以後，他們就在加裏福尼亞定居了。他們喜歡幹活。10年的時間，老頭兒子的子女已經有4個了，其中幾個年齡大的可以參加到摘棉花的隊伍裏。那個時候，他們的境況有所好轉，擺脫了《湯姆叔叔的小屋》裏那個凶狠毒辣的西蒙·勒格裏式種植園的極端貧困，住進比較不錯的帳篷，對他們來說已經滿足了。他們為現在的帳篷感覺到自豪。

“還準備回到內布拉斯加嗎？”

“呸。那裏空無一物。我們計劃想買一部拖車。”

我們彎著腰開始采摘棉花。景色非常的美。田野的那頭是帳篷，帳篷之後則是幹枯了的褐色棉花田，一直延伸到了遠方褐色的旱穀的山麓小丘陵。再之後就是早晨藍色的空氣當中那白雪皚皚的內華達山脈了。這比在南大街洗盤子要好得多。可是我對摘棉花絲毫不擅長。我把白色的棉桃從發脆的底托分離出來耗時太久；別人輕輕一夾就做到了。此外，我的手指開始出血，我需要手套，或是經驗再豐富些。有一對黑人老夫婦跟我們一起在地裏忙活。他們摘棉花的時候的從容，正如同他們在阿拉巴馬州的祖輩在戰前表現出來的一樣。他們彎著腰，慢慢的，憂鬱的，沿著植物向前行進，掛在腰間的盛棉花的帆布袋越來越鼓脹。我的腰背開始感覺到酸痛。但是跪下來藏在地裏的感覺很好。我感覺自己需要休息的時候就歇了一會，把臉貼在濕潤的褐色土地上。鳥兒如同伴奏一樣唱著歌。我覺得自己找到了一生的事業。約翰尼和特雷從炎熱的正午陽光下跑過來，向我招手示意，跟我一起忙了起來。小約翰尼摘棉花的速度比我還快——特雷更是比我快了一倍。他們趕到我前麵了，給我留了一堆一堆摘幹淨的棉花，讓我放進我的帆布袋——特雷留下的是摘棉花高手的大棉花堆，約翰尼留下的是孩子氣的小棉花堆。我心情悲涼的把它們塞進口袋。我算是個什麽男人，連自己都養活不了，更別提他們。整個下午，他們都跟我在一起。太陽逐漸現出紅色，我們一起拖著疲憊的步子回去。我把摘好的棉花卸在田頭的磅秤上，重達50磅，我拿到了一美元50美分。我跟一位流動農業工人借了輛自行車，沿著99號公路騎到了十字路口的食品雜貨鋪，購買了煮熟的意大利細麵條、肉丸子罐頭、麵包、黃油、咖啡和蛋糕，裝進一個紙袋子裏，掛在自行車的把手上回家去。一輛開向洛杉磯的車迎麵轟隆隆的駛來，一輛開往舊金山的車在後麵追趕著我。我不斷的咒罵。我抬頭看看黑漆漆的天空，祈禱著上帝讓我時來運轉，好為我愛著的那兩個小家夥做點什麽。誰都不拿我當一回事。我本應該有心理準備。特雷讓我重新精神煥發，她在帳篷的爐子上把食物加熱了，那是我生平吃過的最美味的幾頓飯之一。因為我實在是又餓又累。我就像摘棉花的老黑人那樣長歎一口氣，躺在**吸了支煙。狗在涼爽的夜裏亂叫著。裏基和邦佐晚上不到我們的帳篷來了，這讓我十分滿意。特雷蜷縮在我旁邊，約翰尼坐在我胸膛上。他們兩個在我的筆記本上畫著小動物。令人可怖的平原上，我們的帳篷裏有一盞亮著的燈。路邊的小吃店，牛仔們演出的音樂聲從田野那邊飄過來，讓人心生悲涼。我卻毫不在乎。我親吻了我的寶貝，我們的帳篷熄了燈。

清早的露水把帳篷打得失去了生氣。我拿著毛巾和牙刷，跑到汽車旅館的公共衛生間去梳洗。然後回來穿上長褲。因為跪在地上忙活的緣故，褲子都磨破了，特雷晚上幫我補上。我戴著那頂曾經給約翰尼當玩具的破破爛爛的草帽，拿著用來裝棉花的帆布袋，穿越到公路的另一端。

我每天大約能賺1塊5毛錢。剛剛夠晚上騎著自行車去買吃的。生活就這樣一天天的過。我把東部、迪恩、卡洛以及令人厭惡的公路全都扔在了一邊。約翰尼和我每天玩鬧著。他喜歡我把他扔到半空，落在**。特雷坐在那裏做一些針線活。我是個喜歡浪跡天涯的人，正如我在帕特森所幻想的那般。別人說特雷的丈夫已經回了薩比納爾，要跟我算總賬。我思想上已經有了預先的準備。有天夜裏，流動農業工人在路邊的小吃店情緒失控，把一個人綁到樹上去，用棍子毆打的慘不忍睹。那時候我正睡著，後來才聽人提起。從那以後，我一直在帳篷裏放著一根大棍子，生怕那些流動農業工人認為我們這些墨西哥人在他們的拖車營地胡作非為。他們當然認為我是墨西哥人，某種程度上而言，我也的確如此。

現在已經10月份了，晚上冷得可以。有一家流動農業工人那裏有個燒木柴的爐子。他們準備在這裏過冬。可我們一無所有，而且帳篷的租期也到了。我和特雷無奈之下決定必須要離開了。“你回娘家去吧。”我說。“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不能帶著約翰你這樣的小家夥在帳篷營地走來走去；可憐的小東西太冷了。”特雷哭了，因為我質疑了她作為母親的天性。但其實我本不打算這樣做。

一個黑漆漆的下午，邦佐開著卡車前來。我們決定到特雷的娘家看看狀況。然而我不能出麵，隻能躲在葡萄園。我們到薩比納爾去；半路上卡車出了狀況，又大雨滂沱。我們在破舊的卡車裏罵罵咧咧。邦佐下了車，在大雨當中頗費周章的修理。畢竟他是個老好人。我們約好再痛快的喝上一杯。我們到了薩比納爾的墨西哥小鎮，在一家搖搖欲墜的小酒館喝了一個小時的酒。我徹底結束了我在棉花田裏的工作。我能感覺到自己的生活在召喚自己回到正軌。我給姨媽寄了張明信片，再次請她匯50塊過來。

我們開著車到特雷家。他們的棚屋坐落在葡萄園中間的老舊的街道上。我們即將抵達那裏，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他們在還差1/4英裏的地方讓我下了車，然後開到特雷家門口。燈光從門縫裏照在外麵。特雷的6個兄弟彈著吉他唱著歌。老頭子正在喝酒。我聽見了蓋過歌聲的激烈的爭吵。他們辱罵特雷是個婊子，說她離開那個像流氓一樣的丈夫，到了洛杉磯，把約翰尼扔給了他們。老頭子高聲喊叫著。但是肥胖的棕色皮膚的媽媽聲音蓋過了所有人，在世界上那些做農活的大男人之間，她從來都占著上風。最終特雷得到了準許，可以回家了。弟兄們唱著快樂的歌。我瑟縮在寒風冷雨，觀察著山穀10月裏悲哀的葡萄園所發生的一切。我的耳畔回**著比利·霍利戴所唱的《多情人》；低矮的樹叢裏有我自己的音樂會。“我們下次再相逢，你會擦幹我所有的淚水，擁抱我，親吻我，在我耳畔悄悄的說些甜蜜的話，啊，我們失去了太多的東西，多情人，啊，你在何處……”這首歌並沒有什麽突出的歌詞，但是那**氣回腸的旋律和比利的演唱實在讓人讚歎，似乎一個女子在柔和的燈光下輕輕撫摸著她情人的頭發。風在呼呼的咆哮著。我感覺到一陣寒意。

特雷和邦佐回到我這裏。我們開著那輛發出吱嘎吱嘎響聲的舊卡車去找裏基。裏基現在跟邦佐的女人大羅塞住在一塊。我們在破舊的巷子口按著車喇叭。大羅塞把他趕了出來。一切都搞砸了。那天晚上我們在卡車裏住宿。特雷當然緊緊的擁著我，讓我不要走。她說自己可以去摘葡萄，賺錢養活我們兩個。我可以住在距離她家不遠的路那頭農民赫弗爾芬格的倉庫。我不需要工作，隻需要整天在草地上坐著吃葡萄就行了。“你願意嗎？”

到了清早，特雷的表兄弟跑來把我們接上了另外一輛卡車。我忽然意識到，這附近成千上萬的墨西哥人都知道我和特雷。對他們而言，我們的故事有趣又浪漫。那幾個表兄弟客客氣氣，事實上還相當的惹人愛。我站在卡車上，開心的笑著，談論著戰爭期間我們身在何處，當時是怎樣的狀況。特雷的表兄弟共有5人。每個人都不錯。他們似乎不屬於特雷家她哥哥那樣總愛嘀嘀咕咕的樣子。但是我喜歡那個不知所謂的裏基。他肯定的說要到紐約去找我。我想象著他到了紐約以後的樣子，每件事都要拖到明天。那天他睡在田地裏的某處。

到了十字路口，我從卡車上下來，表兄弟們把特雷送回了家。他們在家門口朝我打手勢示意，提示我，特雷的父親和母親不在家，他們到外麵去摘葡萄了。下午整個房間歸我管轄。那是一座4個房間的棚屋。我難以想象這家人是怎樣生活的。蒼蠅在洗滌槽上嗡嗡亂轉。沒有紗窗，如同歌裏所唱：“窗玻璃打破了，雨水飄灑進來。”特雷在家裏，慢條斯理的忙碌在鍋碗瓢盆之間。她的兩個妹妹衝我發出嗤嗤的笑聲。小孩子在大街上尖叫著。

我待在山穀中的最後一個下午，當火紅的太陽逐漸顯現在雲層之外，特雷帶著我到路那頭農民赫弗爾芬格的倉庫。赫弗爾芬格路邊的農場開展得風生水起。我們把板條箱聚攏在一塊，特雷從家裏拿來毛毯，一切收拾得妥妥帖帖。隻是在倉庫屋頂尖處有一隻毛茸茸的大蜘蛛。特雷說，如果不去傷害那蜘蛛，它是不會咬人的。我抬頭望著那家夥。我到外麵的墓地，爬到一棵樹上，唱起了《藍天》。特雷和約翰尼在草地上席地而坐。我們吃著葡萄。人們在加裏福尼亞享受葡萄的時候，隻吸吮著葡萄的汁，葡萄皮吐到一邊。這是真正的奢侈。天逐漸黑下來。特雷回家去做晚飯。9點到了，她端來了好吃的玉米餅和搗爛的豆子到了倉庫。我在倉庫的水泥地上生了一堆用來照明的火。我們躺在板條箱上**。特雷站起來，徑直回了棚屋。她父親對她大聲叫喊，我在倉庫裏都聽見那男人的高嗓音。特雷怕我晚上受凍，留給我了一條披肩。我把它披在自己身上，輕手輕腳的穿過月光下的葡萄園，去查看究竟怎麽回事。我爬到一排葡萄藤的盡頭，跪在帶有溫度的泥地。她的5個兄弟正在唱著好聽的西班牙語曲子。小屋頂上方是星辰，火爐煙囪有煙霧升起。我聞見了搗爛豆子和辣椒的香氣。老頭子還在嘟噥。兄弟5人用真假嗓音來回的變換著歌唱。母親一聲不吭。約翰尼和孩子們在臥室裏玩兒的開心。加裏福尼亞的家庭；我躲在葡萄藤之間，把一切盡收眼底。我感覺到如同擁有百萬美元那樣充實滿足。我在瘋狂的美國之夜以身犯險。

特雷走出來，砰的一聲把門關上。我陪著她走在黑暗的道路上。“發生什麽了？”

“哦，我們總是會吵嘴。他讓我明天就回去幹活。他說他不喜歡看見我到處遊**。薩利，我想和你一同到紐約去。”

“怎麽去呢？”

“我也不知道，親愛的。我會想念你的。我愛你。”

“可我必須離開這裏。”

“我明白，我明白。我們再做一次。然後你就走。”我們又回了倉庫。我在大蜘蛛下方和特雷**。大蜘蛛在做些什麽？我們在板條箱上小睡了一會，火堆逐漸的熄滅。半夜裏特雷又回了家，她的父親喝得銘酊大醉。我聽見老頭子的咆哮聲。睡著之後才逐漸安靜。星星在沉睡的田野上逐漸的熄滅。

清早，農民赫弗爾芬格從馬廄探頭過來問：“如何，小夥子？”

“一切不錯。希望我在這裏沒有給你們添太多的麻煩。”

“當然沒有了。你跟那個墨西哥小娘們兒在交往嗎？”

“她是個好女孩。”

“而且非常漂亮。我想公牛越過了圍欄，把種搞得雜亂了。她的眼睛是藍的。”我們討論著他的農場。

特雷過來給我送早餐。我把帆布袋收拾妥當，在薩比納爾一拿到匯款，我就可以即刻出發前往紐約了。我覺得這個時候錢財已經匯到，隻等我去領走。我告訴特雷，我要出發了。她就這個問題想了整整一個晚上，卻沒有兩全其美的辦法，隻好聽之任之。她在葡萄園不動感情的親了我。我們沿著那些葡萄藤植物向前走。走了十幾步後轉身，愛情就如同決鬥，我們最後一回互相凝望對方。

“特雷，我們在紐約見。”我說。她準備在一個月後和自己的哥哥開車到紐約去。然而我們兩個心裏都清楚，她是做不到的。走了100英尺後，我回頭去看向特雷。她一手拿著我早餐剛用過的盤子，正準備回到棚屋裏。我低下頭，望向她。哎呀，我又出發了。

我沿著公路來到薩比納爾，嘴裏吃著從核桃樹上剛摘下的黑核桃。我沿著南太平洋鐵路進發，走在鐵道上，伸出兩隻胳膊保持平衡。我路過了一座水塔和一家工廠。這裏是郊區的盡頭了。我來到鐵路的電報房去看看匯款是否已經到賬。電報房門關著。我咒罵了幾聲，坐在台階上等候。票務主任回來，請我進去。匯款已經到賬；姨媽又一次幫了我大忙。“明年的世界職業棒球聯賽誰會贏？”長相瘦削的老票務主任問我。我忽然意識到，已經是秋天了，我正在回紐約的路上。

我在山穀之中，10月份那憂鬱的光線下沿著鐵路前行，期待著有一列南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貨運列車駛來，我就能夠加入到吃葡萄的流浪漢隊伍裏，和他們一起看連環漫畫了。沒有列車開來。我離開了鐵路線，來到公路上，馬上就遇到了願意讓我搭車的人。我這輩子沒有坐過開得這樣快、這樣吵鬧的汽車。開車的是一個加利福尼亞牛仔樂隊的小提琴手。車是全新的，時速達到了每小時80邁。“我開車的時候不喝酒，”他順手給了我一個一品脫裝的酒瓶。我喝了一口，把瓶子遞給司機。“為什麽要幹杯，”他說著也喝了一口。從薩比納爾到洛杉磯距離約有250英裏，我們卻在令人驚異的4個小時就跑完了所有的路。他一直開到好萊塢哥倫比亞電影公司門口才放我下車；我急匆匆的趕在公司下班前跑進去拿回退給我的原稿。然後，我購買了前往匹茲堡的公交車票。我的錢不夠買去紐約的全程票。來到匹茲堡以後，我又一次陷入了鬱悶。

10點鍾公交車啟動，我有4小時的時間可以獨自逛逛好萊塢。我先購買了一個麵包和薩拉米香腸，準備做成10塊三明治，用作我一路上的食物。這時候還剩下一塊錢。我坐在好萊塢一個停車場後麵的水泥矮牆上，製作三明治。正當我全情投入的進行這項可笑的工作，宣傳好萊塢一部新片的首映式那道強烈的弧形光芒穿越了夜空，讓西海岸的天空熱鬧非凡。周邊都是瘋狂的黃金海岸的喧囂聲音。這就是我想在好萊塢闖世界的經曆——也是我在好萊塢的最後一夜，可我卻在停車場廁所後麵，把放在膝蓋的三明治上抹著芥末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