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布隆伯格和弗裏奇時代

塞克特的繼任者為魏瑪國防軍總司令海耶，1930年，海耶因年齡原因退役，他的職務由哈默斯坦因繼任。兩個人的才能都無法與塞克特相提並論，但總體而言，兩者都能將塞克特的政策延續下來。哈默斯坦因對納粹運動的日益壯大感到不安，他認為納粹的信條和權謀手段都令人厭惡，甚至打算為了阻止希特勒而對納粹采取強製措施——哪怕是拋棄掉塞克特“不幹涉政治”的信條。

然而，老邁的共和國總統興登堡還是決定任命希特勒為總理，確立了他基於憲法之上的權力；而其他將領也不理解哈默斯坦因的擔憂，他們“純正而簡單”，這讓哈默斯坦因的努力前功盡棄。

希特勒上台後，立刻就任命布隆伯格為國防部長，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人事任命。這個人選來自萊歇瑙上校的推薦，萊歇瑙曾在東普魯士擔任過布隆伯格的參謀長，他野心勃勃又與希特勒來往密切。而布隆伯格本人則對希特勒沒有太多的了解，性格上的許多方麵也與希特勒截然相反，但他單純的軍人精神讓他立刻就接受了任命，並在這一位置上恪盡職守。

布隆伯格

在出任國防部長之前，布隆伯格曾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擔任德國代表團的首席軍事顧問。他隻有五十多歲，與其他德軍將領相比還很年輕，而這樣一個年輕人忽然青雲直上，難免會招致他人的嫉妒。本來，德軍高級將領就很輕視希特勒這個“波西米亞下士”，這種態度使他們更嫉恨得到希特勒提拔的布隆伯格。雖然，許多高級將領因希特勒的想法與他們的軍事擴張計劃相契合而支持希特勒上台，但當這個“波西米亞下士”竟要直接幹涉軍事指揮時，他們還是表達了自己的輕視和冷嘲熱諷，而他基於個人偏好所做出的人事任命也自然會受到他們的質疑。

這種來自高級將領的質疑和排斥讓布隆伯格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主見，轉而采取更依賴、更能緊密追隨希特勒的行事方針。諷刺的是，布隆伯格的性格與“普魯士”特有的生硬截然相反，他生性和善文雅，這讓他在工作中感到十分不自在。他的這種矛盾的狀態，也令他被其他軍官戲稱為“橡皮獅子”。

布隆伯格與那些性格暴虐、膽大妄為的新政府軍官截然不同。他比其他將領更同情納粹，部分原因在於他更理想主義，他浪漫而熱情洋溢的性格讓他很容易無視很多現象。納粹運動吸引了許多像布隆伯格這樣的理想主義者，雖然他們大多比布隆伯格還要年輕，但這些軍人往往成長緩慢；而布隆伯格則熱情洋溢，推崇騎士精神，並將現代軍人職業作為高尚道德的完美體現平台。1932年，我曾在日內瓦見過他一麵，那時他就已經展現出了自己獨特的性格特征。他十分關心新的軍事思想，尤其熱衷於以戰術策略進行博弈的新軍事藝術理念；他還十分熱衷於恢複騎士精神，並以極為浪漫而文采斐然的敘述向我說明戰爭中“紳士風度”的意義與作用。對高級將領進行長期的密切觀察往往令人對他們的軍人精神產生懷疑，但布隆伯格卻與眾不同，雖然他稍顯天真，但他對軍人的職業信念卻是無比真摯的。他身材高大魁梧，性格謙遜平和，言談坦然爽快，舉止也與囂張跋扈的那些軍官大不相同。但不幸的是，他不得不被兩個敵對集團夾在中間，努力去緩解雙方水火不容的矛盾紛爭。如果處在更好的環境下，相信他本可成為一個更為偉大的人物。

布隆伯格在一些重要的方麵上，也曾做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貢獻。人們曾普遍認為，在“普魯士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的雙重影響下，德軍的表現會遠比“一戰”時更糟糕，但事實卻出乎人們的意料：相對於“一戰”，“二戰”中的德軍在與西方勁敵較量時，總體上是能夠更好地遵守戰爭規則的。他們不僅改進了自己的言行舉止，也更注意讓自己的舉動不會成為曆史的汙點。這一點要歸功於布隆伯格和一批與他誌同道合的將領們，他們致力於教化國防軍，向他們灌輸軍人應有的文明規範。1940年德軍在入侵比利時和法國時，德軍表現得十分克製，這與1914年的情況有著天壤之別。布隆伯格的這種努力，不僅讓被征服國家能夠緩和戰敗的痛苦，人民飽受創傷的心理也得到了安撫，如果不是後來蓋世太保和黨衛隊胡作非為，這一方針還能產生持續的影響。

布隆伯格還對德軍戰術發展的轉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哈默斯坦因保證了德軍進攻的傳統理論得以延續，但他的思想既缺乏用於訓練的物質手段，也缺乏能夠讓他們的攻勢更銳利的新技術。而布隆伯格不僅有過在東普魯士進行新戰術實驗的經曆，還能清楚地認識到現代防禦具有獨特優勢，並試圖將它的優勢轉化為進攻的輔助手段。這種新戰術不再去強攻防守嚴密的敵方陣地，而是通過佯裝撤退或突襲敵方關鍵交通線的方式，引誘敵人離開防線，誘使其貿然進攻從而陷入混亂，我方則趁其慌亂時發動反攻而獲取勝利。我在研究美國南北戰爭時期，聯邦軍著名將領謝爾曼在佐治亞州的戰役過程中，曾被他的“誘餌戰術”所體現出的巨大威力所折服，他將進攻和防禦戰術相結合，使其如利劍與盾牌的配合一般完美。我會在未來的著作中詳細闡述這一戰術在現代戰爭中的應用，而布隆伯格對這一戰術的興趣，正是令我能夠接觸到這一戰術的契機。[3]

相比於大多數將領，布隆伯格更青睞以坦克代替騎兵的新機動戰的理念。當時，除了皇家坦克軍團，英軍上下都對這一理念缺乏興趣；而德軍的萊歇瑙則十分擁護這一理念，還親自將我的著作譯為德語。不過他並沒有像古德裏安和托馬一樣全麵接受裝甲戰思想——他們從1934年開始，就直接著手打造德國的裝甲部隊了。

在“二戰”剛剛開始的兩年中，出於德國裝甲部隊的無堅不摧和裝甲戰術的優異實踐成果，人們往往對“一戰”後強製解除戰敗國武裝的措施報以諷刺挖苦的態度。但從實際效果來說，這些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它迫使德軍領導層曾為避免裁減軍備而想出無數對策——它們大多收效甚微，軍力依舊嚴重受限，對協約國更無法構成實質上的威脅。直到當納粹公開違背《凡爾賽條約》，協約國卻表現出猶豫不決時，德軍才得以借機強大起來。另外，強製裁軍也讓德國被迫廢棄1914—1918年累積的陳舊武器，而協約國卻保留了這些武器，並被這些過時的武器束縛了思想，導致他們自命不凡，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實力。當德軍卷土重來後，他們就能夠在新的戰術理念指揮下在更大的空間中發展新式武器。

戰勝國對德軍總參謀部的查禁也推動了新的軍事理念的發展。如果維持舊總參謀部，保留其老套的框架組織，以及龐雜的外部結構，它就會如同其他總參謀部一般被冗員所拖累而變得呆滯。而在被迫轉入地下後，德軍總參謀部就可以不再受行政事務的約束，可以集中精力思考未來的軍隊建設，作戰效率也得到了大幅提升。畢竟，像總參謀部這樣的軍事組織是可以從物理上摧毀，卻無法從思想上進行壓製的。

事實證明，真正阻礙德軍走向現代化的，是內部的保守主義與利益糾葛，而不是凡爾賽和約這樣的外部限製。和約要求的強製裁軍，實質上為德軍實現更高效的現代化掃清了道路。一旦政治上的時機成熟，德軍便可走上快速發展之路。

弗裏奇

作為國防部長，布隆伯格能促進他熱衷的新理念得到貫徹，並避免這一理念像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那樣被死守“傳統”的老將軍們抵製。但是，他的“緩衝器”一般的政治地位，還是阻礙了他的理念的迅速傳播和發展。1933年，布隆伯格希望由萊歇瑙接替哈默斯坦因擔任陸軍總司令，卻遭到了高級將領們的一致反對。在他們的建議下，興登堡選擇了維爾納·馮·弗裏奇將軍——一個在政治和軍事上都能代表保守勢力的軍事全才。保守勢力對新式武器的看法較為消極，比如弗裏奇雖然深知坦克和飛機有多重要，但還是將他們視為隻能作為傳統軍隊附屬的“新貴”；而後來的參謀總長路德維希·貝克更是像指責納粹一樣批評坦克的“革命”。在它們的影響下，雖然在德國，新式武器的應用程度比其他國家更高，但他們的應用依舊是在新舊模式之間不斷遷就妥協的。

弗裏奇曾於1920年到1922年間在塞克特手下參與國防軍的重建工作，後被調到部隊中擔任炮兵營長，隨後又成為東普魯士的參謀總長。1927年，他被調回國防部，擔任布隆伯格的助理，協助布隆伯格全麵主持工作。在那裏，他主要負責製訂作戰計劃，準備在西線鞏固對法防禦的同時對波蘭進行突然襲擊。這一計劃是1939年突襲波蘭戰略的雛形，不過由於1939年的德軍已經開始了大規模的機械化，該戰略的規模和實施速度是遠超弗裏奇的原計劃的。

在納粹上台前期，弗裏奇顯露出了老派德國軍官中罕見的外交才能。對民主黨派的代表提出的一些棘手問題，如為何增加軍事預算，為什麽要建設如此規模龐大的參謀和教官隊伍等，弗裏奇總能熟練地予以解釋，並通過愛國主義呼籲、巧妙利用批評人士的弱點和培養與他們的感情來讓他們緘口不言。弗裏奇是個性格冷峻不苟言笑的人，但在需要的時候，他也能變得和藹可親。

當納粹的權力不斷膨脹後，將軍們意識到他們需要一個既堅毅又能有外交才幹的領袖才能保住地位，而弗裏奇正是最合適的人選。他不僅被譽為戰略家，又具有多項優良品質，因此在1934年，他被晉升為陸軍總司令。上任後，他的第一步行動就是遏製以羅姆上尉為首的納粹黨非職業軍人的野心，並對抗增強勢力後的他們可能給職業軍人的權力和利益帶來的威脅。他通過向希特勒提供證據，證明這些人試圖加強衝鋒隊的武器裝備以取代正規軍，並為發動推翻希特勒本人的政變鋪平道路，而黨衛隊首領、蓋世太保總管希姆萊也出於自身的利益而選擇和他們站在統一戰線。最終，他們成功地說服了希特勒，並於1934年6月30日進行了名為“長刀之夜”的血腥清洗。

這一行動不僅加強了弗裏奇與希特勒的關係，也使他贏得了許多出於各種原因而忌憚納粹勢力的德國各派勢力的聲援支持，從而令他在內部力量平衡的基礎上以謀略成功牽製了希姆萊的勢力，確立了陸軍司令部至高無上的地位。

然而，在對外事務的處理上，他們的關係卻逐漸緊張起來——不是政策是否合理，而是節奏是否太快。弗裏奇和他的同僚們喜歡希特勒對德國平等權利的強烈主張，也支持他說要把德國從《凡爾賽條約》的限製中解放出來的態度（在希特勒的支持下，1933年，德軍著手將陸軍從現有的8個師擴充到24個師，並製造必要的裝備）。但他們對希特勒在1933年10月突然決定退出國際聯盟的事情表示懷疑，這件事事先並沒有征詢過陸軍首腦的意見。他們認為，這會讓德國處於一個不穩定的孤立狀態。他們還對希特勒在演講中大肆攻擊蘇聯感到擔憂，因為紅軍領導人與他們的關係不錯，紅軍為他們提供了便利，讓他們能用因和約而禁止在德國使用的新裝備進行練習。

1935年3月，希特勒不顧一切地向全世界宣布，他已經擺脫了和約的軍備束縛，將會組建一支由36個師組成的軍隊，並重新實行征兵製。這是一個沒有和陸軍首腦們事先協商的決定，令陸軍首腦大為吃驚的是，希特勒的宣言根本是虛張聲勢，他們並沒有為組建36個師做任何準備。盡管他們很喜歡擴充軍隊的想法，但他們認為把國防軍的兵力增加三倍可能會降低作戰效率。他們對這一決定的質疑態度惹怒了希特勒，因為他的宣布並沒有引起什麽嚴正的抗議，也沒有實質性的懷疑。希特勒覺得，在這個特殊時期，將領們卻表現得很冷淡。

一年後，希特勒派德軍重新進駐萊茵非軍事區，令世界為之震撼。這次他征求了陸軍首腦的意見，但隻是在這次行動的前夕——他們隻有不到24小時的時間來起草並向部隊發布命令。布隆伯格嚴重質疑這一決定，尤其擔心進軍萊茵河以西可能帶來風險。希特勒做了一些讓步，同意隻派三個營過河，一旦法國有強烈反應，他也能及時撤軍。但法國並沒有什麽激烈的反應。希特勒一邊為他的冒險成功感到興奮，一邊又為德軍將領看似與他步調一致，實際卻試圖延緩節奏的做法感到惱火。

由於英法政府采取綏靖政策，納粹領導人越發膽大妄為。他們為了確保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將軍取得勝利而強行幹預了西班牙內戰，從而建立了一個橫亙於英法海上交通線上的法西斯勢力。弗裏奇也熱衷於將西班牙戰場作為德軍新式武器和戰術的實驗性演練場，為此他派出了一小支部隊，試用新式武器和戰術。但他也精明地發現，西班牙在戰略上是一個尷尬的地方，不應在此冒險向英法公開挑釁。他的這種謹小慎微讓正為陶醉於勝利的納粹領導人所厭惡，而他正在進行的改善與蘇聯紅軍關係的外交活動更令納粹感到強烈不滿。希特勒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固執態度，讓弗裏奇的敵對勢力有了誣陷詆毀的肥沃土壤；而弗裏奇在軍官團體中努力維持舊式精神，拒絕納粹意識形態滲透的態度更讓雙方矛盾日益激化。

而弗裏奇和布隆伯格的裂痕也不斷擴大。弗裏奇和他的同僚們覺得，布隆伯格沉溺於希特勒所賜予的權力之中，沒有全力去維護軍官們的利益。在他們看來，布隆伯格在製服上戴著納粹勳章，象征著他卑躬屈膝的服從精神。他們甚至還稱布隆伯格為“小希特勒”，這是納粹電影中描繪的一個狂熱崇拜希特勒的男孩的名字。

雙重解職

1938年1月，德軍發生了一場危機。布隆伯格與他辦公室中的一位打字員結婚了，這樁婚姻得到了希特勒的肯定，他認為這次婚禮證明了國社黨德國的軍事領導人思想開明，能與廣大人民打成一片，而不隻與自己社會階層的人結婚。為了表達支持，希特勒親自作為見證人參加了婚禮。而布隆伯格的同僚們則認為這樁婚姻極不體麵，但當時傳聞的“軍官一致抗議導致布隆伯格下台”的消息卻並不屬實——即使真的有什麽抗議，希姆萊也早就搶在他們前麵下手了。

婚禮結束後，希姆萊很快便向希特勒出示了一份警方密案，聲稱新娘原為妓女（戰後美國的調查顯示，新娘是希姆萊故意安插在布隆伯格的辦公室中的，他通過這一方法讓布隆伯格落入陷阱），而親自出席“妓女”婚禮的希特勒自然就成了笑柄。對此，希特勒大發雷霆，不僅解除了布隆伯格的職務，甚至從軍官名單裏將其刪除。

這件事本不足以令將領們感到擔憂，但隨後而來的第二件事卻讓他們深感恐懼。希姆萊又拋出了另一卷警方密件，指控弗裏奇為同性戀。雖然這份密件指控的是另一個名叫弗裏奇的人，但當希特勒要求弗裏奇作出解釋時，希姆萊卻讓一位證人當麵指認涉案的正是弗裏奇。據此，希特勒便解除了弗裏奇的職務。

據勒裏希特將軍所說，希姆萊的這一舉動是為了阻止弗裏奇接管布隆伯格的職務和權力，以及國防軍乃至整個武裝部隊的最高指揮權。“任何國防部長的繼任者都會成為戈林的上司，而弗裏奇資曆比戈林更高，也是戈林之外適合繼任的唯一人選。希姆萊幹預此事，並不是為了戈林，而是出於自己的野心。他所有的行動舉措都是為了讓黨衛隊逐步篡奪軍權。”

弗裏奇要求設立一個調查法庭，這一要求在經曆重重波折後，在倫德施泰特代表高級將領們強烈要求下才得到同意。在勉強同意舉行聽證後，希姆萊又試圖親自主持法庭調查，但司法部部長及時對弗裏奇伸出了援手，宣布此案必須交付軍事法庭審理。希姆勒接著試圖爭取辯方的證人，為了保障證人能夠安全出庭，將軍們派出士兵護送證人。在審訊中，希姆勒的主要證人否認了自己的證詞，並為此丟了性命。在眾人的努力下，弗裏奇才得以洗刷冤屈。

但就在調查進行的同時，希特勒為了攫取國防軍的最高指揮權，公開聲稱他對將軍們的行為非常失望。布隆伯格被罷黜，被希特勒視為隻會溜須拍馬的凱特爾得以接任布隆伯格的位置。布勞希奇被任命為陸軍總司令，取代弗裏奇。等到弗裏奇被證明清白時，所有的位置都已被希特勒安排的人選所占據了。這場精心策劃的陰謀最終落幕，希特勒最終一手遮天，希姆萊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

在希特勒控製權力的每個階段，他都利用了各個派係嫉妒和保守的本能。他很善於利用這些因素，同時又小心翼翼地限製任何可能限製他的目標的機關的發展。1935年，德國重組了總參謀部，但它並沒有從前那樣大的權力。總參謀長必須服從陸軍總司令，政治事務則由國防部部長處理。此外，國防部部長布隆伯格還被任命為國防軍總司令。

國防軍最高司令部（O.K.W.）負責處理三個軍種的政治和行政事務，同時還增加了一個小型的“國土保衛科”，以處理與邊界問題相關的事務及三個軍種的協調問題。這似乎是想組建國防軍總參謀部，但由於其他方麵的種種顧慮，這種設想隻能停留在理論上。

陸軍總司令部（O.K.H.）十分反感這樣的發展，認為這會削弱他們的地位，取代他們成為老總參謀部的繼承人。他們認為，不應該讓他們這樣曆史悠久的組織從屬於一個新成立的並不熟悉軍事的機構。德國的軍事問題主要來自歐洲大陸，因此陸軍總司令部應該有掌控全局的作用。海軍也不願意被“旱鴨子”所指揮，空軍總司令戈林出於自身利益考慮更是強烈反對這一意見。為了避免遭受阻撓，布隆伯格不斷強調新的協調機關隻是一個小機構，不會成為各軍種的領導者。至於希特勒，雖然他想削弱陸軍總參謀部的權力，但他並不希望看到一個上級機構來代替它，阻礙他控製所有權力。因此，他也反對發展國防軍總參謀部。後來，布隆伯格被撤職後，他便直接將國防軍參謀部直接局限成自己手下的一個“部門”。

此時，陸軍總參謀部雖然服從著希特勒的指揮，但還控製著製定戰略的權力。然而，希特勒一直在尋找機會，以便削弱陸軍總參謀部的影響力，從而實現他的野心，讓他能掌控製定戰略的權力。

第二年冬天，希特勒又廢除了一項自1813年便存在的規則：在做出軍事決定時，所有的總參謀部人員都要與他們的長官共同對決定負責，但有權保留不同意見。這一規定讓總參謀部有權越級向上申訴。而在廢除以後，總參謀長便不能再發表獨立意見，而是嚴格地服從總司令的指揮。這一改變削弱了總參謀長和其他所有總參謀部人員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