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塞克特鍛造的德軍體係

阿爾弗雷德·馮·施裏芬來自波羅的海沿岸的梅克倫堡，他在“一戰”爆發的七年前退役，一年前去世。正是他謀劃了入侵法國的整體計劃，策劃了突破法軍防線的創舉，培養了指揮戰爭的總參謀部成員，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他的計劃中，為了從側翼包抄法國，德軍不惜破壞比利時中立，使英國卷入戰爭。盡管他的繼任者對計劃執行不力，但這一計劃險些讓德國在一個月內就大獲全勝。

漢斯·馮·塞克特來自梅克倫堡和丹麥之間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他和施裏芬相似，在世界大戰的十年前退役，三年前去世，並對“二戰”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一戰”後，他重新締造了一支驍勇善戰的德國陸軍，為德軍的強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一戰”的戰勝國締結的和平協議力求削弱德國的勢力，而他力挽狂瀾，製定計劃幫助德軍重回巔峰。他對德軍體係的重建，對“二戰”初期德軍取得輝煌戰果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他做出的警示又預示了後來的動亂。

塞克特對德軍重建的貢獻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如果不首先評估塞克特在“二戰”中的影響力，我們就無法對希特勒的將領們進行任何有價值的判斷。隻有充分評估了塞克特的體係的價值，才能對1939—1945年聲名鵲起的德軍將領們做出更準確客觀的評述。在這樣的共同背景下，我們就可以窺見塞克特的體係是如何打造成功的；雖然對塞克特打造德軍體係有很多詮釋，但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在《凡爾賽條約》還禁止德軍建立總參謀部時，塞克特的計劃就已經在地下運作，並為德軍再次崛起打下基礎了。

1914—1918年，塞克特作為一名中校，擔任克拉克的第一集團軍的參謀總長，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指揮。在那裏，他親眼見證了堪稱精妙的施裏芬計劃是如何在實際操作中被不斷扭曲，許多決定性的勝利是如何在觸手可及之時遭到放棄的。

1915年，塞克特開始在戰場上嶄露頭角。他以冷靜的頭腦，在波蘭戈爾利采幫助輕騎兵將領馬肯森元帥給予俄國人狠狠一擊，並將其部隊一分為二，使其從此一蹶不振。在這場戰役中，塞克特使用的戰術已經隱含著現代滲透戰術的部分因素，即動用後備力量集中攻破敵方的薄弱地帶，並盡可能深入推進。這一戰術，與傳統的總是傾向統一正麵推進、集中後備力量攻破地方重點防守區域的戰術大不相同。

戰役結束後，塞克特聲名鵲起，從一個馬肯森背後的智囊搖身一變成為德軍交口稱讚的英雄，德軍稱讚他：“馬肯森在哪裏，塞克特就在哪裏；塞克特在哪裏，勝利就在哪裏。”此後，他在東線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由於他並不屬於當時執掌德軍最高指揮權的興登堡—魯登道夫派係，因此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不過他也因禍得福，沒有因西線的最終潰敗而使名聲遭到玷汙。戰後，塞克特出任巴黎和會德國代表團軍事代表，隨後又順理成章地成為德國國防軍的總司令。

《凡爾賽條約》規定德軍全軍總人數不得超過十萬人，以求限製德軍軍隊數量；而作為總司令的塞克特則力求在條款的約束下，盡可能地爭取更大的空間以重建德軍，為德國恢複軍事力量鋪平道路。那時，任何一個國家的將領都會做出和他一樣的選擇，而他也有先例可循：1806年，拿破侖強迫普魯士軍隊解除武裝，而普魯士將軍沙恩霍斯特則在暗中突破限製，組建了一支軍隊，並在七年後反敗為勝，一舉重創了拿破侖的法軍。相對於沙恩霍斯特，塞克特麵對的環境要更加嚴苛，但他還是和自己的下屬們一道，以巧妙的方式進行改革。

塞克特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是德軍與政治家的關係。德軍舊有的等級製度總是蔑視平民，這不僅動輒令整個民族精疲力竭，也讓新共和國的領導人們對軍隊懷有著天然的疑慮。相對於從前總是對文官傲慢無禮的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塞克特舉止溫文爾雅、親切從容，不僅有著圓滑老練的外交手段，還對國內事務有著十分深刻的理解。這種鮮明的對比，給文官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風度翩翩，趣味高雅，洞察世情而又含蓄克製，被人們稱為“斯芬克斯”。雖然軍方十分反感他的憤世嫉俗和總是夾雜諷刺的語氣，但政治家們對他十分放心，認為他能將尚武精神和軍人的效率相結合。

塞克特使軍隊在整體上與政治保持距離，並對新的共和政體保持著令人一目了然的忠誠，這讓他在那個進退維穀的年代裏既能像許多老派軍官一樣投身政治活動，還能在暗中推動自己的軍事發展戰略。在既得利益團體允許的前提下，他盡可能確保新的德國國防軍的骨幹人員，來自曆經戰爭考驗的軍官和下級軍士。塞克特的新國防軍規模不大，僅有4000名軍官和9.6萬名士兵，他希望將這支隊伍打造成由合格的教官和指揮官構建而成的特種兵團，一旦機會出現，就可以迅速將其擴充為一支堅強雄厚的軍隊。這支隊伍采用新的章程，以高水平的訓練使官兵的鬥誌和技能熟練程度遠超舊式軍隊。

對於被強製剝奪現代化武器的德軍來說，現代訓練本來是非常難以實現的，但塞克特通過製定許多隱秘的計劃，讓軍官們有機會經曆更廣泛的曆練，讓老兵們不至於出現懈怠。許多參謀和技術人員被外派到日本、中國、南美國家、波羅的海國家和蘇聯，並在那裏獲得實際操作坦克的機會；一些軍官通過參與民航運輸獲取飛行相關的經驗；那些已經被遣散的軍人也能在德國的許多非官方組織中繼續軍事訓練，並通過各種秘密手段保存用於訓練的額外武器。這些策略，說明了塞克特和他的下屬們在規避條約的限製方麵是何等的足智多謀，以至於負責監督條約履行情況的協約國軍官都為他們的行動感到擔憂。

不過，我們不應該過分誇大塞克特等人在促使德國重新走上侵略戰爭道路的作用。在德國東山再起，重新成為嚴重的威脅方麵，塞克特的影響事實上是微不足道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重整軍備，協約國卻對此沒有任何幹涉，這才讓德國開啟了大肆擴張之路。

更為實際的評價是，塞克特開創了一係列振興德軍的思路，使德軍在新的進步路線上不斷發展。相對於“一戰”戰勝國在數量上壓製德國軍隊的一貫戰略，塞克特更傾向於在質量上勝過對手。他的國防軍信奉機動性至上，基本觀點是：在現代新式武器戰術條件下，一支移動迅速，出擊迅猛的新式軍隊的戰鬥力是遠遠超過規模龐大的舊式軍隊的。

這一基本觀點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在東線戰場的經驗，那裏空間廣闊，比西線有更大的回旋餘地。戰後德國國防軍第一次發放的軍事手冊曾強調了以下兩點：“要聲東擊西、攻敵無備。否則，很難勝利。”“即使有必要改變原定進攻重點，預備力量也要往有把握取勝的地方前進。”為了提高部隊的靈活性，德國國防軍迅速開發了新的內部通信手段，並以遠超當時任何一個國家的投入比例來保證通信服務能夠順暢運行。此外，德軍還向各級指揮員不斷強調，要求他們不要循規蹈矩，一定要在戰場一線隨時掌握戰事動向，以求更快地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戰後德軍戰術手冊這種對機動性的推崇，正與當時法軍的戰術形成鮮明對比。那時，法軍認為：“戰爭中最重要的兩個要素是火力和機動性。火力占主要地位。”這一軍事教條，不僅直觀體現在1918年法軍頻頻采用的緩慢移動戰術上，更直接預示著未來兩軍的下一次交手結果。

不過，德軍的這種觀點絕不隻是為了應對和約中帶來的限製。塞克特在新手冊的序言中以引人注目的直白言論寫道：“這些規定建立在一個現代軍事大國軍隊的力量、軍備和裝備基礎上，而不僅僅是針對根據和平條約組建的十萬人的德國軍隊。”

1926年，塞克特由於允許德國王儲長子參加軍事演習，引發政治風波，被迫辭職。相對於其他的將領，塞克特的見解雖然比其他將領更有前瞻性，但還是有著明顯的局限；而他作為德國人民黨的發言人時，則多次發表考慮不周的膚淺言論來進行政治投機。不過，這些無礙於他所獨創的軍事思想發揮其影響力。

1928年，已經離開軍隊的塞克特撰寫了《士兵的想法》一書，以此展現自己對未來的清晰展望。他質疑過去大規模征兵做法，認為這一做法的努力和犧牲得不償失，隻會導致一場漫長的消耗戰。“龐大的軍隊機動性往往一塌糊塗，難以靈活移動，自然也就難以取得勝利，隻會被自身的巨大規模所壓垮。”他認為，在和平時期，“盡可能限製兵役中的冗員”是軍隊的重要工作。此外，他還強調了科學技術和戰術策略對未來戰爭無可比擬的關鍵意義：“隻接受短暫而粗劣訓練的入伍大軍，一旦與數量少但訓練有素的精兵交戰，往往隻會淪為犧牲品。”他的這一觀點在1940年得到了驗證，在德軍為數不多的幾個裝甲師和俯衝轟炸機的聯合攻擊下，裝備不良的龐大法軍很快就一敗塗地了。

塞克特強調，“作戰部隊”應該“由長期投身軍旅的職業軍人組成，而且盡可能多用誌願兵”。在和平時期，國家的大部分勞動力應該主要投入到擴大工業生產之中，為軍隊提供充足的最新式武器裝備；而國家也應預先設計好武器類型，並做好快速大規模生產的安排。

在兵役製度方麵，塞克特認為全國所有健康的年輕男性都應進行一段短暫的義務軍事訓練，但不應直接安排軍事演習，而是“主要注重於一般的體能和心理狀態的訓練”。這樣的訓練不僅能加強軍民聯係，還能保證國家統一：“受過軍訓的廣大民眾雖然不適合進行機動作戰或在正規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但他們既能夠履行保衛國家的義務，也能給戰場上的正規作戰部隊提供優質兵員。”這一製度很快就得到了實施：1940年，德軍的步兵師的兵源就主要來源於這一製度，按照塞克特的計劃，前期他們隻需要跟隨裝甲先頭部隊，守衛被占領地區；在戰鬥經驗不斷增加後，他們再加入衝鋒陷陣的先頭部隊中。

在書中，塞克特再一次強調了機動性的重要：“我認為，未來戰爭的成敗關鍵在於機動部隊的運用。他們的規模相對較小但戰鬥力高，有了空軍支援後更能以一敵百。因此，無論衝鋒陷陣還是鞏固國防，全體部隊都要同時處於機動狀態。”不過在這一點上，令人費解的是，塞克特幾乎沒有提到過坦克，而是詳細闡述了騎兵和汽車運輸的價值。他甚至直言不諱道：“隻要遵循現代戰術思想進行訓練，配合精良的裝備，騎兵決不會是日暮途窮，他們的長纓仍將在未來的戰場上充滿自信地迎風招展。”對此，曾有後人辯解道，塞克特對裝甲戰爭的忽視純粹是出於政治上的謹慎從事，他書中任何提及“騎兵”的地方，都是在暗喻“坦克”。這樣的辯解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塞克特在征兵製和發展空軍方麵的直言不諱，本就是對和約限製的無視。

從塞克特的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他所處時代的領軍人物，卻並不是未來戰爭的先驅者。他在軍事領域深謀遠慮，見解卓越，清楚地意識到任何進攻必須依靠運動戰實現，但他還不能意識到隻有裝甲部隊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如何闡述機動作戰的可行性和進攻必要性的問題，還需要後人來完成。

舊式戰爭也限製了塞克特的見識。他認為，空軍進攻的直接目標應該是摧毀敵方空軍。在波蘭戰場上，他的思路得到了納粹的應用，在法國戰場也有較低程度的實踐；但在試圖入侵英國時，由於英國空軍的頑強阻擊，德國空軍遭到了重創。

關於戰爭和生命等更為宏大的主題，塞克特的觀點也十分片麵。他認為，飽經戰爭摧殘的軍人比政治領袖思考更周密，不願輕易卷入戰爭。雖然這一說法有一定合理之處，但是他借此闡明軍人才是真正的“和平主義者”，也未免太過誇大。幾乎每個國家的軍方都曾做出過類似的辯解，但無論哪一個發動過侵略戰爭的國家的史料存檔中，都無法找到任何能夠支持這一觀點的證據。曆史告訴我們，塞克特所宣稱的高級將領們具有“基於知識和責任感的和平主義”是不符合事實的。

塞克特認為“軍國主義”和“侵略”僅僅是口號的觀點也毫無說服力。與此相反的是，他曾在講話中敏銳地預言，無論什麽時候，隻要政策目標是奪取更多權力，“政治家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會遭遇到某種阻撓，並從這種阻撓中得出其政策將會受到限製，國家威望將會受損，甚至國家存續都會受到威脅的結論。在這種結論下，為了保衛國家，戰爭勢在必行”。

塞克特還對現代心理學對曆史道德評判的顛覆傾向表示了不滿，而這種暗藏著冷嘲熱諷的不滿中，已經隱約地體現出人性之美。他說：“令我深感不便的是，我可能不再將尼祿簡單地視作一個將基督徒當做蠟燭焚燒，並在火光下睡覺的帝國怪物[2]，而是將他看成一個聰明但又古怪的現代獨裁者。”這是不是對納粹大肆宣揚的“新道德”的猜疑呢？而在強調“行動”的價值時，他那有如警句般的斷言更是耐人尋味：“有才智而無意誌，毫無意義；有意誌而無才智，危害無窮。”他學識廣博，見聞豐富：“‘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已經成為人盡皆知的格言，這貽害無窮，因為它同樣可以解釋為：‘戰爭是政治的崩塌’。”

塞克特刻意讓軍隊遠離政治的做法其實也具有一定的危險性。他強調軍隊獨立，軍政分離，這就拋棄了軍人對試圖鋌而走險的政治家的潛在製約作用。他構想的軍人實際上就如釘死耶穌的彼拉多一樣，借口自己隻是服從命令就可以對行為不負責任。一旦純粹的軍事理論極端化，它就難以與明智的政策相容。如果軍人隻專注於絕對的軍事目的，從不思考重大戰略的前因後果，就很容易接受那些在策略上看起來合理，卻在實際操作上早已超出他們控製範圍的政策。

這種危險性隨著總參謀部的專業意見不斷出現分裂而越來越大——事實上，他們的意見從來沒有像原則要求的那樣統一過。在內部的“政治”和個人野心下，總參謀部變得四分五裂。在這一點上，塞克特不僅回憶了總參謀部的過去，而且還預見了未來：“總參謀部的曆史……將是一部安靜而積極進取的曆史。它將講述傲慢與驕橫、貪慕虛榮和嫉賢妒能，以及人性的各種弱點。它描述天才人物和官僚體製之間的鬥爭，以及勝利和敗北的潛在因素。它不僅從人們的勝利中汲取榮光，也從不缺少悲劇的色彩。”

本質上，總參謀部是一個以集體才智取代個人天才的機構，因為天才不會因軍隊的期待而隨時誕生。總參謀部總是傾向於束縛天才的成長，因為它既是一個官僚機構，更是森嚴的等級製度的象征；為了彌補這一缺點，它一直致力於提高整個軍隊的能力水平。在實際工作中，總參謀部的工作落實情況總是參差不齊，但這並非因為個人才華有所差距，而是個人之間的觀點和目標存在相互衝突。在任何一支軍隊中，當將軍們的眼前出現了晉升機會時，他們總是會將眼前的疑慮暫時打消；而剛剛獲得晉升的將軍則總是相信他麵對的將是比前任更好的環境，前任的錯誤絕不會再出現在自己的身上。這一弱點，正為希特勒這樣的獨裁統治者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讓他有充足的時間，去瓦解軍方已經取得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