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詩集傳》——《詩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朱熹的《詩集傳》代表了宋代《詩經》研究的最高成就，被稱為集大成之作。如皮錫瑞指出：“歐陽修《詩本義》，始不專主毛鄭。宋人競立新說，至朱子集其成。” 它的影響波及元明清三代。《詩集傳》流傳之後，通行達八百年，以至於明清時代的普通讀者竟不知道《詩經》讀本還有漢唐版本。那麽，《詩集傳》的“集大成”是如何體現出來的呢？它在《詩經》解讀過程中有什麽樣的貢獻呢？以下從《詩集傳》的體例、解讀方式等方麵來介紹《詩集傳》“集大成”的表現。
（一）體例獨特，兼采眾家之說
第一，調整小序位置。前麵我們提到的《毛傳》由序文、經文、釋文三部分構成。序言部分又可以分為大序和小序。大序為總論，置於開篇。小序為每首詩歌的序言，置於該首詩歌的前麵。這樣的體例幾乎成為《詩經》注釋的慣例，小序甚至有了跟經文同樣重要的地位。朱熹對此加以改變，他將《毛詩》的小序廢掉，而換成了自己的解說。朱熹曾經指出：“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隻依古本與疊在後麵，某今亦隻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朱子語類》卷八十）鄭漁仲指的是鄭樵，鄭樵是我們前麵提到的廢小序派人物，他在注釋《詩經》時就將《毛詩》的小序予以廢除，用自己的序言來代替小序，並將小序放在經文之後。朱熹認為這樣的位置安排才符合讀者的閱讀習慣，即讀者先進行詩歌文本閱讀，再看注釋者的解釋與說明，有助於讀者明白詩歌文本的本義，而不至於被注釋者所引導或誤導。
第二，朱熹將音注放在經文的旁邊，方便讀者閱讀。古人注《詩經》有音注和義注，二者都置於經文以下。而朱熹則將音注直接放在了經文的大字旁邊，這樣讀者在沒有看到義注、即使不明白詩意的時候也可以先將詩文讀出來。這樣的安排與朱熹對《詩經》的讀法認識相關，朱熹認為“沉潛諷詠”是讀《詩》的關鍵。“沉潛諷詠”大意是說讀詩人要靜下心來對詩歌文本進行誦讀，從文字、音韻中尋求詩歌的含義。
第三，每章都標舉賦、比、興。《毛詩》獨標“興體”，對“賦”和“比”有所忽略。朱熹則不一樣，他對“賦”“比” “興”三者都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對三者的表現方式和具體作用也進行了深入分析。因此，他在標明“賦”“比”“興”的時候比較靈活，並沒有局限於某一章、某一句隻能是“賦”、隻能是“興”，或者隻能是“比”，而是可以兼而有之。如《漢廣》即標“興而比”，這樣的解讀更符合《詩經》的實際。
第四，不少詩篇的篇後還有一些附錄成分。朱熹注釋《詩經》講究簡潔明了，主張讀詩人從“諷詠”文字中探求詩歌本義，但是有些知識對理解詩意也是有幫助的，這些知識也是不能忽略的。因此，朱熹將一些史實的考證、自己的一些難以完全證實的想法、對前人觀點的辨析等內容，附錄在篇章的結尾之處，讀者可以選擇是否閱讀。閱讀，可以開拓讀者的思維；不閱讀，也不影響對全詩的理解。
以上在體例上的一些特殊安排，朱熹都是從方便讀者閱讀的角度來確定的。朱熹認為解《詩》先需要讀詩，“沉潛諷詠”才是解詩、讀詩的必由之路。要廢除一切有礙讀者理解詩歌本意的因素：“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地，不要留一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朱子文集》卷四十八）不管先儒是如何解讀的，讀者隻需要根據自己的理解來尋求本意即?可。
同時，對先儒的注解，朱熹也不是一味否定：“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朱子語類》卷八十）朱熹認為，要在自己領悟本意的基礎上，將己意與先儒意加以比較，如此方可以得出正確的認識。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詩經》解讀雖然是廢小序，但是也是兼采眾家的，隻要他認為是正確的，不管是哪一個學派，也不管出自何人之手，朱熹在解讀的過程中都會加以采用，“集大成”的特征亦由此可見。
（二）以詩說《詩》
以詩說《詩》指的是從文本出發來理解《詩經》。朱熹指出：“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以詩說《詩》是相對於漢唐人的以序說《詩》的解讀方式而言的。從前麵的介紹可以看出，漢唐學者解讀《詩經》的思路是以序為先，由序言確定的主旨來解釋詩句，由此常常出現穿鑿附會、違背詩歌本義的情況。對此，朱熹指出：“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誤，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朱子語類》卷八十）朱熹又指出：“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卻看諸人說與我意如何，……又讀三四十遍，則道理流通自得矣。”（《朱子語類》卷八十）朱熹多次強調讀《詩》、解《詩》應該從《詩經》的文本出發。
（三）以理說《詩》
朱熹在《詩集傳》的序言中指出：“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演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朱熹是理學家，他解詩時也注意從“理”的角度出發，“存天理、滅人欲”是其解讀《詩經》的理論基礎。由此出發，朱熹認為凡是符合三綱五常者為正為善，反之則為亂為**，因而提出了“**詩”的說法 。不過，“**詩”也具有諷諫作用。
（四）經學傳統之下的文學解讀
中國文學經過魏晉“文學的自覺”的時代，唐代詩歌的盛世發展，至宋代，文學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再加上疑古惑經之風，從文學的角度來解讀《詩經》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了。歐陽修開其先河，他在《詩本義》中說：“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失其本義。”從“情”的角度來解讀《詩經》，而“情”正是文學的重要特征。值得重視的是，歐陽修認為“古今人情一”，即古代人與當代人在情感上是相通的。這一點與今人對文學“普適情感”的追求非常接近了。在此之後，《詩經》的文學解讀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視，而朱熹則可以說是對《詩經》文學闡釋進行得最為徹底者。
第一，朱熹提出“國風”是當時的民歌。他在《詩集傳》的序言中指出“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裏巷歌謠之作”“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明確指出《詩經》中的“國風”乃男女吟詠性情的民歌。
第二，朱熹主張用文學方法讀《詩》。他在《朱子語類》中提出了讀《詩》的方法：“《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是草草看過一部《詩》，隻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朱子語類》卷八十）
第三，注重“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前麵提到朱熹對“賦比興”的重視。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朱熹對“賦比興”的解釋符合文學創作規律：“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第四，對《詩經》民歌特色的肯定。在朱熹以前，對《詩》三百篇的解讀是以經學為主的。朱熹是第一個提出《詩經》具有民歌性質的批評家。《詩集傳·序》中指出：“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裏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風”作為《詩經》的主體，大部分是民歌，而且多與愛情有關，這一見解非常精辟，對後世《詩經》的文學研究具有重要影響。
總的來說，朱熹的《詩集傳》對《詩經》的解讀既有經學的影子，又並未忽略漢代學者對《詩經》政教、美刺的影響，也沒有忽略《詩經·國風》中的大部分詩歌是從民間采集而來的，具有民歌的本質與特色。同時，作為理學家，朱熹又堅持“以理說詩”，“存天理，滅人欲”是他解讀《詩經》的基礎。從這幾點來看，《詩集傳》被評為“集大成”之作是毫不誇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