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采詩”“獻詩”“刪詩”——《詩經》的編訂

作為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作品出自不同人之手，既有普通老百姓，也有當時的士大夫等貴族。這些眾人製作、最後匯集成一部的詩歌總集，經曆了漫長的曆史過程。根據相關文獻記載，《詩經》成書，有“采詩”“獻詩”“刪詩”等說法。

（一）采詩

采詩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采風。根據古人記載，周代有專門采風的官員，稱為“采詩官”，負責到民間采集社會上流傳的詩歌。如《漢書·藝文誌》記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詩就是將老百姓的日常歌謠收集起來，上呈給天子。采詩的目的是讓天子知曉民間現實，也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實況，由此讓帝王知道自己是否得民心，是否需要加以改正。《漢書·食貨誌》也記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漢書》的記載具有很強的畫麵感。春天來了，蝸居了整個冬天的人們從家裏出來了，三三五五地在田地裏邊唱歌邊幹活。這時候，“行人”，也就是采詩官，敲著木梆子來到了田野邊，將人們勞動時所唱的歌搜集起來，隨後，將采集來的詩歌交給掌管音樂的機構，並由樂師配樂，最後演奏給天子。而天子聽樂並不是為了娛樂，而是通過這些詩歌了解天下之事，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百姓生活、民間疾苦。由此可以知道，由采詩官采集來的詩歌的作者是當時普通老百?姓。

雖然關於采詩的記載不是特別詳細，但采詩說應該是可信的，也得到了曆代統治者的肯定。如漢代設立的樂府機關，負責采集和編纂民間詩歌，也進行創作和配樂演奏，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恢複先前的采詩製度，起到“觀風俗，知得失”的作用。

采詩製度也得到古代文人的追捧。直到唐代，元稹和白居易等新樂府詩人仍在呼籲恢複上古時期的采詩製度，並創作出了“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的新樂府組詩。白居易《采詩官》就用直白的語言表達了對遠古時期采詩製度的向往、對采詩製度不存的批判，以及恢複采詩製度的美好願望。

采詩聽歌導人言。

言者無罪聞者誡，

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滅秦興至隋氏，

十代采詩官不置。

郊廟登歌讚君美，

樂府豔詞悅君意。

若求興諭規刺言，

萬句千章無一字。

不是章句無規刺，

漸及朝廷絕諷議。

諍臣杜口為冗員，

諫鼓高懸作虛器。

一人負扆常端默，

百辟入門兩自媚。

夕郎所賀皆德音，

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裏遠，

君之門兮九重閉。

君耳唯聞堂上言，

君眼不見門前事。

貪吏害民無所忌，

奸臣蔽君無所畏。

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

群臣有利君無利。

君兮君兮願聽此，

欲開壅蔽達人情，

先向歌詩求諷刺。

白居易認為周代滅亡以後，采詩製度就不存在了，其帶來的嚴重後果是人們作詩時隻知道歌功頌德，老百姓也不敢說實話，君主聽不到百姓的聲音，長此以往，必將亡國。白居易將采詩製度看得非常重，認為它是鞏固統治的有力手段，朝廷應該加以采用，讓百姓有表達心聲的渠道。

總的來說，采詩之說雖然隻存在於文獻中，但是統治者的認可、文人的追求，說明這種說法應該是存在過的，並且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對社會起過一定的作用。

（二）獻詩

《詩經》作品的另一來源是公卿貴族的“獻詩”。《國語·周語》記載：“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獻詩”是天子廣開言路的重要方式，獻詩則是“公卿至於列士”參與政治的重要途徑。“公卿”“列士”是當時的貴族，也是當時的主要知識階層。“獻詩”是士大夫等知識階層的重要責任，也是他們身份的象征。與采詩官的“采詩”不一樣，“獻詩”是由知識階層呈報給天子所獻之詩，即不是從民間收集的，而是由公卿、列士寫作，呈報給天子即最高統治者的。獻詩者屬於知識階層。獻詩有具體的場合，如祭祀、宴飲、出兵、狩獵、朝會等重大典禮，所以內容以歌功頌德為主。

（三）“刪詩”

采詩官采集來的詩歌和知識分子獻上的詩歌是如何編訂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詩經》的呢？自漢代起，有孔子“刪詩”說。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司馬遷認為古時候詩有三千多首，到了孔子手裏，孔子對其重複的篇章進行了刪減，僅僅剩下了合於禮義的詩歌，並對留下的詩歌進行了配樂。班固的《漢書·藝文誌》繼承了司馬遷的說法。到宋代歐陽修又進一步發展《史記》《漢書》的說法，總結出刪章、刪句、刪字的刪詩三原則。

但是，曆代學者如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清代方玉潤等，對孔子刪詩說均持懷疑態度。如方玉潤在《詩經原始》的序言中說得很清楚：

且孔子未生之前，《三百》之編已舊，孔子既生而後，《三百》之名未更。吳公子季劄來魯觀樂，《詩》之篇次悉與今同。（惟《豳》次《齊》，《秦》又次《豳》，小異），其時孔子年甫八歲。迨杏壇社教，恒雅言《詩》，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聞有“三千”說也。厥後自衛反魯，年近七十。樂傳既久，未免殘缺失次，不能不與樂官師摯輩審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嚐有刪《詩》說?哉？

方玉潤通過文獻和史實的梳理，認為孔子不可能完成刪詩的工作。吳公子季劄到魯國時，樂工演奏了《詩經》，其中的十五國名和風、雅、頌的次序與我們今天所見的《詩經》基本一致。也就是說，吳公子觀樂時，《詩經》的篇次已經固定了，音樂也配上了。而那一年孔子才八歲。八歲孩童怎麽能完成“合於禮義”的刪詩之重任呢？這成為否定“孔子刪詩”說最為有力的證?據。

那麽，孔子在《詩經》的成書過程中起到了什麽作用？根據現有材料，一般認為：在孔子時代，《詩經》已經編訂完畢，並已經配上了音樂，但孔子進行過正樂工作。正如《論語·子罕》記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總的來說，根據古人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的有兩點。首先，《詩經》中的作品有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民間，即采詩官采集而來的，這些詩篇多保存於《國風》中，它的作者是普通老百姓。不過，這些采自民間的詩歌需要經過樂官的配樂，才能演奏給天子聽。或許老百姓的詩歌也是有音樂的，但也需要經過樂官的調整，因為音樂是身份的象征，天子樂和民間樂是不一樣的。《詩經》作品的第二個來源是當時的公卿貴族創作的詩歌，這些詩篇主要見於《雅》和《頌》，其作者是貴族知識分子，它們的最後成形需要經過樂官配樂。

其次，《詩經》的編訂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采詩官采詩、公卿貴族獻詩，這些詩歌經過樂官配上音樂之後，最後都將演奏給天子聽。從采詩觀風俗的目的來看，所采之詩必然是非常多的。采集來的詩也不是直接演奏給天子聽，還必須經過樂官配樂，樂官在《詩經》的成書過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視。但是，采詩、獻詩及樂官配樂所定的詩歌，在流傳的過程中可能產生了訛誤，孔子在教授的過程進行過某些正樂工作，從而有了孔子“刪詩”之說，至於孔子究竟是刪除整首詩，還是刪除某句詩，或是刪除某些文字，具體情況不得而知。

總之，經過采詩、獻詩、配樂、正樂等漫長的發展過程，《詩經》成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三百一十一篇。其中有六篇是有目無辭的，包括：《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伍》《由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