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意逆誌” 與“知人論世”——孟子是如何引《詩》的

孟子，名軻，戰國時期鄒城人，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並稱為“孔孟”，被尊稱為“亞聖”。孟子主張施仁政、行王道，並提出了“民貴君輕”的主張。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孟子跟孔子一樣周遊列國，向君主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但是，當時的君主追求的是實際利益，大國忙著兼並小國，小國則疲於在夾縫中求生存，難以施行孟子所說的仁政了，更無暇顧及百姓的利益與幸福。正如司馬遷所說“當是之時，秦國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麵朝齊。天下方務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也就是說，孟子的思想不合於君主的實際需要，因而處處碰壁。雖然每到一處，孟子都發揮自己好辯和善辯的特長，但君主們對其仁政思想隻是聽聽而已，沒有予以認同，更別說加以推行了。

孟子在遊說的過程中意識到他的主張在當時是難以實現的，那些君主雖然表麵對他畢恭畢敬，但實際則是不屑一顧的。於是，孟子回歸故裏，退而講學，與弟子們講學論道，著書立說，想以此將自己的思想主張傳於後世，便有了《孟子》一書。

《史記》記載，孟子受業於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作《孟子》七篇。今人通行的觀點是《孟子》一書是由孟子及其門人共同編寫的。《孟子》一書是了解孟子言行與思想的重要文獻。

根據學者統計，《孟子》一書引用、論述《詩經》近40處。學者還對其進行了區分，如汪祚民在《〈詩經〉文學闡釋史（先秦—隋唐）》一文中指出：《孟子》一書引《詩》、論《詩》共 39次，其中，孟子本人引《詩》共30次，論《詩》4次。孟子引用《詩經》不僅次數多，而且有自己的理論，那就是“以意逆誌”說和“知人論?世”。

（一）“以意逆誌”

“以意逆誌”說出自《孟子·萬章上》：

鹹丘蒙問曰：“語雲：‘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麵而立，堯帥諸侯北麵而朝之，瞽瞍亦北麵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鹹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鹹丘蒙是孟子的一個弟子。他聽人說品德高尚的人，君主不可以以他為臣子，父親也能不以他為兒子。對於這句話，他認為與《詩經》存在矛盾：“舜不以堯為臣子（堯禪位於舜後，舜並沒有馬上即天子位，而是等堯過世後才即位，並且率領天下諸侯為堯守喪三年），我已經聽您說過了。《詩經》中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麽，舜成為天子後，瞽瞍就不是他的臣子了嗎？”鹹丘蒙的意思是說，舜成為天子之後，作為他父親的瞽瞍也就不再是他的臣子，這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矛盾的。

孟子回答鹹丘蒙說：“你所說的詩句不是你所理解的那樣。”並進行了詳細解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的是“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最後，由此得出說詩不可“以文害辭”、不可“以辭害誌”，而是應該“以意逆誌”的結論。

文、辭、意、誌有多種解釋。如趙岐認為：“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誌，詩人誌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朱熹認為：“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誌，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誌，乃可得之。”此外，關於“意”又有“作者之意”和“讀者之意”的爭論。從《孟子》引用《詩經》的總體情況來看，朱熹的解釋最為合理，“意”主要指“讀者之意”。所謂的“以意逆誌”就是以讀者之意來尋求作者之誌，即理解《詩經》要從讀詩人的角度出發，要從詩篇的整體意思出發，不可以拘泥於原有詩句的字、詞、句。

我們來看一下鹹丘蒙所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整首詩。這兩句詩出自《小雅·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山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毛詩序》說：“《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認為這首詩是大夫諷刺周幽王的，大夫由於長年累月在外役使，以至於沒能照顧家中父母。方玉潤《詩經原始》說：“《北山》，刺大夫役使不均也。”“然此詩則實士者之作無疑。前三章皆言一己獨勞之故，尚屬臣子分所應為，故不敢怨。末乃勞逸對舉，兩兩相形，一直到底，不言怨而怨自深矣。此詩人善於立言處，故不徒以無數或字見局陣之奇也。”方玉潤認為《北山》諷刺的對象是“大夫”，而不是周幽王。雖然他們認為諷刺的對象不一樣，但都指出了詩篇諷刺的事件是“役使不均”，即分工不合理，有的人整日勞役，而有的人則整日飲酒作樂。

我們從全詩的立意可以看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意思是，作者認為自己作為臣子是有義務參與勞役的，並不是強調所有人都是君王的臣子。孟子認為鹹丘蒙的理解僅僅從字詞出發是以文害辭、以辭害誌，沒有領會詩篇的主旨。從這一點來說，孟子的說詩態度是非常正確的，所以“以意逆誌”也成為後來人說詩、讀詩的重要方式，直至今天，仍然是一種有效的閱讀方式。

以下舉例來分析孟子“以意逆誌”的說《詩》、引《詩》方?法。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雲：‘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去見梁惠王，梁惠王正在觀看鴻雁和麋鹿等珍禽異獸。他問孟子說：“賢人也會以此為樂嗎？”孟子回答說：“正因為是賢人，才能夠以此為樂。不賢的人即使有這些珍禽異獸，也不會感到快樂。”這句話是孟子回答的中心，隨後孟子引用《詩經·大雅·靈台》中的詩句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孟子認為周文王雖然使用民力，但是百姓不但不怨恨他，反而對他加以讚美，並以文王之樂為樂。這是因為周文王能夠關心百姓，所以百姓願意以文王之樂為樂，而文王也就能夠享受其歡樂。孟子引此詩篇是為了說明君王應該施行仁政，關心百姓，這樣百姓才能與君王同?樂。

《詩經·大雅·靈台》全詩如下：

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雍。

於論鼓鍾，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這首詩描繪了百姓為周文王建造靈台的熱鬧景象，以及周文王在靈台、靈沼等地，鳥獸昆蟲也來歸附他，讚美了周文王的美好品德。正由於周文王的美好品德，百姓才來歸附。其中並沒有直接說周文王與民同樂。而孟子為了說服梁惠王愛護百姓，做到與民同樂，將詩篇在品德讚美的基礎上延伸了一步，使其詩意符合自己的需要。這就是典型的“以意逆誌”的說《詩》方法。

《孟子·梁惠王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雲：‘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輯）用光。弓矢斯張，幹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雲：‘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薑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勸說梁惠王施行仁政，梁惠王以自己“好貨”和“好色”予以推脫。“好貨”指貪戀財物，“好色”指貪戀女色。孟子認為君王隻要與百姓心相一致，心裏時時想著百姓的利益，做到與民同樂，那麽即使“好貨”與“好色”也不妨礙施行仁政，反而能夠得到百姓的擁護。為了說明這個觀點，孟子兩次引用《詩經》，一次引自《詩經·大雅·公劉》，一次引自《詩經·大雅·綿》。

《詩經·大雅·公劉》：

篤公劉，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幹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公劉，於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歎。陟則在，複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於京。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

篤公劉，於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幾。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庶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乃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這首詩通篇讚美公劉厚待百姓。公劉是後稷的曾孫，他曾率領百姓遷豳地，恢複了後稷所從事的農業，百姓逐漸富裕起來。孟子所引是該詩的第一章，該章描繪了公劉廣積糧食和武器，帶領百姓向豳地進發的場麵。從字麵意義來理解，這裏並沒有說公劉是貪戀財物的。從全篇來看，該詩是讚美公劉厚待百姓，施行的是孟子所倡導的與民同樂的“仁政”。所以，孟子用來證明：隻要從百姓的利益出發，即使是“好貨”也無不可。這也是典型的“以意逆誌”的引《詩》方式，即不拘泥於個別的字義和詞義，而是從整首詩的主旨出發來加以引用。《詩經·大雅·綿》的引用也是這樣的情況。從這兩處可以看出，隻要《詩經》的詩篇在主旨上符合孟子所要說明的道理，孟子就會加以引用。

孟子“以意逆誌”的引用《詩經》的方式，其目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每次在引用《詩經》之前，孟子都已經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觀點，而整部《孟子》的核心就是“仁政”與“王道”。換句話說，《詩經》是證明“仁政”和“王道”等儒家思想的材料，《詩經》的政治功能由此更為突出。

（二）“知人論世”

“知人論世”出自《孟子·萬章下》：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從交友的角度引出了“知人論世”的讀詩方法，要了解一個人就要去讀他的詩，也要去了解他所生活的時代背景。雖然這裏並不是直接論述如何閱讀《詩經》，但是學界普遍認為“知人論世”說是對“以意逆誌”說的補充。如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中提到時說：“作為‘以意逆誌’的補充，孟子又提出‘知人論世’說。”簡單而言，“知人論世”說指的是要了解一個曆史人物就要知道他的時代背景。

具體到閱讀《詩經》，就是閱讀每一首詩歌，不能僅僅停留在字麵意義之上，而是要了解作詩之人及其所處的時代環境。隻有這樣才能把握住詩篇的真正意思，而不至於穿鑿附會。因此，“知人論世”說的確是“以意逆誌”的補充，即在以讀者之意推求作者之意時也不能全從作者之意隨意揣測，而是應該聯係作詩之人所處的時代。基於這樣的方法，孟子將《詩經》看成了一部史書，常常通過引用《詩經》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來勸說君王施行仁政。也就是說，“知人論世”說強調從曆史事實的角度來閱讀《詩經》。這樣就將《詩經》帶上了史學發展的道路。

總的來說，孟子的“以意逆誌”與“知人論世”的引《詩》方法，是將《詩經》作為證明自己觀點的材料。結合具體例子來看，孟子有將《詩經》當作曆史文獻來看待的傾向。與孔子的“《詩》教”相比，“以意逆誌”說與“知人論世”說更多地強調讀《詩》、用《詩》的方法，而不關注《詩經》本身的特點與功能。孟子將儒家所推行的仁政、王道等義理融入引用《詩經》的過程中，使得《詩經》所承載的儒學思想更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