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皇權的極峰
就整個曆史的演進說，皇帝的權力到朱元璋可以說是達到了極峰。
研究皇權的極權化發展，應該從兩方麵來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鞏固皇權的諸多約束被摧毀。至於人民，向來隻有被統治、被剝削、被屠殺的義務，和治權是絲毫沾搭不上的。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體的先從君臣的禮貌來說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論道的說法，賈誼和漢文帝談話，不覺膝之前席，可見不但三公，連小官見皇帝都是坐著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禦榻，十八學士在唐太宗麵前也都有坐處。到宋朝便不然了。從太祖以後，大臣上朝在皇帝麵前無坐處，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許坐，站著都不行，得跪著說話了。從坐而站而跪，說明了三個時期的君臣之間的關係，也說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從形式再說到本質：
坐的時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晉六朝的門閥製度。
漢代的若幹世家宦族，如關西楊氏、汝南袁氏之類，四世三公，有數不盡的莊園，算不清的奴仆，門生故吏遍天下，本身有雄厚的獨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在黃巾動亂時代，地方豪族如孫策、馬騰、許褚、張遼、曹操之類，為了保持土地和特殊權益，組織地主軍保衛鄉裏，有部曲，有防區，擁有軍事力量。小軍閥抗不了大股黃巾，投靠大軍閥，大軍閥又互相吞並，結果是三分天下，建立三個皇朝，原來兩類家族——世族和豪族也都占據高位，變成公卿將帥，成為高級官僚了。這些家族原是共建皇業的股東，和皇家利害共同，休戚一致，在九品中正的選舉製度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大官位全為這些家族分子所獨占。東晉南渡，司馬家和王、謝等家到了建康，東吳舊族顧、陸、朱、張等家族雖然是本地高門，因為是亡國之餘，就吃了虧，在政治地位上屈居第二等。這些高門，世執國政，王、謝子弟更平步以至公卿（北方的崔、盧、李、鄭、王等家族也是一樣）。到劉裕以田舍翁做皇帝，陳霸先更是寒人，在世族眼光裏，皇家隻是暴發戶，無根基，沒派頭，朝代盡管改換，好官我自為之，士大夫集團有其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地位，非皇權所能動搖，士大夫雖然在為皇權服務——因為皇帝有軍隊，目的卻在以皇權來發展並保障士大夫的已有權益。在這種情況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享治權的。皇家的利益雖然大體上和士大夫一致，但是在許多場合，發生了尖銳的衝突，例如世族的蔭蔽人口，霸占農田水利以至山林湖沼等，經隋代兩帝有意識地打擊摧毀，如取消九品中正製度，取消長官辟舉僚屬辦法，並設立進士科，用公開的考試製度，用文字的優劣來代替血統門望高下，來選任官僚。但是，文字教育還是要錢買的，大家族有優越的經濟地位、人事關係，因之，唐朝三百年間的宰相，還是被二十個左右家族所包辦。
門閥製度下的士大夫，有曆史的傳統，有莊園的經濟基礎，有包辦選舉的製度，甚至有依門第高下任官的成文法，有依族姓高下締婚的風氣，高門華閥由此種種便成為一個利害共同的集團，並且，公卿子弟熟習典章製度，治國（辦例行公事）也非他們不可。在這諸多特殊情勢之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的，隻有雙方合作才能兩利。而且，皇帝人人可做，隻要有強大的軍力能奪取政權便行，士大夫卻不然，寒人役門要成為士大夫，等於駱駝穿針孔，即使有皇帝手令強製，也還是辦不到。何事非君？士大夫隻要不損害他們的權益，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的皇權。一個擁有大軍的統帥，如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絕對做不了皇帝的。
考試製度代替了門閥製度，真正發揮作用是十世紀以後的事。
經過唐代前期則天大帝有意援用新人，任命進士做高官，打擊世族。經過後期甘露之禍（太和九年，835）、白馬之禍（天祐二年，905）和藩鎮的摧殘，多數的著名家族被屠殺。經過長期的軍閥混戰，五代亂離，幸存的世族失去了莊園，流徙各地，到唐莊宗做皇帝，要選懂朝廷典故的世族子弟做宰相都很不容易。宋太祖、太宗隻好擴大進士科名額（唐代每科平均不過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以至幾千人），用進士來辦事，名額寬，考取容易，平民出身的進士在數量上壓倒了殘存的世族，一發榜立刻做官。進士出身的官僚紳士和皇家的關係，正如夥計和老板，是雇用的而不是合股的。老板要買賣做得好，得靠夥計忠心賣力氣，宋朝家法優禮士大夫就是這個道理。用宋朝人的話說是共治，著名的例子是文彥博和宋神宗的對話。
文彥博：王安石胡亂主張，要改變法度。其實祖宗朝的法製就很好，不要胡改，以致失掉人心。
宋神宗：更改法製，對士大夫也許有些吃虧，可是，老百姓是喜歡的。
文彥博：這話不對，皇家是和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老百姓何幹？
宋神宗：就是士大夫也不全反對，也有人讚成改革的。
這是熙寧四年（1071）三月間的事。
和前一時期不同的是，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莊園，才能中進士做官，再去擴大莊園。這時期呢？中進士做了官才能購置莊園。名臣範仲淹年輕時吃冷粥，過窮苦日子，到做了大官就置蘇州義莊，派兒子討租子，得幾船糧食，便是好例子。前一時期的世族，莊園是中進士的本錢，後一時期的官僚，莊園是做官的利息，意義上不相同，政治地位自然也因之不同。
更應該注意的是印刷術發明了，得書比較容易，書籍的流通比較普遍。國立學校學生入學資格必須父祖曾做幾品以上官的規定取消了，而且，還有許多私人創立的書院，知識和受教育的機會不為少數家族所囤積獨占，平民參加考試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讀書成為做官的手段，“遺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念書，考進士，做官，發財：“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為帝王做仆役服務——“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政府的提倡，社會的鼓勵，做官做紳士得從科舉出身，竭一生的聰明才智去適應科舉，“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皇權由之鞏固。官爵恩澤，都是皇帝所賜，士大夫以忠順服從[81]換取皇家的恩寵。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父母，非用全力支持不可。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幹事，俸祿優厚，有福同享。前期的共存之局到此就變成共治之局了。君臣間的距離恰像店東和夥計，主傭間的恩惠是密切照顧到的。
士大夫從共存到共治，由股東降作夥計，已經江河日下了。到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賣身的奴隸，士大夫成為皇家的奴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不是像漢、魏世族那樣有威勢，又沒有魏晉隋唐以來世族的莊園基礎，中舉做官得懂君主的竅，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誌為意誌、是非為是非、喜怒為喜怒，從辦公事上分一點殘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業。一有不是，便喪身破家，挨鞭子、棍子是日常享受，充軍做苦工是從寬發落，不但禮貌談不上，連生命都時刻在死亡的威脅中。偶爾也有被寵用的特務頭子，雖然威風，可是在朱元璋的心目中，甚至口頭上，隻把這些人當惡狗，養著咬人。皇帝越威風，士大夫越下賤，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士大夫越被製抑，皇帝就越尊貴，君臣的關係一變而為主奴。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體貼入微地逢迎阿諛，把皇權抬上了有史以來的極峰。[82]
鞏固皇權的諸多約束被摧毀，是皇權極權化的另一麵。
隋唐以來的三省製度，中書省決策，門下省封駁，尚書省執行，把政權分作三部分。在形式上、在理論上防止臣下擅權，分而治之，各機構互相鉗製，同時也防止做皇帝的濫用權力，危害根本，是消極地鞏固皇權的一種政治製度。實際執行政務的六部，在尚書都省之下，地位很低。凡百政務推行，名義上由政府首長負其責任，事情做錯或做壞了，一起推到宰相身上，免官降黜甚至賜死。皇帝對國事不但不是直接領導，並且是不負法律責任的。例如有天災人禍等重大事變，開明一點的皇帝最多也不過是素服減膳避殿，下詔求直言，或進一步自我檢討一下，下詔罪己，鬧一通也就算了。因為皇帝不能做錯事，要認錯，要受罰，也隻能對上天負責。三省製度的建立，正是為了使皇帝不負行政責任，用臣下做贖罪羔羊的辦法。到元朝合三省為一省，洪武十三年殺胡惟庸以後，又廢去中書省，提高六部的地位，使其直接向皇帝負責，根本取消了千多年來的相權。皇帝除了是國家元首之外，又是事實上的政府首長，直接領導並推進庶務，皇權和相權合一，加上軍隊的指揮權、立法權、司法權和任意加稅或減稅權，以及超法律的任意處分權，人類所能運用、所能想到的一切權力，都集中在一人之手，不對任何個人或團體負責。這種局麵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單獨就門下省的封駁權而說，是約束皇權濫用的一種成文法製。其實，封駁權不限於門下省，中書省的中書舍人也有這個權。中書舍人掌起草詔令，中書省長官在得皇帝所同意的事項或命令以後，交詞頭（原則或具體措施）給中書舍人起草詔敕，舍人如不同意，可以交還詞頭，拒絕起草。皇帝如堅持原來主意，也可以再度命令執行，但是舍人仍可以再次三次拒絕，除非職務被罷免，或是把這任務交給另外一個舍人。門下省有給事中專掌封駁，封是原封退回，駁是駁正詔敕的違失，凡製敕宣行，重大事件要複奏然後施行，小事簽署頒下。有違礙的可以塗竄奏還，叫作塗歸，又叫作批敕。這製度規定皇帝所頒詔令，得經過兩次同意，第一次是起草的中書舍人，第二次是簽名副署的給事中，最後才行下到尚書省施行，所謂“不經鳳閣（中書）鸞台（門下），何謂之敕？”[83]如兩省官都能盡職，便可以防止皇帝的過舉以及政治上的失態行為，對於鞏固皇權是有極大作用的。當然，曆代帝王很多不遵守這約束，往往不經中書門下，以手令直接交尚書施行，這種情形，史書上叫作墨敕斜封，雖然被執行了，但在理論上是非法的。元朝廢門下省，給事中並入中書省，到明初廢中書省後，中書舍人成為抄錄文件的書記，給事中無所隸屬，兼領諫職和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兩道約束被清除，皇帝的意誌和命令就是法律，直接頒下，任何人都得遵守，不能批評，更不容許反對，造成了朕即國家的局麵。皇權跳出官僚機構的牽製，超乎一切之上，這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在明以前，守法在理論上是皇帝的美德，無論是成文法典或是習俗相沿的傳統。為了維持一個集團的共同利益，以至皇家的優越地位，守法是做皇帝的最好最有利的統治方法。皇帝地位雖高，權力雖大，也不應以喜怒愛憎的個人感情來毀法、壞法，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須先經法的製裁，然後用皇帝的特赦權或特權來補救。著名的例子如漢文帝的幸臣鄧通，在殿廷不守禮節，丞相申屠嘉大發脾氣，說是朝廷禮節給破壞了，下朝回府，發檄傳鄧通審問，拒傳就處死。鄧通急了，向皇帝求赦，皇帝隻好叫他去到府後，去冠光腳跪伏謝罪，丞相厲聲說：“小臣戲殿上，大不敬！”叫長史把他拖出去殺了。鄧通在下麵磕頭討饒，額角都碰出血來了。文帝才派特使向丞相說情，說這人是我的弄臣，請特別赦免。鄧通回去見皇帝，哭著撒嬌說丞相幾乎殺了我，見不到麵了。申屠嘉是列侯，是元老重臣，代表重臣集團執行法紀，重臣集團和皇家利害一致，漢文帝便不敢也不能不守這個法。[84]又如宋太祖時有臣僚該升官，太祖向來討厭這個人，不批準，宰相趙普非照規矩辦不可，太祖生氣了，說：“我偏不升他官，看怎麽辦？”趙普說：“刑以懲惡，賞以酬功，是古今來的通道。而且刑賞是天下的刑賞，不是陛下的刑賞，怎麽可以用個人的喜怒來破壞？”太祖氣極，竟自走開。趙普一直跟到宮門口，不肯走，太祖拗不過道理，隻好答應了。這例子說明趙普和宋太祖都能守法。[85]不過重要的是趙普不隻是宰相，還是皇家舊人，他的利害也是和皇家一致的。到朱元璋便不理會這個傳統了，朝廷裏沒有像漢初那樣的元老重臣集團，有地位、有力量可以說話做事，也沒有像宋初那樣的家庭舊人，有膽子、有分量敢於說話做事。相反，他的利害是和朝廷的勳貴大臣對立的，成日成夜怕人對他不忠，不懷好意，一麵製定法典，叫人民遵守，犯法的必死，他自己卻法外用刑，在《大誥》裏所處分的十種死罪和酷刑，都出於法典之外，而且全憑喜怒殺人，根本不依法律程序。在政治上的措施，擢用布衣儒士做尚書九卿以至方麵大官，也是不依成法的。他的性格、權力，加上古所未有的地位，使得沒有人敢拿法來約束，甚至勸告。自己決不守法，在法律之上，在法律之外，卻強迫全國人守他的法，一點不許有差池，這正是暴君、獨夫、民賊的典型人物。
他用殘酷的恐怖的屠殺手段，推翻八百年來的傳統政治製度，組織新的分部負責政府，自己綜攬大權，造成專製的殘暴的獨裁政治。接連不斷製造大獄，殺了十幾萬社會上層的領袖人物，利用檢校和錦衣衛偵伺官民，應用裏甲製度布成全國性的特務網，用廷杖挫損士大夫的氣節，立“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之法，強迫知識分子服役。在三十年為一世的長期統治下，開國功臣被殺光了，謀臣策士一個個被消除了，豪紳地主成群成批被淘汰掉了，全國上下各階層的人嚇得膽戰心驚，誠惶誠恐，束手服從。他不但是國家的元首，也是政府的當局，也是國軍的最高統帥，是最高的立法人和審判官，又是法律的破壞者，具有無限製的貨幣發行權和財政支配權。用學校和考試製度造就忠順的幹部，用裏甲輪役的方法動員全部人力。他收複了淪陷於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中華民族自主的大帝國，是大明帝國的主人，也是幾十個屬國和藩國的共主，他被後代人稱為“民族英雄”，也是有史以來權力最大、地位最高、最專製、最獨裁、最強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
對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一副惡狠狠的麵孔，青麵獠牙，無人不怕。對平民百姓，有另外一副麵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滿臉慈悲相，滿口和氣話。如果不看他的真麵目，也許是人民多年來所夢想的有道明君呢！
經常掛在嘴上的話是：“四民之中，農民最勞最苦。春天雞一叫就起床，趕牛下田耕種，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陽裏曬得汗直流，勞碌得不成人樣。好容易巴到收割了，完租納稅之外，剩不了一丁點兒。萬一碰上水旱蟲蝗災荒，全家著急，毫無辦法。可是國家的賦稅全是農民出的，當差作工也是農民的事，要使國家富強，必得農民安居樂業才辦得到。”[86]這套話的主要意思，是要吃雞蛋得喂飽雞，要不然，也不能讓雞餓死。
使農民安居樂業的辦法，不外乎上代人常做的，積極地為農民興利，消極地為農民除害。
興利的事業主要是增加生產。建國以後，下令凡民田五畝到十畝的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戶部勸諭民間，凡是有空地的都種植桑棗，由官家教授種植方法。加種棉花的免除租稅。[87]棉花的種植從此遍布全國，過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漸為棉布所替代，衣的問題算是解決了。其次是水利，鼓勵人民一切對於水利的建議，特別吩咐工部官員，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備水旱災的，根據地勢一一修治，並派遣國子生和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統計開塘堰四萬零九百八十七處。再就是勸導農民合作，用裏甲做基礎，戶部勸諭，一裏之內，有婚姻死喪，疾病患難，有錢的助錢，有力氣的出力氣。春耕秋收的時候，一家無力，百家幫忙。每鄉裏備有木鐸，選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鐸遊行宣講。每裏有一鼓，農桑時日，清早擊鼓催人起床做工，有懶惰的由裏老督責，裏老不管事的處罰。[88]
除害指的是賑災和肅清貪官汙吏。
照規定，凡各地鬧水旱災歉收的，蠲免賦稅。豐年無災傷，也擇地瘠民貧的地方特別優免。災重的免交二稅之外，還由官府貸米，或者是賑米、施布、給鈔。各地設預備倉，由地方耆老經管，準備大批糧食救災。災場州縣，如地方官不報告的，特許耆民申訴，處地方官以死刑。洪武二十六年又手令戶部，地方官有權在饑荒年頭，先發庫存米糧賑濟，事後呈報，立為永製。三十多年來，賞賜民間的布鈔數百萬、米百多萬石，蠲免租稅無數。[89]
凡地方官貪酷害民的，許人民到京師陳訴，《大誥》說：
今後所在布政司府州縣，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知其詳。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詞排陷，一時不能明其公心，遠在數千裏，情不能上達，許本處城市鄉村耆宿赴京麵奏，以憑保全。自今以後，若欲盡除民間禍患，無若鄉裏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歲終議赴京師麵奏，本境為民患者幾人，造民福者幾人，朕必憑其奏，善者旌之，惡者移之，甚者罪之。嗚呼！所在城市鄉村耆民智人等皆依朕言，必舉此行，即歲天下太平矣。民間若不親發露其奸頑，明彰有德，朕一時難知，所以囑民助我為此也。若城市鄉村有等起滅詞訟，把持官府，或撥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許四鄰及闔郡人民指實赴京麵奏，以憑祛除，以安吾民。[90]
甚至鼓勵人民把貪汙吏役和土豪綁赴京師：
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裏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民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患者，合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閑之吏，綁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擋者梟令。赴京之時，關津渡口毋得阻擋。[91]
官吏貪贓到鈔六十兩以上的梟首示眾，仍處以剝皮之刑。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也叫皮場廟。各衙門公座旁照例擺一張人皮，裏麵是稻草，叫做官的觸目驚心，不敢做壞事。[92]地方官上任賞給路費，家屬賜衣料。考績以農桑和學校的成績做標準。來朝時又特別告誡，說是“天下新定，百姓財力都困乏，像鳥兒剛學飛，和新栽的樹木，拔不得毛，也動不得根”。[93]求他們暫時不要狠心剝削，危害皇家的安全。
話說得很多，手令麵諭，告誡申斥，翻來覆去地要官吏替農民著想，替政府的租稅和人力動員著想。成效如何呢？洪武九年葉伯巨上書說：
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裏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嚐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
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嚐巡行點視也。
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
官僚政治的任何作為，都是紙麵上的、文字上的，和實際情形全不符合。弄得“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既赦而複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94]十二年後，解縉奉詔上萬言書，也說：
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95]
也可見他的治績隻是紙麵上的。苛捐雜斂，弄得貧民賣產賠納；徭役繁重，弄得貧民困苦逃避。盡管殺的人多，處的刑重，貪汙的空氣還是照舊，用他自己的話來證明吧：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每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96]
急得跺腳，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97]結果還是“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98]
陸容（成化時人）曾經用具體的事實，分析洪武朝官僚政治的效果說：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麵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洪武錢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嚐見有之，今不複見一文，蓋銷毀為器矣。寶鈔今雖官府行之，然一貫（一千文）僅值銀三厘，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大誥》惟法司擬罪雲“有《大誥》減一等”雲爾，民間實未之見，況複有講讀者乎？洪武韻分並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內依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間朝野，仍用唐韻。[99]
|注釋|
[1]《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九。
[2]鄧之誠《骨董續記》卷二十“磔”條引《張文寧年譜》，計六奇《明季北略》記鄭鄤事。
[3]呂毖《明朝小史》卷一《國初重刑》。
[4]《大誥·奸吏建言第三三》《大誥·刑餘攢典盜糧第六九》《大誥續編·相驗囚屍不實第四二》《大誥三編·逃囚第十六》。
[5]徐禎卿《翦勝野聞》。
[6]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祖晚年去嚴刑》條引《草木子》。
[7]《明史》卷九四《刑法誌》，《大誥三編·進士監生不悛第二》。
[8]《明史》卷九四《刑法誌》。
[9]《明史》卷一三九《周敬心傳》：“洪武二十五年，上疏極諫：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10]《明史》卷一三九《茹太素傳》。
[11]《明史》卷一三九《韓宜可傳》。
[12]《明朝小史》卷二。
[13]《大誥三編·逃囚第十六》。
[14]《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九。
[15]參看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潘檉章《國史考異》，《燕京學報》十五期吳晗《胡惟庸黨案考》。
[16]何崇祖《廬江郡何氏家記》（“玄覽堂叢書續集”本）。
[17]《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
[18]王世貞《史乘考誤》，《太祖實錄辨證》，《國史考異》。
[19]劉辰《國初事跡》，孫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史乘考誤》卷一。
[20]《史乘考誤》卷一，《太祖實錄辨證》卷五，《國史考異》卷二。
[21]《國初事跡》。
[22]《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傳》、卷一二八《劉基傳》，劉璟《遇恩錄》。
[23]《翦勝野聞》。
[24]《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魯傳》附《陳汶輝傳》。
[25]《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顏傳》。
[26]《明史》卷一三六《朱升傳》，卷一三七《劉三吾傳》《宋訥傳》《安然傳》，卷一三八《陳修傳》《周禎傳》《楊靖傳》《薛祥傳》，卷一三九《茹太素傳》《李仕魯傳》《周敬心傳》。
[27]《明史》卷一四〇《魏觀傳》、卷二八一《方克勤傳》、卷一四〇《道同傳》、卷一三九《葉伯巨傳》、卷一三六《陶凱傳》。
[28]《國初事跡》。
[29]《明史》卷一三九《葉伯巨傳》。
[30]《明史》卷九四《刑法誌》、卷一三九《鄭士利傳》。
[31]《明史》卷九四《刑法誌》，《大誥·郭桓賣放浙西秋糧第二十三》、《大誥·郭桓盜官糧第四十九》。
[32]《大誥續編》。
[33]《大誥·奸貪誹謗第六十四》。
[34]《大誥三編·蘇州人才第十三》。
[35]《大誥三編·秀才剁指第十》，《明史》卷九四《刑法誌》。
[36]《大誥三編·蘇州人才第十三》，《明史》卷九四《刑法誌》。
[37]《明史》卷一二六《湯和傳》。
[38]《明史》卷一三一《郭興傳》。
[39]《明史》卷二八五《袁凱傳》，《翦勝野聞》，陸深《金台紀聞》。
[40]《明史》卷一三八《周禎傳》。
[41]《翦勝野聞》。
[42]《明朝小史》卷一。
[43]黃溥《閑中今古錄》。
[44]《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禍》引《朝野異聞錄》。
[45]黃溥《閑中今古錄》。
[46]《翦勝野聞》。
[47]此據《明太祖實錄》卷二四六。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禍》作“帝乃自為之，播天下”，是錯的。
[48]《閑中今古錄》。
[49]李賢《古穰雜錄》。
[50]《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禍》。
[51]《國初事跡》。
[52]朱彝尊《靜誌居詩話》，《明史》卷二八五《高啟傳》。
[53]葉盛《水東日記摘鈔》卷二。
[54]《明太祖實錄》卷五二，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十《國初榜文》。
[55]《翦勝野聞》。
[56]《明史》卷二八五《蘇伯衡傳》，《高啟傳》，《王冕傳》附《郭奎傳》，《孫傳》，《王蒙傳》，《趙壎傳》，《陶宗儀傳》附《顧德輝傳》；《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初文人多不仕》。
[57]《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58]《明史》卷二八五《楊維楨傳》。
[59]《明史》卷二八五《胡翰傳》，《趙壎傳》，《趙謙傳》附《張昱傳》，《戴良傳》附《王逢傳》，《丁鶴年傳》，《陶宗儀傳》附《高明傳》。
[60]陸深《豫章漫鈔》《玉堂漫筆》，《明史》卷一三五《陳遇傳》。
[61]方覺慧《明太祖革命武功記》。
[62]《國初事跡》，《洞庭集·大明初略四》，《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顏傳》。
[63]《國初事跡》，《明史》卷一二七《汪廣洋傳》。
[64]《國初事跡》，《洞庭集·大明初略四》。
[65]《大誥·沉匿卷宗第六〇》。
[66]《國初群雄事略》卷四引俞本《皇明紀事錄》。
[67]《國初事跡》，《洞庭集·大明初略四》，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詔令雜考二》。
[68]《國初事跡》，《明史》卷一三五《郭景祥傳》附《毛騏傳》。
[69]編者注：第四版作陳汶輝。
[70]《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魯傳》。
[71]《國初事跡》。
[72]《弁山堂別集·詔令雜考二》。
[73]《國初事跡》。
[74]《水東日記摘鈔》卷二。
[75]《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
[76]《明史》卷一三八《陳修傳》附《吳琳傳》。
[77]陸容《菽園雜記》，祝允明《野記一》。
[78]《明史》卷一三七《羅複仁傳》。
[79]王世貞《錦衣誌》，《明史》卷八九《兵誌》、卷九五《刑法誌》。
[80]《明史·刑法誌三》。
[8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一。
[82]《時與文》三卷一期吳晗《論紳權》。
[83]《新唐書》卷一一七《劉禕之傳》。
[84]《漢書》卷四二《申屠嘉傳》。
[85]《宋史》卷二五六《趙普傳》。
[86]《明太祖實錄》卷二二、卷二五〇。
[87]《明史》卷七八《食貨誌二·賦役》、卷一三八《楊思義傳》，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四《開國規模》。
[88]《明太祖實錄》卷三五五，《明史·太祖本紀》洪武二十八年，《明朝小史》卷一，《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四《開國規模》。
[89]《明史》卷七八《食貨誌二·賦役》。
[90]《大誥·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五》。
[91]《大誥·鄉民除患第四九》。
[92]《廿二史劄記》卷三三《重懲貪吏》條引葉子奇《草木子》。
[93]《明史》卷二八一《循吏傳序》。
[94]《明史》卷一三九《葉伯巨傳》。
[95]《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96]《大誥·折糧科斂第四一》。
[97]《國初事跡》。
[98]《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99]《菽園雜記摘鈔》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