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經、傳皆可信

古代史書，傳者極少。古事之傳於後者，大抵在經、子之中。而古人主客觀不甚分明；客觀事實，往往夾雜主觀為說；甚有全出虛構者，是為寓言(參看後《論讀子之法》）。而其學問，率由口耳相傳，又不能無訛誤，古書之傳於今者，又不能無闕佚。是以隨舉一事，輒異說蜂起，令人如墮五裏霧中。治古史之難以此。

苟知古事之茫昧，皆由主客觀夾雜使然。即可按其學術流別，將各家學說，分別部居；然後除去其主觀成分而觀之，即古事之真相可見矣。然則前述分別今古文之法，不徒可施之儒家之今古文，並可施之諸子也。此當於論讀子之方法時詳之。惟有一端，論讀經方法時，仍不得不先述及者，則“既知古代書籍，率多治其學者東鱗西爪之談，並無有條理係統之作，而又皆出於叢殘掇拾之餘；則傳之與經，信否亦無大分別”是也。

世之尊經過甚者，多執經為孔子手定，一字無訛；傳為後學所記，不免有誤。故於經傳互異者，非執經以正傳，即棄傳而從經，幾視為天經地義。殊不知尼山刪定，實在晚年，焉能字字皆由親筆。即謂其字字皆由親筆，而孔子與其弟子，亦同時人耳，焉見孔子自執筆為之者，即一字無訛；言出於孔子之口，而弟子記之，抑或推衍師意者，即必不免有誤哉。

若謂經難私造，傳可妄為，則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經可信，傳亦可信；傳可偽，經亦可偽也。若信今文之學，則經皆漢代先師所傳，即有訛闕，後人亦無從知之。若信古文之學，謂今文家所傳之經，以別有古經，可資核對，所異惟在文字，是以知其可信；則今文先師，既不偽經，亦必不偽傳也。是以漢人引用，經傳初不立別。

崔適《春秋複始》，論“漢儒引《公羊》者皆謂之《春秋》；可見當時所謂《春秋》者，實合今之《公羊傳》而名之”甚詳。餘謂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經亦如此。《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毫厘，繆以千裏”（此二語漢人引者甚多，皆謂之《易》），今其文但見《易緯》。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載孟子對齊宣王好勇之問曰：“《詩》雲：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誌。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當為《詩》《書》之辭；然“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實為後人評論之語。孟子所引，蓋亦《書傳》文也。舉此兩事，餘可類推。

近人過信經而疑傳者甚多。予去歲《辨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曆》一文，曾力辨之。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十冊，可以參觀。又如《北京大學月刊》一卷三號，載朱君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謂欲“判別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敵共許之法。古書中無明文。今古文家之傳說，一概捐除。惟《易》十二篇，《書》二十九篇，《詩》三百五篇，《禮》十七篇，《春秋》《論語》《孝經》七書，為今古文家所共信。因欲取為判別二家是非之準”。朱君之意，蓋欲棄經說而用經文，亦與梁君同蔽。姑無論經傳信否，相去不遠。即謂經可信，傳不可信，而經文有不能解釋處，勢必仍取一家傳說，是仍以此攻彼耳，何立敵共許之有。今古說之相持不決者，固各有經文為據，觀許慎之《五經異義》及鄭駁可見也。決嫌疑者視諸聖，久為古人之口頭禪，豈有明有經文可據，而不知援以自重者哉。大抵古今人之才智，不甚相遠。經學之所以聚訟，古事之所以茫昧，自各有其原因。此等疑難，原非必不可以祛除，然必非一朝所能驟決。若有如朱君所雲直截了當之法，前此治經之人，豈皆愚騃，無一見及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