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與風的幅麵
——從福州，到泉州
去海邊，往福建的海邊。那裏，海與風有更寬闊的幅麵。
臨上路前，我正在中國的另外一端，西部高原。
大多數時候，我都在亞洲內陸的高原上穿行。高原上，風橫吹，山脈不動，荒野卻在洶湧。荒野上麵的草、樹，還有沙塵，相互征逐。然後，是夜的降臨:星光淅瀝，寒氣下降，一切都凝結，霜花閃爍，星星點點。連水都靜下來了，一條條奔流的河，瀉入內陸的鹹水湖，靜止，凝結，如酥酪，如硝鹽，如水成岩。水成岩，就是水中物質凝結成的石頭，隻剩下一個人，在時間的深淵旁，思緒明滅，猶如星光。居住在高地上的人們，相信自己可以俯瞰世界。換個角度看，也可說很容易被封鎖在一個難以突圍的世界中間。難以逾越的雪山，參差在四周。在當地語言古老的修辭中，這些雪山被比喻成柵欄。柵欄是人類基於防範的發明，別人進來不易，這物化的東西豎立久了，即便作為物質的存在已然腐朽，化為了塵，卻依然豎立在靈魂中，別人進來已無從阻擋了，但那東西的影子毒刺一般立在自己心中，反倒成了自我的囚籠。
離開高原前的某個夜晚，我一個人站在高地上那些四圍而來的奇崛地形中間，一半被暗夜淹沒，一半被星光照亮，腳下是土層淺薄的曠野，再下麵是錯落有致的水成岩層——那是比人類史更長的地理紀年。以千萬以億為單位的地理紀年告訴說，腳下的崎嶇曠野，曾經是動**的海洋。間或，某個岩層的斷麵上會透露出一點海洋的信息，一塊**石，或者一枚海螺的化石。但是，從這化石中已經無從聽到什麽了。一枚海螺內部規律性旋轉的空間也填滿了堅固的物質，那是上億年海底的泥沙，已然與海螺一樣變成了石頭。本來，從一個空曠的海螺殼裏，確實可以聽到很多聲音回**。我相信那是海的聲音:寬廣，幽深，而又動**。
因此，我總向往著要去海上旅行，或者需要不時抵達那種可以張望海洋、聽得見海潮鼓湧的地方。
那些有腥膻海風吹拂的地帶，和中央高聳、四圍無際的陸地大不一樣。在那裏，陸地隻是一個開敞的狹長的地帶，瀕臨著寬廣與魅惑的海洋。那裏通行另外一組詞:信風、洋流、異國、遠航——即便是帆已破碎，卻未能抵達目的地的遠航。那裏的陸地也會對海洋采取防守的姿態:用岩岸，用鹽沼，用紅樹林，用長長的防波堤。同時，那裏的陸地也向著海洋敞開。在每一條河流的入海口，在那些三角洲上，大陸向著海洋敞開。那是內陸社會以外的另外的壯闊景觀:港口、船、潮水，還有燈塔，口音奇異的人群，他們依靠另外的詞匯交談。他們站在陸海的交接線上勞作交談時，遠處，水天相連，渾茫無邊。
我這個騎馬民族的後裔，雖然已經告別遊牧，坐在書房，因為海洋經驗的缺乏，隻能在生起海洋之想象時，以別人的詩章澆自己的塊壘。我想起聶魯達 《大洋》中的詩句:
這不是最後一排浪，以它鹽味的重量
壓碎了海岸，產生了
圍繞世界沙灘的寧靜；
而是力量的中心體積，
是水的伸展的能量，
充滿生命不能動搖的孤獨。
我願意直接從高原上下來，越過那些深陷於山間平原與丘陵間窪地的內陸省份，直接就落腳在腥風撲麵的狹長海岸線上。航空業為這個願望的實現提供了可靠的支撐。當飛機越過深陷的內陸時，我昏睡。臨近海岸時，我醒來，憑窗俯瞰。曲折的海岸線，孤懸的島，與大陸藕斷絲連的串珠般的群島，藍色海洋，用波浪、用沙灘給每一座島鑲上一道飛珠濺玉的花邊。
我還想起一本古代的阿拉伯地理著作中關於海浪的描述。在這本地理書的修辭中，把海浪說成 “海水在膨脹”:“海水在膨脹如大山之後，它們又落下去如同深穀一般。但這種海浪不會碎成浪花，從來也不會覆蓋如同人們在其他海中發現的那種泡沫。”
正是這樣起伏的海浪構成了海洋與陸地截然不同的富於張力的表麵。也是因為這張力，使得陽光下的海以及向海敞開的河口，閃爍著金屬般的光澤。
飛機在降低高度，那大河的出口越發清晰。
陸地沉黯，水，閃閃發光。越發開敞的河流閃閃發光。浩渺的海洋更加閃亮。
事前細讀過地圖，知道現在機翼下緩緩流向海洋的水流是閩江。在自身造就的小平原上，閩江舒展開了身子，一分為二，造出一個島，還在島的兩個對岸造出更寬廣的土地，讓人們在河流即將入海的地方造一個城。這座城叫作福州。然後，再合而為一，流向海洋。而在即將入海的地方，又一分為二，再造出了一個大島和若幹小島。所有那些迂回曲折，是要造成一些深水區，讓向往海洋的人們營建港口和船廠。
走出機場，車上高速公路，木棉花盛開，台灣相思樹樹冠華美，鳳凰樹羽葉飄搖，看不見海，東南風吹送，充滿我鼻腔的已是來自大海的味道。當天晚上，在福州城，朋友請茶。茶自武夷山來，那裏是閩江源頭地區。飲茶的深夜，我想，這時，閩江正浩浩****奔向海洋。在它的入海處，某一處港口，正有一艘大船，解開了粗纜，發動了輪機，正緩緩起航。眾多的貨物中，有一宗最古老，也最新鮮，還帶著初春山林氣息的貨物，叫作茶。密閉在集裝箱裏，要隨船去往異國，去往他邦。在異邦的另一條河口，某個海港，已經有茶葉抵達，巨獸般的吊車啟動，把東方的貨物環抱上岸，而某一家高鼻深目的主婦，正在準備合適的桌布與瓷器，來迎接中國的神奇樹葉。因為這些茶葉，還有絲綢與瓷器，一本古老的阿拉伯地理書的作者揣測說:“流經中國的河流跟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一樣大。”那位古代的阿拉伯地理學家一定認為，沒有浩大的有航行之便的河流的驅動，人類就不會航向海洋。沒有大河的驅動，人類就不會想到，要從沒有陸地的海上，去尋找另外陸地上的國家與城邦。盡管我們早已知道，僅僅隻是流程短促的閩江，就可能比那些在阿拉伯沙漠中流淌的河流更加水量豐沛，卻又不能不承認，是他們早於我們開始對與水相關的世界的探索與想象。那個叫馬蘇第的古代阿拉伯人早在公元十世紀就寫下了上述所引的文字。據說，他曾經從巴格達出發，穿過印度洋，直到馬來群島，到達過南中國海上。
這次福建之行，幾乎所有的參觀項目，都與海洋相關，更準確地說，是與中國人如何走向海洋密切相關。
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得打亂一下參觀路線上時間與空間的順序，為的是，不必讓那些曆史相互交叉的線索過於夾纏。
福船博物館在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博物館坐落於一個重門深戶的古老民居中，套疊數進的傳統院落，正好構成一個遞進的關係，成為一個以空間展開時間的場所。在這裏，我們看見了瀕海的人類建造船舶的曆史。從簡單的獨木舟，到深諳流體力學的，狀若展翅飛鳥，下有分隔的水密艙室，上麵聳立樓層的曾經遠航到大洋之上的福船。我們既直觀地看到造船工藝的演進，更可以想象一代一代的弄潮人，怎樣駕著這些船，駛向遠方廣闊的海洋，在一條條陌生的海岸線上，靠近一個又一個遠方的島嶼與大陸。博物館中還陳列著來自異邦的船舶。我注意到，解說員不斷強調，以福船為代表的中國船，采用的是飛鳥的造型，而西方的船舶采用的是魚的造型。船舶的航行，憑借的是風與水兩種動**的流體。福船那飛鳥展翼般的造型，顯得更輕盈，其中既包含對自然之力的充分理解，更體現出中國人審美中一以貫之的飄逸之感。我恍然看到現在停靠在博物館、被精心布置的燈光所照亮的福船，正在海上航行。那姿態仿佛一隻正拍擊著翅膀準備從水麵起飛的大型海鳥，開展而上翹的船頭犁開海麵，激起浪花，又壓碎了浪花。季風到時，順著洋流，那船是怎樣輕盈地飛掠在寬闊的洋麵。
中國的文化本來是多元的。在大河的上遊，高原上遊牧的民族，也以馬背為舟，席地幕天，即便身處蒙昧，也追求著一種寬廣的生活，而在河的下遊，向著海洋敞開的三角洲，也哺育出另一種更具冒險精神的文化，**被未知的寬廣所激**。如果中國一直以這樣多元的文化相互激發，而不是日漸以河流中遊農耕文明哺育的文化一統天下，那該是一種什麽樣的景象?
航海人去向遠方，往南，是南洋，過了南洋，再往西，是印度洋。
航海人去向遠方，往東，是台灣，過釣魚島等一係列島嶼，是琉球，是更為寬廣的太平洋。
當一個族群總是去往遠方，遠方的族群也會來到你的麵前。
在福州城裏，就有一處專門招待 “遠人”的所在。那裏，老榕樹籠罩的陰涼隔絕了近處大街上喧嘩的市聲，也庇護著一座古老的建築:柔遠驛。這是一座始建於明代，又在清代重建過的驛館。據當地有關海洋交通的史料，那個時代，正因為有了福建所造那些適於遠航的福船，明中葉之前，琉球群島和中國大陸間的交通以直航福州港最為便捷。加上從事中琉貿易的人很多是明代初葉移民到琉球的福州河口人，因此前來中國的琉球人，無論朝貢還是通商，往往先在福州港靠岸。於是，當時福州官方便在城東南建好廨舍，專供琉球人駐足盤桓，福州民間稱之為琉球館。明朝成化八年 (1472年)，正式設立懷遠驛以接待琉球來往人員，其地址就在原琉球館附近。明朝萬曆年間，懷遠驛更名為柔遠驛。其意取自 《尚書》中的“柔遠能邇”，寓意優待遠人，以示朝廷懷柔之至意。
現在，柔遠驛四周高樓林立，出了樹蔭濃重的小街口，市聲沸騰，但遠方來人也早絕了行跡，已經改造成一座博物館的古老館驛靜寂無聲，隻有一些經曆了曆史上重重劫火而得以存留的文物在頑強證明中國古代也有過何等開放的文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曾在中學課堂上照本宣科過中國曆史。那些曆史教科書中，有一個不容置疑的結論，那就是封建王朝的閉關鎖國。其實，那時才是重門深鎖後國門初開。我們在意識深處隻是從一道門縫中好奇地向外張望，而沒有想過要超越一元論史觀，全麵地打量自己國家曆史更複雜的局麵。這種影響，在國人思維中其實一直延續至今。所以，當我在柔遠驛改建的博物館中看到兩張記錄道光十六年 (1836年)和道光十七年 (1837年)琉球和福州間往來商品的詳細記錄時，心理感受要說是 “震動”也是毫不為過的。
所以，我願意不避文章的冗長將這物品清單抄錄在這裏，因為，很長的曆史時期以來，我們總是急於對曆史進行意識形態的定性，而對於豐富的細節以及包藏其中的意味過於忽視了。
道光十六年琉球使者從海路輸送到福州港的主要物品:
海帶菜，一十五萬七千餘斤；海參，二萬三千斤；魚翅，七千斤；
鮑魚，二萬九千餘斤；目魚幹，五千二百餘斤；
醬油，五千三百斤；銅器，九十斤；
棉紙，一百二十餘斤；刀石，一千餘斤；
金紙固屏，二架；白紙扇，一千把；
木耳，一百餘斤；夏布，三百二十匹。
道光十七年從福州港輸往琉球的物品更加豐富多樣:
絨毯，三千六百斤；藥材，二十一萬餘斤；砂仁，八千四百斤；
茶葉，七萬二千斤；粗瓷器，三萬五千餘斤；白糖，六萬五千斤；
沉香，八千三百斤；徽墨，八十斤；線香，一萬一千餘斤；
錫器，一千一百餘斤；玳瑁，一千一百斤；甲紙，二萬零五百斤；
蟲絲，八百斤；棉花，三千五百斤；粗夏布，三千四百匹；
油傘，九千把；毛邊紙，十一萬六千餘張；
針，二十五萬根；織絨，六十匹；油紙傘，二萬二千餘把；
大油紙，三千四百張；篦箕，八千個；漆茶盤，六千個；
嗶嘰緞，二百丈；中華綢，二百九十餘匹；縐紗，二百三十四匹；
小鼓，二十餘麵；舊綢衣，二百餘件。
願意不厭其煩，抄錄這張貿易物品清單，因為這是曆史生動而豐富的細節。從這張清單上，可以揣想那個以外邦藩屬朝貢、朝廷賞賜為主，民間自發貿易為輔的貿易體製的麵貌。也可以從這份清單看到中國以精細的農耕和手工業技術為核心而對周邊藩屬之國保持的延續了上千年的技術優勢。中國的商船揚帆出海，周圍的藩屬之國還在從陸上、從海上絡繹前往中央之國。但是，這時已是道光十七年，大清國正在從其天朝大夢中滑向遲暮之年。與此同時，那些比傳統外邦更加遙遠的殖民帝國正四圍而來，鯨吞，或者蠶食由朝貢體製維係的中國周圍的藩屬之國，將他們改名換姓。正如 《劍橋插圖中國史》所說:“當世界力量的平衡慢慢移動時，沒有任何中國人給予足夠的關注。”乾隆皇帝在答複英國國王要求通商的信中是這樣說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遠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這是以朝貢羈縻藩屬之國而得到的經驗。上述的物品清單正是這種意識的有力支撐。道光十七年 (1837年)，在福州，與琉球的海上貿易還在進行，琉球的使者與商人還出入於柔遠驛中。但更大宗的與正在興起的海上殖民帝國的貿易卻被朝廷限定在廣州。“中國人不按歐洲商人希望的數量購買其羊毛、刀子和鋼琴”，而對歐洲人來說，工業革命後，購買力增加，不但傳統的絲綢與瓷器需求更加強勁，新的消費習慣又形成對於茶葉的需求。“山雨欲來風滿樓”，柔遠驛裏進出的人們感覺到了風暴的來臨嗎?中國的中央朝廷感受到了這種危機的迫近嗎?那些琉球的朝貢使與商人感到他們最終將像脫離了引力的隕星被更強悍的引力場所虜獲嗎?我想，末梢神經總是敏感的，總是會感受到危險的迫近。隻是，把這些信號傳遞給中樞的途徑已被阻塞，又或者，那個本來擁有多元文化信息來源的中央大腦，早已習慣於接收與處置陸地農耕文明的信息，而將本國文化中本就具備的源於海洋文明的傳來的種種信息頑固地屏蔽了。如果沒有工業文明的興起，沒有西方列強的次第東來，那麽，看看張掛在當年的柔遠驛牆上中國輸出物品的清單，就知道，那一切，對於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來說，似乎真的是不需要什麽了。那些物品，是足可以維持一種穩定而且雅致的生活了。
但這時，一套由西方人製定的遊戲規則已經在全世界運行，“他們希望中國放棄朝貢貿易，通過特使、大使、商約和已經印行發布的關稅率處理與他國的關係”。但這樣的聲音讓依然以為自己處於世界中央的大清國朝廷沒有聽見。讀書人還在書齋裏背誦孔子的語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的，周圍的藩屬之國總還要從海上，從陸上絡繹而來。但三年後的道光二十年 (1840年)，鴉片戰爭一聲炮響，他們都要日漸疏離了，失去這些藩屬屏蔽的中國，漫長海岸線上所有通向內陸的河口都將在強力的驅迫下，不情願地敞開。
一個悲情時代正在到來。
在福州，很多紀念性的處所，都是溫習這段悲情的課堂，但我不想花太多時間去重溫那些悲愴。我更願意重溫中國人，至少是東南沿海的中國人頻繁而自信地出入於海上的時代。也是在柔遠驛，和當地朋友交談時，聽到了番薯如何進入中國的故事。當地史誌中記載:“按番薯種出海外呂宋。”其實，番薯和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很多食材，如:辣椒、玉米、西紅柿、馬鈴薯等來自更遙遠的美洲。番薯也是一樣，先是被殖民者帶到歐洲，再傳到呂宋，然後，被明萬曆年間到呂宋進行海上貿易的福建人陳振龍發現。他見當地遍植番薯，並了解到此種作物耐旱、高產、適應性強，生熟皆可食用。一本歐洲人所著的叫作 《改變曆史的貧民美饌》的書中說:“甜薯，是牽牛屬的一種蔓性植物，在哥倫布登陸海地之後，便跟著他回到了西班牙。”“自1493年開始，西班牙的船隻從海地及其他地方陸續回到歐洲，並引進了甜薯。”最初的歐洲人並沒有充分認識這種植物的食用價值，而是被西班牙國王作為觀賞植物栽培在花園中。後來，他們又將這開花植物贈送給英格蘭國王。這個國王是亨利八世，“也非常喜歡甜薯，卻是為了一個終將讓他失望且沮喪的理由:他以為這是一種**”。這個甜薯，就是福建人口中的番薯。我們已不知道此種作物又如何傳播到呂宋諸島，卻確切地知道，恰恰是在番薯進入歐洲的一百年後的1593年 (明萬曆二十一年)，陳振龍將番薯從呂宋引種到了家鄉福建。我們還知道，那時番薯的經濟價值已經被殖民國家充分認識，所以，其種苗和種植技術不是自由傳播的。陳振龍是靠把番薯藤編織在船上所需的眾多的索具中，才避過了出境檢查。他經過七晝夜航行回到福州，隨即在住宅旁的空地上開始試種。這時正逢閩中大旱，五穀歉收，陳振龍促其子陳經綸上書福建巡撫金學曾，報告呂宋番薯可以救荒。金巡撫允許試種，俟收成後呈驗。當年，試種成功，金巡撫即於次年傳令遍植閩境，解決荒年缺糧問題。閩人感激金學曾推廣之德，一時間曾將番薯稱為金薯。今天，中國凡氣候適合之地，已遍種此物。並在中國不同的方言區中有了更本土的名字:比如地瓜，比如紅苕。今天人們不僅食用其澱粉豐富的塊莖，其藤葉，也成為一道餐桌上常見的健康食品。這次行於福建沿海，有蝦蟹魚蚌的餐桌上，也總有一盤嫩綠的薯藤在豐富的動物蛋白中加添幾縷植物疏淡的清香。今天的貿易的主流，是技術與資本，而在古代，從陸上絲綢之路到海上絲綢之路，來自不同方向的眾多的外邦植物改變了中國的農業與中國人的食物結構。
一個番薯故事，足可讓我們體會到開放與貿易帶給人民的福祉。
所以，我更願意先來寫寫此行在曾經因開放而繁盛了好幾百年的泉州的所見所感。
十來年前，去過一次泉州。唯一的原因，就是從書上看到這座城市曾經的一個名字，刺桐。字是中國字，詞是中國詞。但不知為什麽，卻覺得那是一個異國風味十足的名字。和讀曆史中那些用非漢語的字眼對音而成的地名一樣有著別樣的風情。那些引起我同樣興趣的地名是汗八裏，是花剌子模。是暹羅，是占城。那是中央朝廷還沒有動不動就興起海禁之想的時代裏流布於漢語典籍中的名字。
刺桐，這種春天開滿紅花的樹木和番薯一樣，也從南洋而來。這種極具觀賞性的高大喬木，至少在唐代，就已經完全改變了一個中國城市的麵貌。讀過一本寫中國古詩中植物的書，說刺桐在唐詩中已經大量出現。
海曲春深滿郡霞，越人多種刺桐花。
那時，阿拉伯人早已從海上來到過中國。
前麵說過，生活於十世紀的那個叫馬蘇第的阿拉伯人在他的地理學著作 《黃金草原》中，已經有了關於中國的描述，他說，從阿拉伯出發，要經過七個不同名字的海，“第七海是中國海”。那似乎也是他們向東航行的極限，“在中國已遠，於大海下側既沒有已知的王國，又沒有已被描述過的地區，惟有新羅及其附屬島嶼例外”。
《黃金草原》作為一本古代的地理書，大部分篇幅說的是海，是船，是海路，和海路通往的那些傳說般遙遠的國家，卻偏偏命名為草原。把海洋當草原，遊牧其上，那人內心裏鼓**著的是怎樣一種浪漫精神!這位地理學家甚至用阿拉伯語給中國的皇帝重新命名。比如奈斯爾塔斯、比如阿溫、比如艾賽敦。他還記述了一位他命名為赫拉丹的中國皇帝，“該王令人建造了大船，讓那些負責出口最為典型的中國產品的人登上了船，以前往信德、印度、巴比倫等遠近不等和通過海路可以到達的地區。他們必須以他的名義向這些地區的君主們奉送珍奇的和價值昂貴的禮物。在他們返回時，又為他帶來了在食品、飲料、衣服和氈毯方麵最為珍貴，甚至是最為罕見的物品。此外他們還負有致力於了解他們曾參觀過的所有民族的政府、宗教、法律和風俗習慣的使命。”
這些文字記述的大約是唐代時的中國。陸疆與海疆都高度開放的中國。但是，今天已經很少遇見唐代的文化遺存了。在泉州遊走，總是會跟鄭和劈麵相逢。在地麵上，一座麵海的山丘，還豎立著一座高塔，傳說鄭和下西洋前，屢上此塔眺望海上浩渺的煙波。在地底下，前些年出土了一座被海邊的風潮掩去的寺院。在這座重見天日的佛寺中，循例該有的佛教眾神殿中的那些佛菩薩外，還有媽祖和鄭和雕像，作為那些時常去往無邊的海洋上闖**的泉州船民們的庇佑之神，與佛教的偶像一起在同一座大殿中享受香火。鄭和的先祖是中亞細亞人，從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了中國。到鄭和從中國海航向阿拉伯海的時候，除了伊斯蘭信仰，他已經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中國人了。泉州當地史誌中還有關於率船隊揚帆遠航前到靈山聖墓行香的記載。
靈山聖墓，坐落於泉州城東靈山南麓。唐武德年間，即公元七世紀初葉，伊斯蘭教初創，即有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門徒四人隨商隊東來中國傳教。正如 《古蘭經》經文所說:“船舶在海上帶著真主的恩惠而航行。”這四位伊斯蘭賢人到達中國後，三賢、四賢便在泉州居留傳教，並在此終老落葬。這兩座並排安臥於泉州的伊斯蘭式墓葬，就是在整個伊斯蘭世界看來，也是現存最古老、最完好的聖跡之一。
鄭和下了西洋。他的航跡最遠處究竟抵達何處，在今天的世界重又成為人們熱心爭論的話題。
這其實並不十分重要。
要緊的是他們的行為方式與目的，帶著那麽強烈的中國文化印記，正如馬蘇第在 《黃金草原》中的記述:“他們還負責激發外國人對寶石、香料及他們祖國器械的熱愛。大船分散於各個方向，在外國靠岸並執行委托給他們的使命。在他們停泊靠岸的所有地方，這些使者會以他們隨身攜帶來的商品樣品的漂亮程度而引起當地居民的讚賞。”於是，“大海流經其疆土的國家的王子們也令人造船，然後載運與該國不同的產品而遣往中國，從而與中國國王建立聯係，作為他們獲得該國王禮物的回報也向他奉獻貢禮。這樣一來，中國就變得繁榮昌盛了……”
唐代或更早前的中國人如何揚帆去往海外，從中國的典籍中已經很難尋覓翔實的記載，但在這些早於鄭和下西洋五六百年的記述中國人航向世界的文字，仿佛正是對鄭和們所做功業的詳細描摹。
至今，在泉州當地還有遙遠的錫蘭王子因故不能歸國，而長留泉州，其家族世代繁衍而最終化入中國的美好故事。
漫步泉州城中，四處都有海洋文明所帶來的多元文化的遺存。
伊斯蘭教的清淨寺創建於北宋，據說是仿照了大馬士革著名的禮拜堂的形製。如今這座寺院已基本損毀，但有著鮮明阿拉伯風格的門樓依然高聳。傾圮的禮拜堂有了更中國化的名稱:奉天壇。但四圍的牆壁仍在，其西牆正中還有拱形的壁龕。內壁上鐫刻的阿拉伯文仍清晰可見。專家告知，這些文字都是 《古蘭經》中的警句。今天，信眾們的禮拜之處是屢塌屢修的明善堂，已然是一個中國風味十足的磚木結構的建築。
濃重的樹蔭背後，開元寺雙塔雄峙的身姿緩緩從天際線上升起。
眼前情景正合了李太白的詩意:“寶塔淩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不由不聽了主人的導引去往開元寺。
剛剛來到廟前，我的目光便被一塊石雕所吸引。這塊花岩石雕砌入了廊下的石階。那獅身人麵的雕像顯然不是佛教眾神殿中的造像。其強烈的風格讓人想起印度教萬神殿中的造像。然後，在這座佛寺中，我們又相繼見到了多個印度教風格的神像和建築構件，它們或者單獨陳列，或者已經作為建築材料嵌入了佛寺的整體構造。就是這樣一些物件，透露出生動的文化氣息:在這座佛寺建立之前，印度教也曾在這塊向著海洋敞開的土地上傳播，並構建過自己敬奉眾神的神廟。活躍在這個城市的外邦商人，興許也有接受了這種宗教的當地人，在這裏以香花敬神，以歌舞娛神，以猛烈的祈禱求得神靈的佑助。有史料顯示，唐代的時候，隨著貿易的人流，從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的，也有世界各地信仰堅定的傳教者們絡繹不絕的身影。他們帶來了伊斯蘭教、猶太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在泉州開元寺，我又看到了印度教也曾到訪，並試圖紮根中國的確切物證。印度教當時流行本地的景況已渺不可考，卻想起撰於唐代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文字，想必也可大致構想當時印度教流布的情形:
“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效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餧者來而飯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
今天，景教與印度教在中國土地上幾乎斷絕了蹤跡，但同樣自西而來的佛教依然在中國大地上香火旺盛。熙熙攘攘的信眾，正依了佛經的教導，“見佛塔廟，作禮圍繞”。
出得廟來，在佛寺之側，我見到高過殿簷的幾株菩提樹，微風過處，那些有著七到八對明晰葉脈的綠色葉片便敏感地振動起來，發出細密的聲響。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就是在此樹庇蔭下悟得佛教精義，因此，菩提樹在虔敬的佛教徒那裏也是聖物，風動振葉，所發聲音，亦可當成是梵唄之音，有稱頌禮讚，有消除業力的無邊功德。我輩俗人，不是阿難，不是迦葉，也仿佛聽見佛所教導:“諦聽!諦聽!汝當諦聽!”
我靜心諦聽，不是佛教徒，未感受法力的加持，卻似乎從曆史深邃處看到文化強勁的光亮。
那天，還在樹下發現數莖結構簡約精巧的藍色小花，如星光閃爍，這花的名字，也包含有遠方消息，名字喚作阿拉伯婆婆納。
終於到達海邊了，去尋訪馬可·波羅出海處。立在泉州海邊，退潮時分，夕陽西下，有長橋通往煙水迷茫處；身旁，在堅固的水泥碼頭上有起重機舉著集裝箱在軌道上徐行。
恍然看見中國風的福船正在揚帆出海，看見阿拉伯風格的船正在靠岸，水手們正在徐徐地落下一麵麵風帆。
腳前因退潮而**的灘塗上有小生物在匆匆奔忙，山腳前，刺桐和芒果樹正在開花。芒果樹以結果為要，花雖繁密卻又樸素至極。但是刺桐，不著一葉，卻以蒼勁的枝幹高擎著一簇簇豔紅的花朵。仿佛為了表明來自異邦的身份，那一枚枚花朵都采取了彎曲的象牙的形狀。又仿佛為了表達與這片土地的親和，每一朵花，都閃爍著絲綢的質感。
我來到這裏，還因為這些灘塗上淤積的泥沙中，曾有一艘古船重見天日。然後，我在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館中見過了那艘發掘於灘塗泥沙下的漂亮的大船。
那是一艘宋船，船的前半部尚還完整，果然是在福州聽人介紹福船時狀若飛鳥的形象。果然如古典的記述 “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船的尾部已不可見，船上的桅、桅上的帆亦不可見。館內也沒有風，隻有冷光源靜靜地照耀。
有宋一代，也許由於陸疆逼仄與局促，反倒激發了海疆的開放。高超的造船術之外，還發展出一整套的關於遠航海上的知識與技術係統。
晚上翻看得自當地的 《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那些與航海知識與技術有關的文字真讓人生出曠遠之想。
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惟望日、月、星宿而進。
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
以針橫貫燈心，浮水上，亦指南。
今既論潮候之大概於前，謹列夫神舟所往島、洲、苫、嶼而為之圖。
每暑月，則有東南風數日，甚者則旬月而止，吳人謂之曰:“舶艫風。”
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
其實，航海業的發達，除了航海技術本身的發展，還有更深刻的原因。
北宋時期，泉州一帶興建許多水利工程，並從越南引進占城稻種，大麵積種植。同時，棉花、甘蔗、茶葉等經濟作物也開始大麵積種植，並發展出成熟的種植與加工技術。更重要的還有蠶絲織造與造窯燒瓷技術的發展。唐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重心與人口漸漸南移。有資料表明，早在公元742年進行的全國人口普查中，中國南方人口所占比重就由一百年前的四分之一，增加到了接近一半。
“產自南方的茶葉不再被當作藥材，而主要用於提神。全國各地的人都開始飲茶，從此茶葉成為主要商品，隨著中國東南沿海及東南亞一帶的海上貿易激增，廣州、泉州和福州等南方港口城市發展起來。”《劍橋插圖中國史》中說， “宋朝成立之初，就鼓勵對外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朝廷官員出使東南亞地區，慫恿他們的商人來中國，中國商賈也主動出擊。在宋朝，載著中國商人航行在南海上的中國船隻，取代了南亞和西南亞的商船……各省城市的增長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福建北部的建康是個內陸城市，居民可能有20萬之多。福建南部的沿海城市泉州更大，其知州在1120年聲稱，該市加上鄉村有50萬居民。”
元代，泉州港繁盛的劇目還在繼續上演。
所以，馬可·波羅到達泉州時自然要發出讚歎:“運到那裏的胡椒，數量非常可觀。但運到亞曆山大港供應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見絀，恐怕不過它的百分之一吧。”
所以，十四世紀來到元代中國的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會留下這樣的文字:“我渡海到達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該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隻是，西方人所說的作為 “世界中心”的中國的黃金時代行將落幕了。
明朝皇室對待海洋似乎有一種奇特的態度。
一方麵，有鄭和率官方龐大船隊七下西洋的壯舉。另一方麵，又出台種種限製海洋貿易的措施。原通於萬國的泉州港此時被規定隻能與琉球通商。於是，當官方限製或禁止民間的海上貿易時，逐利的商人成為走私者，甚至成為海盜。在大明朝廷開始封禁海疆之時，日本的海盜，以及從事殖民貿易的荷蘭人、葡萄牙人已經相繼前來叩擊關門了。而支持鄭和七下西洋的朝貢貿易體製，終歸因入不敷出，而被廷議所中止。海禁的時代到來了。
終於，隨著主管海上貿易的官方機構市舶司遷往福州，泉州灣中，那些曾經帆檣如林的港口，被泥沙漸漸淤塞。還看到過一則史料，刺桐城的衰落，還與農耕時代過度開發造成植被破壞，嚴重的水土流失導致那些深水港被泥沙淤塞有關。總之以刺桐之名獲得世界性榮耀的城池，火紅的刺桐花終歸是漸漸凋零了。
刺桐花謝刺桐城。
泉城已渺刺桐花，空有佳名異代誇。
所以，在福州城的柔遠驛中，我知道，那張道光年間與琉球間通商物品的清單，已是輝煌落日中最後的一道餘暉了。那時，中國的船隊不再遠航，那些不斷前來朝貢的藩屬之國，也行跡日疏，如隕星般一一消失了。1871年，琉球國被日本吞並，1875年，日本政府命令斷絕琉球與中國的朝貢關係。今天，再看到琉球的消息，其名字已是非常日本化的名字叫作衝繩。連從福州去往琉球海路上的中國的釣魚島也被聲稱為 “日本的領土”了。
也是在道光年間，繼荷蘭人、葡萄牙人以後，英國人和法國人又相繼出現在中國的海岸。傳統的絲綢、瓷器之外，中國的茶葉，特別是產自福建的紅茶，使得這些殖民者對於閉鎖海港的中國欲罷不能。這時來到中國人麵前的歐洲人，不但一如既往地具有殖民者的野心，更重要的新興的英法等國經過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革命的技術與製度革新的雙重鍛造，比那些老牌的殖民國家更加強大。“因為中國不願意按照歐洲的模式組織貿易，而英國有力量迫使它接受自己的條款。”這一結果，當然是鴉片戰爭。西方曆史學家說，這場發生於道光二十年 (1840年)的戰爭，“為後來的戰爭定下了調子，而且逐漸給中國帶來了重大的象征意義”。那位叫伊佩霞的美國曆史學家說，這樣的戰爭成為 “一個鮮明的例子，說明國際上的以強淩弱和把不同的道德取向強加給那些試圖做正義事業的人。這種道德尺度反過來使中國人很難看清自己應從西方文明中吸取什麽”。
對照當時中國泛道德化的知識界主流的聲音，對照當時朝廷中樞的種種反應——無論是出於國族自尊而義憤高蹈的主戰派，還是因不知世界格局劇變而震愕，而懦弱，不得不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的投降派，西方曆史學家的這種論斷確乎道出了某種曆史的真實。
中國文化中向來具有多元的基因，隻是一直占據上風的大一統思想對於邊緣的聲音總是忽略的。中國地域遼闊，地理與官僚機構的設置總是使陸疆與海疆的聲音顯得微弱而遙遠。在世界劇烈變化的時代，首當其衝的海疆總是更加敏感，而中樞的反應卻疲憊而遲緩。
海上台風迫近，當然是身在海邊的人首先感受氣壓的變化，首先看見天邊的烏雲翻滾。那時候，宋元時代曾航行天下的福船已然折戟沉沙，直麵海疆危局的人，從帝國夢中驚醒，首先想到的自然是 “師夷之長技”，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製造堅船利炮。
於是，左宗棠、沈葆楨這些直接麵對海疆深重危局的地方大員，才要首倡設立船政局，引入西方的新技術來武裝自己，力挽頹勢。
我們去到馬尾，當年船政局首開西法造船的地方。在博物館中，看到左宗棠上奏朝廷，請求自歐洲 “購買機器，募雇洋匠，設局試造輪船”的奏文: “竊維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其中的見識，並不是一般的應急反應，而是在 “防”之外，還看到更深遠的“利”。所以，製造新式戰船，武裝水師，不是單一的防守，而是“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而要達此目的，“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製監造輪船不可”。而要施行這些措施，非得改變一些陳舊的意識，“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於無也”。
回顧唐、宋、元時代，中國尤其福建一帶海上貿易的繁盛，一來自是開放的襟懷，背後更有當時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和發達的農業與手工業作為的可靠支撐。
古老的羅星塔，曾是當年頻繁的航海活動的見證，當福船的風帆落盡，塔下的江灣中，又一輪試圖振興的努力開始了。雖然左宗棠創立船政局不數月，就被調往伊犁捍衛西部陸疆，但他的繼任者們確實做出了不小的實績。1866年，船廠開建。1869年，中國第一艘千噸級機器輪船萬年清號在馬尾下水。1872年，當時遠東地區自製的最大兵艦揚武號首航。
船政局還充分意識到 “船政根本在於學”，設立船廠外，還設立船政學堂，學製五年，用法國人和法文教材訓練製造人才，用英國教師和英文教材培養駕駛人才。
1866年，船政學堂初開，一個出身於當地中醫世家的年輕人考入學堂，學習海船駕駛。這個人就是在中國近代促使中國人思想開放方麵有大功德的嚴複。在馬尾船政學堂學習五年期滿，嚴複以優等成績畢業後在軍艦上開始其海上生涯。1877年到1879年，嚴複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樸次茅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複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翻譯出版了赫胥黎的 《天演論》和亞當·斯密《原富》等思想性著作。相對作為洋務派的左宗棠們，嚴複輩對中國的自強之道有更深的認知:“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有西方曆史學家說:“嚴複一度認為，中國的困境隻有百分之三十是由洋人引起的，大部分都是由自己的毛病造成的，故而可以通過中國自己的努力得到補救。”正因為有些識見，嚴複歸國後即在天津創辦以英國 《泰晤士報》為範本的 《國聞報》，傳播新知，呼籲改革。
在那個危機重重的時代，中央王朝以及內陸的官員與學人們大多仍囿於陳規舊識，但在那些麵向海洋的地方，“一個更加積極的地方精英階層正在形成，他們渴望參與政治秩序的重建”。日本曆史學家菊池秀明在 《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一書中指出:“近代中國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從南方開始複興之路的時代。” “洋務運動、維新變法運動等改革運動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與創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擔任骨幹，或以在此時代發展起來的南方邊地城市作為其衍生發展的舞台。”
這些日子，在福建的沿海遊走，一直聽當地朋友說兩個字，也許是因為是那個簡化的詞組對我而言還過於陌生，也許是因為當地朋友的普通話總有些閩人特別的口音，直到行程即將結束，我才恍然大悟，他們不斷重複的那兩個音節是 “海絲”，即海上絲綢之路的縮略的表達。從語言學的角度看，簡潔縮略的表達方式的出現，意味著這種表達所指稱的事物被普遍認知，或者這種表達所指稱的觀念已成這個語言群落的共識。
當年，麵對老大帝國的重重危機，中央與地方，官員與學者，曾有 “海防”與 “塞防”之爭。其實，國家安全首先就是領土與領海的完整，所以，當年左宗棠得離開剛剛創辦的馬尾船政局，從東到西，橫穿了整個中國，率軍收複伊犁，鞏固陸上邊疆。而今天的中國，開放自沿海口岸始，三十年後，已經是海陸邊疆的全麵開放。所以，“海絲”之外， “一帶一路”，這個縮略語的流行，也顯示了開放觀念在今天已是如何深入人心。
突然想起，去年，我曾有海上島國斯裏蘭卡之行。所帶的枕邊書，是法顯的 《佛國記》。法顯是東晉時代的僧人，公元399年，以六十多歲高齡從長安出發，經陸上絲綢之路去往印度取經學佛。後來，他由印度乘商船到獅子國 (今斯裏蘭卡)，居留兩年，再乘商船東歸，中途經耶婆提 (今蘇門答臘島或爪哇島)，再換船北航回到中國，成為有史可考的中國同時遊曆了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人。在斯裏蘭卡期間，我常去海邊徘徊，尋找當年法顯東歸的登船處。當然，確切的地點自然已無跡可尋了。但是，在科倫坡，麵海的長堤盡頭，一個嶄新的港口正在興建。港口的興建者，是一家中國公司。港口建成後，持有該港口相當股份的中國公司還將參與海港的管理與運營。
是的，今天距福州城中柔遠驛的關閉已將近一百五十年，距離嚴複先生在福州辭世也近一百年。麵臨大海的中國，在開放與禁錮中又猶疑過、搖擺過，但終於還是向著世界敞開了所有口岸，所有向著海洋的三角洲都成為新的出發地，成為新的文化與經濟思想的發生地。
看哪，這無邊的大海，
有一隻船起航了，
張著所有的帆，
甚至掛上了它的月帆，
當它疾馳時，
航旗在高空飄揚，
它是那麽莊嚴地向前行進，
——下麵波濤競湧，恐後爭先，
它們以閃閃發光的弧形運動和浪花圍繞著船。
隻是現在，那些船都去掉了帆，而采用了更可靠穩定的機械動力。機器的心髒，每一次轉動，都輸出強勁的脈動，驅迫著沉重的鋼鐵軀殼鋼鐵骨骼的船舶，去往遠方。重新航向世界的中國船來到了海洋之上，帶著曆史晦暗或光輝的記憶，來在了海上的中國船已經日益稔熟於洋流與信風，前方徐徐展開的前景，撲麵而來的海與風，正是中華複興理想最舒展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