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史為鑒——曆史思維看金融 親曆曆史：如何在非常時期蓋一幢牢固的房子
人間很值得，隻要您能登高極目、坐懷不亂、深思熟慮地畫好設計圖，然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從容不迫地蓋一幢牢固的房子。
親曆曆史：如何在非常時期蓋一幢牢固的房子
上：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我們正在親曆一段極不平凡的曆史。
這是我在觀看斯科塞斯新片《愛爾蘭人》時的肺腑之感。
當看到一個經典的滑翔鏡頭，落在一張輪椅上，上麵一位臉如小腸皺襞的老人，正一遍又一遍地摩挲著褪黃的照片，念叨著身邊一個接一個死去的朋友、敵人、律師和永遠不再聯係自己的女兒。去棺材鋪給自己挑棺材，看著帶自己入行的大哥連麵包都咬不動，並在某一天從教堂進了醫院，然後從醫院直接進了墳墓。最後懇求牧師在離開前給自己留條門縫，好在輪椅上窺視外麵離自己越來越遠的世界，並在死前疑惑：這世界怎麽了？好像全不一樣了？我就知道那個時代終於結束了。
那個讓我腎上腺素激增的、狂野的、榮光的黑幫電影時代，那些雄性激素爆棚的教父、好家夥和疤麵煞星們，眼看著就要從一代人的潛意識裏集體消失了。
斯科塞斯帶我回到了過去，拜訪了他的老鄰居——帕西諾、佩西和德尼羅。他們一起回望著自己最衷情的黃金年代，望著對麵那個資本堆成的商業片巔峰歎氣：曾經的純粹、經典和史詩，已經沒幾個人在堅守了。
老炮們重聚在一起，代表曾經輝煌的電影人們，向“Cinema（經典影片）”時代鞠躬告別。
從三個半小時的《愛爾蘭人》中回過神來，我內心感慨萬千。這種“落幕”的感覺，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裏出現過好幾次。
當您看到：那個馴服通貨膨脹，捍衛中央銀行獨立，解散布雷頓森林體係，清理金融危機爛攤子，還反了腐的錚錚響名——“保羅?沃克爾”出現在訃告上——就知道一個人類能正常理解“利率”，並與其周旋的時代落幕了。
當您看到：曾經叱吒風雲的投機梟雄們抵擋不過漫灌的貨幣“洪水”，放棄了自己信仰一輩子的宗教“價值投資”——就知道一個人類可以“肉身”追逐阿爾法的時代落幕了。
隻剩下眾英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這就是您和我正在親曆的曆史，“舊劇落幕”和“新劇開播”同時發生，中間插播著讓人措手不及的疾病和災難——這對於所有人的認知都是一場大考。
人類最深的恐懼是“失去位置感”——不識來途，不知未來。在這場大型考試中，“曆史感”是您和我能抓住的最堅韌繩索。它可以幫我們追蹤脈絡，看到正在發生之事的前生後世，讓我們的判斷有後盾、有參照。讓我們知道自己身處何方，能往何處去。
在寫下上麵幾段文字的兩個月後，我和您一樣，經曆了成年以來最長最不平凡的假期——新冠病毒大暴發。這卻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近距離端詳自己正在親曆的曆史。
負利率：一個人類能和“利率”正常周旋的時代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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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雷·達裏奧，橡樹資本的霍華德·馬克思（Howard Marks）也喜歡分享，愛好“碼字”，多年來筆耕不輟，僅次於我。他的最新一篇文章取名《玄》（Mysterious），描述了五年前他與負利率的故事。
早在2014年投資西班牙時，霍華德?馬克思就直接遭遇了負利率。為了順利完成原定於星期一的交易，他在一周前就把資金備好。然後，他就接到了西班牙律師的電話。
律師：錢到了。從現在到星期一我該怎麽辦？
馬克思：存銀行啊。
律師：您知道這意味著星期一出來的錢比今天存進去的要少吧。
馬克思：那就不存。
律師：可是您必須得存。
馬克思：呃……那就存。
存，還是不存，that'sthequestion。
這就是您印象中流動的“資本”——就像一片落葉，不能永遠在空中飄，也不能悶在床墊下。它必須在某個地方落地歸根。即使在落地的地方，它每天都在被負利率瘦身。
“負利率”這個奇怪的單詞，在2019年已經變成了所有人的共有知識，越來越不新奇了。人類能以正常邏輯理解“利率”這件事的時代正在消逝。這個消逝的過程，就像一個持續了幾十年的毒品上癮全過程。
這個怪獸般的物種是怎麽進化來的呢？
要回顧這段小曆史，還是從周期開始。
“邊際收益遞減”這個概念的萌芽，250年前在杜爾哥的腦中第一次出現（雖然他是指種莊稼），也是目前我能找到的最簡單直接解釋經濟周期的方法。
新技術帶動人類生產力的發展，有了發展，有了利潤，就有了一切夢想的開始。但是生產力發展也很像做交易：一個新的交易品種上市會有彩蛋，但是玩家多了，專業做市商來了，套利機會也就沒了。同樣的道理，新技術帶來的生產力一旦被大規模使用，利潤空間便會開始縮水，資本邊際收益也從此開始“遞減”。
當發展慢了、停了，甚至滯後了，各種當初狂奔時可以掩蓋的人類社會問題就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長勢喜人。不完美的經濟係統帶來的分配不均和貧富分化再也遮掩不住——窮人不幹了，國際貿易失意者不幹了，年輕人不幹了，大量“被分配”者不幹了——於是一個周期的拐點就來了。
據史料記載，這一切其實都很正常，大家等下一個技術周期到來即可。等到風再起，資本邊際收益再增加，風險資產回報也會跟著起舞——各路小夥伴們便可以繼續愉快玩耍。
但是史料沒有記載的是，人性自始至終都在發生著作用——要勒緊褲腰帶了？Oh no臣妾做不到。好日子的慣性越大，越不願意放棄——隻要臣妾能找到合適的工具，讓這一切都不要發生。
終於，在信用貨幣體係時代，機會來了。
人類驚喜地發現：這個時代裏，“印錢”這種操作，可以用來買時間。買來的時間可以用來拖延商業下行周期，可以拖——拖——再拖——沒準能一直拖到下一個技術周期起舞。
全球央行相視一笑，十年寬鬆大賽開始。風險資產價格也就跟著開始放飛。風箏沒有線，沒有根基，飛到哪裏大家都不曉得，也沒人關心。最後大家都殺紅了眼，節操？算了，不要了。
這個操作顯然是很失敗的。全球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膨脹速度和利潤增速，根本不成任何數學比例。扣掉央行注的水，這塊豬肉的營養成分依然是邊際遞減的。在過去十年中每天堅持爬上村口的老槐樹張望，卻依然看不見增長紅利影子的情況下，拖，是一定會被清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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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清算的過程如同戒毒，將會極其痛苦。上癮有多容易，戒毒就有多痛苦。
毒品一沾毀人生。上癮過程卻並不像張無忌老師中“七蟲七花膏”那麽快，它是循序漸進的：
第一階段：第一次。可能還有反作用，惡心嘔吐什麽的。
第二階段：偶爾吸。還有自控力，能意識到劑量對自己的傷害。
第三階段：加劑量。耐受性提高，要達到飄飄然之效果得好幾針。
第四階段：加頻率加劑量。人體的獎賞機製徹底淩亂——毒品就是親人。
最後結果：全失控。
這就是上癮的全過程，也是現在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在世界各國正在走的路。隻不過大家程度不同：日本央行和歐央行，已經進入第四階段——負利率上癮循環。那些利率為正的發達經濟體，正在第三階段的路上，對“近零利率”上癮，四肢無力，渾身開始有被螞蟻叮咬的感覺。
每個中招的“癮君子”都有一個帶其入門的好朋友，就像《愛爾蘭人》中的羅素之於弗蘭克。但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應該是那個給您臨門一腳的人，就像讓弗蘭克“刷了第一次房子”的安吉洛。
在日本央行進入上癮第二階段時，是伯南克給了這一腳——他批評日本央行不夠積極，不果斷，力度太小，不夠阻止“失去的十年”。如您所知，這就是“whatever it takes”（不惜一切代價）咒語的第一顆種子。
這顆種子如今已經在全球央行行長腦袋中生根發芽，茁壯成長，並在不同國家長出了不同的物種——有的是QE，有的是LSAP，有的是POMOS——無論是哪種字母組合，最後的結果就是：資本配置躑躅了，投資者行為淩亂了，日歐央行一步一步向瑞典央行靠近，最終觸壘到達了負利率（請注意：這個負不隻是存款，還有中長期無風險資產和高風險資產）。
美國呢？也在“癮君子”的行列中，並且這個過程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但是人家身體強壯，底子好，基因也好——人口結構優（贏了日本）；財政統一（贏了歐洲）；還有一個強大無敵的基因——世界儲備貨幣美元（贏了全世界）。經濟增長的結構性障礙，是決定一個國家上不上癮、多快上癮的病根。
那又怎麽樣呢？依然沒躲過（實際）負利率宿命。因為世界不是平的，也不是方的，而是一張蜘蛛網。您的鄰居對您的影響，已經像條件反射一樣潛移默化。貨幣政策也是一樣。曾經的貨幣政策模型就像一個盲盒——假設經濟是封閉的、靜態的。在這個盲盒裏，隻有一款公仔，唯一的政策行為者——美聯儲。
現在盲盒打開，裏麵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流動的宇宙。利率市場本來就是一個受製於資本流動的開放體係，歐日的負利率不僅“能”影響美國，還能“很顯著”地影響美國。這就是為什麽美國和德國十年國債利率總是肩並肩一起走。
如果負利率無處不在，那其他“小朋友”國家的長期負利率就是美國長期趨零的原因——別忘了世界是一張蜘蛛網。
白川方明已經明白這個道理，但是已經太晚了。全球已經在“日本化”的路上一騎絕塵。臨門一腳的伯南克呢？早就後悔了，還收回了當年對日本的批評。但是也已經太晚了，“日本化”已經變成一個像“左和右”一樣的社會活動，一個借口、一個共識。
央行們就這樣進入了負利率上癮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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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實體經濟和投資者呢？
對於實體企業掌門人，決定要不要投資一個實業項目，千言萬語都能壓縮成五個字：“再融資風險”。因為錢都是借的。如果用低/負利率借的錢，還利息時的利率必須沒有最低，隻有更低。實體經濟的信心就像彈弓上的小鳥，一顫就飛了。要留鳥，利率就隻能低不能高。
越低越怕就越低：一個倒逼循環就做好了。
對於債券投資人，決定該不該把錢放進負收益債券，千言萬語都能壓縮成四個字：“資本增值”。因為這裏根本沒有收益，隻有增值——必須相信負利率會變得更負。更負才有未來的資本增值（capital gain）。
越低越怕就越低：又是一個倒逼循環。
負利率殺死了經濟組織的健康細胞，殺死了正常的定價能力，殺死了通脹和利率之間的傳統關係，殺死了菲利普曲線。貨幣政策田忌賽馬，開啟比爛模式，結果就是用藥的結果變成了吃藥的原因——想用低利率治療低通脹，反而促成了低通脹。
那您、我，還有千千萬萬的普通人呢？
現在，讓我們把眼鏡取下來：
負利率（不管是名義還是實際），其實不也是一個稅種嗎？出錢的人沒回報，還要倒貼——這相當於對儲戶收的稅。原來“稅收”並不是財政的專用詞匯，貨幣政策也能生出“稅”來。
財政政策（征稅、支出、財富再分配）是一件至少需要知會您和我（國家公民）的操作。但是貨幣政策並不需要，它沒有這樣的約束，雖然它對收入再分配的影響和財政政策是一樣的。
於是結論來了：零/負利率其實是一項“披著貨幣政策外衣的社會政策”——這就是它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生活的姿勢。
所以，寬鬆不止的貨幣政策也許不是原因，而是一個失靈的社會分配的結果；貧富分化富人恒富也許是原因，負利率才是結果。無論如何，我們從教科書中理解世界的那個時代已經落幕了——貨幣政策不再是央行經濟學家、基金經理的專用詞匯，它變成了空氣和水。作為魚的您，要開始學會在這個陌生的時代裏關心水質——從今以後，我們也需要像關心財政、稅、保、費一樣關注它。
政治主張：一個溫和平衡不左不右的時代落幕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的影響滲透進我們的生活，社會政治的水質也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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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裏奧是流量網紅，也是大多數投資人的偶像。我拜讀過他的書，學到了很多東西：經濟機器的運轉手冊、債務大循環，還有做人做事的原則。
可是最近他不寫債務周期，也不講原則了，開始靈魂拷問民粹主義之崛起和資本主義製度的崩壞。在文章裏、視頻上、節目中，他頻繁出現，憂心忡忡，苦口婆心。我也心急如焚，趕緊去拜讀了
他的萬字雄文《為什麽資本主義需要革命？如何革命？》（Why and How Capitalism Needs to Be Reformed?）。
讀完後，我內心久久不能平靜。
以我淺薄的理解，這萬字雄文裏並沒有任何三刻拍案驚奇的字段。他用了幾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指標，比如實際工資停滯不前；上層獨享增長紅利；經濟失去動力；基礎教育沒錢沒水平，導致窮人更閉塞、更貧困；後危機時代央行大印鈔，推高所有金融資產價格，讓富人恒富。然後得出了一個地球人都知道了的結論:貧富分化愈演愈烈，“窮爸爸”和“富爸爸”要打一場世紀之架，摧枯拉朽。導火索可能就是下一次經濟衰退。
當這種極端可能性眼看要變成現實，各國領導人們難道不會齊心協力，改革體製，做大並且分好蛋糕嗎？
現實已現：並沒有。他們反而會變得越來越極端。您會看到國與國之間更多的爭鬥，而不是合作。
從曆史經驗來看，國際政治中，如果有一條地心引力一樣的鐵律，那就是“合作競爭相對論”。國家之間永遠有“互動”，互動永遠不絕對。一旦蛋糕停止長大，不夠吃了，“互動”就會開始從“合作”轉向“競爭”。
尤其是當“帶頭大哥”決定背叛規則，放棄承擔，決定不當老司機，轉去搭便車的那一刻，“新博弈”唯一的均衡狀態，就是所有人都放棄合作，開始相互競爭。國家間如此，國內則表現為左右翼之爭，民粹崛起，矛盾頻現。
那各國的央行呢？難道還有錢不能擺平一切的事情？
可惜央行們已經底褲盡現，扭轉經濟衰退的空間已到極限。道理同上，央行們的行為也遵循“競爭性博弈”：為了保住自己家裏的餘糧，眼睛緊盯著別國的貨幣政策工具箱，懷裏緊抱自己的，像鬥地主一樣，一件一件地出牌。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位從工具箱裏拿出了一件從沒用過的新武器，比如負利率，其他所有央行也都迅速跟進，它們別無選擇，不跟進就會輸掉比賽。
如今負利率已經像蝗蟲一樣鋪遍全球。想改變現狀，央行們有氣無力，心有餘而力不足矣。
幾句話總結達裏奧的萬字雄文：資本主義這台機器已經崩壞，自我強化的反饋循環，有血腥革命既視感。
達裏奧隨後為美國開出了藥方：
（1）貨幣和財政政策要顧全大局，雌雄同體。
（2）民主黨和共和黨要顧全大局，雌雄同體。
（3）富人需要以身作則，必要時自斷財路。
（4）目標明確，責任到人，精準衡量，最好能自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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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完畢，我眼前出現了幻覺，似乎看到路易十六站在我麵前。
路易十六的故事大家也許都聽說過。在曆史書上，他是仁慈的君主——在革命群眾逼近王宮時，他突然下令衛隊停火，不傷民眾。結果皇家衛隊全軍覆沒，他自己也落得斬首的結局。
他為什麽在關鍵時刻停止還擊，是悲天憫人嗎？
或許是在最後一刻給自己買了個保險？
路易十六絕不仁慈，死得也並不冤枉。他的確是給自己買了個保險。不過不是萬一自己被砍了腦袋，保障家人生活的“意外險”；而是得到一個迅速“改變人設”的可能——放下武器，迅速改變階級立場，群眾也許會覺得“他是我們的人”。這樣不就可以保命了嗎？
還真是天真可愛呢。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管是法國大革命，還是達裏奧試圖解決的現代版貧富分化，“民粹”反對的核心，是富人們最喜歡的理論依據——所謂的“Trickle-downeffect（滴漏效應）”：富人更富窮人才能小康，胖子吃肉瘦子才能喝湯。這是科學規律，要遵守。
這話能聽嗎？當然不能聽。而且富人的油到底能不能滴漏到窮人的田裏，隻是一個想象，從來沒被證實過。達裏奧是妥妥的富人，因為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成就了他。或者換種哲學式的說法：他即是他反對的。
不管他自己覺得道不道德，他就是這個遊戲規則的產物。他和很多慈愛又憂國憂民的億萬富翁們一樣，敏銳地察覺到了情況有些不對勁，但依然沒有說出問題的真正解決方案：掀桌。係統地推翻和顛覆那些成就了自己的規則，“裏根主義”基因裏絕對掠奪、自私貪婪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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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年前開始，人類曆史上第三次民粹主義大潮元年：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登場、歐洲反難民潮，還有土耳其躁動等一係列連續劇，讓我開始感知到了“民粹”的含義。
到了2019年，我們出門左轉，推門進了一間房，房裏發生了一個奇怪的景象：在那個全世界最相信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國家——美國，桑德斯靈魂拷問資本主義製度的崩壞，在民主黨總統大選的辯論賽中控訴、喊口號和表決心；富人稅，全民醫保，左派論調和大膽激進的政策漫天飛舞——您就知道這次不一樣，一個平衡的時代結束了。大家尋求的不是“改革”，而是“結束”，要摧枯拉朽、破舊立新——在國家之間，國家之內都是如此。
政治立場的界限開始模糊，所有的理念都越來越極端——為了修正“不平等”，卻要通過懲罰性的平等來實現。
於是，全球的經濟和政治近十年的關鍵詞從“富裕（rich）”到“貧窮(poor)”；從“通縮（deflation）”到“通脹（inflation）”；從“量化寬鬆（QE）”到“貨幣政策失效”；從“貨幣主義（Monetarism）”到“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從“低稅率”到“高稅收”；從“資本紅利”到“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e income）”；從“全球化”到“保護主義”；從“增長（growth）”到“價值（value）”；從“共同尋找解決方案”到“一拍兩散”……就這麽一點一點的推搡、一點一點地遊移。
直到2020年1月31日，一個標誌性事件終於落地——60多年的掙紮和4年的僵持，英國在將近午夜時分脫離了自己的原組織——歐盟。這個將影響今後至少五十年世界格局、每個國家都該聽到些許警報的曆史性時刻，就這麽輕描淡寫地過去了。
有了第一個就會有第二個。在未來的某一天回首，我們也許會發現2019年是個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會看清楚自己政治能力邊界的年份——下一代人終究無法解決上一代人遺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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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人》結尾，探員詢問吉米?霍法的死亡真相。愛爾蘭人弗蘭克說：
“問我的律師吧。”
探員：“死了。”
弗蘭克：“誰幹的？”
探員：“癌症。”
所有人都已經死了，你的沉默還在保護誰呢？所有的英雄都隕落了，連英雄自己的記憶都靠不住了，老炮們書寫的史詩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所幸還有一位老炮沒有逃避——他就是奧巴馬。這位差一點成了人類希望之光的美國前總統一語成讖：美國最嚴重的國家危機，是傳統的民主價值正在左傾；而整個世界麵臨的危機，是失落的好幾代人共同的憤怒。
一個體係誕生於一個“激進”的理念，它代表著上一代的摧枯拉朽。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越來越穩定，也越來越大，越來越胖，越來越遲鈍——直到變成一架尾大不掉的生鏽機器。
下一代年輕人開始閱讀這架機器的說明書，找到了油門和開關。他們的唯一任務就是顛覆，於是有了自己版本的“激進”——要麽偏左，要麽偏右——這就是為什麽現在您如此頻繁地聽到這兩個代表方向的詞。
希望也許隻有一個，新版本中會有一個章節叫“人類命運共同體”——會有一個超越人性的解決方案。
這就是您和我所處的宏觀環境。但這仍然不是全部。
屋漏偏逢連夜雨，2020年又一頭撞上了“白騎士”
——新冠病毒大暴發
隻見那四馬撒蹄兒奔將而來。震耳欲聾天地共振。
我望見，一匹火紅大馬。騎馬的貉躁胡須，怒發渾如鐵刷，猙獰好似狻猊。還得了一把大劍，可奪天地和平，叫人互相殘殺。此為戰爭。
我望見，一匹漆黑大馬。騎馬的手持鐵秤一把，麵圓耳大，三牙掩口髭須。叫喊道：“一升小麥一銀元，三升大麥一銀元。油和酒不可糟蹋。”此為饑荒。
我望見，還有一匹蒼白灰馬。騎馬的氣若遊絲，身穿一領破爛肩袍，雙眼赤絲亂係，身後墓碑如林，緊緊跟隨。此為瘟疫。
三馬之外，還有一匹異樣白馬。騎馬的把一柄弓箭，頭有冠冕。光芒刺眼，能攪天動地，不可估量。此為征服。
羔羊解七封印，喚來四騎士。將戰爭、饑荒、瘟疫和死亡帶給接受最終審判的人類。四騎士的到來使天地失調，日月變色。世界毀滅。
這是《聖經啟示錄》中四騎士的故事。天啟四騎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騎灰、黑、紅、白四匹馬。其中灰、黑、紅馬騎士分別代表瘟疫、饑荒和戰爭，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風險（risk）”。風險，是一個“已知的未知（the knownun known）”，有清楚的定義，能被計價（pricein）。凡是能被清晰描述出來的病症，總能找到一味藥去治。
但是，永遠別忘了那最後一位——白馬騎士，他還有個名字叫“不確定性（uncertainty）”。能量不可估。
不確定性，是“未知的未知（the unknown unknown）”——一個按現有信息和認知察覺不到它發生的可能性，但又真實存在的未來。沒人能為白馬騎士的到來給出一個合理的發生概率，“他的到來”造成的後果也無法測量。任何關於“他”的思考，統統沒有意義，因為沒人知道“他”到底是什麽。
比如《切爾諾貝利》裏，最恐怖的感覺不是核泄露那一刹那（風險）；而是您意識到核輻射的影響無法被預知的那一刻。會擴散多遠、多久、多深？明天會不會到來？人的生命會以何種恐怖的方式結束？統統未知。
我們能確定的隻有一件事：一旦白馬騎士真的來了，將改變一切“原計劃”。
2020年初新冠病毒的爆發，就是一次白馬騎士的突襲。這種一生也許隻有一次的大不幸已經打亂了一切。現在，很多事等著您推倒重來——要重新計算國家的經濟，要重新整理自己的工作，要重新調整市場的預期和希望，要重寫自己的投資策略、人生規劃。
這就是我們當下正在親曆的曆史：白騎士與黑天鵝齊飛，風險共未知一色。
下：在非常時期蓋一幢牢固的房子
我們該怎麽辦？
當然不是要沉浸在悲觀的情緒中不能自拔，在天象奇異的非常時期，我們需要努力蓋一幢牢固的房子。
人一輩子做的努力，很像一款“被動配置”加“超額收益”的增強貝塔（smart beta）策略。或者您可以大概看成要蓋兩幢房子：第一幢叫“現金流”（財務自由）；第二幢叫“投機”（不用考慮成本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蓋好第一幢，才能去蓋第二幢。
蓋第一幢房子時，要給自己打個地基，整理一個認知框架。在以實現財務自由（保持被動收入持續大於最高開銷）為目的的前提下，“交易”和“宏觀”——大概就是您需要的兩根頂梁大柱。
舉個不精確的例子。一個交易所新衍生品種開始交易階段，您賺的錢主要和“交易”這個動作有關——因為在一個生澀的、有各種彩蛋的新市場裏，您的大部分時間應該花在研究市場參與者和人性上。工具主要是博弈論。
等參與者多了，有專業做市商，市場變成了成熟有秩序的遊藝場，套利機會就沒了。這時候，大家會一起向後看——看後市，看三五年，看更長的未來——宏觀功力此時被拍上台麵。
此時此刻，“人性”就變成了次要矛盾。如果您活在一個成熟的（價值投資）水域裏每天隻琢磨人性，那大概進錯了場子。
所以，蓋第一幢房子需要“硬”知識。用經濟學、人文中的曆史和認識論邏輯去研究規律；研究人性隻是輔助，不是主菜，否則就成了玄學。
在當下這麽特殊的環境中，這房子該怎麽蓋？
1.首先要改變慣性
如前所述，既然“風險”和“不確定性”都已在身邊，您現在最該擔心的並不是那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白馬騎士，而是自己的慣性。在一個不確定性四處遊**的混沌體係中，完全依賴“過去”和“曆史”能給您帶來的唯一東西就是“慣性”。慣性不會持久，它是海市蜃樓。它也許能給您點燃幾個小火花，但不會超過幾秒鍾，它永遠不會給你那個“答案”，因為答案並不存在。
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和“慣性”分手。回到2008年，在經曆過一次相當於世界大戰的金融危機後，全球央行有了一個共同的敵人：崩潰和衰退。當大家蹲在同一個戰壕裏時，步調會變得一致，因為我們要共克時艱。於是從日本緣起的“保姆式QE”，經美國發揚光大，變成了全球央行的一個自然選擇——因為大家不共克時艱的代價很清晰。為了讓市場這個遊戲場上的小朋友們感到更安全，父母般的中央銀行們發明了花式高智能保護輔助。結果引來一個怪物——長達十幾年的全球負實際利率。
20世紀上半葉充斥著銀行擠兌、經濟蕭條、缺乏金融秩序和世界大戰，可惜經曆過的人已經老了。我們這一代被戰後最長的和平年份、溫暖的低利率環境和央行們小心翼翼默契兜底的行為嗬護了許多年，以至於基本生存本能——“警覺”已經退化。清醒的人們已經在祈禱，祈禱那個慣性結束的轉折點永遠不會到來。
但是轉折點還是不可避免地來了，宏觀經濟和政治環境已經風起雲湧，白馬騎士近了。假如您和我突然進入一個超級通脹的世界——一個幾乎沒有任何八零後和“新韭菜”經曆過的世界，會發生什麽？你也許會抗拒這種想象：說好的科技進步呢？人口老齡化呢？惡性通脹這麽久遠的曆史真的會再發生嗎？我們正常生活、正常投資靠的不是大量已經驗證過的“常識”嗎？
但常識是可以改變的，過去幾十年的生存法則、所有投資聖經都已變成故紙堆。我們可以依靠的，隻有自己脫離舒適區、掙脫“慣性”這個強大引力的能力。
美國大法官羅伯茨曾經在一次畢業典禮上有如下演講：
在未來的歲月裏，我希望你們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這樣你們就會懂得正義的價值。我希望你會遭到背叛，因為這會教會你忠誠的重要性。
我希望你能時不時地感到孤獨，這樣你就不會把朋友當成理所當然。我再次祝願你時不時地走黴運，這樣你就會意識到“機會”在生活中的作用，明白你的成功不是完全應得的，其他人的失敗也不是完全應得的。
我希望你會痛苦、被忽視，這樣你就會知道“傾聽”的重要性。學會同情。
既然該發生的總會發生，但願您能被殘酷對待，學會離開慣性獨立行走。越早越好。
2.要會用“相對論”來思考
有一位哲學家到中國來學漢語。老師教他的第一句是：“What is this？”
老師：Read after me——這是什麽東西？
哲學家掐指一算，嗯？不對啊，What=什麽，is=是，this=這個，不是應該翻譯成——“這是什麽”嗎？怎麽多出兩字來？老師，“東西”是什麽意思？
老師：東西也是“this”。
哲學家：可是這裏不是已經有“this”了嗎？
老師：“東西”的“this”和“這”的“this”都是存在，明白了嗎？this “this” and that “this” are all “this”。
哲學家恍然大悟：這位漢語老師原來是個哲學家！他正試圖告訴我“存在”在中國的意義——西方的“存在”（being），在中國就是“關聯”。東和西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兩個極端。但是有了東才有西，沒有西就沒有東。兩個極端之間有了互相依存的關聯，才有了它們的“存在”。
中國人的世界觀是一種堆積結構。一件事情存在了，或者發生了——那它背後一定還有個極端的好朋友。
世界、宇宙、天下、國家……都是由“兩個極端”手拉手，才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概念。還有“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都是中國式的形而上，或者是一種能自動將“有限遊戲”延伸到“無限遊戲”的思維。
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中天生自帶辯證思維，知道“危”中有“機”，在絕望中永遠不可放棄希望——這在宏觀研究和交易中是一個巨大的優勢。
比如：我們該怎麽分析這次新型冠狀病毒對經濟的影響？
麵對這場幾乎讓所有人措手不及的突襲，一個萬金難買的問題是：病毒何時離開？這一切何時結束？
這答案顯然是不可能買到的。
那就換成一個千金難買的問題：當下正在發生的最全麵、最真實的信息在哪裏？
這顯然也是幾乎不可能找到的。
隻剩下一個黃金百兩的問題：哪些指標能幫助我們判斷“轉折點”將何時現身？
這倒是可行的——隻要您有足夠的“指引”信息和強大的判斷力。
指引性信息哪裏找？兩種方法可參考：
一種是研究“過去”——找過去的相似案例，估計出當時那場災難和您所關心之事間的相關性，再推理出這一次的確切影響。不用多，隻參考近百年來全球七次重大疫情：西班牙型流感（1918）、H2N2流感（1957）、H3N2流感（1968）、禽流感（1997）、SARS（2003）、甲型H1N1流感（2009）和埃博拉（2014）。
掐頭去尾看兩例。首先推演到極致，看1918年西班牙型流感——這是現代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自從第一位發病人在堪薩斯州軍營裏被發現，當天中午，一百多人感染。兩天之內，五百多人患病。一周之內，傳遍美國各州。四月中旬，蔓延到中國和日本。到了五月，全球淪陷。十八個月後，結束。全球五億人感染，近五千萬人死亡——人數遠超“一戰”犧牲的人數。全球GDP在一年不到的時間裏掉下十個百分點。
然後看離中國人記憶最近的SARS。2002年11月到2003年7月，半年多時間，全球感染八千多人，死亡率近11%。一個季度損失掉當年GDP的2％。
以上信息都不難找，問題是“指引性”到底有多大？
這幾次災難的發生，各有自己的特殊時點和內外環境，每一次都有無數巧合。比如西班牙型流感，暴發在衛生條件、居住環境和營養情況都不堪直視的“一戰”期間——整個地球就像一個巨大的病毒培養皿。甲型H1N1流感恰好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發生。SARS又和中國入世、經濟階段上行前後腳發生——這些參照物的相關性真的隻能叫做“參照”，不能過分解讀。
另一種方法：感知市場情緒溫度。
市場的非理性情緒，恰恰是理性分析最好的朋友。因為大眾的情緒幾乎總是嚴格按照一個可預測軌跡來演變——就像一顆搖擺的“悠悠球”。
（2）繼續發展（progress）；
（3）過度恐慌（over-concerned）；
（4）基本麵理性回歸，逆轉發生（rationalmean-reversion）。
疫情的衝擊，亦如任何一種“未知”的發酵，會通過兩種傳播途徑發生作用：（1）事實；（2）對事實的預期。
對“預期”最直觀的感知就來自市場，這裏的每一個數字都是人們的情緒，以及對未來的預期。市場上的交易，是“期望”和“現實”之間的區別。如果“期望”能被提前準備，那“現實”發生的時候，就沒有“區別”。沒有區別就沒有交易。這就是為什麽，您經常會看到重磅消息驚現頭條，市場卻紋絲不動。
疫情暴發初期，也是新聞頭條密集出現的時點——市場的唯一反應是如驚弓之鳥：避險、資金流向安全島、股市下跌、黃金和債券齊漲。接下來的反應便和“信息傳播”高度相關，或漸變或迅速——信息越及時越透明，波動的消退就越迅速。所以判斷未來，捕捉“轉折點”的黃金時間，就在“過度反應”的末期。
然而，就算您成功找到了“轉折點”，永遠要記得：無論是災難，還是幸運，一切已發生的事件對真實世界的真實影響，一定是相對的。這場災難也許可以幫助我們釋放體內淤積已久的毒素、擺脫已經持續十多年對“債”的巨大慣性。經過新冠病毒洗禮的我們，也許會變成吃完莽牯朱蛤的段譽，或者吸了冰魄銀針的情花劇毒攜帶者楊過——以後再被蛇咬、被“悲酥清風”熏，幸免的概率會高百分之三十五點二呢。別忘了我們有堅強的武漢人民，還有對美好生活無限追求的中國人民。
白馬騎士隨時可能駕到，“未知”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您不知道的也永遠比知道的要多得多。當你不知道的時候，最好的做法隻有一個：攤煎餅——聰明地跨市場、跨資產類別、跨幣種、跨所有能跨的，把風險攤得越薄越好。同時用紮實的金融知識——比如衍生品來管理風險。悲觀雖是空，但在簡單粗暴比多金的時代過去後，也許我們終於迎來了“知識越多，機會越多”、腳踏實地的時代。
2020年及以後的日子裏，開心點朋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