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本詩作旅行指南1
上篇:在智利
2017年6月12日早晨，成都飛舊金山航班。
飛機爬升時，朝陽正破雲而出。我打開王央樂翻譯、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巴勃羅·聶魯達的《詩歌總集》，心緒似乎已飛到了安第斯山中，在那些印加廢墟層層疊疊的石頭上了，甚至聞到了某種味道。那應該是一場雨後石上的青苔味道、森林的味道。
飛機飛得平穩了。窗外正是明亮的天空。窗玻璃自動變暗，造成一種夜色深沉的效果。機艙裏的燈亮起來，這是早晨，乘務員遞上的卻是晚餐菜單。餐前紅酒和生片火腿，主菜牛排。餐後還有紅酒，還有奶酪佐酒。乘務員又來問明早的早餐，是西式的燕麥片還是中式的大米粥。我們逆著地球自轉飛行。
在機艙中過一個模擬的夜晚。在美國西海岸再迎接一次本月12日的早晨。既如此，我就將它變成一個閱讀的夜晚，與聶魯達的詩共度這個夜晚。《詩歌總集》不是聶魯達全部的詩，而隻是他一部詩集的名字。這部詩集結集於1949年，那是詩人處於逃亡狀態中的一年。
他在這本書的結尾這樣寫道:
這本書就在這裏結束，在這裏/我留下我的《詩歌總集》，它是在/迫害中寫成，在我祖國/地下的羽翼保護下唱出。/今天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在智利，在戈杜馬·德·契納，/在我年齡將滿四十五歲的/前幾個月。(《我是》)
一本書，應該從頭讀來。但我在二十多歲時常讀這本書。知道結尾處有這樣的句子，打開書，便忍不住翻到結尾先看一下。這也是這本長達七百多頁的詩集中最平實樸素的幾個句子。拉美作家的這一代人，大部分時候，小說家都是喧鬧的，不憚繁複與鋪排的，比如阿斯圖裏亞斯、馬爾克斯。更何況聶魯達是個詩人。他這本詩集敘寫的都是拉丁美洲重要的史實和真實的地理與人物，但卻並不因此使得修辭變得拘束起來。也沒有因為受到迫害，而在逃亡過程中變得抑鬱與悲觀，他還是自由而達觀地歌唱著:
我是警察追捕的逃亡者。/在明淨的時刻，在寂寞的繁星之下，/我穿過城市森林，/村落，港口；/從一個人的家門走向另一個人的家門，/從一個人的手轉向另一個人的手。/黑夜是那麽肅穆，但是人們/已經放置了他們友好的信號。(《逃亡者》)
那時你**裸地醒來，/被河流畫滿了身子；/你的潮濕的腦袋伸到高處，/向世界遍灑新的露珠。(《大地上的燈》)
我在這個刻意製造的夜晚重新進入了聶魯達的世界。
我手裏的這本書出版於1984年。我是在1985年得到了它，閱讀了它。有幾年，我常常重讀其中的一些篇目。再後來，它就成了我書櫃裏的一個陳列品，一份對青年時代寫作與閱讀的憶念。我豎起金屬梯在書櫃中找尋某一本書，看到它時，我會伸手碰碰它厚厚的書脊。這次出行我帶上這本書。因為我要去詩人的祖國智利。因為我要去的是詩人寫作的祖國拉丁美洲。行前就想，關於智利，該帶本什麽樣的書?對我來說，除了聶魯達難道還有關於智利更好的書?
在這漫長的飛行過程中，我開始重讀這本厚厚的《詩歌總集》。
這本書，二十多歲時經常背著它外出。尤其是背著它到大自然中去。騎馬時，在背上。徒步時，在背上。在那些崎嶇的山間公路上顛簸時，它也常在身邊。這本書有些舊了，有些頁碼上還有那時留下的一些特別痕跡:一團黯淡了的青草汁液，一朵花更加隱約的印記。那時，我把花朵夾在他描寫愛情的動人詩句中間。那時，惠特曼和聶魯達是我描繪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教科書。我喜歡那樣的風格:寬廣、舒展、雄壯，而且絕不讓令人悲傷的事實所壓倒。那不是簡單聲張的樂觀主義，而是出於對人性與曆史的崇高信仰。
從機艙裏的今夜，到十幾天南美之行的路上，我要再次好好讀它。我喝了一杯紅酒。然後，把座椅放平，打開了閱讀燈。
《詩歌總集》由十五首長詩構成。第一首《大地上的燈》。寫的是殖民者發現和命名之前的拉丁美洲。那時的時代，聶魯達的說法是:“在禮服和假發到來之前……”那時的世界，聶魯達的說法是:“我的沒有名字不叫亞美利加的大地。”
一切開始變得有些恍惚。我讀那些描寫縱橫拉美大地的河流的詩句，恍然真有河流在山影中轟鳴，而不是飛機引擎在轟轟作響。
他寫低垂於南半球荒野上的星光，我仿佛就躺在那些星光下麵，清清冷冷像一塊露又像一片霜。
醒來，打開的詩集壓在胸上。
我又舉起書來讀了一些句子，關於岩石，關於花朵，關於一片大陸所有的一切，我又睡著了。睡在詩歌的情境中。再醒來，我打開了電腦。我突然起意要把沿途讀這些詩句和在這些詩句的指引下遊曆智利、遊曆南美的經過記錄下來。文章的題目或許可以叫《以一本詩作旅行指南》。今天是專業知識與技術泛濫的時代。泛濫到什麽程度?那就是在大地上行走，在人世間體驗這種事情也弄出來很多專家。專家看了這樣的題目肯定會很光火。一本詩作指南?那要我們這些專業人員做什麽?這次我就冒險犯難一次，不靠旅遊指南，而隻靠一本詩的指引。
時間倒轉，離開成都是北京時間12日早晨9點。現在，飛行幾小時後，是舊金山時間12日早晨3點。
周圍還有人沒睡。一個人在看一本中文的美國曆史。一個金發女人開始看第三部電影。主角都是一個，大嘴巴羅伯茨。這比上次飛行的鄰居強多了。那次，一個女留學生，整個飛行途中，十三個小時，一分鍾沒有休息，看《康熙來了》。還有一對又像教授又像退休官員的夫婦，一起看一部抗日神劇。
這些節目都存他們自己電腦裏。女留學生還好，高興處，就自己哧哧發笑。那對老夫妻可就不同了。兩個人用一副耳機看電視劇。
一人耳朵裏塞一隻。剩下一隻耳朵可不閑著，用來聽對方關於劇情的大聲討論。
準備睡了。舊金山，早安。至少，這時的人已經上街了。送早報的人也該上街了。不過，互聯網時代，報紙日益式微，市民對早上門口有沒有一份報紙出現應該不怎麽在乎了吧。幾小時前還剛看了一條消息，說《紐約時報》又要裁員，裁減編輯人員。
我醒了。這是機艙共和國的清晨。陌生的人們在這個狹小的空間中，一起睡了一晚，夢挨著夢，兩尺不到，卻又彼此不會看見。
廁所裏不斷響起衝水聲。進去和出來的人都浮腫著臉。
舷窗變回透明模式，現出了外麵黎明時分的天空。機艙裏麵的時間和機艙外麵的時間同步了。窗外，靜止的雲海正被曙光一點點照亮。一切都還是冷色調的。本該藍著的天空有些發灰。本該白著的機翼下方的雲海又有些發藍。一個圓圓的光輪就掛在這冷冰冰的雲天之間。我先以為是太陽。後來我自己否決了這個判斷。哪有這樣發著冷光的太陽?是月亮。此前兩三天，晚上在呂梁山中趕路，就見黃土梁後浮著這樣一個光輪。
上早餐了。冷牛奶泡麥片。
飛機向下，紮進了雲海。顛簸一陣後，便到了雲層下麵。現在，上麵是雲，下麵是海。
我想算算自己是第幾次降落這個機場了。數至第六次的時候，那個我認為是月亮的冷光輪突然放射出耀眼刺目的光線，使海水泛起了金光，給雲層鑲上緋紅的邊。原來，它是太陽。竟然，有時候——至少在高空中看去，太陽也不是隨時隨地都那麽光華燦爛。再起飛，是五小時後了。目的地是休斯敦。在那裏，也隻是再停留幾小時，轉飛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這才是本次旅途的真正開始。機翼下是美國的大地。靠窗下望，是荒漠，然後那些荒漠漸漸披上綠色，其間閃爍著河流與湖水的亮光。聶魯達在那首著名的獻給林肯的長詩《伐木者醒來吧》中寫過美國:
在你樹木的鋼那樣沉重的氣息裏，/我行走，踩著大地母親，/藍的樹葉，瀑布的石塊，/像音樂那樣顫動的颶風，/像修道院那樣祈禱的河流。
那時，作為一個左翼知識分子，他對蘇聯抱有更多的希望。但他熱愛林肯。意識形態使他描繪的蘇聯和美國都有失偏頗。遠不如他所描繪的智利與拉丁美洲那樣充滿了真實的感受與情感。這也是今天藝術家與詩人視為教訓的地方。他們說，聶魯達是寫政治詩的，所以，我們要避開政治。他們還說，作家要避開意識形態。他們避開政治的目的是什麽?希望永恒。而事實則是，沒有哪一個作家能真正回避政治，沒有哪一個詩人能夠真的不具有某種意識形態。就是石頭也會有所選擇。如果想長出苔蘚，那就會傾向帶著濕氣的風。如果想長出一個光亮的前額，那就傾向陽光的明亮。好多時候，純藝術其實就是犬儒的冠冕借口，有時也是無從把握複雜社會現象的漂亮開脫。
再登機，目的地真的是智利了。這時真正是夜裏了。飛機來到了海上。機艙外，最後的晚霞正在消逝，艙內正在上餐前香檳。
早晨醒來，舷窗外又是一片紫紅的霞光。霞光依著參差的山脊。山脊下還是一片黑暗。這是淩晨五點。我知道，那一定就是安第斯山了。望著那些霞光，腦子裏有些關於此山的書寫開始浮現。聖埃克蘇佩裏的《夜航》。
還有茨威格《人類群星閃耀時》，其中一篇寫的是一個從大西洋出發，翻越此山脈發現太平洋的西班牙殖民者。這個人叫巴爾博亞，他為了發現大陸另一邊的海洋，更為了尋找傳說中的黃金之國，率領一支龐大的探險隊伍(190個西班牙人和1000多印第安人)，於1513年橫越南美大陸，到了大陸的西岸，發現了太平洋。聶魯達在《詩歌總集》的第三首長詩《征服者》寫到了他:
巴爾博亞，你把/死亡和利爪帶到了/甜蜜的中央大地的角落；/在一切的獵犬之中，/你的獵犬就是你的靈魂。/嘴巴血淋淋的萊翁西科，/抓回了潛逃的奴隸，/把西班牙的犬牙/咬進還在呻吟的喉嚨。/狗的爪子下，/撕裂著犧牲者的血肉，/而寶石則落進了腰包。
對這個人，這個征服者，聶魯達是否定的，無情地揭示其掠奪屠殺印第安人的罪惡。
掠奪與屠殺，是殖民主義深重的原罪。飛機下降，那些黑色的山脊線變成了白雪覆蓋的群山。
隻有山嶺，其突兀的起伏之中，/飛鷹和積雪仿佛一動不動。(《大地上的燈》)
這樣的高度，見不到飛鷹，但積雪的確在機翼下無窮無盡地鋪展。飛機是從北方飛向南方。和北半球剛好相反。在拉美文學中，南方就意味著邊緣與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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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一頭紮進了雲層。我閉上眼，想象走出機艙門那一瞬間，湧到眼前的該是南美洲大地怎樣強烈的陽光與氣息。對這片大陸，我總有著浪漫而熱烈的想象。盡管此前已去過這個大陸的三個國家，但此時仍然處於那種想象的狀態。
機艙門開了。大地沒有像巨浪一樣猛撲過來。廊橋緩緩伸向機艙門。沒有陽光，而是冰冷的霧氣在彌漫。此時正是南半球的冬天。
過境證件查驗。
取行李。在夏天的裝束外罩上一件冬裝。過海關，警犬來嗅行李，安檢機掃描行李。這才與前來接站的孔子學院拉美中心的孫新堂主任會合。還有從墨西哥專門趕來這裏的小範，她拿著我的一本新小說《蘑菇圈》。
進聖地亞哥城。高速路兩邊，一邊是荒野，一邊是積雪的安第斯山，這是從地圖上知道的。霧氣迷蒙，山和原野都不可見。觸目可見處，都是沿海平原冬天淒清的風景。孫新堂作關於智利的初步介紹。在南美，智利是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人均GDP是一萬七千多美元。前麵我說淒清是指冷霧中的天氣。
路邊掠過的一切，一棵棵樹、一幢幢鄉下的房舍、一條條城裏的街道，以及車窗外一張張晃動的臉，都有著熱情莊重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孫新堂說，這個國家經曆獨裁反獨裁的漫長血腥鬥爭，現今是南美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也是清廉程度最高的國家。我想，這也是聶魯達們的理想。為了這個目標，詩人曾為之流亡、為之犧牲。詩人於1973年在右翼軍事政變後的幾個月內抑鬱而終，不知這是不是他期待中的社會圖景。
去到孔子學院。一幢建於上世紀初的殖民時代老建築。一樓有一個圖片展，關於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船和中國瓷。有人在布置桌椅，我的一個講座就將在這裏舉行，他們正在為此做著準備。
看看手機上自動更替的時間。漫長的12號終於過去了。當下是13號上午10點。在酒店安頓好，急切地走到街上。
街景。
高大的懸鈴木落盡了葉子，剩下很多黑色的果子在枝頭無聲懸垂。另一條街，楤木掛著更多的果實。這似乎是來自中國的樹木，但與那些老建築配搭在一起，似乎已經在這裏站立了百年千年。
聶魯達就是在這個城市裏開始了他的詩歌之旅:
後來我來到了首都，迷迷糊糊地/滲透著煙霧和細雨。/這幾條是什麽街?/1921年的服裝擠擠攘攘，/在煤氣、咖啡、人行道的強烈氣味之間。/我在學生裏麵生活，不能理解/四周的牆壁專注於我，每天傍晚/在我可憐的詩歌裏尋找樹枝。/尋找失去的水滴與月亮。(《我是》)
街景。
來來往往的人。表情生動，形態多樣。帶著不同種族或者明顯或者隱約的印記，但沒有我料想的那麽多印第安人印記。這也是有緣故的。這裏不是古代印加帝國的中心。人口相對稀少。加之當地印第安部落非常強悍，不畏生死，對入侵的西班牙殖民軍拚死抵抗，戰後，剩下的人口就更加稀少了，並退到這個國家的邊遠地帶。今天，土著居民在整個國家占比也就百分之十左右。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聶魯達以及與他差不多同一時代的那些拉美作家，阿斯圖裏亞斯、卡彭鐵爾和馬爾克斯他們，其實都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後代，不僅血緣上是，文化上更是如此。即便是血緣也有過一些印第安血緣的滲入，但主要還是來自老歐洲的血緣。
文化意識中主體的部分還是歐洲文化的底子，但他們從什麽時候產生了這樣的意識變化:
認為自己直接上承了印第安文化的傳統，並將其視為樹立自己拉丁美洲意識的重要精神資源?從自己這一代開始，還是從更早的拉美國家擺脫殖民統治，建立獨立國家時就已經萌芽?無論如何，找到這個立場，他就找到了真正的詩歌。
我，泥土印加的後裔，/敲著石頭，說:/是誰/在期待著我?(《大地上的燈》)
在沒有名字的亞美利加深處，/是在令人頭昏目眩的/大水之間的阿勞科人，/他們遠離著這星球的一切寒冷。(《大地上的燈》)
聶魯達身上會有一點阿勞科人的血統嗎?或者別的印第安族群的血統?我隻是這麽小小地猜想一下，而不是要去對他作血緣譜係考察。記得看過一篇西班牙詩人希梅內斯的文章，他問聶魯達這個殖民者的後代，什麽時候成了印第安人的代表?希梅內斯作為曾經的南美殖民地宗主國的詩人，對聶魯達、對聶魯達們這種拉美本土意識的產生是持懷疑態度的。但我對他們這種意識的產生由衷敬佩。在中國這個自古以來的多民族國家裏，這個國家占主體的知識分子，基本意識還是單一民族或單一文化的。而聶魯達和他同時代好些作家詩人，他們試圖喚醒、使之複興的美洲文化卻正是幾百年前他們來自西班牙的祖先們必須滅之而後快的。他們在反抗殖民文化的過程中，卻因此感到恥辱。
他們沒有選擇站在祖先一邊，而是選擇站在被他們的祖先**的文化一邊。聶魯達在詩中所鞭撻所控訴的正是他們祖先的暴行:
科爾特斯沒有老百姓；他是冰冷的光；/他是甲胄裏一顆死去的心。/“我的王上，那裏都是肥沃的土地，/還有廟宇，印第安人的手/給它裝飾以黃金”。……於是他用匕首衝刺著前進……(《征服者》)
阿爾瓦拉多，用爪子和刀子/撲進茅屋，摧毀了/銀匠的祖業，/劫掠了部落的婚姻的玫瑰，襲擊了氏族、財產、宗教。/他是盜匪收藏贓物的箱櫃；/他是殘廢的不露麵的獵鷹。(《征服者》)
主教舉起了手，/憑著他小小上帝的名義，/在廣場上焚燒這些書籍，/把無窮的時日/所磨損的篇頁，化成了輕煙。(《征服者》)
我在安詳寧靜的聖地亞哥城中行走時，心裏回**著這些詩句。這些詩句記錄和反省的是這片南方大陸上演過的真實的血腥曆史。
午飯，在一家中餐館。本來，到一個地方該品嚐當地食物，但在三十多個小時的連續飛行後，一路吃著美國聯合航空的飛機餐，特別是下飛機前的早餐，一份蔬菜沙拉，一份冷牛奶泡麥片，這個胃確實在呼喚中國式的熱乎乎的東西。
孔子學院安排周到，請來聶魯達基金會的塔米姆先生。他送我一本基金會會刊。那上麵羅列著基金會的主要工作:組織詩歌活動，資助詩歌出版。我關心的是基金會資金的來源:是社會捐助還是政府撥款。他說，沒有政府撥款，會有一些社會捐助。主要的收入來自聶魯達故居的門票收入。聶魯達故居在智利一共有三處。一處在黑島，一處在瓦爾帕萊索，一處就在聖地亞哥城中。塔米姆先生說，這三處故居一年共有三十萬人參觀。我幫他算了筆賬，光門票收入一項，一年就是人民幣一千多萬，足可支撐基金會的良性運轉。我說，我也要用參觀故居的方式為聶魯達基金會增加一些收入。塔米姆笑笑，沒有說話。
我想這符合聶魯達的意思。他在寫於1949年的《我是》這首詩中就寫了兩節名為《遺囑》的詩，就表達了要惠及年輕詩人的意思:
我把我的舊書，/從世界上的角落裏收集來的/莊嚴地印刷令人起敬的舊書/遺贈給亞美利加新的詩人，/他們有一天/會在暫停的嘶啞的織機上/紡織明天的意義。
塔米姆戴著圍巾，吃熱了，解開一條，裏麵還圍著一條。
塔米姆有一位素食的女朋友。這讓我們說話時多少有些顧忌。她主動說，自己素食並不是由於宗教上的原因，我們就放鬆了。
塔米姆還拿出一張A4紙來，讓我題字留念。我寫了句傾慕聶魯達的話。
聶魯達故居背靠有名的聖母山。
前麵是山間平原上的聖地亞哥城，城的東邊，是拔地而起的安第斯山。我們到達的時候，陽光正在驅散濃重的霧氣。城市，城市盡頭的雪山都漸漸顯現在眼前。
拐過一條小街，經過了幾株巨型的仙人掌、幾株樹，經過兩三麵有五彩塗鴉的牆壁，故居到了。我往一扇鐵門裏張望時，一個過路青年做手勢讓我繼續向前。那個年輕人跟很多我遇見的智利人一樣，笑容燦爛。看來，這條街道上的人都知道陌生的遊客到這裏是要尋找什麽。再往前幾步，我遇到了一口水井，井裏水很充裕，倒映著正在透出藍色的天空。
再前幾步，是幾級半圓形的階梯，透著點古希臘風格圓形劇場看台的味道。階梯後豎著的幾根光滑明亮的金屬柱子又立即破掉了這種味道。登上這些台階，繞過金屬柱子。這回，我可以肯定聶魯達故居真的到了。
賣門票的前廳，故居的工作人員看有中國人來了，說塔米姆先生來過電話，如果是阿來先生一行，不用買票。故居沒有專職導遊。
每個遊客都可以領取一個電子收聽器。收聽器隻有兩種語言:西班牙語、英語。小範用收聽器，我直接聽她把收聽器裏的話譯成漢語。
我隨身攜帶的王央樂先生譯的《詩歌總集》附錄的《生平年表》也提到了這座故居。
“1955年，與德利亞·德爾·卡裏爾離異。同年，住宅‘拉·卻斯科納’落成，與馬蒂爾德·烏魯蒂亞女士遷入新居。”
這裏的人們更樂於說，聶魯達早在離婚前就與烏魯蒂亞女士是情人關係了。這座房子當初就是專門為情人所建。這個情人並不十分漂亮，卻深懂藝術，深懂藝術家，能夠不斷給詩人帶來新鮮的刺激與靈感。
聶魯達以愛情詩登上文壇，那是流行世界的《二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的歌》。以後，他找到了更寬闊的表達空間，但也在繼續歌唱愛情，依然是熱騰騰的有身體在場、有身體投入的愛情。
你啊，你比蜜甜，比陰暗裏/愛戀的肉體，更甜，更無止境；/從另一些日子，你出現，/在你的杯子裏裝滿/沉重的花粉，那麽快活/……我咬齧女人，我頭昏目眩地/從我的力量沉落，我收藏葡萄串，/我出去行走，一個一個地吻，/聯結著撫愛，抓住/這個冰冷的洞穴，/這些嘴唇吻遍的腿，/在大地嘴唇之間的饑餓，/以貪吃的嘴唇吞食。(《我是》)
不管情形到底如何，這座房子就此誕生了。故居裏有一幅風景畫。從畫麵中城東盡頭的雪山來看，描繪的正是從這座房子窗前看到的景象。那時，故居前還沒有街道，沒有密集的建築，而是一片怡人的點綴著棕櫚樹的曠野。
聶魯達詩歌風格多樣，搖曳多姿。不是固定於一種風格去表達不同的題材(像大多數精雕細刻的詩人通常做的那樣)，而是根據不同題材的需要盡情地自由地運用各種修辭。他這種隨心所欲、自由不羈的做派也體現在他居所的建築上。這座住宅是由他自己設計的。說不上有什麽特別的匠心，也就是隨性所至，隨物賦形而已。眼前這所房子，如果選址稍低一點，本來可以建得規整有度。
但他偏偏選擇了平地盡頭的山坡。而且這山坡還頗為陡峭，應該在三十度以上吧。從右手進入院門，先得稍微往下幾級。那是一座狹長的房屋。聶魯達喜歡海洋，這座房子就模仿了船的形狀。從外麵看不出船的意思，隻覺得房子太過低矮，我這樣的個子也要彎了腰進門。進去了，這才真感覺是一艘船的艙房了。長條的桌子兩邊至少排列著十幾把椅子，說明主人是個好客的人，也說明這裏曾是聖地亞哥城中一個鬧熱的去處。現在，椅子上一個人也沒有。遊客正絡繹進入，擠滿了房間。他們表情嚴肅地舉著電子收聽器，戴著耳機，聽著在這個房間裏曾經發生的趣聞軼事。餐廳盡頭有一扇小門，推開門是一個小房間，裏麵陳設著一些瓷器。一道狹窄的樓梯旋轉而下，我想下去，但被工作人員堅決攔阻了。我的翻譯聽著耳機，同時把聽來的西班牙語給我譯成漢語。說聶魯達有時也煩於應酬，就會趁客人不注意從這道小門悄悄溜走。喔，如果隻從他的詩歌看，聶魯達是喜歡喧鬧的，何況，當美食鋪陳，美酒在身體中持續發酵，本身就歡快響亮的西班牙語在這狹長的空間中響起，人們縱論詩歌、藝術、政治、愛情，但他還是會有厭倦襲上心頭。他打開那扇小門，走下那道狹窄的旋梯，然後，又去向哪裏?或許有一個地方可以獨自眺望城中燈火，或者是一間密室，沒有燈，沒有光，隻有黑暗，詩人躬身坐下，俯察自己的內心，卻看到了幽微的光，看到越來越強的光明。
詩人曾經頻繁周遊世界。這個船形餐廳的兩廂陳放著許多詩人從世界各地帶回的與海洋有關的紀念品。
我得說，這個空間並不特別令人舒服。但詩人執意要讓它模仿一條船。人一多，空氣都有些汙濁了，何況還有聲音，尤其是我需要人把電子接收器裏的西班牙語翻譯給我。
這當然有些打擾到別的遊客了。我向所有被打攪到的遊客表示歉意:笑臉，攤手，對不起。
人們都表示非常諒解。一對白人夫婦，很有學問的樣子，他們身材高大，在低矮的船屋裏不太舒服地弓著腰，表情嚴肅。我在表達歉意前，他們嘴裏就不斷發出低微的噓聲，表達歉意後，他們也沒有停止。我沒辦法，我也要參觀，我也要聽個明白，而且我們已經盡量小聲了。我想，唯一的辦法是與這樣的人拉開距離，但故居就這麽大一塊地方。
盡管刻意規避，但免不了又在一個什麽拐角處碰上了。他們又忙於讓嘴巴噓噓有聲。我想，既如此，那就跟定他們吧。既然他們喜歡扮演文明警察而無心參觀，那就給他們盡職的機會吧。從此，就一處不落地跟定他們了。
本想問問他們是美國人、法國人還是德國人，但出了故居也就各自散去了。
聶魯達造房子真是隨心所欲!
船艙形餐廳是一座房子。出來，坡上，陡峭的樓梯通向另一座房子，牆壁是藍綠色(也是海的顏色?)，有點像塔樓的形狀。
沿樓梯爬上去，進入一個不規則的房間。空間不規則，家具也故意不規則。站在落地窗前，居高臨下，部分聖地亞哥城，以及城背後的安第斯雪山就盡收眼底了。這有點像在船長室中看盡風生水起的感覺。這座房子是孤立的。出門，路徑曲折，經過一些花草樹木，一叢蘆薈正在開花。碩大的花朵呈寶塔形，也可以看作是火炬形，就視看花人懷著怎樣的心情了。聶魯達當年看到此花開放，想必是看成火炬的吧，不論是出於革命的還是愛情的激越。
另一座獨立房子是酒吧。
裏麵也有超現實的光怪陸離的陳設。比如，一雙超大尺碼(三四倍尋常鞋子那麽大)，特別定製來，隨意放在酒吧的地上。再走山坡路，到了他的書房。這裏有些陳列，不多的手稿，不同版本的詩集。有一本中文的，台灣早年出的《二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的歌》，但沒用這個名字。沒有簡體中文的書。想了一下，要把背著的這本《詩歌總集》留在那裏，再想，這十多天裏讀什麽呢?便把這念頭打消了。
最後的節目，是看一段有關聶魯達生平的視頻。其實我不太需要看這些東西。一個詩人出名了，他在演講，他在領獎，他在喜歡他的讀者中間，他在享受成功的榮光。我倒寧肯去讀他那些詩，寧肯知道他的詩歌背後那些磨礪、那些痛苦。那是詩人的鹽。聶魯達就喜歡在詩裏寫到鹽。
鹽取代了崇山峻嶺的光輝，/把樹葉上的雨滴，/變成了石英的衣服……(《大地上的燈》)
但在這段視頻中，有最大的一撮鹽。那一年，我十三歲，在中國報紙上讀到過這個故事。左翼的阿連德總統被發動武裝政變的右翼軍人包圍在總統府。阿連德總統誓死不降。從中國報紙上讀到的消息是，阿連德總統手持衝鋒槍戰死。自那時起，阿連德在我心中就是一個英雄形象。現在，這個過程在一段黑白視頻中真實呈現出來。總統府正被政變軍隊圍攻。地麵是坦克大炮，空中還有戰鬥機低空掠過發射火箭彈，總統府被滾滾硝煙籠罩。看到當年一條遙遠傳說一樣的消息變成了殘酷的戰爭實景，我嚐到了鹽的苦澀，感到了某種鹽一樣的結晶硌著神經的痛楚。這是1973年9月11日，那一年我十三歲，阿連德總統在硝煙中倒下。僅僅十二天過後，9月23日，聶魯達病逝於聖地亞哥。可以補充一點材料。聶魯達曾於1969年成為總統候選人，後退出，轉而支持阿連德競選總統。後在阿連德政府中出任駐法國大使。他辭任大使回到智利一年後，政變發生，詩人辭世，時年69歲。
解說詞說，自1973年政變發生，聶魯達逝世後，故居也毀損，後來……後來，遺孀烏魯蒂亞在政治生態允許後，其餘生就致力於這所毀敗建築的恢複。也就是說，故居中很多物件也不一定是當年的舊物件了。如此說來，這故居與其說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倒不如說是一個女人對一個人、對一個時代的深長記憶。想到這些，我在這詩人故居中走動時，頗有些怪異的感覺。是在一個隨心所欲的現代派建築作品中穿行，還是失陷於一個詩人光怪陸離的夢境?但至少，這幢故居紀念了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
僅僅不過是愛情，在一個氣泡的/空虛裏，死亡的街道的愛情，/愛情，當一切都死了的時候，/隻給我們留下了燃燒的角落。(《我是》)
回程中，見到一幢威嚴的殖民時期宏大建築。就是剛才故居視頻中被坦克轟飛機炸，當任總統死在裏麵那個總統府。當年政變領導人很快就修複了它，自己搬進去當了智利曆史上任期最長的總統。朋友問我要不要下車，我說算了。隻是讓車緩行。總統府門口，無風，國旗低垂。衛兵們正在換崗。衛兵們膚色黝黑，又有西班牙人的鮮明輪廓。這種西班牙風格的廣場上少不得會有一尊雕像。
南美大陸，這樣的廣場上多立著馬上英雄。這裏的金屬雕像早已氧化成黑色，卻不知他姓甚名誰，想必應該是該國獨立時期的開國英雄吧。
次日夜裏，在孔子學院拉美中心作一個演講，題目是早定好的，《聶魯達召喚我來到拉丁美洲》。
年輕時就喜愛聶魯達。有一陣子喜歡的程度僅次於惠特曼。後來慢慢不讀了，但這次出行，拿起來還不覺得這中間已經隔了差不多三十年時間。
我去某國某地旅行，不太讀那些旅行指南一類的東西。而願意讀他們的文學。我國近旁的好些國家，旅行社大賣，但我就是不去，沒有別的原因，沒讀過那裏的文學，去了，就是一個傻了巴嘰的遊客。
這樣的講法，也可讓異國聽眾明白，如今的中國人真的是虛心學習，不光學歐洲和美國，地無分遠近，國無分大小，有好的，我們都學。相較之下，中國的東西他們真學得不多。
來的人不少。講座後提問也大致靠譜。
隻有一個禿頂先生，很客氣的樣子，期期艾艾地說，他不同意我在講座中說阿連德是個英雄。他說，阿連德是自殺的，一個人就不應該自殺。我回答他，我以前知道阿連德是戰死的，但即便自殺在我心目中也還是個英雄。我問他，你說他不該自殺，是基於宗教理由嗎?禿頂先生說不是宗教原因。我說，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就是人家出於宗教理由你還去和人爭論。宗教是定見，你跟別人爭什麽呢?你說不是就好辦了，那你為什麽說他不該自殺。禿頂先生說那不等於放棄了社會責任嗎?我說，好家夥，人家飛機坦克地上來了，就是剝奪你這個責任能力，自殺，不投降，不自取其辱，非常了不起了。
智利的晚飯是真正的晚飯。講座完，大家還喝了些紅酒，閑聊一陣，九點鍾，這才開拔去吃飯。桌上有兩位智利當地作家，說同意我對阿連德的看法。他們說，當年總統府被進攻的時候，阿連德總統通過廣播對全國講話，聲明不會向叛軍交出權力，不會活著走出總統府。如今，世界大幅度右轉，當年如阿連德這樣的壯舉也成為質疑與解構的對象了。馬爾克斯在諾獎頒獎禮上的演說中針對強勢的西方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麽在文學上可以毫無保留地讚同我們的獨特性，我們在社會變革方麵所做的嚐試卻受到種種懷疑而遭到否定呢?”其實，在這一點上，西方迄今並無任何明顯的改變。我們還應該記得，阿連德總統犧牲後，並不是智利人的馬爾克斯曾封筆五年，用文學罷工抗議這場軍事政變。直到1982年，馬爾克斯在他名為《拉丁美洲的孤獨》的諾獎演說中，還對這一事件念念不忘:“一位合法的總統以他那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塹壕，單槍匹馬和整整一支軍隊作戰，直到壯烈地死去。”那時，阿連德和聶魯達逝世已經近十年了，但馬爾克斯沒有忘記他們。近年來，中國對聶魯達的翻譯幾乎停止。我手裏這本詩集完成於1949年，所以我不知道以後關於這次政變，聶魯達有沒有寫過詩歌。但他在這本詩集《背叛的沙子》這首長詩裏，把拉美諸國獨立後迅速背叛人民的強權統治者全部寫了一遍。這首詩中有一節《寡頭政治》:
旗幟上的血跡未幹，/兵士們還沒有睡覺，/自由就改變了服裝，/變成了財產和家當；/從剛剛播種的土地裏/出來一個階級，一夥/佩著紋章的新貴，/既有警察，又有牢獄。
在智利的這些日子，還有一些我認為有趣的事情值得記錄下來。
去一個葡萄酒莊參觀。冬天，架上的葡萄藤都枯萎了。園中很多樹。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樹，都長成了世世代代就紮根在這裏的樣子。其中有一株玉蘭樹，我說，這樹的故鄉在中國，但導遊認真告訴我，園中有記載，這樹是從美國來的。
驅車一百多公裏去瓦爾帕萊索。
聶魯達說:“聖地亞哥是被冰雪高牆囚禁的城市。瓦爾帕萊索卻向茫茫的大海……敞開了大門。”
去看太平洋。
去看聶魯達的第二個故居。按計劃，沿海岸公路二十多公裏，走走停停，看太平洋的風景。然後，去廣播電台接受采訪。主持人遲到了——和這裏很多人一樣，他對遲到如此之久並不抱有歉意。逼仄的播音間裏居然擠進了四個人。主持人、我、當翻譯的孫新堂和聖托馬斯大學的莉蓮女士。其實我隻說了很少幾句話，主要是他們三個人在談一個叫阿來的人的什麽什麽。西班牙語好聽，但有些冗長。一句漢語過去，會變成一句半到兩句不等的樣子。從電台出來，已經沒有去聶魯達故居的時間了。我們必須趕一百多公裏路回到聖地亞哥，六點半在天主教大學還有一個演講。
瓦爾帕萊索的海，/孤獨的夜晚的光波，/大洋的窗戶，從中/探出了我祖國的身姿，/仍然用眼睛在張望。南方的海，大洋的海，/大海，神秘的月亮，/在橡樹的可怕的帝國，/在鮮血保證的奇洛埃，/從麥哲倫海峽直到極地，/都是鹽的呼嘯，都是瘋狂的月亮。/以及從冰中出來的星星的馬匹。(《智利的詩歌總集》)
我們也遲到了。
智利天主教大學的講座，我遲到了半個小時。
我在講座中說我其實不大關心這個國家有多大麵積、多少人口、多少礦藏。我關心的是這個國家的文學怎麽書寫他們的地理、他們的樹木花草、他們的人民、他們人民的生活。文學家應該以文學的方式進入一個國度。
今天我就在瓦爾帕萊索的海邊拍攝了不少照片。肉質葉的鬆葉菊，岩石間的仙人掌，海鷗，海獅，沙灘和波浪。
這些都是智利，聶魯達的智利。
我們將飛往南方。那裏的南方就是我們的北方，清冽的空氣中滿載著草木的芬芳、積雪的芬芳，以及沿著長長海岸線無聲的波浪。目標是蒙特港，那也是詩人歌唱過的:
我記起了，在蒙特港，或者在島上，/從海灘回來的夜晚，守候著的船隻，/我們的腳在它的蹤跡上留下了火，/一個發著磷光的天神的神秘火焰。/每踩下一腳就是一道磷光的硫。/我們用星星在大地上書寫。(《智利的詩歌總集》)
到的那天晚上，是想到海灘上走走的，為了去看詩人筆下海上的磷光，但是天下雨。
這是多雨的淒冷的翠綠的南方。我在那座高岸上孤立的酒店裏請大家喝威士忌。
杯子在顫動，有你的鹽，你的蜜，/它是水的無所不在的空穴。(《大洋》)
雨一直在下。
一早起來，雨還在下，海天相接處烏雲泛著鐵灰的光。
撐著傘，從高岸上的酒店下到海邊。
就像流水在石頭上磨下痕跡一樣，/它落在我們身上，輕柔地帶著我們/落向黑暗……/你熟悉土地和雨水，仿佛我的嘴，/因為我們就是泥和水做成。有時候/我想:我們跟死亡一起在下麵入睡，/在雕像的腳下的深入，瞧著那大洋。(《大洋》)
雨還在下。
但天邊上現出了霞光。在寒意中肅立著眺望鐵青色的海。不到十分鍾，雨停了。天邊的紅霞一路擴張過來，從天上，從水中，一路亮堂到跟前的堤岸上，連那些濕淋淋的嵯峨的巨石上也泛起了些微的紅光。
去聖托馬斯大學分校演講。
還是老題目，還是聶魯達。
演講廳窗外，是大學的院牆。院牆外，是一片墓地。大小不一的墓碑參差錯落，好些墓前還擺放著鮮花。墓地盡頭是海灣，鐵灰色的海在視線裏一動不動。
也有些事可以一記。
此時雖是冬天，四野卻一片青碧。甚至有花開著。酒店對麵一戶人家的柵欄腳前開著一株鈴蘭。青碧的葉，玉色的花。托馬斯大學分校樓前開著好幾叢歐石楠:白色的，粉紅的。這花夏天時曾在蘇格蘭尼斯湖邊山上得見，不想在這裏又碰見了。
這裏的人們老在說一種樹。很多很多年前，曾站滿蒙特港周圍的山坡。
這所大學有一個烹飪係。校長請吃飯。都是係裏研發的創新菜。係裏的總廚親自掌灶，每上一道菜還來親自介紹烹飪和品嚐要領。我說在這樣的大學當校長真有口福。校長說，來這裏幾年，待客還從來沒有上過重樣的菜。飯畢，校長送我一本畫冊《智利》。
他特意介紹封麵上站在雪山前那幾株高大的像鬆又像杉的樹。說這是智利的國樹，也正是他們一直在向我這個植物愛好者介紹的那種樹。西班牙語的名字我不懂。孫新堂用了什麽工具軟件後告訴我，此樹中文名叫檜木。
那我就知道是什麽樹了。台灣阿裏山中，小火車載著遊客去看的好幾個人才能合抱過來的那些參天古木就是這名字:檜。
我們往更南邊的拉巴斯港的湖上去。公路邊某一處，司機特意放慢車速，讓我們看一個叫“總統座椅”的老樹樁。沒怎麽看清楚，車已經過去了。莉蓮在手機上輸入這個關鍵詞，果然出來一大段西班牙文，這個我不懂，但隨文的黑白老照片卻懂。那是一個有兩三米直徑的中空的老樹樁。好幾個戴禮帽穿坎肩的男人坐在上麵，中間那位是當時的智利總統。哦，幾十年前，這裏的檜木也就剩下這個樹樁了。
沿途有一些老房子。頂子和牆都用的是木板，那木板都像瓦片那麽大小，魚鱗狀披覆，覆蓋著屋頂與牆麵。司機是學校派出的一位女老師，她又說，檜木，檜木，這些都是檜木蓋成的房子呀，百年都不壞不腐呀。
但有些老房子卻明明顯出了朽腐的模樣。又是一座天主堂。所以來參觀，也是因為“全是用檜木建成的呀!”從立在頂上的十字架，到裏頭精雕細刻的壁龕。
這一整天的行程真是看盡了最美的風景:湖，積雪的火山，整天就圍著這個湖和湖邊兩座活火山轉圈。直到黃昏，太陽收起落在湖上和雪山頂上的最後一抹光線。這天，終於在積雪的山峰下看到了活著的檜木。睌上在酒店，我對著畫冊封麵上的那幾株參天大樹發了好一陣子呆。
我們還去看了一個蚊子瀑布。
不隻是植物的尖銳空氣在等待我，/不隻是皚皚白雪上的雷鳴；/眼淚和饑餓仿佛兩種熱病，/爬上祖國的鍾樓而轟鳴；/從那裏，在氤氳的天空之中，/從那裏，當十月勃發，南極的春天/在美酒的華彩之上奔流時，/卻又有一陣悲歎，一陣又一陣悲歎，又一陣悲歎，/直至橫越白雪、黃銅、道路、船隻，/穿過黑夜，經過大地，/直至我流著血的喉嚨把它聽見。(《奧裏薩瓦附近的愁思》)
極美的東西總是引發愁思。多看一會兒，感覺自己有點化在裏麵的感覺，也就是看得有些意思了。旅途匆忙，看出點這樣的意思也就很夠意思了。
旅遊公路繞湖行走，兩座雪山一直在視線之內。其中一座渾圓的錐形，像極了富士山的形狀。這一天裏，我無數次把鏡頭對準忽遠忽近的它。據說，這是兩座活火山，隔幾年就噴發一次。最近的一次噴發就在兩年以前。但這個湖區地理條件得天獨厚，可以看見火山噴發的壯美景象，火山灰等有害物質卻被太平洋上的風吹到山那邊的阿根廷境內去了。這個湖區四周居住著德裔移民。民居，教堂，農場，小鎮，一派歐洲風情。繞湖一圈，來到一個叫作草莓的小鎮。立在湖邊，晚霞映在湖上，對岸的雪山頂被夕陽照出一片緋紅。不到十分鍾，暮色在湖上彌漫開來，雪山頂上的緋紅漸漸消失，隱去不見了，滿耳都是湖水拍岸的聲響。
這也是智利之行的尾聲了。
明天飛行。
這裏已經非常靠近聶魯達在智利南方的故鄉。他描寫故鄉的景象跟我眼前看到的一模一樣:
在火山山麓，緊挨著常年積雪的地方，在幾個大湖之間，靜穆的智利森林散發著芳香……我就是從那片疆土，從那裏的泥濘，從那裏的岑寂出發，到世上去曆練、去謳歌的。
智利，再見。
下篇:在秘魯
蒙特港。聖地亞哥。利馬。
又一個國家:秘魯。
聶魯達去過秘魯，在他的詩中不止一次寫到過秘魯，古印加帝國的心髒。
飛機落地，人臉的拚圖大變。沒有那麽多棱角分明的歐洲臉了。印第安人的臉錯落著，黝黑發亮，飽滿渾圓。
這個國家還有很多華人。有個統計數字，有華裔血統的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
這些華人臉和印第安人的臉疊印著，有些難以分辨。其實也無需分辨。遇到這個國家天主教大學裏的孔子學院外方院長，華人，姓鄧，講著很好的中文，和我握手時，他說:“我是秘魯人。”
我在他的學院要作一個關於略薩的演講。本來，想偷點懶，一路就講聶魯達好了。爆炸文學時期那些拉美作家，似乎沒有人把自己當成某一國的作家，而是把自己當成整個西班牙語美洲的作家。
記起博爾赫斯的一首詩。是寫他的曾外祖父蘇亞雷斯上校的。
這個人是一位為南美洲擺脫殖民統治的戰鬥者。他不是為一個國家戰鬥。博爾赫斯曾經為他的一本翻譯為英文的詩歌集作過很多注解。關於這首詩的注解也很長。他寫了他曾外祖父的一生行跡。這位蘇亞雷斯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1814年參軍成為一名擲彈騎兵。1816年隨軍翻越安第斯山參加解放智利的戰鬥。“他曾經在恰卡布科作戰(1817年2月)，幾天後又領導了一次大膽的壯舉，在瓦爾帕萊索港口俘獲了一艘西班牙雙桅戰艦，他的十四名士兵和七名水手製服了船上的八十九名船員，這使他晉升為少尉。1818年，他參加了在坎查·拉雅達失敗的戰鬥(3月)和麥普的勝利(4月)，在後麵那場戰役中表現極為英勇，因此立刻被升為中尉。第二年，他在比奧·比奧和契蘭作戰，1820年又投身於秘魯戰役。12月，他在那裏的帕斯科戰鬥——仍然戰功卓著，被提升為上尉。在此後的兩年裏，他參加了另外至少六次行動，再次提升了軍銜。1824年，在玻利瓦爾指揮下，蘇亞雷斯在著名的胡寧戰役中成為當日的英雄。後來他在阿亞庫巧作戰，被玻利瓦爾提升為上校。”
這或許可以說明拉美作家在國家意識以外還有一個強烈的泛南美的共同意識。在這裏，有人提醒我還是講一個秘魯作家為好。
這麽一來，我熟悉的秘魯作家就隻有略薩了。於是，我定下演講的題目:《我就是略薩筆下的阿爾貝托》。
阿爾貝托是小說《城市與狗》中的一個人物。那些不安於現狀的犯上作亂的軍校生中的一員。這個人有寫作愛好，在小說中的綽號就是“詩人”。他與書中人物的共同點是，他們所經曆的一切他也共同經曆:痛苦，迷茫，反抗，沉淪。他與書中人物的不同點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漸漸對這種生活產生了質疑與反思。文學幫助人超越。在我看來，一個作家就是這樣產生的。所以，我可以是阿爾貝托，我們所有人都可以是阿爾貝托。台下，坐滿了印第安麵孔。我想，那些腰紮武裝帶的軍校生們，也應該是這樣的麵孔。
作完這個演講，幾個聽講的人還共同送了我一份禮品:一瓶當地酒和一件印加風格濃鬱的小工藝品。
接下來，要去裏卡多·帕爾瑪大學。
這是一所有名的私立大學。校長和我見麵，照例介紹一些學校的曆史，說大學的命名用的是創建者裏卡多·帕爾瑪的名字。接下來，這所大學的孔子學院外方院長羅莎女士請我去一個叫山海樓的“吃飯”去吃飯。這話是不是有點夾纏不清?“吃飯”是一種中餐館。一百多年前來到秘魯的那些華人創造出來的一種秘魯化中餐館。所有這種秘魯化的中餐館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吃飯”。雖也有好些中國菜式，主打通常是炒飯。比在中國，炒飯中多了肉，重鹽。這也是入鄉隨俗吧。
羅莎女士以前也教過文學，談起略薩並不陌生。她打著手勢對我說，聶魯達是左派，略薩是右的。我說，略薩先是左傾的，後來轉向右邊了。羅莎女士說自己也是左派。她說，年輕時代，中蘇關係破裂以前，她也見過些中國人，在莫斯科。這讓我有些奇怪。後來是別人告訴我，羅莎是烏克蘭人，美國籍。她長得金發碧眼，個子高挑，風度翩翩。在膚色和頭發都一片黑色的秘魯人中顯得鶴立雞群。她問我還讀過哪些拉美作家，我說了一串名字，說到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她說，年輕時見過。她又問我去過南美的哪些國家。我說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