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詩正義》——科舉考試的官方讀物
唐代是個大一統的王朝，為了統一思想文化，唐代在建國之初就開始了經學的統一工作。貞觀十六年 （642），孔穎達、王德昭、齊威等奉唐太宗詔命作《五經正義》，其中就包括《毛詩正義》。《毛詩正義》雖然出自眾人之手，但最後由孔穎達進行匯總，因此習慣上稱為“孔疏”。
所謂“正義”，作為一種闡釋體例，指的是由官方認定的文本。《毛詩正義》是孔穎達等人奉唐太宗命撰寫的官方讀本，其目的在於以官方的名義為《詩經》正名，解決《詩經》流傳過程中的紛爭，樹立《詩經》的權威。前麵已經提到，《詩經》自漢代開始就形成了“四家”，雖然最後《毛詩》定於一尊，但《毛詩》內部也有不同的派別，如王肅和鄭玄兩家，雖然都屬於古文經學派，但二人仍有眾多意見不同的地方，甚至形成“王鄭之爭”。經過南北朝的發展，又有南學與北學之異，出現了眾多的《詩經》注疏之作。孔穎達在《毛詩正義》的序言中已經提及：“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如此多的義疏之作，各家各執一詞，議論紛紛，不符合大一統要求，所以唐太宗頒布了修撰的《五經正義》的命?令。
那麽，麵對如此多的《詩經》義疏之作，並且是在其各有發展的情況下，《毛詩正義》是如何做到停止紛爭、樹立官方權威的呢？從前麵“三家詩”的發展過程可知，雖然官方支持有助於發展，但僅有官方支持也是難以為繼的。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從《毛詩正義》的組織方法及其在《詩經》學史上的突破來解釋。
（一）《毛詩正義》的組織方法
作為統一思想文化之作，《毛詩正義》既要兼顧傳統經典之作，也要關注當時的權威之作，如此方能符合大一統王朝的需要，也能盡快樹立權威，通行天下。韓宏滔在其論文《毛詩正義研究》中，從底本、注本等角度指出了《毛詩正義》的組織方?法。
第一，以當時的權威之作為底本。前麵我們已經介紹了《毛傳》和《鄭箋》是《詩經》學的經典之作。但是在二書之後還出現了不少《詩經》的研究著作，尤其是隋朝著名經學家劉焯的《毛詩義疏》和劉炫的《毛詩述義》，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為了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也為了讓《毛詩正義》盡快獲得天下士人和儒家學人的認可，《毛詩正義》以《毛詩義疏》和《毛詩述義》為底本，在二書的基礎上進行注疏。孔穎達在《毛詩正義》的序言中指出：
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裏，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所無雙。其於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
孔穎達認為，當時《詩經》的義疏之作已經非常多，但是劉焯和劉炫二人人品出眾，學識過人，為當時儒界翹楚，二人之作也是當時儒者認可和推崇的“特為殊絕”，因此，《毛詩正義》選擇了二劉之作為底本。
第二，以《毛傳》和《鄭箋》為注本。前麵提到《毛傳》和《鄭箋》在《詩經》學史上的重要地位，這個地位到了隋唐時代仍舊沒有絲毫動搖。要建立符合大一統需要的《詩經》闡釋體係，是如何也繞不開《毛傳》和《鄭箋》的。因此，《毛詩正義》選取了二者為注疏的注本。“疏”就是“疏通”的意思。疏也是注，但是它與一般的注有所不同。一般的注隻對經文加以注釋，而疏則既注釋經文，也疏通注文。《毛詩正義》除了注釋《詩經》的經文外，也疏通《毛傳》和《鄭箋》。通過疏通《毛傳》和《鄭箋》，並對其存在的差異進行調和，給出合理的解釋，從而樹立了《毛詩正義》的權威。模棱兩可、語焉不詳的經典解讀是難以服眾的，從某種程度來說，經典的解讀應該有一個我們今天所說的標準答案，而孔穎達等人的注疏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統一標準答案的效果。
第三，以《毛詩序》貫穿全書。《毛詩序》已經建立了完整的儒家政教體係，很多《詩經》研究之作都是以《毛詩序》來解讀《詩經》的，尤其依據《毛詩序》來確定詩歌的主旨。《毛詩正義》也采取了這樣的方式，將《毛詩序》納入全書結構，並參照《毛詩序》來確定詩歌的主旨。
通過以上三種組織方式，《毛詩正義》兼顧了前代的經典之作和當代的權威之作，成為解唐代以前《詩經》學的集大成之作。因此《毛詩正義》在頒布天下之後，很快得以暢行，並得到天下士人的認可。
（二）提出“三體三用”之說，解決了“六義”的懸疑問題
《毛詩正義》能夠樹立起權威，除了上述的兼顧前代與當代代表作外，還在於其對前代《詩經》學的突破與發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三體三用”說和“詩人救世”說。
自孔子以後，儒家學人對《詩經》進行了多方解讀，由於個人理解不同以及時代背景差異等多方麵原因，《詩經》在流傳與解釋過程中存在不少疑問。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六義”之說。雖然我們今天多采用朱熹的說法來理解“六義”，但如果我們細讀文本就會想知道，《毛詩序》中的“六義”與《周禮》中的“六詩”在文字表述上完全相同，那麽“六義”就是“六詩”嗎？如果含義相同，《毛詩序》為什麽還要費力地提出“六義”，而不直接用“六詩”呢？此外，《詩經》的經文中列有“風雅頌”三類詩歌，而未見“賦比興”三字，“賦比興”是從何而來的呢？它與“風雅頌”又有什麽關係呢？對於這些問題，《毛詩正義》提出了“三體三用”的說法予以回答。
首先來看《毛詩序》中有關“六義”的文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對於“六義”中的“風”“雅”“頌”，《毛詩序》是這樣解釋的：
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毛詩序》沒有解釋“賦”“比”“興”三者的含義。《毛詩序》中的“六義”說法與《周禮》的“六詩”說法完全一致，一般認為“六義”之說乃承襲“六詩”之說而來。鄭玄也對“六詩”做過解釋：
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鄭玄的解釋與《毛詩序》有相同之處，如對於“雅”的解釋，都說“雅者，正也”；也有不同之處，如“風”。可見，“六義”說並不完全等同於“六詩”說。鄭玄雖然尊《毛詩》，但他在《毛詩箋》中沒有解釋“六義”。“六詩”與“六義”的關係在鄭玄這裏是語焉不詳的。同時，《毛詩序》提到了“賦”“比”“興”，但是《詩經》的分類中卻隻有“風”“雅”“頌”三類。“賦比興”與“風雅頌”又是什麽關係呢？這些問題在鄭玄處也是模棱兩可的。《毛詩正義》則正麵回答了這個問題，明確指出“六詩”就是“六義”，並給出了為何有“六義”與“六詩”之別的原因：
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雲“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為文，其實一也。
孔穎達等結合《毛詩序》的上下文，認為《毛詩序》在前文中已經論述了《詩》的功能並不是一“義”所能概括的，所以要說“詩有六義”。而《周禮》中提到“六詩”的時候，前麵並未提到“詩”，因此采用“六詩”的說法。“六義”與“六詩”其實隻是不同的文字表述而已，二者所指的內容則是相同的。這樣就解決了“六義”與“六詩”的關係問題。
對於“風雅頌”與“賦比興”之間的關係，《毛詩正義》提出了“三體三用”說來解釋：
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
《毛詩正義》指出“風雅頌”是《詩經》的三類詩歌，並在《詩經》經文中已經標示出來。而“賦比興”則是《詩經》的三種表達方式，並非《詩經》中三類詩。“賦比興”是表現“風雅頌”的三種方式，因此得以並列為“六義”。由此便解決了“風雅頌”與“賦比興”的關係。“三體三用”說在今人看來也是合理的。
（三）提出了“詩人救世”說，確立了詩人的社會責任
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但是我們在閱讀《詩經》時會發現其中有很多的內容是不符合這個標準的。對此，《毛詩正義》以治病為比喻，提出了“詩人救世”予以回?答：
而變風所陳，多說**之狀者，男**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
這裏指出，變風類詩篇多涉及**、男**女奔等傷風敗俗的內容，這些不符合孔子“思無邪”的標準，也不符合“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原則，那麽這些內容為什麽會出現在《詩經》中呢？《毛詩正義》認為這些內容都是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問題，而詩人將這些表現出來也正是為了加以勸諫，是拯救時政疾病的良藥。《尚書》中的“三風十愆”指的是社會上由三種惡劣風氣滋養的十種罪愆：
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製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恒於遊畋，時謂**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
其中，巫風二：舞、歌；**風四：貨、色、遊、畋；亂風四：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針對這些時政疾病，詩人以“四始六義”為良藥來治療。治病的時候，醫生會根據病情的輕重來選擇治療方式。如果還有救的可能，醫生會積極治療；如果已經病入膏肓，醫生的救治之心也就淡了。詩人利用詩歌來“救世”，就如同治病一樣。**、男**女奔等傷風敗俗之事，都存在糾正的可能，所以詩人會選擇將之展現出來，加以勸諫。如此，《毛詩正義》就以治病為比喻解決了為什麽《詩經》中會存在一些不符合“思無邪”標準的詩篇，並由此提出了“詩人救世”之說。
“詩人救世”之說肯定了《詩經》的社會功能，也明確了“詩人”的社會責任。我們來看看“詩人救世”之說的具體內?涵。
第一，非君子不能作詩。君子自覺地負有救濟蒼生的社會責任，也隻有君子敢於對社會弊端發出聲音，因此，隻有君子才能真正承擔起用詩歌來救世的責任。所以《毛詩正義》在解釋《詩經·四月》中“君子作歌，唯以告哀”一句時說道：
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憫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
《毛詩正義》認為，這首詩歌中的作者說“君子”，是因為詩人認為隻有“君子”才能作詩。君子指當時負有社會責任的知識分子。《毛詩正義》說非“君子不能作詩”是有一定道理的，上文中提到了《詩經》有一部分作品是當時的貴族創作而獻給君王的，尤其是在《雅》和《頌》之中。“非君子不能作詩”正是在《雅》中提出的。但是，我們前麵也提到，《詩經》有很多詩歌是采自民間，並不是所有詩篇的作者都是貴族。從這個角度來看，《毛詩正義》“非君子不能作詩”的說法有失偏頗。不過，《毛詩正義》提出的“非君子不能作詩”的目的隻是為了強調詩人的“救世”之責，而不是針對《詩經》所有作品的作者而言的，因此，“非君子不能作詩”有其合理性，我們不必苛求其準確性。
第二，“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如何達到“詩人救世”的目的呢？《毛詩正義》提出了“文刺前朝，意在當代”的操作方式：
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睹惡思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原申己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冀為未然之鑒，不必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雨無正》之篇，……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
這裏從詩歌的緣起和功能入手，認為詩歌本是抒發個人之情誌的，當獻給君王時就具有了諷諫的功能。雖然《詩經》中所描述的古代之事，古人的得與失在今天看來已經無可挽回，似乎是與現實政治毫無關聯。但是，今天的君王是可以從中得到教訓的，能夠避免古人之失。所以，《詩經》中的很多作品是“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
這段話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借古諷今”。唐代距離《詩經》的時代已經非常久遠了，社會有了諸多發展，人們的見識也在變化。在這種時代還要強調《詩經》的崇高地位，的確有難度。而且唐朝人是務實的，雖然不斷有“複古”之言出現，但“複古”是為了“革新”則是所有人的共識。在這樣的背景下，要提高《詩經》的地位，確定其權威，必須將之與當下現實聯係起來。隻有能對現實產生某種作用，才能獲得時人的認可。孔穎達等看到了這個背景，提出了《詩經》“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的特征，用來指導詩人如何救世。由此出發，詩人所救之世自然是“當代之世”，《詩經》對現實的作用就自然而然地體現出來了。
第三，主張直諫，反對譎諫。勸諫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勸諫，不給君王留麵子；一種則是委婉的勸諫，即《毛詩序》中所指出的“譎諫”。“譎諫”因是出自《毛詩序》而得到了認可。但是，《毛詩正義》明確提出不可譎諫，一定要直諫：
譎者，權詐之名，托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
“譎諫”雖然通過樂歌來諷諫，卻是一種權詐之作，它並不能起到諷諫君王的作用。如果詩人采用譎諫的方法，是不可能達到“救世”的目的的。要達到“救世”目的必須采用直諫的方?式。
《毛詩正義》主張直諫是有現實基礎的，當時的唐太宗是一個虛心納諫的君王，擁有魏征等直諫之臣。而《毛詩序》“主文而譎諫”，主張用隱約的言辭勸諫而不直言，符合當時“溫柔敦厚”的《詩》學觀，以及《毛詩序》中所提出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標準。而到了唐代，這樣的勸諫方式已經不符合時代、社會的需要，因此《毛詩正義》反對譎諫，主張直諫。
通過“詩人救世”之說，《毛詩正義》確定了詩人的社會責任。“文刺前朝，意在當代”將《詩經》這一部古書拉回到現實，《詩經》不再像在孟子那裏，隻是用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曆史材料和前人舊說，而是一部立足於當代政治、社會的功用之書。通過“詩人救世”，《毛詩正義》明確了詩人的責任，而其最終影響的則是有唐一代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作為科舉考試的權威之作，每一位參加科舉考試的人都應該熟讀《毛詩正義》，“詩人救世”之說由此在士人心中烙下印記，成為他們的人生導向。因此，《詩經》所承載的社會功能更為明晰。
由以上三點可以看出，“詩人救世”之說處處立足於現實，強調詩歌所承載的社會功能，這既繼承了漢代的“美刺”說，又對其有所發展。唐代距離《詩經》年代久遠，《詩經》在唐代的社會地位也有所下降。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樹立《詩經》的權威必須立足於現實來闡釋，否則《詩經》就隻是一堆古文獻，於現實無所益處。《毛詩正義》的作者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美刺”說的基礎上提出“詩人救世”，而且是救當代之世，從而使得《詩經》這部古老之作有了現實基礎，符合現實的需要，得到了時人的認可。
總的來說，《毛詩正義》通過嚴密的組織體係，將前朝與當代的權威之作整合在自己的解讀係統中；通過回答前人在《詩經》解讀過程遇到的難題，對其中存在的問題予以正麵回答，對前人的說法既有繼承也有突破，樹立了《詩經》的權威。如此，《毛詩正義》在頒布天下之後，很快獲得認可，成為官方的權威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