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文物建築的重修與維護

梁思成

今年三月，有機會隨同文化部的幾位領導同誌以及茅以升先生重訪闊別三十年的趙州橋，還到同樣闊別三十年的正定去轉了一圈。地方，是舊地重遊；兩地的文物建築，卻真有點像舊雨重逢了。對這些曆史勝地、千年文物來說，三十年僅似白駒過隙；但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這卻是變化多麽大——天翻地覆的三十年呀！這些文物建築在這三十年的前半遭受到令人痛心的摧殘、破壞。但在這三十年的後半——更準確地說，在這三十年的後十年，也和祖國的大地和人民一道，翻了身，獲得了新的“生命”。其中有許多已經更加健康、壯實，而且也顯得“年輕”了。它們都將延年益壽，作為中華民族曆史文化的最輝煌的典範繼續發出光芒，受到我們子子孫孫的敬仰。我們全國的文物工作者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在文物建築的維護和重修方麵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二十年前，當我初次到趙縣測繪久聞大名的趙州大石橋——安濟橋的時候，興奮和敬佩之餘，看見它那危在旦夕的龍鍾殘疾老態，又不禁為之黯然悵惘。臨走真是不放心，生怕一別即成永訣。當時，也曾為它試擬過重修方案。當然，在那時候，什麽方案都無非是紙上談兵、空中樓閣而已。

解放後，不但欣悉名橋也熬過了苦難的日子，而且也經受住了革命戰火的考驗；更可喜，不久，重修工作開始了；它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行列。《小放牛》裏歌頌的“玉石欄杆”，在河底汙泥中埋沒了幾百年後，重見天日了。古橋已經返老還童。我們這次還重驗了重修圖紙，檢查了現狀。誰敢說它不能繼續雄跨洨河再一個一千三百年！

正定龍興寺也得到了重修。大覺六師殿的瓦礫堆已經清除，轉輪藏和慈氏閣都煥然一新了。整潔的伽藍與三十年前相比，更似天上人間。

在取得這些成就的同時，作為新中國的文物工作者，我們是否已經做得十全十美了呢？當然我們不會那樣狂妄自大。我們完全知道，我們還是有不少缺點的。我們的工作還剛剛開始，還缺乏成熟的經驗。怎樣把我們的工作進一步提高？這值得我們認真鑽研。不揣冒昧，在下麵提出幾個問題和管見，希望拋磚引玉。

整舊如舊與煥然一新

古來無數建築物的重修碑記都以“煥然一新”這樣的形容詞來描繪重修的效果，這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首先，在思想要求方麵，古建築從來沒有被看作金石書畫那樣的藝術品，人們並不像尊重殷周銅器上的一片綠鏽或者唐宋書畫上的蒼黯的斑漬那樣去欣賞大自然在一些殿閣樓台上留下的烙印。其次是技術方麵的要求，一座建築物重修起來主要是要堅實屹立，繼續承受歲月風雨的考驗，結構上的要求是首要的。至於木結構上的油飾彩畫，除了保護木材，需要更新外，還因剝脫部分，若隻片片補畫，將更顯寒傖。若補畫部分模仿原有部分的古香古色，不出數載，則新補部分便成漆黑一團。大自然對於油漆顏色的化學、物理作用是難以在巨大的建築物上摹擬仿製的。因此，重修的結果就必然是煥然一新了。七七事變以前，我曾跟隨楊廷寶先生在北京試做過少量的修繕工作，當時就琢磨過這問題，最後還是采取了“煥然一新”的老辦法。這已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但直至今天，我還是認為把一座古文物建築修得煥然一新，猶如把一些周鼎漢鏡用擦銅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樣，將嚴重損害到它的曆史、藝術價值。這也是一個形式與內容的問題。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處理？有哪些技術問題需要解決？很值得深入地研究一下。

在磚石建築的重修上，也存在著這問題。但在技術上，我認為是比較容易處理的。在趙州橋的重修中，這方麵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

我認為在重修具有曆史、藝術價值的文物建築中，一般應以“整舊如舊”為我們的原則。這在重修木結構時可能有很多技術上的困難，但在重修磚石結構時，就比較少些。

就趙州橋而論，重修以前，在結構上，由於二十八道並列的券向兩側傾離，隻剩下二十三道了，而其中西麵的三（？）道，還是明末重修時換上的。當中的二十道，有些石塊已經破裂或者風化；全橋真是危乎殆哉。但在外表形象上，即使是明末補砌的部分，都呈現蒼老的麵貌，石質則一般還很堅實。兩端橋墩的石麵也大致如此。這些石塊大小都不盡相同，砌縫有些參嵯，再加上千百年歲月留下的痕跡，賦予這橋一種與它的高齡相適應的“麵貌”，表現了它特有的“品格”和“個性”。作為一座古建築，它的曆史性和藝術性之表現，是和這種“品格”“個性”“麵貌”分不開的。

在這次重修中，要保存這橋外表的飽經風霜的外貌是完全可以辦到的。它的有利條件之一是橋券的結構采用了我國發券方法的一個古老傳統，在主券之上加了繳背（亦稱伏）一層。我們既然把這層繳背改為一道鋼筋混凝土拱，承受了上麵的荷載，同時也起了搭牽住下麵二十八道平行並列的單券的作用，則表麵完全可以用原來券麵的舊石貼麵。即使舊券石有少數要更換，也可以用橋身他處拆下的舊石代替，或者就在舊券石之間，用新石“打”幾個“補釘”，使整座橋恢複“健康”、堅固，但不在麵貌上“還童”“年輕”。今天我們所見的趙州橋，在形象上絕不給人以高齡1300歲的印象，而像是今天新造的橋——形與神不相稱。這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

與此對比，山東濟南市去年在柳埠重修的唐代觀音寺（九塔寺）塔是比較成功的。這座小塔已經很殘破了。但在重修時，山東的同誌們采取了“整舊如舊”的原則。舊的部分除了從內部結構上加固，或者把外麵走動部分“歸安”之外，盡可能不改，也不換料。補修部分，則用舊磚補砌，基本上保持了這座塔的“品格”和“個性”，給人以“老當益壯”，而不是“還童”的印象。我們應該祝賀山東的同誌們的成功，並表示敬意。

一切經過試驗

在九塔寺塔的重修中，還有一個好經驗，值得我們效法。

九個小塔都已殘破，沒有一個塔刹存在。山東同誌們在正式施工以前，在地麵、在塔上，先用磚幹擺，從各個角度觀摩，看了改，改了看，直到滿意才定案，正式安砌上去。這樣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誠然，九座小塔都是極小的東西，做試驗很容易；像趙州橋那樣龐大的結構，做試驗就很難了。但在趙縣卻有一個最有利的條件。西門外金代建造的永通橋（也是全國重點保護文物），真是“天造地設”的“試驗室”。假使在重修大橋以前，先用這座小橋試做，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那麽，現在大橋上的一些缺點，也許就可以避免了。

毛主席指示我們“一切要通過試驗”，在文物建築修繕工作中，我們尤其應該牢牢記住。

古為今用與文物保護

我們保護文物，無例外地都是為了古為今用，但用之之道，則各有不同。

有些本來就是純粹的藝術作品，如書畫、造像等，在古代就隻作觀賞（或膜拜，但膜拜也是“觀賞”的一種形式）之用；今用也隻供觀賞。在建築中，許多石窟、碑碣、經幢和不可登臨的實心塔，如北京的天寧寺塔、妙應寺白塔、趙縣柏林寺塔等屬於此類。有些本來有些實際用處，但今天不用，而隻供觀賞的，如殷周鼎爵、漢鏡、帶鉤之類。在建築中，正定隆興寺的全部殿、閣，北京天壇祈年殿、皇穹宇等屬於此類。當然，這一類建築，今天若硬要給它“分配”一些實際用途，固然未嚐不可，但一般說來，是難以適應今天的任何實際需要的功能的。就是北京故宮，盡管被利用為博物館，但絕不是符合現代博物館的要求的博物館。但從另一角度說，故宮整個組群本身卻是更主要的被“展覽”的文物。上麵所列舉的若幹類文物和建築之為今用，應該說主要是為供觀賞之用。當然我們還對它進行科學研究。

另外還有一類文物，本身雖古，具有重要的曆史、藝術價值，但直至今天，還具有重要實用價值的。全國無數的古代橋梁是這一類中最突出的實例。雖然許多園林中也有許多純粹為點綴風景的橋，但在橫跨河流的交通孔道上的橋，主要的乃至唯一的目的就是交通。趙縣西門外永通橋，盡管已殘破歪扭，但就在我們在那裏視察的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就有五六輛載重汽車和更多的大車從上麵經過。重修以前的安濟橋也是經常負荷著沉重的交通流量的。

而現在呢，嶄新的橋已被“封鎖”起來了。雖然旁邊另建了一道便橋，但行人車馬仍感不便。其實在重修以前，這座大石橋，和今天西門外的小石橋一樣，還是經受著沉重的負荷的。現在既然“脫胎換骨”，十分健壯，理應能更好地為交通服務。假使為了慎重起見，可使載重汽車載重獸力車繞行便橋，一般行人、自行車、小型騾馬車、牲畜、小汽車等，還是可以通行的。橋不是隻供觀賞的。重修之後，古橋仍須為今用——同時發揮它作為文物建築和作為交通橋梁的雙重的，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質的作用。當然在保護方麵，二者之間有矛盾。負責保管這橋的同誌隻能妥籌辦法，而不能因噎廢食。

文物建築不同於其他文物，其中大多在作為文物而受到特殊保護之同時，還要被恰當地利用。應當按每一座或每一組群的具體情況擬訂具體的使用和保護辦法，還應當教育群眾和文物建築的使用者尊重、愛護。

塗脂抹粉與輸血打針

幾千年的曆史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建築。國務院在1961年已經公布了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我國幾千年曆史中，文物建築第一次真正受到政府的重視和保護。每年國家預算都撥出巨款為修繕、保管文物建築之用。即使在遭受連年自然災害的情況下，文物建築之修繕保管工作仍得到不小的款額。這對我們是莫大的鼓舞。這些錢從我們手中花出去，每一分錢都是工人、農民同誌的汗水的結晶，每一分錢都應該花得“鐺鐺”地響，——把鋼用在刀刃上。

問題在於，在文物建築的重修與維護中，特別是在我國目前經濟情況下，什麽是“刀刃”？“刀刃”在哪裏？

我們從曆代祖先繼承下來的建築遺產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但同時也是一個分量不輕的“包袱”。它們絕大部分都是已經沒有什麽實用價值的東西；它們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價值就是曆史或者藝術價值。它們大多數是千幾百年的老建築；有磚石建築、有木構房屋；有些還比較硬朗、結實、有些則“風燭殘年”，危在旦夕。對它們進行維修，需要相當大的財力、物力。而在人力方麵，按比例說，一般都比新建要投入大得多的工作和時間。我們的主觀願望是把有價值的文物建築全部修好。但“百廢俱興”是不可能的。除了少數重點如趙縣大石橋、北京故宮、敦煌莫高窟等能得到較多的“照顧”外，其他都要排隊，分別輕重緩急，逐一處理。但同時又須意識到，這裏麵有許多都是危在旦夕的“病號”，必須準備“急診”、隨時搶救。搶救需要“打強心針”“輸血”，使“病號”“苟延殘喘”，穩定“病情”，以待進一步恢複“健康”。對一般的磚石建築說來，除去殘破嚴重的大跨度發券結構（如重修前的趙縣大石橋和目前的小石橋）外，一般都是“慢性病”，多少還可以“帶病延年”，急需搶救的不多。但木構架建築，主要構材（如梁、柱）和結構關鍵（如脊或檁）的開始蛀蝕腐朽，如不及時“治療”，“病情”就會迅速發展，很快就“病入膏肓”，救藥就越來越困難了。無論我們修繕文物建築的經費有多少，必然會少於需要的款額或材料、人力的。這種分別輕重緩急、排隊逐一處理的情況都將長期間存在。因此，各地文物保管部門的重要工作之一就在及時發現這一類急需搶救的建築和它們“病症”的關鍵，及時搶修，防止其繼續破壞下去，去把它穩定下來，如同輸血、打強心針一樣，而不應該“塗脂抹粉”，做表麵文章。

正定隆興寺除了重修了轉輪藏和慈氏閣之外，還清除了大覺六師殿遺址的瓦礫堆，將原來的殿基和青石佛壇清理出來，全寺環境整潔，這是很好的。但摩尼殿的木構柱梁（過去雖曾一度重修）有許多已損壞到岌岌可危的程度，戒壇也夠資格列入“危險建築”之列了。此外，正定城內還有若幹處急需保護以免繼續壞下去的文物建築。今年度正定分到的維修費是不太多的，理應精打細算，盡可能地做些“輸血、打針”的搶救工作。但我們所了解到的卻是以經費中很大部分去做修補大覺六師殿殿基和佛壇的石作。這是一個對於文物建築的概念和保護修繕的基本原則的問題。古埃及、希臘、羅馬的建築遺物絕大多數是殘破不全的，修繕工作隻限於把傾倒坍塌的原石歸安本位，而絕不應為添製新的部分。即使有時由於結構的必需而“打”少數“補釘”，亦僅是由於維持某些部分使不致拚不攏或者搭不起來，不得已而為之。大覺六師殿殿基是一個殘存的殿基，而且也隻是一個殘存的殿基。它不同於轉輪藏和慈氏閣，絲毫沒有修補或再加工的必要。在這裏，可以說鋼是沒有用在刀刃上了。這樣的做法，我期期以為不可，實在不敢讚同。

正定城內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開元寺鍾樓。許多位同誌都認為這座鍾樓，除了它上層屋頂外，全部主要構架和下簷都是唐代結構。這是一座很不惹人注意的小樓。我們很有條件參照下簷鬥拱和簷部結構，並參考一些壁畫和實物，給這座小樓恢複一個唐代樣式屋頂，在一定程度上恢複它的本來麵目。以我們所掌握的對唐代建築的知識，肯定能夠取得“雖不中亦不遠矣”的效果，總比現在的樣子好得多。估計這項工程所費不大，是一項“事半功倍”的值得做的好事。同時，我們也可以借此進行一次試驗，為將來複修或恢複其他唐代建築的工作取得一點經驗。我很同意同誌們的這些意見和建議。這座鍾樓雖然不是需要“輸血打針”的“重病號”，但也可以算是值得“用鋼”的“刀刃”吧。

紅花還要綠葉托

一切建築都不是脫離了環境而孤立存在的東西。它也許是一座秀麗的樓閣，也許是一座挺拔的寶塔，也許是平鋪一片的紡織廠，也許是四根、六根大煙囪並立的現代化熱電站，但都不能“獨善其身”。對人們的生活，對城鄉的麵貌，它們莫不對環境發生一定影響；同時，也莫不受到環境的影響。在文物建築的保管、維護工作中，這是一個必須予以考慮的方麵。文化部規定文物建築應有劃定的保管範圍，這是完全必要的。對於劃定範圍的具體考慮，我想補充幾點。除了應有足夠的範圍，便於保管外，還應首先考慮到觀賞的距離和角度問題。範圍不可太小，必須給觀賞者可以從至少一個角度或兩三個角度看見建築物全貌的足夠距離，其中包括便於畫家和攝影家繪畫、攝影的若幹最好的角度。

其次是綠化問題。文物建築一般最好都有些綠化的環境。但綠化和觀賞可能發生矛盾，甚至對建築物的保護也可能發生矛盾。去年到薊縣看見獨樂寺觀音閣周圍種樹離閣太近了，而且種了三四排之多。這些樹長大後不僅妨礙觀賞，而且樹枝會和閣身“打架”，幾十年後還可能擠壞建築；樹根還可能傷害建築物的基礎。因此，綠化應進行設計：大樹要離建築物遠些，要考慮將來成長後樹型與建築物體型的協調；近處如有必要，隻宜種些灌木，如丁香、刺梅之類。

殘破低矮的建築遺址，有些是需要一些綠化來襯托襯托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論。正定龍興寺北半部已有若幹棵老樹，但南半大覺六師殿址周圍就顯得禿了些。六師殿址前後若各有一對鬆柏一類的大樹，就會更好些。殿址之北，摩尼殿前的東西配殿遺址，現在用柏樹籬一周圍起，就使人根本看不到殿址了。這裏若用樹籬，最好隻種三麵，正麵要敞開，如同三扇屏風，將殿基殘址襯托岀來。

綠化如同其他藝術一樣，也有民族形式問題。我國傳統的綠化形式一般都采取自然形式。西方將樹木剪成各種幾何形體的辦法，一般是難與我國環境協調，枯燥無味的。

但我們也不應一概拒絕，例如在摩尼殿前配殿基址就可以用剪齊的樹屏風。但有些在地麵上用樹木花草擺成幾何圖案，我是不敢讚同的。

有若無，實若虛，大智若愚

在重修文物建築時，我們所做的部分，特別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加上去的部分，它們在文物建築本身麵前，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態度，是我們應該正確認識的問題。這和前麵所談“整舊如舊”事實上是同一問題。

遊故宮博物院書畫館的遊人無不痛恨乾隆皇帝。無論什麽唐、宋、元、明的最珍貴的真跡上，他都要題上冗長的歪詩，打上他那“乾隆禦覽之寶”“古稀天子之寶”的圖章。他應被判為一名破壞文物的罪在不赦的罪犯。他在愛惜文物的外衣上，拚命地表現自己。我們今天重修文物建築時，可不要犯他的錯誤。

前一兩年曾見到龍門奉先寺的保護方案，可以借來說明我一些看法。

奉先寺盧舍那佛一組大像原來是有木構樓閣保護的；但不知從什麽時候起（推測甚至可能從會昌滅法時），就已經被毀。一組大像露天危坐已經好幾百年，已經成為人們腦子裏對於龍門石窟的最主要的印象了。但今天，我們不能讓這組中國雕刻史中最重要的傑作之一繼續被大自然損蝕下去，必須設法保護，不使再受日曬雨淋。給它做一些掩蓋是必要的。問題在於做什麽和怎樣做。

見到的幾個方案都采取柱廊的方式。這可能是最恰當的方式。這解決了“做什麽”的問題。

至於怎樣做，許多方案都采用了粗壯有力的大石柱，上有雕飾的柱頭，下有華麗的柱礎；柱上有相當雄厚的簷子。給人的印象略似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柱廊。唐朝的奉先寺裝上了今天常見的大禮堂或大劇院的門麵！這不僅“喧賓奪主”，使人們看不見盧舍那佛的組像，而且改變了龍門的整個氣氛。我們正在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建設中我們的確應該把中國人民的偉大氣概表達出來。但這應該表現在長江大橋上，在包鋼、武鋼上，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人民大會堂、革命曆史博物館上，而不應該表現在龍門奉先寺上。在這裏，新中國的偉大氣概要表現在尊重這些文物、突出這些文物。我們所做的一切維修部分，在文物跟前應當表現得十分謙虛，隻做小小“配角”，要努力做到“無形中”把“主角”更好地襯托出來，絕不應該喧賓奪主影響主角地位。這就是我們偉大氣概的偉大的表現。

在古代文物的修繕中，我們所做的最好能做到“有若無，實若虛，大智若愚”，那就是我們最恰當的表現了。

解放以來，負責保管和維修文物建築的同誌們已經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積累了很多經驗，而我自己在具體設計和施工方麵卻一點也沒有做。這次到趙縣、正定走馬觀花一下，回來就大發謬論，累牘盈篇，求全責備，吹毛求疵，實在是荒唐狂妄至極。隻好借楊大年一首詩來為自己開脫。詩曰：

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

若教鮑老當筵舞，定比郎當舞袖長！

原載於1964年《文物》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