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傳篇

兩漢是經學時代，經學涵蓋了漢代學術的所有領域。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設立《五經》博士，專門教授儒家經學。從此，經學成為兩漢統治者製定國策的基本依據，也成為人們的行為規範，對當時的政治、社會、民風等都有重要影響。

《詩》作為五經博士之一，在漢代正式被稱為“經”。當時，研究《詩經》者共有四家：齊、魯、韓、毛。齊、魯、韓同為今文經學派，合稱“今文三家詩”。“三家詩”曾盛極一時，立於學官，但最後被古文經學派的《毛詩》取代。根據《隋書·經籍誌》等記載，當時的《毛詩》注家眾多，但是保存下來的隻有兩家，第一家為毛亨所作的《毛詩故訓傳》，習慣上稱《毛傳》；第二家為鄭玄所作的《箋》，習慣上稱《鄭箋》。《毛傳》《鄭箋》是現存最早的兩部係統解釋《詩經》的著作，在經學史和《詩經》學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唐代實行科舉製度，以經學取士，希望選取具有“經世致用”之人為官。其中明經科即以“五經”為考試內容。為了給官方的科舉製度設立統一、規範的標準，朝廷下令統一經文和經義，孔穎達等人奉敕修《五經正義》，作為官方讀本。《毛詩正義》成為《詩經》的官方權威讀本，為天下士人所習。《毛詩正義》尊崇毛、鄭兩家之說，對《毛傳》和《鄭箋》都進行疏通。由此，毛、鄭古義得以流傳。

《毛詩正義》被定為官方讀本以後，解《詩》者多遵循毛、鄭學說。直到宋代，疑古惑經之風興起，解《詩》新風亦隨之出現。據胡樸安在《詩經學》中所說，宋代說《詩》有三派：一廢小序派，二存小序派，三名物訓詁派。其中，朱熹的《詩集傳》就屬於走出毛、鄭藩籬的是廢小序派。在宋代，《詩經》研究集大成者屬朱熹。夏傳才先生在《詩經研究史概要》中稱鄭玄的《毛詩傳箋》、孔穎達的《毛詩正義》、朱熹的《詩集傳》為《詩經》詮釋學或《詩經》史的三個裏程碑。

在清代乾嘉以後，研究《詩經》的學者多標榜漢學，文字、聲音、名物訓詁成為主要的解經方式，如戴震的《毛鄭詩考》、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等都是以訓詁的方式來解讀《詩經》。這種解讀方式雖然可以推求詩意，但仍然不出《毛傳》《鄭箋》的範圍。清代解讀《詩經》具有新意的是方玉潤的《詩經原始》。褚斌傑在《十三經說略·〈詩經〉說略》評價方玉潤的《詩經原始》：“他不囿於傳統舊說和流行觀點，力圖重新解詩的意願。書名‘原始’，就是‘欲原詩人始意’，即擺脫曆來對詩的附會曲解，探求詩之原始本義的意思。與前人相比，方氏說《詩》，卻能打破舊說，獨立思考，提出不少新見解。在解《詩》時，方氏能從詩歌藝術形象出發，涵泳全文，通其大意，窺其義旨，故能對不少詩篇做出正確的詮釋，開拓了近世《詩經》研究的新學風。”從詩歌藝術形象出發來探討詩篇之旨義，由此開始了《詩經》解讀的文學解讀方式，《詩經原始》成為還《詩經》以文學麵貌的開始。

以下就從這些《詩經》史上的代表著作出發，介紹前人是如何解讀《詩經》的。由於成書背景、著作體例等諸多不同，下麵的介紹也不求統一，隻擇取代表該作在《詩經》發展史上的特點予以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