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言

英國政治家、文學評論家和作家約翰·威爾遜·克羅克在其《書信與日記》中曾敘述過這樣一件事：他曾與因在滑鐵盧擊敗了拿破侖而聲名遠揚的威靈頓公爵一同旅行。在旅途中，他們通過猜測路上每座山的另一邊的國家是什麽樣來打發時間。威靈頓公爵的猜測總是精準得出奇，這令克羅克大為驚訝，對此威靈頓公爵卻回答說：“你不必為此驚奇。為了猜測山的那一邊的情況，我已付出了畢生的精力。”

此後，威靈頓公爵的這句話被引申到軍事上，用於闡釋“指揮作戰”所必需的對敵情的推測能力，廣義上，則指揣度“山的那一邊”——敵對陣營後方形勢以及敵人頭腦中的計劃。同時，這也成為軍事情報的代名詞。

在1944年到1945年，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我有幸搶先一步，抓住探尋“山的那一邊”的良機。在英國海軍部工作的職務便利，使我長期擁有與德國將軍和英國海軍將領們頻繁聯絡的機會。多次的交談使我有機會及時收集與戰事相關的證據，以免它們因記憶衰退而逐漸消散，或因事後的顧慮而偏離真相。

研究這些德國將領的經曆，傾聽他們的敘述，有助於了解“二戰”的全貌。在他們之中，隻有少數人是符合人們印象中“嚴苛、冰冷”的普魯士軍官形象的，倫德施泰特略有接近，但他風度翩翩，還不失幽默感，與人們的刻板印象大相徑庭。即使身處困境，他也能保持著貴族風範，在條件惡劣時依舊神態自若，毫無怨言，在英軍對戰俘的待遇頗不值得稱道的情況下也能如此。這令曾與其有過接觸的英國軍官無不肅然起敬。與之對比鮮明的是，一些憑借納粹的恩惠飛黃騰達的德軍年輕將領則是咄咄逼人，粗野無禮。

但大多數人均與這兩類人不同，他們從不頤指氣使，而像是本應出現在會議桌前的銀行經理或土木工程師。他們本質上是技術人員，專注於自己的專業領域，對外界的複雜一無所知。在他們身上不難看出，希特勒曾經操縱他們、蒙蔽他們，將他們視為便利的工具。

了解戰前的軍事形勢，有助於理清這些將領的證詞，這不僅可以節省時間，而且可以避免那些在戰後仍然流傳的許多誤解。比方說，有觀點認為，德軍總參謀部在侵略過程中像“一戰”中那樣發揮了主導作用。紐倫堡審判就深受此觀點影響，德國有軍事支持的反納粹地下運動更是深受此害：他們一直在謀劃推翻希特勒的獨裁統治，受此觀點影響的英美政府卻沒能及時有效地支持他們。其實，那些曾長期追蹤德軍運作的人早已清楚，總參謀部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傳言總是無法消除，謬見根深蒂固，最終造成了不幸的負麵影響——希特勒的倒台被延誤了。直到今天，歐洲才開始意識到：本來，戰爭是可以提前幾個月甚至幾年就結束的。

在我開始探究“二戰”的戰事時，有不少人曾經幫助過我，他們富有曆史的探求精神，我在此向他們表示感謝。F.S.金斯頓上尉精通德語，善於團隊協作，為我與德軍將領的討論做出了巨大貢獻。此外，在我編著本書的過程中，許多“山的那一邊”的德軍軍官也對我熱心相助，並且在事件的討論中也展現了客觀的態度，幫助我完成了這項曆史研究，我對此深表感激。最後，我要感謝少將珀西·霍巴特爵士，切斯特·威爾莫特，G.R.阿特金森和德斯蒙德·弗勞爾在這本書的籌備過程中給予的寶貴意見和建議。

B.H.李德·哈特

蒂爾福特寓所

蒂爾福特

194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