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現代哲學的興起
拉爾夫·巴頓·佩裏[26]
我們曾經學過，歐洲沉睡了一整個“黑暗時代”之後，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時猛然驚醒。現在我們知道了，歐洲即便在“黑暗時代”，也一直有光明照耀，至少可以說，歐洲即便在睡夢中也是處於夢遊狀態。我們知道，在1453年之前的許多個世紀裏，歐洲人一直活得很熱情、很高貴，他們的思想之嚴肅與崇高是空前絕後的。對於這樣一個創造了哥特式藝術、孕育了像神聖羅馬帝國這樣輝煌夢想的時代，你怎能說它缺乏想象和啟蒙呢？
不過，就在15世紀前後，歐洲人的腦袋裏確實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再離經叛道的學者都不會否認這一點。它更多的啟示並不在於思想的覺醒，而在於方向的改變，後來的曆史證明，這次改變結出了累累碩果。或許，我們最好把這個方向的改變稱為“回歸本源”。這是那時發生的所有顯著改變的共同特征，比如追溯古代、重新審視典章製度以及更直接地觀察大自然，這些都是回歸本源。人們開始重新思考事物的起源，所有新的體驗混合在一起，使一切煥然一新，這對人的每一項興趣和工作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其中，文藝複興時期的哲學主要是重新研究某種古代哲學。皮科·德拉·米蘭多拉重新解讀了柏拉圖；彭波那齊捍衛了希臘人和亞曆山大主義者對亞裏士多德的解釋，反對了阿威羅伊學派和正統觀點；蒙田則複興了古代懷疑論。但是，要說誰更能左右哲學的未來，其實是時代精神，它對哲學的影響並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時代精神先是影響科學，然後再通過科學影響哲學。因此，從哲學的未來這個角度來看，這一時代的偉大人物並不是皮科和彭波那齊，而是哥白尼和伽利略。
哥白尼的大發現
哥白尼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聲稱地球是運轉著的。他所引發的震驚與困惑是空前的，當時的人們一直堅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被日月照亮，被眾星環繞，人類墮落和救贖的大戲也在地球上上演——這是人類其他所有信念的堅實核心。看起來若是不徹底摧毀人們所熟悉的整個世界的宏大體係，要人們相信地球轉動是不可能的，畢竟，人類已經用了千百年的時間來適應這個體係，並最終覺得這就是真理，不容置疑。在一個既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既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界的宇宙中，人們去哪裏能找到上帝的容身之所，找到人的容身之所，又去哪裏能為彼此找到安身之所呢？偉大的殉道者布魯諾終其一生致力於解答這些問題，直到1600年去世。他的死完全可以被視為一座裏程碑，現代哲學由此開啟。
布魯諾認識到，再也不能以地平線為界，把整個世界劃分為天上和人間兩個區域。高踞於自然之上的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自然本身就是沒有極限的。宇宙是一個由無數世界組成的係統，這所有的世界都是平等的，沒有哪個更神聖。因此，上帝不屬於某個世界，而是普世的，他是整個宇宙的生命、整個宇宙的美。這一觀點是布魯諾從斯多葛派哲學和新柏拉圖主義那裏汲取的，在哥白尼推倒了時代的古老地標後，布魯諾順應時代需求又提出了這一觀點。這個觀點得到了笛卡爾及其追隨者遮遮掩掩的泛神論和斯賓諾莎坦率承認的泛神論的支持，在18世紀被人們拋棄，後來又被萊辛和赫爾德重新撿起，在19世紀成為德國浪漫主義運動和黑格爾運動的核心觀點之一。
伽利略的貢獻
在現代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哥白尼所做的貢獻是提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假說。伽利略的貢獻則不那麽明確，卻更具開創性，即一種新的方法。更保險地說，他為我們呈現了兩種方法：發現的方法和精確描述或者說數學描述的方法。在他那個時代，還有許多像他一樣的發現者，也有許多其他的數學物理學家，但這些變革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詮釋。
伽利略在成功製造出望遠鏡約一年之後的1610年，出版了《恒星使者》這本書，扉頁上介紹說，該書“展現了偉大而驚人的奇觀，把它們呈現給每一個人，特別是哲學家和天文學家們；這些奇觀是伽利略·伽利雷……借助他新發明的望遠鏡觀察到的；即，在月球表麵，在銀河係數不清的恒星上，在星雲中，特別是在以不同的速度和周期圍繞木星旋轉的四大行星那裏，觀察到的奇觀”。這就是製造出望遠鏡的伽利略，一位大發現時代的大師。但比起製造出望遠鏡，伽利略更偉大的貢獻在於論證了三大力學定律，他也因此開創了現代力學。他在解釋自由落體現象時，沒有把它們稀裏糊塗地歸因於萬有引力，而是準確地闡述了時間與距離的數學比例，這樣就能夠在數量上非常精確地來推導、預測和證明。也可以說，是伽利略把數學的清晰性和確定性帶入了物理學領域。
現代經驗主義
伽利略所帶來的這種雙重影響，是現代哲學新觀念最重要的來源。培根和洛克都是哲學觀察者，相對於理性，他們更加信任感覺，並且受到發現精神的鼓舞。而笛卡爾、霍布斯和斯賓諾莎都是數理哲學家，是理性的倡導者，他們首先關注的並不是拓展知識領域，而是增加知識的確定性。
培根（1561-1626）創立了現代“經驗主義”，或者說感官經驗哲學。他批評那個時代的一些錯誤，比如咬文嚼字、神人同形同性論、迷信傳統和權威，他認為是這些錯誤妨礙了人們更清楚地看世界。他創立了一種新的“工具論”（《新工具》），這是一套邏輯學和方法論，旨在矯正和補充亞裏士多德工具論，並為科學過程提供基礎。但培根的重要之處，更多的不是因為他所闡述的，而是因為他所預言的。那個人類在19世紀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的宏大夢想就是培根第一個設想出來的，這個夢想是：通過對自然進行耐心、忘我的研究，從而逐步控製自然。人類的王國，新亞特蘭蒂斯將建立在知識的基座之上。“人類的知識決定了人類的能力，如果不知原因，怎能造成結果？要支配自然必須首先服從自然，思考出的原因即可作為行動中的法則。”觀察自然的目的是利用自然，把自然變成人的居所、人的工具和人的財富。這就是我們現代世界的最高準則，也是現代人類所獨有的自信和希望的堅實基礎。
現代理性主義
笛卡爾和霍布斯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創立了現代理性主義。笛卡爾（1596-1650）發現數學是一種過程的模型。也就是說，他建議人們用數學的方式來探討哲學。他相信，數學連同它在物理學上的應用，本身並不是最高的知識。他寧願建立一種像數學一樣精確，卻更基礎、更普世的邏輯，這樣就為證明有關上帝和靈魂的更高真理打下了基礎。《方法論》記錄了作者對數學深深的敬意，以及他自己在哲學中所探尋的一種類似的確定性。
在另一種意義上，霍布斯（1588-1679）則是伽利略的追隨者。他所提出的更多的是采用和拓展數學，而不是模仿數學。他提出了普遍機械論，在這一思想體係中，物體運動的定律甚至應該應用於自然起源，應用於人。在一個世紀之後，這一觀點被雄辯的拉普拉斯熱情地讚頌，又幾乎被牛頓的研究所實現。因此，人們希望一切事物都應該像行星的速度和軌道一樣是可以明確知曉、確切預見的。所以《利維坦》的作者把人與社會，也就是個體的人與社會這個巨人，僅僅視為精妙複雜的機器，為追逐私利而運轉。
這些就是文藝複興時期的科學傳達給現代哲學的三種形式，都在伽利略的身上有所體現。培根、笛卡爾和霍布斯先後引領了17和18世紀哲學的新趨勢。培根的經驗主義，在洛克那裏煥然一新，他運用“樸素的曆史方法”研究人類思維；這種思想被貝克萊繼承，甚至將其簡化為“存在就是被感知”；在休謨那裏被推入了懷疑的危機，但還是一直作為英國的國家哲學被承襲下來。
笛卡爾的理性主義為大陸哲學偉大的形而上學體係和斯賓諾莎的一元論與萊布尼茨的多元論奠定了基礎，在沃爾夫那裏卻退化了，僅剩下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但後來被康德啟發下的新理想主義德國哲學繼承了下來。
霍布斯的物理哲學有一部分與洛克和笛卡爾的哲學十分相似，它進而發展成了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唯物主義運動，並成為所有試圖從物理學中構建形而上學的哲學家的楷模。這三種趨勢在18世紀的表現形式，尤其是它們對事實和必然性的強調，引起了劇烈的反響，這一反響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結出了果實——但其實它早就出現過，就在帕斯卡爾的信仰哲學中，在盧梭的情感哲學中，以及萊辛的發展哲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