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賦詩言誌”——《詩經》的外交功能

從《詩經》的編訂過程中可以發現：采詩以觀風俗，獻詩以頌功德，刪詩以合於樂，《詩經》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從文獻記載來看，《詩經》成書後，其主要功能已經由觀風俗、頌功德轉向諸侯外交，“賦詩言誌”成為《詩經》最為重要的功能。《論語》中記載了孔子對一種人的批評。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有些人學了很多詩，甚至把《詩》三百篇都熟讀了，卻不會用。讓他處理政事，他不能順利完成；派他出使外國，他也不能合理應對。這種人，雖然《詩》讀得多，又有什麽用呢？

孔子的話，道出了《詩經》在春秋時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指的正是諸侯外交中的“賦詩言誌”。所謂“賦詩言誌”，“賦”就是朗誦，或者歌唱；“誌”就是內心的思想或感情。“賦詩言誌”，就是通過朗誦或者歌唱《詩經》中的篇章來表達自己心中的思想或感情。《左傳》中記載了許多諸侯外交中賦詩的故事，趙衰輔助晉公子重耳與秦穆公的會晤，就是其中經典的成功案例。

晉國內亂，晉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在狄居住了十二年後，欲返回晉國，重振大業。但那時他的力量還很薄弱，所以要先去求助於諸侯。重耳遊曆了衛國、齊國、曹國、宋國、鄭國、楚國，最終到達了秦國。秦穆公設宴接見重耳，依據當時外交禮儀，賓主要進行賦詩。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重耳所賦《河水》，據前人考證，應為《詩經·小雅》中的《沔水》。其詩首句是“沔彼流水，朝宗於海”。重耳將自己比喻為流水，將秦穆公比喻為海，既表達了此時會麵的感激之情，又暗含著若能返回晉國，也當朝事秦國之意。詩中又有“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的句子，重耳借以表現他遭親友背棄、流落在外的悲慘境遇，以贏得秦穆公的同情。所以說，重耳賦這首詩，是非常合適的。重耳賦詩之後，秦穆公賦《六月》應答。《六月》也是《詩經·小雅》中的一首，詩中歌頌了尹吉甫輔佐周宣王征戰、匡扶王國的事跡，有“以匡王國”“以佐天子”等句子。秦穆公賦這首詩，表達了自己對重耳的看重，相信重耳重返晉國，必能建立一番功業，成為輔佐周天子的重要人物。在春秋時代，若是說輔佐周天子，就意味著能稱霸諸侯，成為盟主，這可以說是諸侯之間最高的期許了。同時，秦穆公賦詩也表明了自己態度，他肯定會支持重耳。所以，重耳的陪臣趙衰會說：“重耳拜賜。”在重耳行過隆重的降階拜稽首之禮後，趙衰又莊重地說出行禮的原因：“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表明完全領會了秦穆公的意思。

趙衰的表現是非常關鍵的：外交賦詩中，必須真正領會對方的意思，並做出與之相應的符合禮節的行為，才能贏得對方的尊重。所以在重耳赴宴之前，子犯會推薦趙衰。當時，子犯是重耳身邊最重要的輔臣，本應在宴會上陪同，但他請辭，理由就是，趙衰更擅長文辭，也就是更精於《詩經》和相應的社交禮儀，所以這麽關鍵的場合應該讓趙衰陪同。而趙衰，也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後來，重耳在秦穆公的幫助下回到晉國，果然成就了一番大業，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

當時，如果不熟悉《詩經》，或者不能用好《詩經》，在外交中表現不當，就會被人恥笑，甚至還會招來災禍。我們先看齊國大夫慶封被人恥笑的例子。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慶封是齊國的大夫，有一次他出使魯國，魯國的孟孫和叔孫接待。孟孫跟叔孫讚歎慶封的車漂亮，叔孫說：“使用過於豪華的服飾車馬，與本人身份不相稱，最終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叔孫設宴招待慶封，慶封表現不敬。叔孫賦《相鼠》諷刺，慶封也不知其深意。

《相鼠》是《鄘風》中的一篇，全詩作：“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簡短有力、辛辣地諷刺了無禮無恥之人。這首詩詩意淺顯，叔孫在宴上賦詩，相當於當麵罵慶封，而慶封竟然不能聽出其中的意思，難免會被人恥笑。

從上麵的記載可以看出，慶封是一個驕奢無禮，又不學無術的人。慶封在齊國做了不少壞事，最終也罪有應得，落得個滅族的下場。可以說，叔孫賦的《相鼠》這首詩也算是應驗了。

慶封出使魯國，隻是自己遭到了恥笑，而在他之前，齊國大夫高厚歌詩不當，後果就嚴重了許多。

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誌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寧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左傳·襄公十六年》）

當時，晉國是諸侯的盟主，宴會諸侯，魯、宋、衛、鄭、曹等國的國君都來參加，唯獨齊侯沒有來，派了大夫高厚做代表。在宴會上，晉侯讓在座諸大夫舞蹈，舞蹈的同時歌詩，並且設置了規則。這也是諸侯宴會中的一種儀式。各國的大夫的詩都合乎規則，隻有高厚的詩不合乎規則。晉國大夫荀偃發怒，認為齊國有異心。晉侯讓大夫們與高厚一起盟誓，高厚卻逃走了。於是各國大夫一起盟誓，要共同討伐異心者。

《左傳》中記載的這個故事有些語焉不詳，沒有說大夫們歌詩的內容，也沒有說清楚高厚為什麽逃走。可以說，齊侯沒有參會已經引起了晉侯和其他諸侯的不滿，所以高厚“歌詩不類”，很可能是諸侯遷怒於齊的一個借口。雖然根本原因不一定在於歌詩本身，但是，僅僅“歌詩不類”就可以作為認定齊國“有異誌”，進而成為共同討伐齊國的名正言順的理由。由此可見，諸侯外交中《詩經》起到的重要作用。

“賦詩言誌”是諸侯外交中的重要儀式，所賦的有時是整首詩，有時也可能是一首詩中的某一章。不管當事人所賦的是整首詩還是某一章，往往都是選取能迎合當時情形的特定的字麵意義或者比喻義，並不一定要完全符合原詩作的背景和主旨。所以，這種賦詩也被後人稱為“斷章取義”，也就是說當時的賦詩主要是借用《詩經》的語句來表達個人觀點，它並不完全遵循詩句的本意。這裏將《左傳》記載的著名的“斷章取義”式賦詩摘錄下?來：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誌。”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或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

從詩的本意來說，這裏隻有子西所賦《黍苗》是讚美召伯的功勞，子西借召伯之功來讚美趙孟之功，符合《黍苗》原意。《小雅·黍苗》：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雲歸哉。

我徒我禦，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雲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毛詩序》中指出：“《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鄭玄在《鄭箋》中指出：“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廢此恩澤。”也就是說，詩篇的作者通過召公的功勞來諷刺幽王。因此，以召伯之功來比喻趙孟之功是合適的。

但是，其他幾首詩就明顯不合於詩篇的原意了。如子展所賦的《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詩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認為《草蟲》讚美的大夫之妻能夠堅守禮教。朱熹《詩集傳》曰：“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認為《草蟲》是一首大夫行役在外、妻子思念的詩歌。但是，不管從哪種角度理解，都不適合用來表達子展對趙孟的情意，而僅僅是文字略有所合。其他幾個人賦的詩也是這種情況。

不過，“斷章取義”的賦詩方式並不妨礙《詩經》在邦交中作用，當時的人對此也是認可的。《左傳·襄公·襄公二十八年》記載：“賦詩斷章，餘取所求焉。”這說明，斷章取義式的“賦詩言誌”是得到認可的，人們賦詩和引詩都是從字義或者其中的某一句出發，如果符合自己的需要就可以加以利用，而不需要細究詩篇的本來意義。

總的來說，“賦詩言誌”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具體的外交活動中，“賦詩言誌”有一定的規則，要從外交中的政治需要出發。這種用《詩》方式邁出了《詩經》經典化的第一步，對孔子的“《詩》教”和孟子“以意逆誌”等都有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