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堂 司馬遷寫財富增殖

這一堂課評說司馬遷寫財富增殖。《史記》原題叫《貨殖列傳》，編列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倒數第二篇，與隨後的《太史公自序》，即《史記》全書之“後序”，均可稱為殿卷之作，是一篇恢宏大傳，梁啟超列為《史記》十大名篇之一。貨是財貨的總稱；殖，就是財貨增殖，用現代話說，就是司馬遷在兩千年前寫的“資本論”。在中國古代史上，司馬遷第一個係統地考察了商品經濟的特征，還考察了經濟與政治、經濟與道德民俗的關係，提出了一整套發展生產，擴大交換、富國富家的經濟理論，鼓勵經商，為商人立傳，閃耀著樸素唯物史觀的思想光輝，達到了劃時代的最高水平。司馬遷的新思想、新觀點發表在重農抑商，尤其是漢武帝獨尊儒術強化對思想控製的時代，實在難能可貴，是值得認真梳理的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一、首創經濟史傳，並重農工商虞

司馬遷在《史記》中首創經濟史傳，考察社會的經濟活動，表達作者的經濟思想，有兩個篇目：《貨殖列傳》與《平準書》。《貨殖列傳》講財富增殖，突出的是商業活動；《平準書》講國家理財政策，漢武時代商業政策推行的是與民爭利的壟斷經營，限製商業活動，司馬遷提出了批評。《史記》編目，《貨殖列傳》卷一二九，七十列傳之一；《平準書》卷三○，八書之一。篇目懸遠，是因體例不同，而內容上卻是互文相補、不可分割的“表裏之文”。《貨殖列傳》以文景時期繁榮的商品經濟為背景，描述了漢初經濟的上升運動，肯定商人的曆史作用，鼓勵發財致富；《平準書》概述了漢武帝時期經濟的下降運動，諷刺當世的經濟政策。兩種背景，相反相成，形成鮮明對照，生動地描繪了漢初至武帝時代西漢經濟的事勢變化，在翔實的敘事之中表達了司馬遷進步的經濟史觀。

司馬遷首創經濟史傳，奠基於他卓越的史識。從戰國以來，我國封建統治者就一直推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重農抑商”政策得到全麵的推行和發展。鹽鐵官營，平準均輸，算緡告緡，“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中，司馬遷研究了商人的活動，認識到商業的興起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之“勢”，真是了不起。《貨殖列傳》開篇就講經濟發展之勢，人俗變遷之理。他引用老子小國寡民的主張作為批判的靶子，指出自《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這一人俗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漸染形成的。小國寡民的無知無欲是生產不發達時代原始氏族社會的人俗；最大限度地追求欲望的滿足是生產不斷發展所積漸形成的文明社會的人俗。這種變化是不可阻擋的“勢”，司馬遷稱之為“俗之漸民久矣”。誰要想把曆史車輪拉向倒轉，使人回到“小國寡民”的蒙昧中去，即使把人的耳目都塗塞起來，挨家挨戶進行教化，無論說得多麽動聽，也是辦不到的。司馬遷這一形象的假設譬喻，深刻地表明了他用進化的觀點看待社會的變化，這是符合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的。

接著，司馬遷從經濟人俗發展之“勢”的觀點出發，認識到社會出現農工商虞的分工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他認為，中國地大物博，人們奉生送死的物質生活資料分布在各個不同的地區。“山西饒材、竹、穀、、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裏往往山出棋置。”大自然所提供的這些物質財富，不可能每一個人都去從事所需的直接生產，因此必須分工協作，互相依存。“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司馬遷還強調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人們要滿足自己的衣食之需，國家要富強，就必須擴大農業、手工業生產，還要開發山澤，發展商業。司馬遷引用《周書》的話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這裏，司馬遷不僅突破了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而且強調了四業並重，缺一不可。他把商業作為人民的衣食之源放到國民生產總體結構中考察其作用，並引證齊國的發展曆史來說明農工商虞四業早就是古代社會經濟的基本結構，國家的盛衰強弱決定於經濟基礎的厚薄。四業興旺，國家富強；四業不齊，國家貧弱。司馬遷對“重農抑商”這一傳統的抑商政策作了徹底的否定。

戰國時代的孟子曾經和農家許行辯論，肯定了社會分工的進步意義。孟子的辯論是為了引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結論（《孟子·滕文公上》），為統治階級的剝削辯護。司馬遷發展了孟子的理論，認識到農工商虞的分工是生產發展之“勢”，是富國富家的基礎。他在《平準書》的讚論中有這樣兩句話：“事勢之流，相激使然。”這兩句是點睛之筆，極為重要。它說明了司馬遷述貨殖、載平準、以事勢變化的觀點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作規律性的探索，這就是他高人一籌的卓越史識。司馬遷站得高，看得遠，敢於首創，從而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偉大貢獻。

二、欲望是動力，人人能致富

欲望是指人體感官對於物質利益的追求，這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司馬遷的前輩，先秦諸子發起的人性之爭，都把欲望歸之為人性，作出了各自的論述。道家主張絕聖棄智，即滅欲，老子說：“罪莫大於可欲。”（《老子》）法家主張用刑賞製欲。儒家主張用禮節欲。孔子教育學生的口頭禪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孟子倡導養心節欲，他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孟子·盡心下》）總之，諸子百家莫不承認人人有欲，但都主張遏製欲望，統治階級要維護其剝削利益，視人的欲望為洪水猛獸。西漢統治階級鑒於秦末農民戰爭的風暴，更是不遺餘力地大造輿論，撻伐人欲。例如賈誼就說：“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漢書·賈誼傳》）司馬遷的老師董仲舒替統治階級完成了一套防範人欲的理論，提出用三綱五常的道德禮教來陶冶人欲。他說：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漢書·董仲舒傳》）

司馬遷在統治階級提倡禮義提防以遏製人欲的時代，不同凡俗地自成一格，奏出了透視人欲的異響。司馬遷認為逐利求富是所有人的共性，並不是什麽邪惡。他引用俗諺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他用那支犀利的筆鋒，飽蘸濃墨，淋漓酣暢地描繪了一幅社會的逐利圖。“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的達官顯貴，“守信死節，隱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都為的是“歸於富厚”。至於“陷陣卻敵”的軍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騖”的俠士，“不擇老少”的歌伎，“飾冠劍，連車騎”的遊閑公子，“不避猛獸”的獵者，“博戲馳逐”的賭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醫農工商等百工之人，無不是為了追求財富而忙忙碌碌。在司馬遷筆下，凡社會之人，不分貴賤，無論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還是匹夫編戶之民，統統納入了求利的軌道，徹底打破了儒家宣揚的綱常名分和君子小人的界限，追求財富就是人的共性。“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所以司馬遷用“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這句話對人性作了總括。

如果司馬遷到此為止，僅僅指出人性欲財，算不上是一種經濟理論，也沒有超出先秦諸子學說的水平。司馬遷的傑出貢獻，正在於他跨出了人性論之爭的思辨哲學範疇，進入了生產領域作實地考察，不僅生動地描繪了一幅社會人群的逐利圖，而且洞察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是自然之理，是合理的行為。司馬遷的前輩思想家隻看到人欲爭利的一麵，而沒有看到人欲是動力這一更本質的東西。司馬遷第一個提出人欲動力說。他說：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生產領域中農虞工商的社會分工，流通領域中的物價波動，都不是人為的政教期會設置的，而是在人欲的推動下自然形成，符合於“道”的規律而運動。恩格斯說：“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曆史發展的杠杆，關於這方麵，例如封建製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曆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我們不能苛求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去發現人欲背後的階級鬥爭，但他提出人欲動力說本身已經接近了真理的邊緣，這是那個時代最卓越、最有價值的認識。司馬遷比他的任何一個前輩思想家都站得高、看得遠。

從人欲動力的觀點出發，司馬遷鼓勵人人創造財富，並斷言人人能致富。司馬遷從商人致富的經驗中總結治生之術，即發財的途徑，有雄厚資本的“智者”“巧者”，以及隻有體力的“拙者”，都能致富。他在《貨殖列傳》的結尾提出兩類人的致富道路，特別是隻有筋力的“拙者”怎樣致富。司馬遷說：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 ……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塚，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裏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

這兩段話的內容具有辯證的統一。“力”是“力作”，人人都具有，所以說勤儉力作是治生的正道。“智”是“計謀”，需要有資本。“時”是“機運”，需要大資本、大識力。力作不能致富，但隻要“誠一”力作，必有積蓄；運用智巧，投入市場，這就完成了從“無財作力”到“少有鬥智”的過渡。等到財力充裕，就要用“奇”，創造機運，這就是“既饒爭時”。“力作”和“誠一”是治生的普遍原則，“鬥智”與“爭時”是創造漸進致富的條件。一個人隻要“誠一”，無論從事什麽職業都務實和專精，再用智巧求奇，就沒有不富裕的。司馬遷列舉了一係列賤業的事例來證明。秦楊田農、田叔掘塚、桓發博戲、雍樂成行賈、雍伯販脂、張氏賣漿、郅氏灑削、濁氏胃脯、張裏馬醫等卑賤職業，都能致富千金，成了鍾鳴鼎食之家。至此，司馬遷的治生理論體係已經完成，可用八個字來概括，即人人有欲，人人致富。

三、“崇勢利，羞賤貧”

“崇勢利，羞賤貧”是東漢史學家班固對司馬遷“素封論”思想的歪曲和貶稱。他批評司馬遷“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並認為這是“謬於聖人”的“蔽論”之一，載於《漢書·司馬遷傳》讚語中。我們如果將《史記》《漢書》兩書進行比較，就可立即發現班固的批評和他所糾的“蔽”，恰恰是司馬遷思想中最進步的方麵。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司馬遷“素封論”的內容。

（一）人富而仁義附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引用《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話下斷語說：“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他用生動的比喻來說明這種關係：“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司馬遷深刻地認識到仁義道德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統治階級的道德隻不過是所占財富勢利的附屬物而已。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中說：“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有錢有勢，也就有仁義。他又引莊子的話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這是司馬遷所作的憤激語，也一針見血地揭穿了統治階級的虛偽道德，因為司馬遷就是曾因“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而慘遭“腐刑”的人，對統治者的殘暴和虛偽麵目有切身的體會。司馬遷甚至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孔子。他說，孔子的學生原憲連糟糠都吃不飽，隻好默默無聞地在窮巷過日子；子貢經商發了大財，與列國諸侯分庭抗禮，孔子的名聲是依靠子貢才顯揚起來的。因此，那些“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的“岩處奇士”們是欺人的偽君子，應該豎起指頭來刮他的臉皮。這就是司馬遷“羞賤貧”的內容。顯然司馬遷是在為廣大的貧民鳴不平，他揭掉了罩在達官顯貴和好語仁義的偽君子們臉上的仁義道德麵紗，是對“已享其利者為有德”者的辛辣諷刺。班固卻歪曲司馬遷似乎在歌頌富人、鄙視窮人。《漢書》的《貨殖傳》讚揚顏淵“簞食瓢飲”的陋巷生活，引用孔子的話批評子貢貨殖“不受命”。兩相比較，班固與司馬遷兩人的識見高下，不可同日而語。過了一千多年，金代王若虛還憤憤不平地說：“遷之罪不容誅矣！”由此可見司馬遷“羞賤貧”的確是擊中了封建仁義道德的要害，引起了衛道的文人學士們的切齒痛恨。

（二）巨萬者與王者同樂

秦漢法律賤商人，《平準書》有生動記載。漢高祖不準商人“衣絲乘車”，不準子孫“仕宦為吏”，還用重租稅來“困辱”他們。但是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漢書·食貨誌》）。這是晁錯所描述的文景時期商人的情形。他對此發出了“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尊貴矣”的驚呼，認為是不合理的。司馬遷對此卻提出了嶄新的看法。他認為：“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貨殖列傳》）這裏，司馬遷從經濟的觀點揭露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實，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本質揭穿了。國君、王侯、官吏之所以那麽神氣，不就是因為他們通過權力壓迫剝削了大量財富嗎？王侯封君食租稅，“歲率二百戶”，千戶之君年收入二十萬。富商大賈隻要有一百萬資本，每年就可獲得二十萬的年利收入，與千戶之君相等。秦漢時的巨富大賈不僅與王者同樂，甚至受到了皇帝的尊禮。例如烏氏倮畜牧致富，“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寡婦清開丹礦發財，“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司馬遷發出了有力的質問：“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又如蜀卓氏、程鄭，本來祖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時的東方遷虜，他們冶鐵致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根據這生動的曆史事實，司馬遷作出結論：“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這真是一個大膽的嶄新的觀點。這一觀點的戰鬥性作用在於不承認天生的貴賤等級之分，各行各業的人都可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發財致富，與王者同樂。司馬遷的“素封論”與陳勝、吳廣起義時發出的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戰鬥的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班固歪曲為“崇勢利”，反映了正統史家的無識。《漢書》的《貨殖傳》全部刪去“素封論”的議論，批評富商大賈“皆陷不軌奢僭之惡”，說他們的發財致富是“傷化敗俗，大亂之道”。班固的這些激烈評論，恰好從反麵襯托出了司馬遷“素封論”的戰鬥意義。

綜上兩點，“人富而仁義附”，“巨萬者與王者同樂”，這就是“素封論”的基本內容。司馬遷提出“素封論”，並不是號召人民投向統治者的懷抱，崇向勢利而鄙棄窮人。恰恰相反，司馬遷用“素封論”揭示了富貴禮義的本質，諷刺那些荒**無恥而又“口不言利”的統治者，他們欺騙人民，隻要人民講“義”而不要人民講“利”。司馬遷用“素封論”鼓勵人人發財致富，改變“侯之門，仁義存”這一不合理的現實，具有特殊的戰鬥作用，所以遭到封建正統史家和衛道士們的歪曲與攻擊。但是司馬遷堅信他的理論是正確的，因而在《貨殖列傳》的結尾用不容置辯的反詰語氣作了總結。他說：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在統治階級鄙棄“小人喻於利”的時代，司馬遷發出了這種離經叛道的異響，的確是一個具有大勇精神的人。《貨殖列傳》最後的這一詰問，表現了司馬遷堅持真理的精神絕不屈撓。

四、為商人立傳，總結治生之術

從生產發展的曆史來看，商人的出現是以農業、手工業的分工為前提的。雖然商人不從事直接生產，但他們溝通各地的物產交流，大大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太史公自序》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知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司馬遷為古今三十個商人樹碑立傳，取名“貨殖”，耐人尋味。《索隱》引《尚書》孔傳雲：“殖，生也，生資貨財利。”本文前已述及，司馬遷並重農工商虞，他是把商業作為人民的衣食之源放到國民生產總體結構中來考察其作用的。司馬遷充分肯定了商人的活動對於富國富家的意義，為他們遭受賤視的政治地位鳴不平。他通過白圭之口，把商人與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相提並論，許以智、勇、仁、強的品德，作了高度的讚揚。白圭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一個人若沒有智、勇、仁、強的品德是不能成為富商大賈的。司馬遷把商人看作人類的精華，因為他們對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所以《貨殖列傳》不著眼於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把古今貨殖之人作為一個整體來敘述，總結他們的治生之術供“智者”吸取借鑒，用意在於提倡發展生產。

司馬遷總結治生之術有兩個方麵。一是考察商品的流通，總結財貨增殖的經驗；二是考察自然地理經濟和民俗，總結商業活動推動生產發展的作用。這兩個方麵都是司馬遷的首創，並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司馬遷對商品流通的考察，獲得了一係列符合價值規律的珍貴見解，主要之點有四。其一，知時。計然“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範蠡“與時逐”；白圭“樂觀時變”。這都說的是掌握商業行情，調查市場需要，“逐時而居貨”，利用供求規律，牟取大利。其二，知物。“積著之理，務完物”，“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這是說要研究商品學，提高商品的競爭能力。其三，無息幣，即加速資金流轉，使“財幣其行如流水”。為此，必須研究物價漲落規律，懂得“貴上極則反賤，下極則反貴”，而敢於“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其四，擇地擇人。範蠡居陶，因陶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範蠡治產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刁間善用“桀黠奴”，使他們“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

司馬遷對自然地理經濟和民俗的考察，總結了商業活動生產發展的作用。司馬遷分中國為四大經濟區。長江以南謂之江南；長江以北分為山東、山西兩區，中以華山為界；龍門、碣石一線以北為北方區。在每一個大區下麵又分為若幹小的經濟區。山西區分為關中區、巴蜀區和隴西區。山東區分為三河區、燕趙區、齊魯區、梁宋區。江南區分為東楚區、西楚區、南楚區、嶺南區。北方區基本上是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區，比較單一。各區之下的經濟中心是都市。恩格斯指出，商人的使命“現在已經不僅僅從一個人手中轉到另一個人手中，並且從一個市場轉到另一個市場上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司馬遷充分認識到曆史賦予商人的這一使命，描寫了全國各地的物產、交通、民俗和都市經濟。司馬遷認為各地的物產提供了人民衣食之源，但要把這些資源變成財富，必須發展生產以求流通。江南地勢饒富，無饑餓之患，但生產落後，人民“無積聚而多貧”。齊魯區，本來地瘠民貧，由於太公望鼓勵人民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齊國竟成為“冠帶衣履天下”的富庶之邦。三河區地狹民稠，習俗纖儉習事，從事經商，足跡遍天下。農、工、商、虞四業興旺，關鍵靠商人來流通。但商業最終依賴於農業、手工業生產，所以司馬遷又說：“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為下。”本富指農、林、畜、牧的生產。司馬遷列舉了一長串本富生產的項目，遍及全國各地的物產。末富指經營商業，周流天下。奸富指劫人作奸、掘塚鑄幣、舞文弄法、刻章偽書等。經營本富的人，“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不但聲譽好，而且收入穩當，故為上。末富資金周轉快，“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但經商要資本，又擔風險，隻有能者巧者才能經營，所以說次之。奸富危身取給，用生命冒險，所以說最下。論者多認為司馬遷殘存有重本抑末的思想，這是斷章取義的失察。司馬遷所說的上、次、下是總結治生之術供後人觀擇，這和統治者推行的重本抑末政策毫不相幹。司馬遷分區考察全國各地自然地理經濟，著重物產、交通、民俗這些要素，也是總結的治生之術。富商大賈在全國範圍內經商，必須掌握各地的物產、交通、民俗，才能知時逐利、用奇製勝。司馬遷的總結正是給他們提供的“周流指南”。

五、結論

司馬遷創立《貨殖列傳》和《平準書》是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它開創了我國正史記載生產活動的先例，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史料，成為中國史學的優秀傳統。司馬遷以他天才的洞察力從人欲爭利的行為中看到了人欲是生產的動力。他考察了生產領域中的社會分工，並重農、工、商、虞，認識到這是古代社會基本的經濟結構。司馬遷總結了治生之術，獲得了許多符合價值規律的見解，肯定了商業活動在促進生產發展中所起的紐帶作用，頌揚貨殖，為商人立傳。司馬遷還提出了“素封論”的財富觀，“崇勢利而羞賤貧”，剝去了仁義道德的虛偽麵紗，鼓勵人人發財致富，並斷言人人可以致富。這一切都是離經叛道的異端思想，也是司馬遷超越前輩思想家的卓越貢獻。

兩千年前的司馬遷不可能有價值規律、唯物主義、辯證法這一類概念。但隻要有商品經濟流通，就有價值規律的客觀存在。戰國秦漢幾百年來商品經濟異常活躍，這就給司馬遷提供了認識價值規律的客觀條件。司馬遷高祖司馬昌為秦鐵官，曾祖司馬無澤為漢長安市長，在秦漢之際，分別為新舊王朝首都的經濟官，帶給司馬遷以治生之術的家學淵源。司馬遷是一個遊蹤極廣的曆史家，他壯遊全國，深入考察了各地的物產、交通、民俗和都市經濟，還研究了古今商人活動的曆史資料，使他的每一個觀點都有生活經濟基礎。司馬遷又受“腐刑”之禍，思想感情發生了重大轉變，把眼光投向下層社會，同情人民。這些是司馬遷形成先進思想的主觀條件。這些主觀條件很難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這就是在幾百年的商品經濟活動中，隻產生了一個司馬遷的曆史原因。

在中國思想史上，司馬遷進步的經濟思想就像一束火花，隻在天空一閃即逝，這也有深刻的曆史原因。首先，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所不容。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用“與之爭”的政策取代了“因之”的政策，把重農抑商推向極端化，商賈遭摧殘，“中家以上大率破”。中國古代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從此衰落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後，再也沒有人去研究價值規律了。其次，司馬遷的異端思想未能產生在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沒有形成一個學派。他是一花獨放在漫長的寒夜，很快凋落，這是必然之理。此外，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是從直觀中得來的經驗。這種直觀經驗，一方麵它本能地符合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並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另一方麵，它不能形成科學的體係，最終的結論又退回到唯心主義的立場上來，不能解釋客觀存在的現實社會。司馬遷的最終結論是人人可以致富。但是，客觀的現實是成千上萬的人民受少數人壓迫、剝削，永遠不能改變他們悲慘的命運。司馬遷不但未能認識階級鬥爭，而且把“千則仆，萬則役”看成是天經地義的規律，這就掩蓋了階級鬥爭。“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在現實生活中是個別現象，司馬遷上升為一般規律，因而用“巧”與“掘”來解釋階級壓迫，這當然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雖然我們不能苛責司馬遷的曆史局限性，但這造成了他的理論不能具有實踐性，也就是他總結的治生之術不能引導人人致富，應該說這也是司馬遷的先進經濟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得不到發展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