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顯赫一時的“三家詩”

在漢代，傳授《詩經》者有四家：《魯詩》《齊詩》《韓詩》《毛詩》。其中，《魯詩》《齊詩》《韓詩》合稱“三家詩”。魯指魯國申培公，齊指齊國的轅固生，韓指燕國太傅韓嬰，毛指毛亨、毛萇。毛亨被稱為大毛公，毛萇被稱為小毛公。《史記·儒林列傳》記載：

言《詩》者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

班固《漢書·藝文誌》則記載：

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一）“三家詩”的興盛與衰落

西漢時期，“三家詩”盛極一時，被列於學官，地位和影響遠遠高於《毛詩》。其中，《魯詩》最先獲得官方的認可，成為西漢《詩》學流派中最受帝王重視的一家，很多《魯詩》派學者進入了政治權力中心。如號稱“鄒魯大儒”的韋賢，以教授《詩經》著稱，召為博士，漢昭帝拜他為師，從其學習《詩經》；官至光祿大夫、大鴻臚；漢宣帝時，賜爵關內侯，享有食邑：死後被漢宣帝賜以“節侯”。從其受召為博士開始，直到去世，韋賢都深受西漢帝王的重視，兒子韋玄成也官至宰相。

《齊詩》亦盛極一時，如轅固生在景帝時為博士，《齊詩》學者伏理曾為漢成帝的老師。

《韓詩》盛行於東漢。清代學者唐晏指出：“大抵《魯詩》行於西漢，而《韓詩》行於東漢，二家互為盛衰。故《韓詩內傳》至六朝尚存，亦以習之者多也。”當此之時，學習《韓詩》者亦有為帝王師者。如召馴，年輕時即學習《韓詩》，曾為肅宗的侍講，並進朝教授皇帝的兒子。《後漢書》中多處記載《韓詩》的講授盛況，“杜撫……定《韓詩章句》，後歸鄉裏教授……弟子千餘人”“夏恭……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

“三家詩”可謂盛極一時。然而，至東漢，尤其是鄭玄為《毛詩》作《箋》後，《毛詩》日益興盛，“三家”詩則走向衰落。《齊詩》亡於魏代，《魯詩》亡於晉代，《韓詩》亡於宋，現僅存《韓詩外傳》。

（二）“三家詩”衰落的原因

“三家詩”的衰落有著複雜的原因。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其煩瑣、附會的解經風格。《漢書·儒林傳》記載當時的解經情況：“一經說至百餘萬言。” 一部經典演繹出百萬語言，拖遝煩瑣，不得要領。《漢書·藝文誌》進一步指出：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將五個字解說至兩三萬個字，何其煩瑣。同時，糾結於細枝末節、亂加比附，將經典原有體係解釋得支離破碎，最終導致學習者困於文字之中，而無法獲得有用的知識。

“三家詩”解釋《詩經》也有支離、煩瑣的特點。如伏黯繼承父親伏理之學，為《詩》做解九篇。他認為父親所傳的章句文字太多，遂進行了刪減，然而刪減之後仍然有二十餘萬言。伏理所作章句的煩瑣可見一斑。《漢書·藝文誌 》評價“三家詩”解 《詩》“取《春秋》雜說，鹹非其本義”，也就是以《春秋》雜說來附會《詩》義，完全背離《詩經》的本意。為了達到“通經致用”的目的，“三家詩”還特別強調《詩經》的政治意義與倫理意義，不顧《詩經》本意，成了一種極端的“以意逆誌”。

此外，“三家詩”充滿讖緯之學的痕跡，陰陽、災異之說夾雜其間。其中又以《齊詩》為甚，因而常給人故弄玄虛之感。這樣的解經方式自然遭到有識之士的批判。當其失去了政治力量的庇護，走向衰落便是必然的，《毛詩》就隨之而起了。“三家詩”雖然亡佚，但它們很早就立於學官，擴大了《詩經》的流傳範圍，在《詩經》的流傳中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