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序言

本書的第一版是根據五年前，我在德國將軍被俘後不久與他們討論時收集到的資料編寫的。從那時開始，我收集了大量的新材料，其中許多材料來自我在1945年時沒有機會見到的將軍們，同時我也得以通過參考文獻記錄來核對這些證據。

在本書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將領們的證詞是用他們自己的話來闡述的，大部分章節都被擴大和修訂了，同時還增加了三章新內容。在第一部分，即我自己對事件和人物的總結中，修改的內容並不多，但增加了一章新內容——關於古德裏安，雖然他在1940年不過是個下級指揮官，但他對德國當年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即使是在更完整的形式下，本書也不是在努力“書寫曆史”。現在編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還為時過早——應該等到證據更加完備的時候再說。在本書中，我所關心的是收集並以一種可理解的形式向公眾展示曆史必需材料的重要部分。作為撰寫一場大戰曆史的準備，沒有什麽比從對立麵收集證據更重要的了。因為隻從自己“山的這一邊”去觀察一場戰爭，必然會產生片麵的觀點。

在我早先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曆史的過程中，這一教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僅就軍事領域而言，我發現，任何戰役或事件的記載，除非是在了解敵人的意圖、決定、資源和行動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否則都必然會產生偏差。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我就立刻抓住機會，借親自審訊德國將領的機會，在他們對事件的記憶還沒有消失，在他們的印象還沒有受到戰後知識或趨勢的影響之前，探尋“山的另一邊”。

毫無疑問，德軍將領最終將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和敘述，許多盟軍將領已經這樣做了。就前者而言，由於戰後的長期監禁和對自由的各種限製，回憶錄的寫作被推遲了，還有一些人的回憶錄的寫作仍在推遲。從曆史學家的角度來看，這種延遲——或者說，曆史材料出版的任何延遲都是令人遺憾的。另外，必須認識到，自傳的作者通常更關心自己的利益和名譽，而不是為曆史服務。任何國家的政治家和將領，在以自己的時機和方式編纂自己的回憶時，都會對自己的行動的記錄進行精心的構思——沒有什麽比這更具有誤導性了。對他們質疑，再加上逐步探索其他資料來源以提供對照檢查，才有更好的機會獲得真相。

我的這本書，通過收集他們對許多不同問題的答複，盡可能客觀地介紹了他們回答的精華內容。如果把材料“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不僅會讓本書篇幅太過龐大，而且會讓讀者感到困惑——更何況，在探尋真相的過程中，穿透“防線”的最好辦法就是改變切入的方式。任何一個有經驗的審問者都知道，讓審問斷斷續續、聲東擊西，就更有可能引出一些本來可能被掩蓋的事實。平心而論，我必須說，在麵對那些難以處理的問題時，這個辦法被多次證明有效，這也讓我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我原來的看法——特別是他們的證據常常被繳獲的文件所證實時。

他們的證據的準確性和誠實度因人而異。但根據我的經驗，我發現德國人在討論專業問題，比如軍事行動的過程時（這是本書探究的主題），他們往往比大多數人更客觀。此外，他們中的許多人熱衷於事實的精確性，盡管他們的結論可能像啤酒上的泡沫那樣淺薄。這種對事實精確性和對詳細記錄事情的熱衷，導致許多與1944年反對希特勒的密謀有關的人被發現並被絞死。但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這種熱衷絕對是一筆財富。

同時，我還盡可能地從其他來源核實這些將領的陳述和回答。本書中使用的大多數陳述都經過了這種交叉檢查，例外情況也在文中得到了注明，特別是在證據有分歧的地方。

自然，將軍們傾向於為自己在希特勒侵略中的角色開脫——但他們並非在狡辯。在這一點上，我對戰前的情況比紐倫堡的檢察官們更熟悉，因此在我開始戰後的調查前，我就已經意識到他們的哪些觀點是錯誤的。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作為軍事記者，我的工作要求我密切關注歐洲的發展。我總是設法了解德國的形勢變化。由於我自己的軍事書籍被德國的很多人閱讀，一些主要的軍人甚至親自將我的書翻譯成德語，這讓我有更多的機會與他們取得聯係。

大多數曾關注過我戰前著作的人都知道，我曾警告過納粹將帶來的威脅，也堅定反對“綏靖”政策。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我就指出了危險的跡象。同時我也清楚地看到，與德皇時期相比，德國總參謀部對希特勒的影響很小，對希特勒的侵略計劃來說，它們的作用與其說是推動，倒不如說是抑製。

繳獲檔案中的文件充分證實了這一事實，戈培爾的日記更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那裏麵充滿了對將領們的痛斥，因為他們總是反對希特勒和納粹的信條。

德軍將領們大多是急於為國效力的愛國者，但一方麵盟軍要求他們無條件投降，另一方麵希特勒對國防軍有著驚人的控製力（在暴君的警察和特務係統的支持下），這令他們處於兩難境地。我曾在書中批評他們“視而不見”，但我也懷疑其他國家的將領們如果處於類似的情況下，是否還會為推翻這樣一個政權去做更多的事情呢？

比起將領們對希特勒的屈服，他們在軍隊中設法保持的軍人的體麵更令人矚目——雖然這種體麵與納粹準則總是發生衝突。許多盟軍戰俘都曾證明這一點。此外，戰後我在訪問法國、比利時和荷蘭時，經常有堅定的反法西斯戰士坦率地告訴我，德軍在當地的占領軍的行為（黨衛軍除外），比前來解放他們的盟軍的行為要得體。對於這一點，必須對將軍們，特別是對倫德施泰特給予應有的讚譽。

德國將領們應該受到的公正批評是，他們往往對納粹的胡作非為置若罔聞，而且在麵對自己不願做的壞事時，他們往往缺乏抗爭的勇氣——當然也有一些例外。然而，很多研究都可以證明，如果不是指揮官們默默地無視或偷偷修改了希特勒的殘暴命令，希特勒的暴行以及被占領國家的苦難將會變得更沉重。

並非所有軍隊都有抗爭的勇氣。我見過許多盟軍方麵的將軍，他們私下裏對盟軍轟炸政策的不人道性表示遺憾，因為這種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恐嚇平民，但我不知道有誰敢就此提出公開或正式抗議。同樣，他們對盟軍其他“野蠻”的事例也往往視而不見。然而，即使他們進行抗爭，至多也隻是仕途受挫，而不是像德國將領們那樣要冒生命風險。

伍爾沃頓公園

白金漢郡

195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