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亞當·斯密與《國富論》

查爾斯·布洛克[20]

在1752年到1764年間，亞當·斯密一直擔任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國富論》可以說就是他給學生們上課時的講義合集。以希臘傳統哲學為基礎，亞當·斯密提出了一套小至個人行為準則大至社會秩序製度的道德哲學體係。亞當·斯密曾說過：“縱觀曆史我們發現，個人的幸福和完美並不局限於個人生活，還應該包括其在家庭、社區以及國家中的貢獻與收獲。”有鑒於此，亞當·斯密本人也遵循這個原則向學生教授課程。

亞當·斯密哲學體係的根本理論

亞當·斯密使很多傳統科目找到了新的發展方向。1759年，他出版了令他蜚聲國際的倫理學著作《道德情操論》。在書中，他認為同理心、同情心是判斷人類行為動機及結果的核心，人類的同情心實際上就是這個社會的正義，同時也是“社會結構的重要支柱之一”。《道德情操論》反映的是18世紀社會普遍認同的自然秩序理論，即創世者以最大的仁慈造福於人類，哲學、政治和經濟等都是用來發現自然規律並促進社會發展的工具。在自然秩序中，上帝賦予每個人在合理範圍內追求和擁有自己幸福的權利，同時助力完善公共福利。在這種主張自然平衡和諧論調的基礎上，亞當·斯密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人生來有權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追逐自己的利益。

早前，亞當·斯密曾寫過關於政府和社會公義的論文，可惜都沒有付梓成冊，後來他把所有想法和建議整理好，於1776年出版了流芳百世的《國富論》。

亞當·斯密關於福利及政治經濟學的構思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通過專業知識以及敏銳的個人觀察，把經濟原則與現實經濟生活緊密地連接在一起。與其他大部分經濟學著作不同，《國富論》一書中列舉了許多在實際生活中會運用到經濟學的例子。亞當·斯密不喜歡在經濟學的定義中糾纏，反而習慣直截了當地闡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富裕起來的主要原因。他認為國家土地的年產量以及社會勞動者的生產力才是“真正的財富”，這與以往很多把國家耐用品庫存視為財富的經濟學家的觀點不同。在亞當·斯密的文字中我們鮮有見到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唯一最接近的字眼出現在《國富論》第四篇開頭第一句。他說：“政治經濟學是幫助政治家或立法者製定國策的依據，它包括兩方麵的工作，一是為人民提供豐厚的收入和安定的生活，或者為人民提供能獲得上述二者的環境和機會，二是為國家和聯邦創造足以完善公共服務的收入，這兩項工作都有利於人民和國家的發展。”

生產和分配

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們總喜歡說《國富論》中論點不夠係統，可事實上，這些論點已足以證明亞當·斯密想證明的命題。《國富論》的第一篇主要還原了財富產生和分配給勞動者、企業家和土地擁有者的整個過程。由此可知，現代社會工業生產力的提高需要著重研究改進勞動者的分工原則。這是一個經濟學上常見的命題，而亞當·斯密在討論時提到，利己主義決定了人在追逐利益時的自發性，即使沒有政府的號召，人也會盡可能地改善自身的經濟條件。同時，由於勞動分工以交換為前提，於是便帶出了與貨幣及價值相關的問題。在針對“價值”的研究中，亞當·斯密按來源將其大致分成三類：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和土地租金，並以此為例闡明了社會財富分配的原則與過程。他的研究成果被許多經濟學作者引用為古典經濟學之奠基，也為馬克思社會主義經濟體係的建立提供了間接的依據。而他關於勞動工資、資本利潤與土地租金的理論，經過大衛·李嘉圖的充實和修正，不但成為了日後高校必讀的古典經濟學教材，還讓商人真正明白了不同雇傭方法所能帶來的利潤差異。

自然和資本利用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第二篇中討論資本積累的性質和作用，並認為這是促使勞動者工作、推動工業發展的原動力。他在《國富論》中寫道，資本最初來自於儲蓄，接著儲蓄變成維持生產所需的資金，最後按照一定模式固定成資本積累的循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我們會把某些行為定義為非生產性勞動，但這不代表那是在做無用功，隻是這些行為無法生產出任何耐用品，因此——按亞當·斯密的說法，他們不具備生產性和生產力而已。節省和儲蓄能幫助經濟人增加生產及雇傭所需的資金，而消費和虧損則會令經濟人錯過生產更多產品或雇傭更多更好的勞動者的機會。

因此，為了更好的未來，最初的節儉是個人財富和國家收入增長的主因，同時得益於政府的保護，個人可以以他認為最有利的方式追求想取得的利益。除了上述問題，亞當·斯密還探討了資本在不同領域的用途。首先，與製造業相比，農業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而這兩者的發展都有利於推動運輸業和商貿的前進。其次國內貿易的興起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海外貿易的拓展則又會反過來帶來更多生意契機。

所有這些都能幫助經濟人進行資本的循環累積。若一個國家在發展初期缺乏資本，不妨先以農業為突破口，然後再發展製造業和國內貿易。當資本的自然增長穩定後，便可以通過推進運輸業開拓海外貿易，實現資本的大幅度增長。這樣的發展過程，並不需要政府的過多幹涉，單靠人性中利己主義的自由發揮便能完成。亞當·斯密的這個論點非常重要，可以說是他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核心。

亞當·斯密的貿易理論

在《國富論》的第三篇中，亞當·斯密對歐洲各國的政治限製和政策偏好一一進行了分析研究，並用整個第四篇駁斥在當時政治經濟體係下政府對商業和自由貿易的幹涉行為。亞當·斯密認為，限製商業即是減少社會成員給彼此提供服務的機會，而這會直接影響到公共福利的發展。同時，他也像戴維·休謨一樣反對重商主義。他指出在自由貿易體係下，經濟的繁榮並不是政府施舍，而是依靠“每個人為了改善自身生活條件而付出的努力”。在指正了重商主義者的錯誤觀點後，亞當·斯密也對政治經濟學中的“農業係統”進行了剖析，並得出“土地的生產力是國富民強唯一來源”的結論。而在得知與農業相關的經濟學家已經把“自由種植，自主生產”作為提高土地年產量的不二法寶後，亞當·斯密便盛讚其為“在完美的政治經濟學體係下最接近真理的做法”。

公共財政

在《國富論》的第五篇中，亞當·斯密首次發表了對公共財政的調查與分析，而在該篇的第二章中他著重討論了“稅收”這個命題。當時“稅收”在別的文獻裏經常出現，卻隻有片言隻語的描述。亞當·斯密成功地將他的稅收理論與他的財富積累及分配理論聯係起來，並在實踐中提出許多被後世采納的改革方法。雖然他對公共債務持過分否定的態度，並強烈批評了英國和其他國家在18世紀實行的不明智的財政政策，但事實證明，亞當·斯密對公共債務的本質理解是相當正確的。

《國富論》一經出版便得到了巨大的反響。亞當·斯密在世期間，《國富論》被再版了五次之多，同時也被翻譯成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丹麥語。獨立戰爭結束前，《國富論》便已經被很多美國政治家所熟知，但直到1789年，《國富論》才首次在費城本土出版。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的“治國散文”中毫不掩飾其對亞當·斯密的推崇。時光荏苒，《國富論》中的理論開始展示出其對掌權者及政府的深遠影響，它不但成全了工商業的自由發展，還成就了自身在政治經濟學中屹立不倒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