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詩經原始》——還《詩經》以文學真麵目

方玉潤（1811—1883），字友石，亦作幼石、黝石，自號鴻濛子，清代著名學者。《詩經原始》是其研究《詩經》的著作，該書對《詩經》三百零五首詩歌進行逐一分析，對漢唐以來的名家大儒的《詩經》評說進行點評，點評時常常敢於突破先儒之見，敢於批判漢代以來形成的觀點，多角度解讀《詩經》的藝術特色，還《詩經》以文學真麵目，在《詩經》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原詩人之始意”——《詩經原始》的寫作目的

《詩經原始》是方玉潤晚年的作品。他在該書的序言中就指出，前儒說《詩》既有門戶紛爭，又因循守舊，並且存在詩旨混亂的現象。方玉潤的意見是有道理的。自漢代以來，《詩經》被尊為儒家經典之後，說《詩》人總是離不開《詩經》的政教論，總是由政教出發來闡釋詩歌主旨，由此帶來了眾多穿鑿附會的說法。方玉潤通過閱讀眾多的《詩經》解讀之作，發現了這個問題。於是，他決定創作《詩經原始》來尋求詩作的真正意思：

最後得姚氏際恒《通論》一書讀之，亦既繁征遠引，辯論於《序》《傳》二者之間，頗有領悟，十得二三矣。而剖抉未精，立論未允，識微力淺，義少辨多，亦不足以針肓而起廢。乃不揣固陋，反覆涵泳，參論其間，務求得古作詩本意而止，不顧《序》，不顧《傳》，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蓋欲原詩人始意也。

《通論》是清代學者姚際恒的《詩經通論》，該書以疑古的態度來探求《詩經》的主旨，並以文學的眼光來理解《詩經》，是清初疑古派《詩經》學的代表之作。方玉潤曾經通讀此書，認為姚際恒在突破《毛詩序》和朱熹的《詩集傳》方麵有其獨特之處，但是仍然有不足之處。為了探求《詩經》本意，方玉潤隻好重新寫作。他在解釋《詩經》時，既不拘泥於《毛詩序》，也不拘泥於姚際恒的《詩經通論》，而是從《詩經》這部古書的文字出發，擷取先賢的獨到見解，摒棄其陳腐之見，通過反複“涵泳”，希望讀取遠古詩人作詩的原始本意，擺脫先儒們的穿鑿附會之說。

（二）《詩經原始》的解讀體係

為了達到“原詩人始意”的目的，方玉潤從多個角度入手建立了《詩經》的解讀體係。

1.對《毛詩序》《詩集傳》《詩經通論》的批判。

根據前文的介紹，我們知道在方玉潤之前，《詩經》解讀有幾個發展節點。一是《毛詩序》建立起來的詩教傳統，《毛傳》《鄭箋》《孔疏》都是依《毛詩序》說詩。二是以朱熹《詩集傳》為代表的反對《詩序》的《詩經》解讀傳統。三是方玉潤在《詩經原始》序言中提到的姚際恒的《詩經通論》，該書既反對《詩序》，也反對朱熹的《詩集傳》。方玉潤沒有依從這三個解讀傳統中的任何一個，而是另辟蹊徑，並對三者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方玉潤認為《大序》純駁參半，《小序》純為偽托。《詩經原始·詩旨》中指出：

此《序》總論《詩》旨，純駁參半。雖多襲《樂記》語，要自是《詩》正論，可補《論語》《虞書》所不及。若雲《序》出子夏，此其庶幾。至《小序》，則純乎偽托。

《大序》在論述詩歌詩旨的時候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由於《大序》論詩旨主要遵從、沿襲《樂經》的說法，其論說尚可稱作正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論語》《虞書》論述之不足。如果說《序》是由子夏所作，那真是子虛烏有之事。至於《小序》，那真的全是後人的偽托。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方玉潤對《大序》尚有認可，而對《小序》則直接斥為偽托之作。他在《詩經原始·自序》對《小序》再次指出《小序》是偽作：

迨秦火既烈，而偽序始出，托名子夏，又曰孔子。唐以前尚無異議，宋以後始有疑者。歐陽氏、鄭氏駁之於前，朱晦翁辯之於後，而其學遂微。

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許多書都已經不見蹤跡，於是就有人作出《小序》，或假托為子夏所作，或假托為孔子所作。這樣的局麵一直維持到唐代，直到宋代的歐陽修、鄭樵、朱熹等才對之提出疑問。至此，偽序的影響才逐漸減弱。

方玉潤對《小序》的看法是符合事實的，我們前麵介紹《毛詩正義》時也說到了，孔穎達等人認為《序》乃子夏所作。直到宋代疑古之風起，歐陽修、鄭樵和朱熹等對《小序》提出質疑，並形成了“廢小序派”。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方玉潤沿襲了朱熹的一些觀點。但是，方玉潤也對朱熹的《詩集傳》提出了批評，《詩經原始·詩旨》中指出：

《小序》之謬，誠如公論。但《詩傳》之謬，又有甚乎《序》者，則何以故？……葩經不幸，遇此二家，遂成聚訟，豈偶然哉？

朱熹雖然意識到了《小序》的謬誤之處，然而他自己的《詩集傳》則比《小序》的謬誤更多。《詩經》研究過程中有了《小序》和《詩集傳》，可謂是《詩經》發展史上的不幸。以“不幸”稱之，對《小序》與《詩集傳》的抨擊何其猛?烈！

除此之外，方玉潤對《詩集傳》的批判最直接的是對“**詩”的批判。《詩經原始·詩旨》中指出：

詩不能有正而無邪，《三百》雖經刪正，而其間刺**諷世與寄托男女之詞，未能盡汰，故恐人誤認為邪，而以為口實，特標一言以立之準，庶使學者讀之有以得其性情之正雲耳。不料朱子竟以為邪正兼收，複為之說曰，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誌。夫《詩》之足以感發人心固已，而其所以能懲創逸誌者，不賴有刺**諷世諸作乎哉？若謂**奔者而亦收之，是直誨**而已，安見其懲創人之逸誌為也？夫子本懼後人誤讀《鄭》《衛》為**詩，而後儒偏指《鄭》《衛》為夫子所收之**詩，教人以讀之，雖宣聖其如之何哉？

方玉潤認為詩歌在發展過程中本來就是正、邪皆存的，《詩經》雖然經過了刪訂，但其中還是存在一些看起來不符合“無邪”標準的作品，而這些作品的本意在於刺時諷世，並不是為了展示所謂的“**聲”。為了避免讀詩人的誤解，孔子特提出了“鄭聲**”之說。誰料朱熹竟認為孔子提出的“鄭聲**”是說《詩經》收錄的詩篇是有正有邪的。在方玉潤看來，朱熹完全誤解了孔子的本意，孔子本是為了避免後人誤解而特意提出“鄭聲**”，並非指《詩經》內容上“正”與“邪”，而朱熹則從“鄭聲**”出發，提出了所謂的“**詩”之說，並認為《鄭》《衛》中的詩篇正是孔子所收錄的“**詩”。有了這樣的誤解，即使標榜從聖人出發來教人讀《詩經》，又能起到什麽樣的作用呢？可見，方玉潤對朱熹《詩集傳》的批評也是直接而尖銳的。

此外，方玉潤的《詩經原始》撰作雖然受到了姚際恒《詩經通論》的影響，對姚際恒的學識和見解也多有稱讚，但是，他對《詩經通論》也持批評的態度。前引《詩經原始·自序》批評《詩經通論》：“而剖抉未精，立論未允，識微力淺，亦不足以針肓而起廢。”《詩經通論》有很多論述不合理的地方，姚際恒的出發點是要糾正《詩序》和《詩集傳》的謬誤，然而由於學識所限，心有餘而力不足，未能實現其寫作目的，不足以糾正前人之謬。

從上述方玉潤自己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對《毛詩序》《詩集傳》，以及同時代姚際恒《詩經通論》三個解讀係統都是不滿意的，並對之加以直接的批判。既然已經批判了他人的不合理，接下來就應該建立自己的解讀體係了。方玉潤首先確立了“循文按義”的解詩宗旨。

2.“循文按義”的解詩宗旨。

方玉潤在《詩經原始·自序》中說到寫作《詩經原始》的目的是探求詩人作詩的本意。雖然本意難求，但隻要采用“循文按義”的方法，古人詩旨也不是不可得：“雖不知其於詩人本意何如，而循文按義，則古人作詩大旨要亦不外乎是。”“循文按義”正是方玉潤的解《詩》宗旨。“循文按義”指的是閱讀《詩經》應該從《詩經》的文字出發，要從經文的字句出發來尋求詩歌之宗旨，而不是前人采用的從《詩序》出發、從訓詁出發來尋求詩意。用今天的話來說，“循文按義”就是要以文本為依據，通過文本細讀來求得詩人本意。對於《詩經》中的所有詩篇，方玉潤始終貫徹了“循文按義”的解詩宗旨，不迷信《序》，也不迷信《詩集傳》，一切解讀從文本出發。

3.“涵泳全文”的讀《詩》方式。

如何實現“循文按義”呢？最為重要的是“涵泳全文”。《詩經原始·自序》中提到：

讀《詩》當涵泳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窺古人義旨所在，未有篇法不明而能得其要領者。

“涵泳”指從文本出發，左思的《吳都賦》中有“涵泳乎其中”，意為沉浸於其中。“涵泳全文”則指從全詩篇出發來尋求詩篇的大意，而不是糾結於詩歌當中的細枝末節，如當時流行的名物訓詁。隻有從全篇出發，了解其篇法與章法才能明白作詩之人的本意，獲得詩篇的旨意。

由以上三點可以看出，方玉潤在批判前人不合理解讀的基礎上，提出了“循文按義”解詩宗旨，並采用了“涵泳全文”的讀詩方式，從而建立了自己的《詩經》解讀體係。這種從文本出發的解讀體係必然導致的結果是認識到《詩經》的文學價值。我們知道，《詩經》中大部分作品是從民間采集而來的，這些作品雖然經過樂師配樂，在文字、章法等形式上有所改變，但其本質還是老百姓抒發性情、感歎世事的作品。也就是說，它們的文學內核沒有改變，隻是經過孔子、漢儒等的解讀，建立起了龐大的“政教”體係，其文學性由此被淹沒了。而當放棄《毛詩序》建立以來的以序說《詩》的傳統，堅持從文本出發，《詩經》的文學性也會顯現出來。

（三）《詩經原始》的文學解讀

關於《詩經原始》的文學研究，一直以來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詩經原始》突破了儒家的“《詩》教”觀，從文學審美的角度對《詩經》進行了解讀。如藍華增在《〈詩經原始〉成敗之我見》中指出：“《詩經原始》的價值在於突破了《詩大序》和朱熹等前人的舊說，把《詩經》從牽於具體曆史事件和‘詩教’的舊說拉回到詩美學的道路上來。”第二種意見認為，方玉潤的目的在於闡釋《詩經》的儒家思想，隻是在客觀上促進了《詩經》的文學研究。如李春雲在《方玉潤〈詩經原始〉研究》中指出：“《詩經原始》並不是為了展現《詩經》清麗嫵媚的文學世界，其目的是為了闡釋《詩經》中所蘊含的儒家的經意，但在客觀上促進了《詩經》的文學研?究。”

不管是主觀還是客觀，《詩經原始》在《詩經》文學領域的研究是不容忽視的。雖然前人如朱熹等也注意到了《詩經》的文學特征，但都沒有《詩經原始》這麽直接、這麽係統。換句話說，《詩經原始》是《詩經》文學解讀的開始。文學解讀的角度非常多，以下我們從章法、句法、字法、情景、風格等方麵來看看方玉潤是如何解讀《詩經》的。

1.從章法來分析詩篇的情感。

《詩經》最早都是樂歌，在章法上具有“重章疊唱”的特征。這種章法結構一方麵合於音樂表達的需要，另一方麵具有強化感情的作用。方玉潤注重從章法的角度來分析詩篇的情感。如他在評論《黍離》時指出：“觀其呼天上訴，一詠不已，再三反複而詠歎之，則其情亦可見矣。”這裏明確指出《黍離》乃通過反複詠歎來表現情感。我們來看看《黍離》的重章疊唱：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人行至原本周王室的都城鎬京，看到的卻是一片種滿黍、稷等糧食的土地，往日的興盛與繁華不複存在，詩人由此心生感慨，向蒼天發問，這樣的窘況是由誰造成的呀？這種感情是深沉而激烈的，方玉潤說：

三章隻換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徊無限。此專以描摹虛神擅長，憑吊詩中絕唱也。

三章中隻換了六個字，但其深沉的感情正好在這重章疊唱中體現出來了，堪稱憑吊詩的絕唱。

2.由字法、句法體悟詩人之心。

方玉潤希望在“涵泳全文”中讀取“詩人”之本心，強調從文本閱讀出發尋求詩人的本意。因此，《詩經》的字法、句法頗受他的重視，常常對其進行細微、精妙的分析。當然，他的字法分析不同於訓詁、考據，而是以體悟詩人之心為出發點。如評《國風·卷耳》的最後一章如下：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仆痡矣，雲何籲矣。

這裏每句都以“矣”字結尾，連用了四個“矣”字，這樣的用法在《詩經》中很少見。方玉潤意識到了它的特殊之處，認為這四個“矣”字有“有急管繁弦之意”，而且“節短音長，虛收有神”，能夠表現詩人當時焦慮、急迫的心情。

對字法、句法的關注是符合詩歌的創作規律的，《詩經》的語言是言簡意賅的，再加上配樂的需要，又常常采用重章疊唱的章法，能夠使用的字詞大為減少，因此其語言必須凝練、恰到好處，所謂惜字如金一點也不為過。因此，後人在解讀《詩經》時需要注意其字、詞的深意。

3.以情真、景真論《詩經》。

我們知道，情和景是文學藝術的重要因素，一篇文字不管是韻文還是散文，隻有具備了情和景才能被稱作文學作品。方玉潤在分析《詩經》時，常常涉及情與景，如他評《君子於役》時說：“言情寫景，可謂真實樸至……傍晚懷人，真情真境，描寫如畫。晉、唐人田家諸詩，恐無此真實自然。”這裏不僅點出了《君子於役》的言情與寫景，也指出了情與景的真實性，正是方玉潤評價詩歌的標準。《詩經原始》中對情景分析最引人注意的是其論《芣苢》：

夫佳詩不必盡皆征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以令人低回無限，若實而按之，興會索然矣。讀者試平心靜氣，涵泳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嫋嫋，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棹歌》等詞，類多以方言入韻語，自覺其愈俗愈雅，愈無故實而愈可以詠歌。即《漢樂府·江南曲》一首“魚戲蓮葉”數語，初讀之亦毫無意義，然不害其為千古絕唱，情真景真故也。知乎此，則可與論是詩之旨?矣。

方玉潤認為一首好的詩歌，並非要句句、事事落到實處，就像《毛詩》那樣一定要指明哪首詩諷刺是什麽人、什麽事。好的詩歌仿佛天籟，讀者隻要“涵泳”便可得其真諦。然後方玉潤對《芣苢》描述的情景進行了情景再現，認為讀者可以從情景描繪中體會詩歌之妙以及詩人之心。進而舉唐代《竹枝詞》《柳枝詞》等為例，認為這些民間樂歌雖然以俗語俗字入詩，卻並沒有讓人覺得其俗氣，反而是越俗越雅。為什麽呢？因為這些樂歌中的情和景都是真的。可見，方玉潤對詩作中真情和真景的重視。這段論述非常精彩，代表了方玉潤對詩歌情景的態度。《詩經原始》中此類論述還有不少，這裏不再一一列舉。

4.對《詩經》藝術風格的鑒賞。

風格是文學最為重要的因素，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必定是有其特殊的藝術風格的；一個作家有其自身風格，如杜甫的沉鬱頓挫、李白的飄逸豪放；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也有其時代風格，如“建安風骨”；一類文學作品也有其類屬風格，如 “詩賦欲麗”“文典以怨”。不過，風格也是最難把握的。方玉潤對字法、句法、章法、情景的分析必然導致其對作品風格的關注。其中，他對真情真景的分析正是一種風格的鑒賞。

同時，方玉潤對《詩經》的語言風格也有較多的鑒賞。他在評論《幽風·七月》時中說：

今玩其辭，有樸拙處，有疏落處，有風華處，有典核處，有蕭散處，有精致處，有淒婉處，有山野處，有真誠處，有華貴處，有悠揚處，有莊重處。無體不備，有美必?臻。

他采用列舉的方式，將《七月》這首詩歌的多種語言風格總結出來了。更為可貴的是，方玉潤對這些語言風格沒有做出高下之分，而是認為正是因為有了多種風格才使詩作變得完美。或者說，豐富的語言風格，正是《七月》這首詩歌的藝術魅力之所?在。

相對而言，《詩經原始》對藝術風格的鑒賞還稍顯薄弱，但其畢竟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前人論《詩》雖然也有觸及其文學性的，但很少上升至藝術風格的高度。所以，雖然可舉實例不多，我們仍然可將此作為其文學解讀的一個方麵。

以上我們從《詩經原始》的創作目的入手，介紹了《詩經原始》的解讀體係，並分析了《詩經原始》的文學闡釋。方玉潤在《詩經》的研究過程中，發現了前人的諸多謬誤之處，為了糾正這些謬誤，他決定撰寫《詩經原始》，撰寫的目的是“原詩人始意”，即探求作者的創作本意，擺脫先儒的陳腐、附會之見。由此出發，方玉潤首先對已經存在的諸如《毛詩》《詩集傳》等說《詩》方法予以批評，提出“循文按義”的解《詩》宗旨和“涵泳全文”的讀《詩》方式，建立起了自己的《詩經》解讀體係。由於這樣的解釋宗旨和讀詩方式，方玉潤在解讀《詩經》時不可避免地要觸及《詩經》故有的文學特性，由此便還《詩經》以文學真麵目。下篇我們將從文學的角度來介紹《詩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