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詩序》——儒家政教體係的建立
前麵我們提到了《毛詩》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取代“三家詩”。在前人對《詩經》的解讀過程中，《毛詩序》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它以“教化”為中心，提出了“六義”與“正變”之說，建立了儒家的政教體係。
（一）《毛詩》的組成
《毛詩》並不隻是一本書，而是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詩序》，包括大序和小序兩個部分。通常所說的“毛詩序”一般指大序。詩序是位於詩文前麵的說明性文字，用來說明詩篇的主旨、創作的時代、產生的地點等。第二部分是經文，是當時已經成書的《詩經》文本。第三部分是注文，即《毛詩故訓傳》，簡稱《毛傳》。《毛詩故訓傳》是現存《毛詩》學派的最早著?作。
（二）“故訓傳”釋義
《毛詩故訓傳》中“故”“訓”“傳”三字，有不同的含義，後人對其也有不同的說法。如孔穎達等在《毛詩正義》中有以下解釋：
故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
孔穎達等認為三者都是注解中的一種，它們的不同在於注釋的內容不一樣。“傳”是疏通義旨，“詁（故）”是比較古今之意，“訓”則是解釋名物的樣貌等。
馬瑞辰解釋“詁訓傳”說：
蓋“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就並經文所未言而引申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
馬瑞辰從注釋的對象加以區分：“故訓”注釋經文，“傳”則注釋“故訓”沒有注釋的經文部分，或者對不詳細的部分加以擴展。也就是說，“傳”是對“故訓”的補充。
漢人注釋儒家經典的體例非常多，包括故、訓、傳、章句、說、微等。後世學者對其具體所指也有不同的看法，這裏不細加辨析，統一理解為對經文的注解。
（三）《毛詩序》：政教體係的建立
《毛詩序》是認識《毛詩》學派解讀《詩經》的重要文獻。《毛詩序》究竟為何人所作？目前尚無定論。如鄭玄認為《毛詩序》的作者是子夏與毛公二人，以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與毛公合作。《後漢書》認為《毛詩序》的作者為衛宏：“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孔穎達認為《毛詩序》出自子夏一人之手：“《詩》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王安石認為《毛詩序》的作者是寫詩之人：“《詩序》詩人所自製。”關於《毛詩序》的作者問題，異說頗多，根據現有資料難以定論。
《毛詩序》有小序、大序之別。小序是指傳自漢初的《毛詩》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題解，大序指的是在首篇《周南·關雎》題解之後，針對《詩經》的總體的序言。這裏介紹大?序：
《關雎》，後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毛詩序》開篇就提出了“風”與“教”的概念。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這句已經鮮明提出了詩歌的“教化”功能。風，通“諷”。《風》的主要功能是“諷”與“教”。孔穎達認為“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始末之異名也。”即二者都是指教化，隻是具體的方式和程度有別。
接下來提出了作詩的緣起，以及“詩”與“誌”的區別。
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詩歌是人們誌意的表達，如果僅僅是心有所想，便是“誌”。如果形之於言，便是“詩”。
接下來解釋了“聲”“文”“音”的區別與聯係，並由此導出了音樂與政治的關係，以及詩歌的重要功能。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古者“詩樂”一體，從音樂中能夠知道政治之興衰、民生之苦樂，“詩”則具有“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的功能，再次闡述了詩歌的教化功能。
接下來提出了“六義”說，對“六義”的特征和功能進行了闡釋，並提出了“變風”“變雅”等“變詩”的概念。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這裏將政治興衰與詩歌性質相聯係：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於是有所謂“變風”與“變雅”。但是，“變風”與“變雅”都是“發乎情”又“止乎禮義”的。
接下來又從詩人作詩的本意出發來解釋“風”“雅”“頌”的內涵。
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最後以《關雎》等詩篇為例，舉例說明上述論點。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係之召公。
《關雎》與《麟趾》具有王者之風，而王者肯定是聖人，周公是聖人，因此二者乃周公之作。《鵲巢》《騶虞》係之召公與此相似。
最後回到《周南》《召南》，並再次論述《關雎》所展示後妃之德，是王化的開端。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詩序》闡述了詩歌的特征、詩歌與時代的關係，而這些都源自於詩歌的政教功能。概括而言，《毛詩序》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第一，《毛詩序》論述了詩歌言誌抒情的特征。“詩者誌之所誌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兩句中的誌與情是合二為一的，唐代孔穎達等明確指出：“在己為情，情動為誌，情、誌為一。”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裏“情”不是魏晉時期所說的“情”。陸機在《文賦》中有兩句著名的話：“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流亮”，“情”是指個人真情、個人性情，而不是具有政治教化之用的“情誌”。《毛詩序》中的“言誌抒情”之說延續了先秦《禮記》《尚書》等的說法。如《尚書·虞書·舜典》曰：“詩言誌，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
第二，《毛詩序》指出了詩歌、音樂與時代的密切關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詩歌和音樂，而時代和政治的情況則反映在詩歌和音樂中。
第三，《毛詩序》提出了“六義說”。《詩經》的六義包括：風、賦、比、興、雅、頌。“六義”與《周禮》的“六詩”所指相同。《周禮》記載：“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毛詩序》主要是從政教功能來解釋“六義”之說的，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之所以稱作“風”，是因為具有教化功能，帝王可以用來教化百姓，百姓則可以用來諷諫帝王，上下都可以暢所欲言，達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效果。“風，風也，教也。”後人對“六義”具體所指有不同的看法，基本達成的共識是：風、雅、頌是詩的種類，賦、比、興是作詩的手法。如孔穎達指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第四，《毛詩序》提出了“正變說”。“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不過，《毛詩序》雖然提出了“變風變雅”的概念，但並沒有進行詳細的解釋與說明。“正變說”的完善由鄭玄最終完成。
最後，《毛詩序》的闡述遵循一個中心：《詩經》的最大功能是教化，即為政教服務。李澤厚等學者指出：“以詩為教化的工具，是貫穿《毛詩序》的一個根本觀點。”例如，詩歌可以言情，但必須“發乎情，止乎禮義”。再如談到詩歌的社會作用，強調的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詩歌具有“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作用，但這些都是為“先王”所服務的。
《毛詩序》是把《詩經》當作政教工具，立足於政治教化，並在“教化”的基礎上提出“風雅正變”之說，然後用“教化”與“正變”說來闡釋具體作品的意義。經過《毛詩序》的闡述和《毛傳》對每一首詩歌政治倫理意義的挖掘，《詩經》的政教體係已經基本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