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堂 司馬遷寫冤案

冤案，指人世間人際交往中，由於世態炎涼、權力鬥爭，無端被卷入的飛來橫禍，蒙受冤屈。個人、團體乃至國家都可能蒙受冤案，一個國家無端被侵略，被滅亡，本質就是冤案。我們常說的冤案，一般指個人蒙受的冤屈。在一個腐敗黑暗的社會，民眾蒙受的冤案層出不窮。本堂課評說的都是在一個升平社會，國家手握大權的重臣蒙受冤案，這是權力鬥爭造成的冤案，它具有深層的意義，如何杜絕，是一個深層研討的重大課題，本堂課隻講具體的冤案過程，深層意義隻是提出的一個課題。

司馬遷處於西漢盛世漢武帝時代，他所寫的冤案有三大件，當時是驚動朝野的大事件，而且恰恰發生在景帝和武帝初年，正當文景之治的鼎盛階段。這時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社會一片升平，皇帝聖明，臣工守職，史稱“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平準書》）。恰恰就在這一朗朗乾坤中，西漢有三大忠臣蒙冤，盡瘁國事而死於非命。

這三大忠臣就是晁錯、周亞夫、竇嬰。晁錯、周亞夫景帝朝蒙冤，竇嬰枉死於武帝初年。三人都不是當朝皇帝要殺的人，而是複雜激烈的政治鬥爭中逼迫聖明皇帝做出違心之事而被屠殺的忠臣，其事令人深思。晁錯，潁川人，西漢著名政論家，主張削減諸侯王封地，吳楚七國借機聯兵反漢，晁錯被誅殺棄市，滿門抄斬。周亞夫是西漢開國功臣周勃之子，傳見《絳侯周勃世家》。周亞夫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再造西漢，因直言頂撞了漢景帝，被下獄活活餓死。竇嬰是外戚，漢文帝竇皇後的堂侄。另一外戚田蚡是景帝王皇後的同母異父弟。竇嬰和田蚡兩人都是漢武帝的親戚，竇嬰是奶奶外家，田蚡是母親外家。武帝初即位，奶奶竇太皇太後和母親王太後都健在，兩姓外戚同時貴盛，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一個年少氣盛的皇帝，兩個太後，兩個國舅外戚，關係微妙。兩宮皇太後幹預朝政，表現在朝中就是竇、田相爭。起初權力平衡，竇嬰與田蚡尚能和平相處，等到竇太皇太後死去，竇嬰失勢，田蚡貴盛，權力平衡被打破，竇、田矛盾激化，竇嬰聯合失勢的將軍灌夫對抗田蚡。王太後庇護田蚡，使自己的權勢膨脹，漢武帝要抑製外戚田蚡勢力，卻又不願與母親交惡，在母子妥協中竇嬰與灌夫成了犧牲品。竇嬰在景帝三年平吳楚之亂立有功勳，封魏其侯，田蚡全憑王太後的裙帶關係封武安侯。司馬遷以這兩個外戚合傳來揭露西漢盛世下的宮廷鬥爭，題名《魏其武安侯列傳》。竇嬰之死，是失勢貴族在權力鬥爭中的犧牲品，最具典型意義的悲劇色彩。

由上所述，晁錯、周亞夫、竇嬰三大忠臣蒙冤，通過他們的曆史悲劇，司馬遷深刻揭露了專製政體上層統治集團的互相傾軋和權力鬥爭的黑暗，表現了作者敏銳的洞察力和對專製政治的批判與譴責。三大忠臣的命運人生，動人心魄，司馬遷將其寫得精彩淋漓。三個人物的列傳，也是《史記》中的名篇。

一、晃錯削藩身棄市

晁錯，生活於文帝、景帝時期，是對“文景之治”起到重要作用的曆史人物。

（一）太子智囊

晁錯，潁川（今河南禹縣）人，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師從精通申商之學的張恢，學習刑名之學，這為他日後從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晁錯步入政界的第一任官職是以文學征為太常掌故，很快遷職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遷職如此之迅速，是因為晁錯博聞強記，對《尚書》的複興做出了重大貢獻。漢文帝時，天下無人研究《尚書》，隻有一個齊人秦博士伏生精通《尚書》，年九十餘，手不能寫，而記憶尚可，漢文帝詔太常派人往齊地搶救國寶，晁錯接受任務，到伏生那裏記錄整理《尚書》，伏生口授，晁錯用當時通行的漢隸記錄，稱《今文尚書》。晁錯不僅記錄，還解說其文意。晁錯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漢文帝很高興，認為晁錯是一個人才，故令其入東宮服侍太子，即後來的漢景帝劉啟。

晁錯入東宮，發現太子讀書很多，又有過人的騎射技術，但缺少心機，不懂得駕馭臣下的權術，晁錯上書漢文帝用權術指導太子，漢文帝很高興。為了把太子培養成能禦臣使民的君主，漢文帝拜晁錯為太子家令，輔佐太子。太子十分器重晁錯，言聽計從，晁錯成了心腹。太子送給晁錯一個雅號，稱他為“智囊”。

（二）獻策治邊

晁錯是西漢著名的政論家，熱衷於政治改革，關心時事，在漢文帝時就不斷上疏言事，與賈誼齊名，並稱“賈晁”。西漢“文景之治”的出現，賈晁的政論，發揮了重要作用。

晁錯獻策治邊，為文景時期備戰匈奴奠定了理論與政策的基礎。晁錯建言，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選擇良將。晁錯認為匈奴之所以出入隴西如入無人之境，“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製巧拙異也”。他引用兵法說“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因此“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言兵事疏》）。

第二，揚我之長，擊匈奴之短。晁錯說，匈奴的長處有三：其一，匈奴馬力善走，中國之馬不敵；其二，匈奴之民，在馬背上生活，能且騎且射，中國騎兵，難以抵禦；其三，匈奴遊牧為業，逐水草而居，長期的遷徙生活，養成了匈奴之民不怕風雨、抗饑渴的體質，中國之民所不敵。但中國軍隊長處有五：其一，中國有戰車，平原作戰，車騎結合，既能構築堅固的陣地，又可迅猛突擊，衝亂匈奴的陣形。其二，中國兵器精良，強弓、長戟，刺得寬，射得遠，匈奴的弓箭抵不了。其三，中國軍隊，訓練有素，長短兵器配合，弓弩遊動射擊，軍隊列陣衝殺，匈奴軍隊抵擋不住。其四，中國軍隊步騎結合，萬箭齊發，射向同一目標，匈奴的皮甲、木盾招架不住。其五，下馬在地麵搏鬥，短兵相接，中國軍隊靈活，步履輕捷，匈奴之兵不如。匈奴之兵長技有三，利於馬背山間作戰，中國之兵長技有五，加之人數眾多，利於平原作戰。若以我之長，擊敵之短，以數十萬之眾，對付數萬匈奴之兵，以十擊一，必勝無疑。

第三，全副武裝歸附的匈奴人，以中國之兵器，再加上邊地的良馬，以夷製夷，一旦遇到險阻，則用這支軍隊出戰，抵消匈奴的長技，再加上漢軍的配合，互為表裏，此為萬全。

第四，募民實邊，儲糧塞下，加固邊防。

第五，大規模養馬，充實戰備。

匈奴擾邊，西漢王朝統治集團內部主和與主戰兩派存在著激烈的鬥爭。漢初，主和派占上風，以和親策略延緩匈奴的進攻。但匈奴百約百叛，漢朝隨著國力增強，主戰派一天天抬頭。晁錯是文景時期主戰派的傑出代表。晁錯寫了《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論貴粟疏》等一係列政論，從長遠的戰略高度，提出了守邊備塞的方針政策和一整套完整的戰勝匈奴的戰略戰術，為鞏固邊塞、備戰反擊匈奴奠定了軍事理論基礎，為西漢的強盛做出了重大貢獻。

（三）建議削藩

景帝即位，任命晁錯為內史，不久升任為禦史大夫，把削藩的實際操作提上議事日程。晁錯建議從削藩的支郡入手，壓縮諸侯王勢力。晁錯又修改了法令，以便限製諸侯王的權力。削藩令出，諸侯嘩然。吳王劉濞聯合楚、趙、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等六國，打出“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口號，發動叛亂，事發於漢景帝三年（前154），史稱“七國之亂”。晁錯倡言削藩，在漢文帝時已經提出。漢文帝是一個沉穩的政治家，他認為削藩不應急於求成，沒有采納。但漢文帝非常欣賞晁錯的才能和忠心，特地任晁錯為太子家令，留給景帝來使用。晁錯上疏漢文帝，謙稱“狂夫之言，明主擇焉”。漢文帝批示：“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漢文帝以明君的心態，高度評價晁錯的上疏，認為晁錯言之有理，並明確表示言者無罪，對與錯責在君主，“擇者不明”則“錯”，“擇者有明”，即使言論錯了，也不會導致錯誤發生。這段對話，載於《漢書·晁錯傳》，說明晁錯生逢盛世，得遇明主，是何等的幸事。漢景帝沒有漢文帝的雅量，性情急躁而刻薄寡恩。景帝采納了晁錯之策而削藩，七國兵起，景帝卻借晁錯的人頭來平息叛亂。袁盎進言景帝：“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複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漢景帝沉默了一陣，說：“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吳王濞列傳》）漢景帝竟拜袁盎為太常，讓袁盎秘密出京，勸說吳王罷兵。晁錯未經審判，以皇帝宣召名義被召來，穿著上朝的衣服，被行刑隊直接帶到鬧市上腰斬，晁錯滿門被誅殺，無論少長，一個不留。

（四）晁錯之死的原因

晁錯冤死，是一樁大慘案。景帝違心誅晁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高度評價晁錯是“為國家樹長畫”。《袁盎晁錯列傳》記載了晁錯與父親的一段對話，生動地表達了晁錯的一片忠心。晁錯父親從老家潁川趕到京師對晁錯說：“當今皇帝即位不久，信任你執掌大權，你為什麽要去削弱諸侯，挑起皇室自家人的紛爭，不少人說你的閑話，幹嗎這麽做！”晁錯說：“我早就料到了，不這麽幹，天子不尊貴，國家不安定。”晁錯父親說：“劉家天下安定了，而晁家卻危險了。我要先走一步了。”晁錯父親服毒自殺，臨死時說：“我不願活著看到晁氏災禍。”晁錯父親死後十多天，晁錯被誅。漢景帝和滿朝文武都知道殺晁錯是一樁冤案，但還是一定要殺，因為當時的君臣要借晁錯的人頭來揭露吳楚謀反“清君側”的謊言，用以激勵士氣。用漢景帝的話說：“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意思是：“我顧不了那麽多了，晁錯這顆人頭借定了。”晁錯死後，謁者仆射鄧公為校尉，從前線回朝奏事。漢景帝問鄧公說：“晁錯已被誅殺，吳楚罷兵了沒有？”鄧公說：“吳王反叛準備了幾十年，誅晁錯隻是一個借口，臣擔心，從今以後，天下的人都要閉起嘴巴不說話了。”漢景帝說：“為什麽呢？”鄧公說：“晁錯削藩，是為了尊貴朝廷，國家的萬世之利，計劃剛剛實行，晁錯遭了大禍，在內堵塞了忠臣的嘴巴，在外替諸侯報仇。臣認為皇上這件事做得並不好。”漢景帝沉默了好一陣，說：“卿說得好，朕也很後悔。”於是任命鄧公做城陽中尉。

晁錯之死，不僅僅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也有許許多多自身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晁錯急於求成，得意忘形，犯了眾怒，乃取死之道。晁錯為禦史大夫，削藩政策推行，其他改革法令，短短一個多月，連續下了三十多道。這種假借皇權雷厲風行的做法，犯了專製政體之大忌。因為他犯了眾怒，元老丞相申屠嘉為之氣憤而死，像袁盎這樣略帶保守思想的朝臣與晁錯水火不容。所以當吳楚七國反叛，打出“殺晁錯，清君側”的口號時，滿朝文武一片聲都說“晁錯該殺”。丞相莊青翟、中尉嘉、廷尉張歐（三人分別相當於現代的國務院總理、北京衛戍區司令、最高法院院長）聯合報告，請誅晁錯。袁盎上言請間，是大將軍竇嬰的引薦，所以袁盎建議誅晁錯，不僅是言個人之私，也是代表朝中大臣和皇帝外戚的一致意見。晁錯人緣如此之不好，並不隻是政見的衝突，他個人的趾高氣揚，目中無人，也不受大家歡迎。

其二，晁錯雖然滿腹經綸，但他僅僅是一個政論家，而不是政治家。恰如三國時的馬謖，當參謀還可以，當將帥就要翻船。晁錯急於削藩，他沒有顧及後果，也沒有想到後果，所以吳楚七國反叛，晁錯拿不出應急預案，晁錯建議景帝親征，自己留守京師。闖了禍讓皇帝去擋頭陣，自己躲在後麵，也虧晁錯說得出口。也許晁錯認為皇帝親征可以激發士氣，但他沒有想一想是誰闖的禍，由此可見晁錯隻是一介書生。晁錯用權術去教導漢景帝，而自己對權術隻是紙上談兵。晁錯對漢景帝推心置腹，他做夢都沒有想到政治老道的漢景帝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自己稀裏糊塗就上了刑場，臨死還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到頭來，自己成了弟子皇帝玩弄權術的犧牲品，確實可悲。

其三，晁錯假公濟私，要借吳楚反叛來誅袁盎，連禦史府的人都反對，得不到執行，激起了袁盎的報複。司馬遷在《袁盎晁錯列傳》的讚語中鮮明地批評晁錯說：“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

二、周亞夫平亂餓死獄中

（一）周亞夫軍細柳

漢文帝後元六年（前158），北方匈奴大舉入侵，直指長安。漢文帝加強京師戒備，調用三位將軍駐軍長安城郊。宗正劉禮駐軍長安東南方霸上。祝茲侯徐厲駐軍長安西北的棘門。河內太守周亞夫駐軍長安西北的細柳。細柳在棘門西南。

漢文帝親自勞軍，鼓勵士氣。漢文帝到霸上與棘門兩支軍營的時候，都是營門大開，將軍率領全營將士列隊拜迎皇帝，漢文帝帶領百官、侍從**軍營。當漢文帝勞軍細柳時，情況發生了變化。皇帝的“先驅”到達細柳，整座軍營莊嚴肅穆，營門守衛全副武裝，弓上弦，刀出鞘，處於戒嚴狀態，毫無迎接皇帝的歡快氣氛。“先驅”傳達皇帝勞軍的命令，守衛營門的都尉說：“軍中隻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然把“先驅”阻擋在營門之外。不一會兒，漢文帝駕到，他隻好先下詔周亞夫，通知皇帝勞軍。周亞夫傳令衛士打開營門，並發出警告說：“將軍規定，軍中不得驅馳。”於是，漢文帝也遵命按轡徐行。到達中軍正門，周亞夫才等在那裏，也是全副武裝，手持兵器，隻是拱手行軍禮說：“軍人甲胄在身，不能行叩拜大禮，隻能行軍禮。”漢文帝很受感動，也在車上做了一個敬禮的姿勢表示回答。漢文帝傳令：“皇帝向將軍致以親切的問候。”勞軍儀式結束，漢文帝率領百官出了軍營，群臣侍從才從驚嚇中回過神來。漢文帝評價說：“啊，這才是真正的將軍。霸上、棘門兩座軍營，像是做遊戲，那裏的將軍，可以偷襲活捉。至於周亞夫，誰敢去進犯呢！”漢文帝升任周亞夫為中尉，即首都的城管司令，負責京師治安。漢文帝臨終，慎重地向兒子漢景帝推薦周亞夫說：“將來國家出現緊急情況，周亞夫絕對是一個可用的人才。”

（二）周亞夫平定吳楚七國之亂

漢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吳楚七國叛亂，來勢洶洶，吳楚聯軍是叛軍的主力，他們由東向西進攻。吳王劉濞正月起兵，從廣陵西渡淮水，與楚兵會合，受阻於梁。梁王劉武，漢景帝之弟，拚死抵抗，既是捍衛自己，也是拱衛朝廷，吳楚軍不得過。其他五個叛國，趙國被圍困自保，另外四國膠東、膠西、淄川、濟南，都在山東境內，四國聯兵攻打齊國，還沒有攻下，朝廷征討軍就來到了，反叛的四國之王都自殺，因此，這四個叛國之軍根本就沒跨出山東境。

漢景帝討伐吳楚七國的軍事部署，任用兩位大將。一是升任中尉周亞夫為太尉，率領主力討伐軍，東擊吳楚；二是任用賦閑在家的外戚竇嬰為大將軍，率領總預備隊守在滎陽，監齊趙兵。又派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齊國原先反叛朝廷，中途變卦，吸引膠東、膠西、淄川、濟南四個叛國的圍攻。欒布擊齊，實際是與齊國夾攻四個叛國，因此很快結束了戰鬥。

周亞夫會師滎陽，其時吳楚之兵受阻梁國，十分危急。周亞夫聽取門客之計，不去救梁，而是北出屯兵於昌邑，派出奇兵深入吳楚後方，在淮河、泗水的匯合口一帶騷擾，切斷吳楚兵後方的糧道。周亞夫堅壁不出，以逸待勞，坐觀梁王與吳楚兵死戰。周亞夫用兵，是在貫徹漢景帝的意圖，一箭雙雕，既要滅吳楚，又要借吳楚之兵極大地削弱梁國。梁王上書向漢景帝告周亞夫的狀，說他坐視不救梁國。漢景帝裝模作樣下詔周亞夫救梁，周亞夫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由，拒不奉詔。景帝催促再三，周亞夫才率軍南下，行軍至梁國東邊的下邑縣又駐屯下來，仍堅壁不出。到了二月中旬，吳楚軍已疲憊不堪，糧草斷絕，深恐後路被切斷，吳王率領大軍攻打下邑。周亞夫發起猛烈的反擊，一舉擊敗吳楚軍。吳王劉濞棄軍逃走，率領殘兵到東越尋求避難。東越人倒戈，殺了吳王，首級傳送官軍。楚王劉戊兵敗逃回楚國彭城，自殺身死。趙王劉遂堅持到最後，也自殺而亡。吳楚七國反叛，不到三個月就被平息。漢景帝下令官兵要“以深入多殺為功”，凡三百石以上的叛軍小官吏統統殺死。這場西漢皇室貴族的內亂，剿殺無辜的、被裹挾的民眾，有十餘萬人之多，由此可見漢景帝的苛酷。論功行賞，竇嬰被封為魏其侯，周亞夫已為條侯，深得景帝寵信，後升任為丞相，位在竇嬰之上。

吳楚七國反叛，聲勢浩大，很快被平定，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天下承平，諸侯反叛，不得人心。諸呂事變，漢文帝登基，奪了長子齊王劉肥的宗子地位，漢文帝於是大封劉肥諸子為王，但眾諸侯仍然心懷不滿。吳王為禍首，他與漢景帝有個人仇怨。漢景帝為太子時，吳王派兒子到京師朝見漢文帝，吳王兒子與尚為太子的漢景帝是堂兄弟，兩人下棋爭道，皇太子一怒之下，舉起棋盤，砸死了吳王兒子，從此吳王不再入朝。景帝即位，推行削藩，於是眾諸侯聯合反叛。正因為這場叛亂是皇室貴族權力之爭的內訌，漢文帝恩澤又深入人心，反叛者敗亡是必然的。

第二，周亞夫用兵有方，策略得當，以梁委吳，以逸待勞，加速了勝利的進程。但從此，周亞夫結怨梁王，也為自己的命運埋下了隱憂。

第三，吳王劉濞平庸，不能用人，戰略失計。吳王初起兵，吳臣大將軍田祿伯建言分兵兩路西進，由吳王率主力指向洛陽入關中，田祿伯率五萬之眾循江淮西進，收淮南、長沙，入武關，會師京城，遭到吳王太子的反對而作罷。吳王少將桓將軍提出吳王集中兵力迅速推進，繞過城邑，西據洛陽武庫，奪取敖倉的糧食，依托險阻，可以占據半壁江山。如果吳楚屯兵在堅城之下，等到朝廷車騎之兵到來，吳楚的步兵不能抵擋，必然要失敗。吳王也沒有采納。事態的發展，恰如吳王少將桓將軍之言，很快吳王兵敗。

吳楚七國之亂的平定，是朝廷對地方割據勢力的沉重打擊，其意義重大。首先，大大改變了朝廷與諸侯王力量的對比。原來，諸侯王的地盤占天下三分之二，朝廷直接控製的隻有十幾個郡。七國之亂平定後，改變了諸侯王國的建製，規格大為降低，地盤大大縮小，諸侯王之間連片的地方被朝廷分割，一個個諸侯王變成了孤主，再也沒有力量反叛了。其次，朝廷的權威大大增強，諸侯王對王國官員的任免權被朝廷收回，諸侯王從此隻能享受一定數額的租稅，成為貴族地主，不再是稱霸一方的割據王國。漢景帝當政十六年，最輝煌的事業莫過於平定七國之亂，作為平定七國之亂主將的周亞夫建立了蓋世之功。

（三）周亞夫蒙冤，餓死獄中

周亞夫任河內太守時，一位麵相師許負對周亞夫說：“你有貴人之相，但不得善終。你三年後得封侯，封侯八年後出將入相，掌大權，達到尊貴的頂峰。為將相九年後，將會餓死。”周亞夫笑著說：“我上有兄長，將代父為侯，嫡長子繼承，我怎麽能得侯呢？如果我真得侯，富貴已極，又怎麽會餓死呢？請給我說清楚。”麵相師許負端詳了周亞夫的嘴，然後說：“你嘴上的紋理有餓死相。”過了三年，漢文帝後元二年（前162），周亞夫長兄周勝之有罪，漢文帝挑選周勃其他的兒子來繼承侯位，眾兄弟都推舉周亞夫，漢文帝於是冊封周亞夫為條侯。八年後，漢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七國之亂，周亞夫為將，後入朝為相。周亞夫為將後第九年，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周亞夫以謀反罪被捕下獄，絕食五日而死，一一應驗了許負相麵的預言。周亞夫之死，果真是命運的擺布嗎？

漢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周亞夫拜相，他的人生達到了輝煌的頂峰。俗話說物極必反，周亞夫的耿直性格如同其父周勃一樣，不能長久做相。周亞夫為將，不救梁王，是策略的需要，客觀上符合漢景帝的心意，受到皇帝寵信，同時也得罪了梁王，間接地得罪了竇太後。梁王和竇太後，恨不得置周亞夫於死地，經常在漢景帝麵前說周亞夫的壞話，隻是漢景帝不聽罷了。但周亞夫為相，卻與漢景帝發生了直接衝突。司馬遷記敘了三件事：第一件，周亞夫反對漢景帝廢太子劉榮，既得罪了漢景帝，又得罪了王皇後。漢景帝廢太子劉榮，要改立王夫人的兒子劉徹為太子。王夫人母以子貴，劉徹立為太子，王夫人為皇後，於是懷恨而報複周亞夫。第二件，周亞夫反對漢景帝立王皇後的兄長王信為侯。這件事是竇太後向漢景帝提出的，目的是改善自己與兒媳王皇後之間的關係，周亞夫反對，引用高皇帝劉邦與大臣的約定，不是皇室子孫，外姓無功不得封侯，誰違背了這一規矩，天下共誅之。王信雖是王皇後兄長，無功也不得封侯。漢景帝沉默不語，容忍了周亞夫，王皇後與王信對其恨之入骨。第三件，有五個匈奴貴族叛變投降漢朝，漢景帝要封他們為侯爵，用以鼓勵其他匈奴貴族來投降。這是分化瓦解敵人的統戰策略，無可非議。周亞夫認為，這是在獎勵投降變節，違背了忠貞的節義，不同意封侯。漢景帝動了怒，斥責丞相的話不可用，強行給五個匈奴人封了侯。不久漢景帝以生病為由，罷了周亞夫丞相的官。

過了一年多，漢景帝試探周亞夫的態度。有一天漢景帝在宮中召見周亞夫，賜飲食，給了一大塊肉，既沒刀子，也沒筷子。周亞夫明知漢景帝是在故意刁難，他仍按不住性子，回頭對禮儀官說：“給我拿筷子。”漢景帝冷笑著說：“一大塊肉難道還不能讓你滿意嗎？”周亞夫趕緊摘帽道歉，漢景帝起身離去，周亞夫也匆匆退出。漢景帝目送周亞夫的身影，想到了當年漢文帝勞軍，周亞夫傳令“軍中隻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的話，恨恨地說：“一個如此桀驁不馴的東西，不可留下他侍候日後的小皇帝！”漢景帝動了殺心。

不久，周亞夫的兒子背著父親向工官尚方買了五百套殉葬用的甲胄盾牌，被漢景帝抓住了把柄，周亞夫以謀反罪被逮捕下獄。廷尉王恬開秉承漢景帝旨意審問周亞夫，說：“你購買兵器，是想造反嗎？”周亞夫說：“我買的是殉葬品，不是兵器。”王恬開說：“你活著不在地上造反，死後也會在地下造反。”就這樣，周亞夫謀反罪成立。明人查慎行評論道：說周亞夫在地下造反，與宋高宗用“莫須有”罪名殺害嶽飛，異曲同工。“景帝之刻薄寡恩，隱然言外，史筆至此，出神入化矣。”（《史記評林》）

司馬遷在“太史公曰”中批評周亞夫“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意思是周亞夫有能力和軍功，但驕傲自滿，隻走正道，不懂得讀書學習，吸取點曆史教訓。顯然，司馬遷的批評是以貶為褒。近人李景星評論說：“絳侯兩世有大功於漢，俱以下吏收場，此太史公最傷心處，故用全力寫之。”司馬遷穿插許負相麵的宿命論色彩，不過是抒發一種無可奈何的憤慨與悲哀。許負說，周亞夫嘴唇上有餓死相，其實是暗示周亞夫這張嘴遭了禍。伴君如伴虎，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免不了悲劇結局。宋人黃震評論說：“亞夫尤重厚守正，平吳楚有大功，其爭廢太子、爭侯王信、爭侯降匈奴徐盧等五人，又皆宰相職也，反以怏怏疑之，卒置死地，景帝尤少恩哉！”（《黃氏日抄》）漢景帝不似漢文帝寬厚，刻薄寡恩，是導致功臣悲劇的一個因素，但這隻是表麵現象。專製體製鑄造的君王的絕對權威，才是功臣悲劇的根本原因。周亞夫的悲劇，活脫脫地再現了伴君如伴虎的這一事實，深刻地揭示了悲劇的根源，這是司馬遷高於古代思想家的地方。

三、竇田相爭，君子敗小人勝

竇嬰、田蚡兩人都是漢武帝的舅舅。漢武帝初即位，年十三，兩宮皇太後爭相幹預朝政，在宮內宮外形成了多頭的矛盾。但竇、田相爭是各種矛盾的主線。司馬遷圍繞竇田相爭這一矛盾主線，還寫了一大群作背景的陪襯人物。兩個不可一世的皇太後，一個權力至高無上的君主，一班保官自重的朝臣，一幫苟且蠅營的賓客，粉墨登場。一篇三千多字的《魏其武安侯列傳》，共寫了二十七個人物形象，矛盾複雜多端，可以說是一部長篇小說，也是《史記》中人物眾多的篇章。司馬遷把錯綜複雜的各種矛盾巧妙地組織起來，用他犀利的筆鋒展現了統治集團上層各色人物的內心世界，勾畫出一幅絕妙的群醜圖，使《魏其武安侯列傳》成為兩千年前的“官場現形記”。

（一）時移勢轉，小人得誌

在外戚中，竇嬰是一個有所作為的“賢者”。公元前154年，吳楚七國反叛，“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於是“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接受重任後，薦“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又將所賜千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由於他如此公忠體國，薦賢愛士，不貪財利，又有滎陽監軍平吳楚的戰功，因而獲得了很高的聲望，封魏其侯，“諸遊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在朝儀中，魏其侯與條侯周亞夫等列，而“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可以說人臣之貴已極。但是，竇嬰之貴，在很大程度上仍靠的是裙帶關係，這一點和田蚡並無區別。所以“太史公曰”頭一句就說：“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因此竇太後一死，竇嬰權勢即一落千丈。“魏其失竇太後，益疏不用，無勢。”但是魏其侯不知時變，他結納“無術而不遜”的灌夫，兩人相翼，終至釀成禍亂。

田蚡是一個典型的勢利小人。他貪得無厭，陰險狡詐，專橫跋扈，仗勢害人，集中了市井無賴與貴族官僚驕奢**逸的一切劣根性，合二者於一身。田蚡原本是長陵一市井小民，極善逢迎。他形陋貌醜，身材矮小，從外形到靈魂都十分醜惡，實在是一個上不了台麵的人物。他的發跡完全是靠王太後。當其姐王太後未貴之時，田蚡“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不擇手段地鑽營。此等勢利小人，一旦得勢，就要反噬他曾經卑躬屈膝侍奉過的主人，雪洗他當年的恥辱。明茅坤說：“‘往來侍酒魏其’一句，專伏魏其所以輕武安而相起釁。”（《史記評林》）果然，景帝後元三年，田蚡被封為武安侯後，就立即瞄向了丞相寶座。他故作姿態，卑下賓客，而目的則在於“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天下吏士多趨炎附勢之徒。“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竇太後一死，田蚡果然上升為丞相，不僅勢奪魏其，甚至“權移主上”，日益驕恣。田蚡仗著王太後撐腰，貪汙受賄，敢在漢武帝麵前指手畫腳，說某人該升官，某人有才要任用。漢武帝生氣地說：“你田蚡封官許願，有沒有完？留幾個職位，朕也想任命幾個官。”由此可見，田蚡小人得誌的驕橫嘴臉。

（二）不甘寂寞，竇灌結盟

卷入竇、田之爭的灌夫不是外戚，他出身低下，在矛盾主線上是一個陪襯人物。灌夫的父親張孟隻不過是潁陰侯灌嬰門下的舍人，一個忠實的奴仆，因賣姓投靠灌氏而發跡，本質上與田蚡是一類人物。但灌氏父子與田蚡又有所區別。田蚡是典型的市井小民，完全靠拍馬屁和裙帶關係飛黃騰達。灌氏父子是一介武夫，以軍功作進身的資本。在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中，灌夫父親戰死軍中，灌夫為父報仇，勇奪吳軍戰旗，身受數十創，揚名天下。灌夫有耿直的一麵。他倔強，在統治階級上層淩強不欺弱，有遊俠之風，所以仕途不得意。但灌夫同時又是一個惡霸，他結交豪俠大猾，宗室賓客橫恣潁川。潁川人民深受其害，恨透了灌夫，潁川兒歌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如此一個灌夫，他曆官中郎將、代國相、淮陽太守，幹不了幾天就觸犯了法律，丟了官。失勢的灌夫，卻不甘寂寞，混跡於京師貴族之間。其時，竇嬰失勢，兩人同病相憐，成為莫逆之交，聯手與田蚡相抗。

起初，竇嬰與灌夫，雖然內心窩著火，麵子上仍然是巴結丞相田蚡。灌夫有服，為姐守喪。有一天遇上田蚡，田蚡戲耍灌夫，假意說：“我想和仲孺一起去看望魏其侯，恰好你正在守喪。”灌夫受寵若驚，說：“將軍肯去看望魏其侯，我灌夫豈敢不陪同。請讓我去轉告魏其侯，讓他做東備辦酒席，將軍明天早早光臨。”田蚡答應了。魏其侯得到信息，親自與夫人打酒買肉，連夜灑掃，第二天早早辦好酒席，恭敬地等待田蚡光臨。到了中午，丞相田蚡還沒有來。灌夫很不高興，駕車去請田蚡，到了田府，田蚡還在睡懶覺。灌夫登門，田蚡道歉說：“我昨天喝多了酒，真是對不起。”卻又慢吞吞地漱洗。灌夫一肚子不高興。在飲酒時，灌夫裝瘋賣傻，用話語譏刺田蚡，兩人幹起了仗。魏其侯扶起灌夫，向田蚡賠禮道歉，高興地飲酒到半夜。事後，田蚡得寸進尺，竟然向魏其侯要他的一處城南良田。魏其侯不給，灌夫大罵田蚡，從此交惡。

漢武帝元光四年（前129）春，丞相田蚡借口灌夫在潁川欺壓百姓，要辦他的罪。灌夫抓住了田蚡的把柄，田蚡結交淮南王，稱讚淮南王應當為太子，這可是滅族的罪。賓客居間調停，雙方和好私了。

這年夏天，丞相田蚡結婚，王太後有詔，列侯宗室都要去向丞相賀喜。魏其侯邀請灌夫一起去賀喜。灌夫說：“我得罪了丞相，去了不方便。”魏其侯說：“已經和解了，借這次機會，拉近關係。”灌夫本是牛脾氣，強作歡顏控製不住情緒，又一次使酒罵座，田蚡抓住機會無限上綱，以“大不敬”的罪名逮捕了灌夫，並借口灌夫橫恣潁川，侵害百姓，問了個滅族的罪。田蚡借此機會殺人滅口，手握田蚡把柄的灌夫這回死定了。

（三）東朝廷辯，是非錯位

田蚡娶婦，竇嬰強拉著灌夫去慶賀，本意是為了逢迎丞相，到頭來，灌夫要被滅族。竇嬰十分慚愧，拿出家產與田蚡和解，田蚡不買賬。灌夫被送進牢房，田蚡欺君的把柄沒人知道。魏其侯決定挺身而出救灌夫，上奏漢武帝為灌夫辯護。竇嬰夫人對竇嬰說：“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後家忤，寧可救邪？”竇嬰當然也明白這一層利害關係，但他認為田蚡的權勢與王太後連體相依，漢武帝不治田蚡，因背後是一場帝後鬥爭。竇嬰又低估了王太後的手段與田蚡的無賴和狠毒，竇嬰沒想到要殺頭，輸了官司頂多失去侯位。竇嬰對夫人說：“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我不後悔。總不能讓灌夫一個人去死，我竇嬰一個人得生。”竇嬰背著夫人，上書漢武帝，立即得到召見。漢武帝下詔，三公九卿在東朝會議，讓竇嬰與田蚡在東朝廷辯。東朝，就是王皇太後所居住的長樂宮，在未央宮之東，故稱東朝。

東朝廷辯既是竇、田矛盾的**，更是宮內外權勢鬥爭的一場精彩表演。太後、皇帝、外戚、朝臣俱會朝廷，各方勢力，明爭暗鬥，人人自謀，審時度勢，見風使舵，司馬遷把其間的細意委曲寫得神采飛揚。

廷辯開始，首先是竇嬰和田蚡辯論。竇嬰“盛推”灌夫之善，田蚡“盛毀”灌夫之惡。兩個“盛”字極狀爭辯之激烈。“蚡辯有口”，鼻子、眉、眼都會說話，巧言善對，耿直的竇嬰不是他的對手。竇嬰無可奈何，他仗恃武帝撐腰，話鋒一轉，“因言丞相短”。這一下闖下了大禍，把本來可以妥協解決的竇、田矛盾一下激化了。他“因言丞相短”，實質把帝後矛盾的麵紗揭開了，但竇嬰又有些迂闊，他沒有揭發田蚡私與淮南王交通的陰事，而是指責田蚡受賄舞弊、生活奢侈之類，留有餘地，不失君子風度。陰險毒辣的田蚡則善於窺伺人主心思，他信口開河，誣陷竇嬰結納灌夫謀反。田蚡之所以敢於當著滿朝文武撒下彌天大謊，逼使群臣在權勢麵前表態，不僅因為有王太後作後台，而且也利用了漢武帝的忌疑之心。司馬遷在另一外戚傳《衛將軍驃騎列傳》“太史公曰”中對此作了交代。蘇建指責大將軍衛青不薦賢招士，衛青說：“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正由於此，田蚡的陷害造謠終得逞。集權者多疑，這就是封建社會愈是卑劣無恥之徒，在鬥爭中愈能占上風的重要原因。

在“家天下”伴君的朝臣，大都謹小慎微。疏不間親，這是一條做官的秘訣。東朝廷辯，論理應是魏其，論勢則黨田蚡。朝臣於此人人自危，手足無措。禦史大夫韓安國最善全身，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他請求“唯明主裁之”，本來漢武帝不治田蚡，就是要借朝臣輿論來抑製王太後，韓安國卻巧妙地把矛盾又交還漢武帝。戇直不阿的主爵都尉汲黯以魏其言為是，內史鄭當時“是魏其”，但又“不敢堅對”。其餘大臣，噤若寒蟬，“皆莫敢對”。漢武帝大怒，他衝著內史鄭當時說：“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並斬若屬矣。”武帝不歡罷朝。王太後早已伺察虛實，以“不食”逼迫漢武帝讓步。漢武帝不得已，謝太後。就這樣，竇、灌兩人的命運在帝後妥協的飯桌上決定了。此後的調查和法律程序都不過是掩人耳目的把戲。在這裏，司馬遷把封建社會溫情脈脈的倫理麵紗撕開了，顯露出專製政治爭權奪利、營私舞弊的黑暗內幕。

（四）竇嬰棄市，田蚡短命

竇嬰下獄，他依照景帝遺詔便宜上書申辯，田蚡說他偽造詔書，又進一步打成死罪。為了在季冬末殺害竇嬰，田蚡製造流言，說竇嬰在牢裏咒罵漢武帝。通過這一次又一次的陷害，硬是把竇嬰給殺了。

竇灌蒙冤，還有人在背後做了手腳，那就是八麵玲瓏的石建這號人物。《萬石張叔列傳》載：“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他在東朝廷辯時察言觀色，背後看風轉舵，向漢武帝“分別言兩人事”。他到底說了些什麽，傳中未作具體交代。但司馬遷用互見法在石建本傳中刻畫了他的為人，這是一個以馴良諂媚為能事的官僚，專愛在背後打小報告。他之不得罪王太後，趨附武安，迎合武帝，是不言而喻的。茅坤曰：“石建所分別，不載其詳，大略右武安者。”（《史記評林》）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判斷。石建這種人，表麵是善人，骨子裏陰險奸詐，專在背後揭人之私，拍馬逢迎，添油加醋打小報告，每朝每代都有，現實中也不鮮見。司馬遷觀察生活的細致，塑造的人物藝術典型是何等的有生命力。

田蚡違逆漢武帝的心意，害死竇嬰，事後感到後怕，提心吊膽打發日子，得了神經分裂症，自我驚嚇而死，也沒有好下場。

四、風雲詭譎，世態炎涼

晁錯、周亞夫、竇嬰是西漢盛世時期的三大忠臣，他們蒙冤，著實使人可憫，發人深省。政治昏暗，主上昏庸或暴戾，忠臣蒙冤，容易理解；而政治清明，皇上聖明，忠臣蒙冤，似乎不正常，難以理解。大手筆司馬遷，恰恰捕捉了這幾個典型人物，在實錄中塑造了生動的形象，蘊蓄了使後人深思的哲理，具有很高的文學藝術價值，因而成為曆代傳頌的名篇。這裏重提三大忠臣的傳記，為《袁盎晁錯列傳》《絳侯周勃世家》《魏其武安侯列傳》。

封建專製政治，有著不可救藥的兩大病根，一是用人唯親，二是爭權奪利。司馬遷“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把這兩大病根，用寓論斷於敘事的手法，含蓄地顯於筆端。要分析西漢盛世時期的三大冤案，關鍵在此。

先說用人唯親。用人唯親，其目的是保住自己的權勢。一旦權勢有損，則六親不認。這可以說是宮廷鬥爭以及貴族之間互相傾軋的一條規律。竇嬰、田蚡二人的沉浮與鬥爭，所折射的用人唯親最為突出。

竇太後是庇護竇嬰的，目的是使竇嬰成為自己的支持者。當竇嬰的行事一旦不遂自己的心意，甚或觸犯了自己的權勢，竇太後就立即表示憎惡，並褫奪其官職，毫不手軟。竇太後疼愛少子梁王，景帝為了討母親的歡心，在梁王進朝的家宴上隨便說了句“千秋之後傳梁王”，竇嬰一本正經地諫說景帝失言：皇帝隻能父子相傳，不能兄終弟及。這就觸犯了竇太後，竇嬰不僅被罷了官，而且還被削除了門籍，連親戚都不認了。竇太後信奉黃老，推行“無為”政治，漢武帝推尊儒術，要改弦更張。竇嬰和田蚡支持武帝，推重儒術，危及竇太後的權勢。於是竇太後大怒，罷了竇嬰的丞相。這一次竇嬰被罷相，背後卻是帝後鬥爭的暗幕。

再說權力鬥爭。晁錯蒙冤，最為典型。盡管晁錯為國家樹長畫，但他擅權，目空一切，利用皇帝對自己的寵信，目無尊長。他做內史，擅權越過了丞相申屠嘉，氣得老丞相嘔血而死。晁錯削藩，不顧滿朝文武的反對，不聽父親的規勸，不講策略，以副丞相身份主持一切朝政，急於求成，連下改革政令三十餘道，擅權居心，昭然若揭。吳楚已反，晁錯不與公卿大臣共商國難，還要假公濟私，除掉政敵，連一個被罷了官的袁盎也不放過，濫用權力如此，這也是取死之道。附帶再說一下與晁錯合傳的袁盎，他“仁心為質，引義慷慨”，曾諫阻景帝立弟梁王為嗣，守節慷慨。但袁盎報複晁錯，枉殺忠臣使自己也丟了烏紗帽，梁王才得到機會下手暗殺他。假如袁盎顧全大局，釋嫌私怨，保全了晁錯，也成全了自己的賢名，也許袁盎、晁錯兩人的悲劇就不會發生了。但在專製政體下，這是不可能的。一沾權利，必然是你死我活，悲劇就不可避免了。

周亞夫功高震主，直言敢諫，隻不過是堅持原則，做了一個丞相分內應做的事，但因不合皇上心意，就立刻招來“莫須有”的罪名，這是絕對君權所賜，令人深思。

此外，對封建社會的世態炎涼與專製政體下的小人得勢，司馬遷也做了深刻的揭露。看圍繞竇、田之爭的那些遊士賓客、郡吏諸侯的勢利嘴臉就夠了。竇嬰貴時，“諸遊士賓客爭歸魏其侯”；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田蚡得王太後親幸，“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田蚡升丞相，“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武安”。司馬遷以遊士賓客、郡吏諸侯的勢利行為映襯權勢者的興衰，是寓有深意的。這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它正是專製政治腐敗黑暗的必然產物。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品行愈是卑鄙無恥，愈能在鬥爭中占上風，這就是在封建社會中常見的君子敗而小人勝。竇嬰、田蚡兩人提供了生動的曆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