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偉大的建築傳統與遺產
梁思成
世界上最古老，最長壽，最有新生力的建築體係
曆史上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產生了它自己的建築，隨著這文化而興盛衰亡。世界上現存的文化中，除去我們的鄰邦印度的文化可算是約略同時誕生的弟兄外，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最古老、最長壽的。我們的建築也同樣是最古老、最長壽的體係。在曆史上，其他與中華文化約略同時，或先或後形成的文化，如埃及、巴比倫，稍後一點的古波斯、古希臘，及更晚的古羅馬，都已成為曆史陳跡。而我們的中華文化則血脈相承，蓬勃地滋長發展，四千餘年，一氣嗬成。到了今天，我們所承繼的是一份極豐富的遺產，而我們的新生力量正在發育興盛。我們在這文化建設**的前夕，好好再認識一下這偉大光輝的建築傳統是必要的。
我們自古以來就不斷地建造，起初是為了解決我們的住宿、工作、休息與行路所需要的空間，解決風雨寒暑對我們的壓迫；便利我們日常生活和生產勞動。但在有了高度文化的時代，建築便擔任了精神上，物質上更多方麵的任務。我們祖國的人民是在我們自己所創造岀來的建築環境裏生長起來的。我們會意識地或潛意識地愛我們建築的傳統型類以及它們和我們數千年來生活相結合的社會意義，如我們的街市、民居、村鎮、院落、市樓、橋梁、廟宇、寺塔、城垣、鍾樓等等都是。我們也會意識地或直覺地愛我們的建築客觀上的造形藝術價值；如它們的壯麗或它們的樸實，它們的工藝與大膽的結構，或它們的親切部署與簡單的秩序。它們是我們民族經過代代相承，在勞動的實踐中和實際使用相結合而成熟，而提高的傳統。它是一個偉大民族的工匠和人民在生活實踐中集體的創造。
因此，我們家鄉的一角城樓，幾處院落，一座牌坊，一條街市，一列店鋪，以及我們近郊的橋，山前的塔，村中的古墳石碑，村裏的短牆與三五茅屋，對於我們都是那麽可愛，那麽有意義的。它們都曾豐富過我們的生活和思想，成為與我們不可分離的情感的內容。
我們中華民族的人民從古以來就不斷地熱愛著我們的建築。曆代的文章詩賦和歌謠小說裏都不斷有精彩的敘述與描寫，表示建築的美麗或它同我們生活的密切。有許多不朽的文學作品更是特地為了頌揚或紀念我們建築的偉大而作的。
最近在“解放了的中國”的鏡頭中，就有許多令人肅然起敬，令人驕傲，令人看著就愉快的建築，那樣光輝燦爛地同我國偉大的天然環境結合在一起，代表著我們的曆史，我們的藝術，我們祖國光榮的文化。我們熱愛我們的祖國，我們就不可能不被它們所激動，所啟發，所鼓勵。
但我們光是盲目地愛我們的文化傳統與遺產，還是不夠的。我們還要進一步地認識它。我們的許多偉大的匠工在被壓迫的時代裏，名字已不被人記著，結構工程也不詳於文字記載。我們現在必須搞清楚我們建築在工程和藝術方麵的成就，它的發展，它的優點與成功的原因，來豐富我們對祖國文化的認識。我們更要懂得怎樣去重視和愛護我們建築的優良傳統，以促進我們今後承繼中國血統的新創造。
我們祖先的穴居
我們偉大的祖先在中華文化初放曙光的時代是“穴居”的。他們利用地形和土質的隔熱性能，開出洞穴作為居住的地方。這方法，就在後來文化進步過程中也沒有完全舍棄，而且不斷地加以改進。從考古家所發現的周口店山洞，安陽的袋形穴……到今天華北、西北都還普遍的窯洞，都是進步到不同水平的穴居的實例。磚築的窯洞已是很成熟的建築工程。
我們的祖先創造了骨架結構法——一個偉大的傳統
在地形、地質和氣候都比較不適宜於穴居的地方，我們智慧的祖先很早就利用天然材料——主要的是木料，土與石——稍微加工製作，構成了最早的房屋。這種結構的基本原則，至遲在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間大概就形成了的，一直到今天還沿用著。《詩經》《易經》都同樣提到這樣的屋子，它們起了遮蔽風雨的作用。古文字流露出前人對於屋頂像鳥翼開展的形狀特別表示滿意，以“作廟翼翼”“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等句子來形容屋頂的美。一直到後來的“飛甍”“飛簷”的說法也都指示著瓦部“翼翼”的印象，使我們有“瞻棟宇而興慕”之慨。其次，早期文字裏提到的很多都是木構部分，大部都是為了承托梁棟和屋頂的結構。
這個骨架結構大致說來就是：先在地上築土為台；台上安石礎，立木柱；柱上安置梁架，梁架和梁架之間以枋將它們牽聯，上麵架檁，檁上安椽，作成一個骨架，如動物之有骨架一樣，以承托上麵的重量。在這構架之上，主要的重量是屋頂與瓦簷，有時也加增上層的樓板和欄杆。柱與柱之間則依照實際的需要，安裝門窗。屋上部的重量完全由骨架擔負，牆壁隻作間隔之用。這樣使門窗絕對自由，大小有無，都可以靈活處理。所以同樣的立這樣一個骨架，可以使它四麵開敞，做成涼亭之類，也可以壘砌牆壁作為掩蔽周密的倉庫之類。而尋常房屋廳堂的門窗牆壁及內部的間隔等，則都可以按其特殊需要而定。
從安陽發掘出來的殷墟墳宮遺址，一直到今天的天安門、太和殿，以及千千萬萬的廟宇民居農舍，基本上都是用這種骨架結構方法的。因為這樣的結構方法能靈活適應於各種用途，所以南至越南，北至黑龍江，西至新疆，東至朝鮮、日本，凡是中華文化所及的地區，在極端不同的氣候之下，這種建築係統都能滿足每個地方人民的各種不同的需要。這骨架結構的方法實為中國將來的采用鋼架或鋼筋混凝土的建築具備了適當的基礎和有利條件。我們知道，歐洲古典係統的建築是采取壘石製度的。牆的安全限製了窗的麵積，窗的寬大會削弱了負重牆的堅固。到了應用鋼架和鋼筋混凝土時，這個基本矛盾才告統一，開窗的困難才徹底克服了。我們建築上曆來窗的部分與位置同近代所需要的相同，就是因為骨架結構早就有了靈活的條件。
中國建築製定了自己特有的“文法”
一個民族或文化體係的建築，如同語言一樣，是有它自己的特殊的“文法”與“語匯”的。它們一旦形成，則成為被大家所接受遵守的方法的綱領。在語言中如此，在建築中也如此。中國建築的“文法”和“語匯”據不成熟的研究，是經由這樣醞釀發展而形成的。
我們的祖先在選擇了木料之後逐漸了解木料的特長，創始了骨架結構初步方法——中國係統的“梁架”。在這以後，經驗使他們也發現了木料性能上的弱點。那就是當水平的梁枋將重量轉移到垂直的立柱時，在交接的地方會發生極強的剪力，那裏梁就容易折斷。於是他們就使用一種緩衝的結構來糾正這種可以避免的危險。他們用許多鬥形木塊的“鬥”和臂形的短木“拱”，在柱頭上重而上，愈上一層的拱就愈長，將上麵梁枋托住，把它們重量一層層遞減地集中到柱頭上來。這個梁柱間過渡部分的結構減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斷的危機。這種鬥和拱組合而成的組合物，近代叫做“鬥拱”。見於古文字中的，如櫨，如欒等等，我們雖不能完全指出它們是鬥拱初期的那一型類，但由描寫的專詞與句子，和古銅器上圖畫看來，這種結構組合的方法早就大體成立。所以說是一種“文法”。而鬥、拱、梁、枋、椽、檁、楹柱、欞窗等，也就是我們主要的“語匯”了。
至遲在春秋時代，鬥拱已很普遍地應用，它不唯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簷，可以增加簷向外挑出的寬度。孟子裏就有“榱題數尺”之句，意思說簷頭出去之遠。這種結構同時也成為梁間簷下極美的裝飾，由於古文不斷地將它描寫看來，也是沒有問題的。唐以前寶物，以漢代石闕，與崖墓上石刻的木構部分為最可靠的研究資料。唐時木建還有保存到今天的，但主要的還要借圖畫上的形象。可能在唐以前，鬥拱本身各部已有標準化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們才確實知道鬥拱結構各種標準的規定。
全座建築物中無數構成材料的比例尺度就都以一個拱的寬度作度量單位，以它的倍數或分數來計算的。宋時且把每一構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麽程度的曲線，榫卯如何銜接等都規格化了，形成類似文法的規矩。至於在實物上運用起來，卻是千變萬化，少見有兩個相同的結構。驚心動魄的例子，如薊縣獨樂寺觀音閣三層大閣，和高二十丈的應州木塔的結構，都是近於一千年的木構，當在下文建築遺物中敘述。
在這“文法”中各種“語匯”因時代而改變，“文法”亦略更動了，因而決定了各時代的特征。但在基本上，中國建築同中國語言文字一樣，是血脈相承，賡續演變，反映各種影響及所吸取養料，從沒有中斷過的。
內部鬥拱梁架和簷柱上部鬥拱組織是中國建築工程的精華。由觀察分析它們的作用和變化，才真真認識我們祖先在掌握材料的性能，結構的功能上有多麽偉大的成績。至於建造簡單的民居，勞動人民多會立柱上梁；技術由於規格化的簡便更為普遍。梁架和鬥拱都是中國建築所獨具的特征，在工匠的術書中將這部分稱它做“大木作做法”。
中國建築的“文法”中還包括著關於磚石、牆壁、門窗、油飾、屋瓦等方麵，稱作“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畫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屋頂屬於“瓦作做法”，它是中國建築中最顯著，最重要，莊嚴無比美麗無比的一部分。但瓦坡的曲麵，翼狀翹起的簷角，簷前部的“飛椽”和承托出簷的鬥拱，給予中國建築以特殊風格，和無可比擬的傑出姿態的，都是內中木構所使然，是我們木工的絕大功績。因為坡的曲麵和簷的曲線，都是由於結構中的“舉架法”的逐漸壘進升高而成，不是由於矯揉造作，或歪曲木料而來。蓋頂的瓦，每一種都有它的任務，有一些是結構上必需部分而略加處理，便同時成為優美的瓦飾。如瓦脊、脊吻、垂脊、脊獸等。
油飾本是為保護木材而用的。在這方麵中國工匠充分地表現出創造性。他們敢於使用各種顏色在梁枋上作妍麗繁複的彩繪，但主要的卻用屬於青綠係統的“冷色”而以金為點綴，所謂“青綠點金”，各種格式。柱和門窗則限製到隻用純色的朱紅或黑色的漆料，這樣建築物直接受光麵同簷下陰影中彩繪斑斕的梁枋鬥拱更多了反襯的作用，加強了簷下的藝術效果。彩畫製度充分地表現了我們匠師使用顏色的聰明。
其他門窗即“小木作”部分牆壁台基“石作”部分的做法也一樣由於積壘的經驗有了謹嚴的規製，也有無窮的變化。如門窗的刻鏤，石座的雕飾。各個方麵都有特殊的成就。工程上雖也有不可免的缺點，但中國一座建築物的整體組合，絕無問題的，是高度成功的藝術。
至於建築物同建築物間的組合，即對於空間的處理，我們的祖先更是表現了無比的智慧。我們的平麵部署是任何其他建築所不可及的。院落組織是我們在平麵上的特征。無論是住宅、宮署、寺院、宮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幹主要建築物，如殿堂、廳舍，加以附屬建築物，如廂耳、廊廡、院門、圍牆等周繞聯絡而成一院，或若幹相連的院落。這種庭院，事實上，是將一部分戶外空間組織到建築範圍以內。這樣便適應了居住者對於陽光、空氣、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給生活上更多方麵的使用，增加了建築的活潑和功能。一座單座龐大的建築物將它內中的空間分劃使用，無論是如何的周廊複室，建築物以內同建築物以外是隔絕的，斷然劃分的。在外的覺得同內中隔絕，可望而不可即，在內的覺得像被囚禁，欲出而不得出，使生活有某種程度的不自然。直到最近歐美建築師才注意這個缺點，才強調內外聯係打成一片的新觀點。我們數千年來則無論貧富，在村鎮或城市的房屋沒有不是組成院落的。它們很自然地給了我們生活許多的愉快，而我們在習慣中，有時反不會覺察到。一樣在一個城市部署方麵，我們祖國的空間處理同歐洲係統的不同，主要也是在這種庭院的應用上。今天我們把許多市鎮中衙署或寺觀前的庭院改成廣場是很自然的。公共建築物前麵的院子，就可以成護衛的草地區，也很合乎近代需要。
我們的建築有著種種優良的傳統，我們對於這些要深深理解，向過去虛心學習。我們要鞏固我們傳統的優點，加以發揚光大，在將來創造中靈活運用，基本保存我們的特征。尤其是在被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數十年之後，我們對文化傳統或有些隔膜，今天必須多觀摩認識，才會更豐富地體驗到，享受到我們祖國文化的特殊的光榮的果實。
千年屹立的木構傑作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建築絕大部分是木構的。但因新陳代謝，現在已很難看到唐宋時代完整的建築群，所見大多是碩果僅存的單座建築物。
國內現存五百年以上的木構建築雖還不少；七八百年以上，已經為建築史家所調査研究過的隻有三四十處；千年左右的，除去敦煌石窟的廊簷外，在華北的僅有兩處依然完整的健在。我們在這裏要首先提到現存木構中最古的一個殿。
五台佛光寺 山西五台山豆村鎮佛光寺的大殿是唐末會昌年間毀滅佛法以後，在八五七年重建的。它已是中國現存最古的木構[1]，它依據地形，屹立在靠山坡築成的高台上。柱頭上有雄大的鬥拱，在外麵挑著屋簷，在內部承托梁架，充分地發揮了中國建築的特長。它屹立一千一百年，至今完整如初，證明了它的結構工程是如何科學的，合理的，這個建築如何的珍貴。殿內梁下還有建造時的題字，牆上還保存著一小片原來的壁畫，殿內全部三十幾尊佛像都是唐末最典型最優秀的作品。在這一座殿中，同時保存著唐代的建築、書法、繪畫、雕塑四種藝術，精華薈粹，實是文物建築中最重要，最可珍貴的一件國寶。殿內還有兩尊精美的泥塑寫實肖像，一尊是出資建殿的女施主寧公遇，一尊是當時負責重建佛光寺的願誠法師，臉部表情富於寫實性，且是研究唐末服裝的絕好資料。殿階前有石幢，刻著建殿年月，雕刻也很秀美。
薊縣獨樂寺 次於佛光寺最古的木建築是河北薊縣獨樂寺的山門和觀音閣。九八四年建造的建築群，竟還有這門閣相對屹立，至今將近千年了。山門是一座靈巧的單層小建築，觀音閣卻是一座龐大的重層（加上兩主層間的“平坐”層，實際上是三層）大閣。閣內立著一尊六丈餘高的泥塑十一麵觀音菩薩立像，是中國最大的泥塑像，是最典型的優秀遼代雕塑。閣是圍繞著像建造的。中間留出一個“井”，平坐層達到像膝，上層與像胸平，像頭上的“花冠”卻頂到上麵的八角藻井下。為滿足這特殊需要，天才的匠師在閣的中心留出這個“井”，使像身穿過三層樓；這個閣的結構，上下內外，因此便在不同的地位上，按照不同的結構需要，用了十幾種不同的鬥拱，結構上表現了高度的“有機性”，令後世的建築師們看見，隻有瞠目咋舌的驚歡。全閣雄偉魁梧，重簷坡斜舒展，出簷極遠，所呈印象，與國內其他任何樓閣都不相同。
應縣木塔 再次要提到的木構傑作就是察哈爾應縣佛宮寺的木塔。在桑乾河的平原上，離應縣縣城十幾裏，就可以望見城內巍峨的木塔。塔建於一〇五六年，至今也將近九百年了。這座八角五層（連平座層事實上是九層）的塔，全部用木材骨架構成，連頂上的鐵刹，總高六十六公尺餘，整整二十丈。上下內外共用了五十七種不同的鬥拱，以適合結構上不同的需要。唐代以前的佛塔很多是木構的，但佛家的香火往往把它們毀滅，所以後來多改用磚石。到了今天，應縣木塔竟成了國內唯一的孤例。由這一座孤例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匠師使用木材登峰造極的技術水平，值得我們永遠地景仰。塔上一塊明代的匾額，用“鬼斧神工”四個字讚揚它，我們看了也有同感。
我們的祖先同樣地善用磚石
在木構的建築實物外，現存的磚工建築有漢代的石闕和石祠，還有普遍全國的佛塔和不少驚人的石橋，應該做簡單介紹的敘述。
漢朝的石闕和石祠 闕是古代宮殿，祠廟，陵墓前麵甬道兩旁分立在左右的兩座樓閣形的建築物。現在保存最好而且最精美的闕莫過於西康雅安的高頤墓闕和四川綿陽的楊府君塞闕。它們雖然都是石造的，全部卻模仿木構的形狀雕成。漢朝木構的法式，包括下麵的平台，闕身的柱子，上麵重疊的枋椽，以及出簷的屋頂，都用高度嫻熟精確的技術表現出來。它們都是最珍貴的建築傑作。
山東嘉祥縣和肥城縣還有若幹漢朝墳墓前的“石室”，它們雖然都極小極簡単，但是還可以看出用柱，用鬥，和用梁架的表示。
我們從這幾種漢朝的遺物中可以看出中國建築所特有的傳統到了漢朝已經完全確立，以後世世代代的勞動人民繼續不斷地把它發揚光大，以至今日。這些陵墓的建築物同時也是史學家和藝術家研究漢代喪葬製度和藝術的珍貴參考資料。
嵩山嵩嶽寺磚塔 佛塔已幾乎成了中國風景中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千餘年來，它們給了辛苦勤勞，受盡壓迫的廣大人民無限的安慰，春秋佳日，人人共賞，爭著登臨遠眺。文學遺產中就有數不清的詠塔的詩。
唐宋盛行的木塔已經隻剩一座了，磚石塔卻保存得極多。河南嵩山嵩嶽寺塔建於五二〇年，是國內最古的磚塔，也是最優秀的一個實例。塔的平麵作十二角形，高十五層，這兩個數字在佛塔中是特殊的孤例，因為一般的塔，平麵都是四角、六角，或八角形，層數至多僅到十三。這塔在樣式的處理上，在一個很高的基座上，是一段高的塔身，再往上是十五層密密重疊的簷。塔身十二角上各砌作一根八角柱，柱礎柱頭都作蓮瓣形。塔身垂直的柱與上麵水平的簷層構成不同方向的線路；全塔的輪廓是一道流暢和緩的拋物線形，雄偉而秀麗，是最高藝術造詣的表現。
由全國無數的塔中，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中國建築，即使如佛塔這樣完全是從印度輸入的觀念，在物質體形上卻基本的是中華民族的產物，隻在雕飾細節上表現外來的影響。《後漢書·陶謙傳》所敘述的“浮圖”（佛塔）是“下為重樓，上疊金盤”。重樓是中國原有的多層建築物，是塔的本身，金盤隻是上麵的刹，就是印度的“窣堵坡”。塔的建築是中華文化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的絕好的結晶。塔是我們把外來影響同原有的基礎接合後發展出來的產物。
趙州橋 中國有成千成萬的橋梁，在無數的河流上，便利了廣大人民的交通，或者給予多少人精神上的愉悅，有許多橋在中國的曆史上有著深刻的意義。長安的灞橋，北京的盧溝橋，就是卓越的例子。但從工程的技術上說，最偉大的應是北方無人不曉的趙州橋。如民間歌劇《小放牛》裏的男腳色問女的：“趙州橋，什麽人修？”絕不是偶然的。它的工程技巧實太驚人了。
這條橋是跨在河北趙縣洨水上的。跨長三十七公尺有餘（約十二丈二尺），是一個單孔券橋。在中國古代的橋梁中，這是最大的一個弧券。然而它的偉大不僅在跨度之大，而在大券兩端，各背著兩個小券的做法。這個措置減少了洪水時橋身對水流的阻礙麵積，減少了大券上的荷載，是聰明無比的創舉。這種做法在歐洲到一九一二年才初次出現，然而隋朝（公元五八一至六一八年）的匠人李春卻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建造了這樣一道橋。這橋屹立到今天，仍然繼續便利著來往的行人和車馬。橋上原有唐代的碑文，特別讚揚“隋匠李春”“兩涯穿四穴”的智巧；橋身小券內麵，還有無數宋金元明以來的銘刻，記載著曆代人民對它的敬佩。李春兩個字是中國工程史中永遠不會埋沒的名字，每一位橋梁工程師都應向這位一千三百年前偉大的天才工程師看齊！
索橋 鐵索橋、竹索橋，這些都是西南各省最熟悉的名稱，在工程史中，索橋又是我們的祖先對於人類文化史的一個偉大貢獻。鐵鏈是我們的祖先發明的，他們的智慧把一種硬直頑固的天然材料改變成了柔軟如意的工具。這個偉大的發明，很早就被應用來聯係河流的阻隔，創造了索橋。除了用鐵之外，我們還就地取材，用竹索作為索橋的材料。
灌縣竹索橋在四川灌縣，與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同樣著名，而且在同一地點上的，就是竹索橋。在寬三百二十餘公尺的岷江麵上，它像一根線那樣，把兩麵的人民聯係著，使他們融合成一片。
在激湍的江流中，勇敢智慧的工匠們先立下若幹座木架。在江的兩岸，各建橋樓一座，樓內滿裝巨大的石卵。在兩樓之間，經過木架上麵，並列牽引十條用許多竹篾編成的粗巨的竹索，竹索上麵鋪板，成為行走的橋麵。橋麵兩旁也用竹索做成欄杆。
西南的索橋多數用鐵，而這座索橋卻用竹。顯而易見，因為它巨大的長度，鐵索的重量和數量都成了問題，而竹是當地取不盡，用不竭，而又具有極強的張力的材料；重量又是極輕的。在這一點上，又一次證明了中國工匠善於取材的偉大智慧。
從古就有有計劃的城
自從周初封建社會開始，中國的城邑就有了製度。為了防禦鄰邑封建主的襲擊，城邑都有方形的城郭。城內封建主住在前麵當中，後麵是市場，兩旁是老百姓的住宅。對著城門必有一條大街。其餘的土地劃分為若幹方塊，叫做“裏”，唐以後稱“坊”。裏也有圍牆，四麵開門，通到大街或裏與裏間的小巷上。每裏有一名管理員，叫做“裏人”。這種有計劃的城市，到了隋唐的長安已達到了最高度的發展。
隋唐的長安首次製定了城市的分區計劃。城內中央的北部是宮城，皇帝住在裏麵。宮城之外是皇城，所有的衙署都在裏麵，就是首都的行政區。皇城之外是都城，每麵開三個門，有九條大街南北東西地交織著。大街以外的土地就是一個一個的坊。東西各有兩個市場，在大街的交叉處，城之東南隅，還有曲江的風景。這樣就把皇宮、行政區、住宅區、商業區、風景區明白地劃分規定，而用極好的道路係統把它們係起來，條理井然。有計劃地建造城市，我們是曆史上最先進的民族。古來“營國築室”，即都市計劃與建築，素來是相提並論的。
隋唐的長安、洛陽和許多古都市已不存在，但人民中國的首都北京卻是經元、明、清三代，總結了都市計劃的經驗，用心經營出來的卓越的、典型的中國都市。
北京今日城垣的外貌正是辯證的發展的最好例子。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軸線，由南至北長達七公裏餘。在它的中心立著一座座紀念性的大建築物。由外城正南的永定門直穿進城，一線引直，通過整一個紫禁城到它北麵的鍾樓鼓樓，在景山巔上看得最為清楚。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城市有這樣大的氣魄，能夠這樣從容地掌握這樣的一種空間概念。更沒有第二個國家有這樣以巍峨尊貴的純色黃琉璃瓦頂，朱漆描金的木構建築物，毫不含糊地連屬組合起來的宮殿與宮廷。紫禁城和內中成百座的宮殿是世界絕無僅有的建築傑作的一個整體。環繞著它的北京的街型區域的分配也是有條不紊的城市的奇異的孤例。當中偏西的宮苑，偏北的平民娛樂的什刹海，禁城北麵滿是鬆柏的景山，都是北京的綠色區。在城內有園林的調劑也是不可多得的優良的處理方法。這樣的都市不但在全世界裏中古時代所沒有，即在現代，用最進步的都市計劃理論配合，仍然是保持著最有利條件的。
這樣一個京城是曆代勞動人民血汗的創造，從前一切優美的果實都歸統治階級享受，今天卻都回到人民手中來了。我們愛自己的首都，也最驕傲它中間這麽珍貴的一份偉大的建築遺產。
在中國的其他大城市裏，完整而調和的，中華民族曆代所創造的建築群，它們的秩序和完整性已被帝國主義的侵入破壞了。保留下來的已都是殘破零星，亟待整理的。相形之下北京保存的完整更是極可寶貴的。過去在不利的條件下，許多文物遺產都不必要地受到損害。今天的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保證盡最大的能力來保護我們光榮的祖先所創造岀來可珍貴的一切並加以發揚光大。
原載於1951年2月19—20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