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國文雜談1.論文史

甲

近來劉大傑先生寫信給我，頗歎息於青年肯留意於文史者太少，這確亦是一個問題。

文學，即舊日所謂辭章之學，講樸學和經世之學的人,本都有些瞧它不起，以為浮華無實。這也不免於一偏，但他們不過不願意盡力於文學而已，對於舊書的文義，是能夠切實了解的，現在就很難說了。還記得二十餘年前，章行嚴先生說過一句話：現在的文字，隻要風格兩樣一些，就沒有人能懂得了。這句話，確使人聞之痛心。

所謂風格，直捷些說，就是俗話所謂神氣。我們對於一個人的意思的了解，不但是聽他說話，還要領略他的聲音笑貌等等，文字就是語言的擴大，然這些輔助的條件都沒有了，所以其了解要難些。然於文字不能確實了解，即不能得作者的真意。所以要了解舊書，舊文學不能沒有相當的程度。

對於舊書，喜新的人，或者以為不值得留意。但它畢竟是材料的一部分；比外國的材料，還要親切些，這如何能夠不留意呢？

乙

說到本國的材料，比來自外國的要親切一些，就可因文而及於史了。我現在且隨意舉幾個例，如：（1）外國人有肯挺身作證的風氣，所以其定案不一定要用口供，中國就頗難說了。任何罪案，在團體較小，風氣誠樸，又法律即本於習慣之時，罪名的有無輕重，本來可取決於公議。《禮記·王製》篇說：“疑獄泛與眾共之。”還是這種製度的一個遺跡。外國大概和這風氣相去還近，所以能有陪審製度，中國又較難說了。舉此兩端，即可見中國研究法學的人，不能但憑外國材料。（2）又如農民，大都缺乏資本，不能無藉於借貸。王安石的青苗法，現在大家都知道其立意之善了，然其辦法不甚合宜，也是不能為諱的。其最大的病根，即在以州縣主其事。人民與官不親，本金遂借不出去，而官吏又欲以多放為功，遂至弊竇叢生。現在的農貸，主其事者為農民銀行，與其人民隔絕，自不致如地方官之甚，然其於地方情形的不熟悉，亦與官吏相去無幾，至少在他初辦時是如此，然亦欲以多放為功，就有土豪劣紳，蒙蔽銀行，偽組合作社，以低利借進，以高利轉借給農民等的弊竇了。他如現在的遊擊隊，固然和從前的團練不同物，然其理亦未嚐無相通之處。又如複員，戰士或者要歸耕，其事亦非今日始有。此等處，本國已往的情形，亦必較外國的材料，更為親切。大家都知道研究外國學問，不可不先通其語文，如何研究中國材料，對於本國文字，反而不求甚解呢？

丙

文字是要經長久使用，然後才會精深的，這是因為語言和文化，每相伴而發達。金世宗是民族成見最深的人，他不願女真人和中國同化，於是竭力提倡女真文字，以之開科，以之設學。然他深病女真文字，不如中國的精深，曾以此意問其臣下。有一個對道：再多用些時候，自然要精深些。這話亦頗含真理。從前有個學生留學德國，一次有個德國人問他道：你看法文與德文孰難？他說：法文似乎要難些。這個德國人大為不悅，和他力辯，說德文並不容易，這事見於二十年前《時報》的歐洲通信上。此時語體文初興，這位通訊員說：“現在一班人還敢以難深為中國文字之病麽?”案文字要求通俗易解，亦自有一種道理，這位通訊員的話，也未免於一偏。然要通俗易解是一事，要傳達精深的學術，亦是一事，這位通訊員的話，亦代表一方麵的真理。

要研究中國學問，必須要看古書，這和要研究外國學問，必須讀其名家專著一樣，單讀些近來人所著的書籍，是無用的。因為著書者必有其所懸擬的讀者。近人所著的書，非不條理明備，語言朗暢，而且都站在現在的立場上說話,絕無背時之病。然其所懸擬的讀者，大都是普通人，其標準較低，極精深的見解，不知不覺，遂被刪棄。終身讀此等書，遂無由和最大的思想家最高的思想接觸。若昔人所著的書，但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則多並不求普通人的了解，所以其內容雖極駁雜，而精深處自不可掩。這亦是治中國學問者對於本國文字不能不有相當程度的原因。

文史本是兩種學問。但在今日研究史學，而欲求材料於中國的舊史，則和文學關係殊深。這原不是史學一門，一切學問，要利用中國的舊材料，都是如此的。但是史部中材料特別多，所以其關係也更密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