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國之春
2001年3月，任正非去日本考察，當時陪同任正非出訪的有華為公司主管財務的副總裁紀平、管理顧問黃衛偉、吳春波、陳培根和日語翻譯孫萍。任正非回國後深有所感地寫下了考察報告《北國之春》。此文刊發在2001年4月24日的《華為人》報上。任正非此次去日本考察的目的，是尋求“活下去”的方法。
任正非在《北國之春》一文中寫道：
有人將企業比作一條船，鬆下電工就把自己的企業比作是冰海裏的一條船。
在鬆下電工，不論是辦公室，還是會議室，或是通道的牆上，隨處都能看到一幅貼畫，畫上是一艘即將撞上冰山的巨輪，下麵寫著：“能挽救這條船的，唯有你。”其危機意識可見一斑。
在華為公司，我們的冬天意識是否那麽強烈？是否傳遞到基層？是否人人行動起來了？
華為還未處在冬天的位置，在秋末冬初，能認真向別人學習，加快工作效率的整體提高，改良流程的合理性與有效性，裁並不必要的機構，精簡富餘的員工，加強員工的自我培訓和素質提高。居安思危，也許冬天來臨之前，我們已做好了棉襖。
什麽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業那樣，經九死一生還能好好地活著，這才是真正的成功。
華為沒有成功，隻是在成長。華為經過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會構成我們的災難。“泰坦尼克”號也是在一片歡呼聲中出的海。
我們有許多員工盲目地在自豪，他們就像井底之蛙一樣，看到我們在局部產品上偶然領先西方公司，就認為我們公司已是世界水平了。他們並不知道世界著名公司的內涵，也不知道世界的發展走勢，以及別人不願公布的潛在成就。華為在這方麵很年輕、幼稚，很不成熟。
華為組織結構的不均衡，是低效率的運作結構。就像一個桶裝多少水取決於最短的一塊木板一樣，不均衡的地方就是流程的瓶頸。
但如果我們的價值評價體係不能使公司的組織均衡的話，這些部門缺乏優秀幹部，就更不能實現同步的進步。
華為由於短暫的成功，員工暫時的待遇比較高，就滋生了許多明哲保身的幹部。他們事事請示，僵化教條地執行領導的講話，生怕丟了自己的烏紗帽，成為對事負責製的障礙。
沉舟側畔千帆過，我們不前進必定是死路一條。華為存在的問題不知要多少日夜才數得清楚。但隻要我們不斷地發現問題，不斷地探索，不斷地自我批判，不斷地建設與改進，總會有出路的。
相信有很多人都讀過任正非的《北國之春》，然而卻不知道任正非寫作《北國之春》背後的故事。
任正非的《北國之春》在《華為人》報刊發後，兩位華為日本籍員工將其翻譯成日文，很多日本員工看到後都表示驚歎，沒有想到，任正非對日本企業有著如此深刻的認知，簡直不敢相信這篇文章是出自任正非之手。
當時，華為的管理顧問吳春波老師回國後，也寫了一篇日本考察報告《感受日本企業的寒冬》。吳春波回憶說：“當我看到任總的《北國之春》之後，感覺真是天壤之別，慶幸自己寫的這篇文章沒有發表，立即把文章放到電腦的回收站中去了。”
任正非的《北國之春》筆者反複讀過多次，每次都有不同的體會。這篇文章不僅讓華為員工熟讀於心，也讓眾多的企業家、專家學者們奉為經典，即便是今日今時仍然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據吳春波老師介紹，2001年3月，任正非的日本之行，初衷是為了調養身體。
2001年1月8日，任正非的母親在昆明因車禍去世，而任正非正陪同國家領導人在國外訪問，沒能見母親最後一麵。這次意外的打擊使任正非的身體徹底垮了，精神也垮了。“聽他親口講：那幾個月，晚上無法入眠，在**哭，有時哭到淩晨三四點鍾，哭累了，才能睡兩三個小時。”
為了照顧任正非的身體，公司董事會策劃了這次日本之行。出訪時間為七天，訪問地點包括東京、大阪、福岡、京都、靜岡和橫濱，順便訪問鬆下電工和日本電器（NEC）。
吳春波老師在《華為沒有秘密》一書中寫道：“任正非在日本考察期間，並沒有忘記此行的主題，看日本，想華為，邊走邊看，且行且思，身在櫻花盛開的春天，考察的是日本經濟的冬天，深慮的是華為的冬天。”
任正非在訪問日本期間，在京都郊區的一個小酒屋裏吃飯。他平時極少喝酒，要喝也是禮節性喝一點。任正非也會大碗喝酒，可以看得出他的酒量肯定不小。紀平回憶說：“他高興時，也時常提議‘整個小**’。”一時興起，任正非在小酒屋裏情不自禁地與日本老人一起同唱《北國之春》和《拉網小調》。任正非唱得非常興奮，很是投入，且手舞足蹈，唱到最後，任正非真的熱淚盈眶，不能自已。
紀平說：“我和任總一起工作十幾年，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見他縱情高歌。”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出素有硬漢之稱的任正非也有兒女情長。他看到日本老人那麽樂觀，熱情，無憂無慮，也深受感染。
任正非感慨萬千：“相比之下，感到中國老人有操不完的心，心事重重，活得很累。我們的父輩，他們至死也沒有輕鬆過。”
任正非曾聽過數百次《北國之春》，每一次都熱淚盈眶，都為其樸實無華的歌詞所震撼。
《北國之春》原作者的創作之意是歌頌創業者和奮鬥者的，而不是當今青年人誤認為的一首情歌。當一個青年背井離鄉，遠離親人，去為事業奮鬥，唯有媽媽無時無刻不在關懷他，以至於不知城裏季節已變換，在春天已經來臨時，還給他郵來棉衣禦嚴冬。
任正非認為：“《北國之春》是日本人民奮鬥的一個縮寫。我親自領悟過日本人民的勤奮，沒有他們這種精神，就很難用二三十年時間，從二戰的廢墟中崛起。日本民族善於精工，在產品經濟時代大放過光芒，讓全世界人民對日本人民刮目相看。我也領教了他們在困難時期戰勝蕭條的忍耐與樂觀精神。”
2019年9月10日，任正非在深圳華為總部會見了《北國之春》的詞作者井出博正和翻譯家唐亞明，重溫《北國之春》。
亭亭白樺，悠悠碧空，微微南來風。
木蘭花開山崗上，北國的春天，啊，北國的春天已來臨。
城裏不知季節（已）變換，不知季節已變換。媽媽猶在寄來包裹，送來寒衣禦嚴冬。
故鄉啊故鄉，我的故鄉，何時能回你懷中。
殘雪消融，溪流淙淙，獨木橋自橫，
嫩芽初上落葉鬆，北國的春天，啊，北國的春天已來臨。
雖然我們已內心相愛，至今尚未吐真情。
分別已經五年整，我的姑娘可安寧。
故鄉啊故鄉，我的故鄉，何時能回你懷中。
棣棠叢叢，朝霧蒙蒙，水車小屋靜。
傳來陣陣兒歌聲，北國的春天，啊，北國的春天已來臨。
家兄酷似老父親，一對沉默寡言人，可曾閑來愁沽酒，偶爾相對飲幾盅。
故鄉啊故鄉，我的故鄉，何時能回你懷中。
真正將二人聯係在一起，策劃並實現了這次相會的，是旅日華人、知名圖書編輯、翻譯家、作家唐亞明。早在1982年，唐亞明來日本以前，工作便是翻譯日本歌曲。《北國之春》是他的前輩呂遠翻譯的，這首歌的美好詞曲也深深印在唐亞明心裏。
任正非與井出博正（左）、唐亞明（右）在華為總部合影來到日本以後，唐亞明進入日本少兒出版社福音館書店，活躍在日本童書編輯第一線。回憶起《北國之春》這首歌曲以及在中國人內心存留的關於這首歌的感動，唐亞明策劃了一本叫作《北國之春》的童書。他請詞作者井出博正回憶並記錄下童年的生活，因為那正是這首歌如水動人的源頭。當這樣一本童書的出版被華為日本公司的人得知後，因緣際會，在童書《北國之春》翻譯者唐亞明的策劃和陪同下，井出博正前往深圳華為總部，與任正非歡談。
任正非在席間說：“我那時寫的不光是《北國之春》，我寫的是整個日本。因為那個時候全世界都是經濟非常困難的時候，日本人是怎麽度過這個最大的困難的？我們怎麽向日本人學習？所以我就把這個歌曲一次次解析，然後把日本寫進去了。那本身就是一篇隨筆，隨便寫的，沒想到在中國流傳開了。”
井出博正聽了任正非的介紹後，感慨地說：“我上小學一年級時，父親去世了。所以，比我大十二歲的哥哥進城打工，給家裏寄錢，供我上學。我後來成為作詞家以後，首先想寫的就是家鄉，而且寫家鄉的時候，就想寫自己的母親和哥哥，那就是後來的《北國之春》。”
任正非出生在貧窮的貴州鎮寧，《北國之春》這首歌的詞曲可謂伴隨了他的成長，對他個人和華為公司經營都有很大影響，增強他的憂患意識，也提高了華為防範風險的能力。
【故事點評】
2001年3月，在櫻花盛開、春光明媚的時節，任正非踏上了日本的國土。他此次日本之行，不是去感受異國春天的氣息，欣賞漫山遍野的櫻花，而是為了學習日本“過冬”的經驗。
當時他到訪日本，看到在整個日本經曆了長達十年的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的狀況下，日本的企業家們依舊保持著冷靜和樂觀的心態，受到了靈魂的衝擊。於是在櫻花盛開的季節，他提筆寫下了這篇膾炙人口的文章《北國之春》，當時他的心境是非常複雜的。通過這篇文章，我們看到了一個真性情的任正非。
可以說，《北國之春》是任正非寫的一篇醒世經典文章。任正非為華為人樹立起一麵巨大的鏡子：在泡沫破裂，三大過剩籠罩著日本企業的時候，他卻看到那裏的人民，平和、忍耐、樂觀、勤奮和奮鬥的精神未變，信念未變，對生活和工作的熱愛未變。這種內心強大的力量，震撼了任正非。他要把這樣的精神境界和危機意識傳遞給每一個華為人，讓華為活下去。
《北國之春》不是一篇走馬觀花的賞櫻之旅的遊記，在任正非眼中沒有爛漫的櫻花，有的隻是探索與思考，行為了思，行成就思，這是一次觀察之旅、思考之旅、探索之旅、覺悟之旅。任正非告訴我們：“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要創造美好的明天，全靠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