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恐怖政治 一、大屠殺

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式頒布《皇明祖訓》。這一年，朱元璋已是六十八歲的衰翁了。

在這一年之前，桀驁不馴的元勳、宿將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歸順的地方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無人敢出一口大氣了。殺，殺，殺！殺了一輩子，兩手都塗滿了鮮血的白頭劊子手，躊躇滿誌，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皇基永固，子子孫孫吃碗現成飯，不必再操心了。這年五月，朱元璋特別下一道手令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曆。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措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1]

其實明初的酷刑，黥、刺、剕、劓、閹、割還算是平常的，最慘的是淩遲。凡是淩遲處死的罪人，照例要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地折磨，硬要被殺的人受長時間的痛苦。[2]其次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鐵**，澆開水，用鐵刷刷去皮肉。有梟令，用鐵鉤鉤住脊骨，橫掛在竿上。有稱竿，犯人縛在竿上，另一頭掛石頭對稱。有抽腸，也是掛在竿上，用鐵鉤鉤人肛門把腸子鉤出。有剝皮，貪官汙吏的皮放在衙門公座上，讓新官看了發抖。此外，還有挑膝蓋、錫蛇遊種種名目。[3]

也有同一罪犯，加以墨麵、文身、挑筋、去膝蓋、剁指，並具五刑的。[4]據說在上朝時，老皇帝的脾氣好壞很容易看出來，要是這一天他的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大概脾氣好，殺人不會多。要是撳玉帶到肚皮底下，便是暴風雨來了，滿朝的官員都嚇得臉無人色，個個發抖，準有大批人應這劫數。[5]這些朝官，照規矩每天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出門以前，和妻子訣別，吩咐後事，要是居然活著回家，便大小互相慶賀，算是又多活一天了。[6]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的統計，所列淩遲、梟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三編所定算是最寬容的了。“進士監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見奸貪，終不從命，三犯四犯而至殺身者三人，二犯而誹謗殺身者又三人，姑容戴斬、絞、徒流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三百二十八人。”[7]有禦史戴死罪，戴著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門做官的。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兩案株連被殺的四萬人，後兩案合計有七八萬人。[8]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勳到列侯裨將、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地殺，一家家地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9]早在洪武七年，便有人控訴，說是殺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10]到洪武九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謫戍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11]十八年九月朱元璋在給蕭安石子孫符上自己也承認：“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係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12]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發、文身，罪之甚者歟？”[13]

政權的維持建立在流血屠殺、酷刑暴行的基礎上，這個時代，這種政治，確確實實是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

胡惟庸案發於洪武十三年，藍玉案發於洪武二十六年，前後相隔十四年。主犯雖然是兩個，其實是一個案子。

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領和州時的帥府舊僚，和李善長同鄉，又結了親。因李善長的舉薦，逐漸發達，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七月拜右丞相。

中書省綜掌全國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有專決的權力，統率百官，隻對皇帝負責。這製度對一個平庸的，唯唯諾諾、阿附取容的“三旨相公”型的人物，或者對手是一個隻顧嬉遊逸樂不理國事的皇帝，也許不會引起嚴重的衝突。或者一個性情謙和容忍，一個剛決果斷，柔剛互濟倒也不致壞事。但是胡惟庸幹練有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書省年代久了，大權在手，威福隨心，兼之十年宰相，門下故舊僚友也隱隱結成一個龐大的力量，這個力量是靠胡惟庸做核心的。拿慣了權的人，怎麽也不肯放下。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業，苦戰了幾十年，拚上命得到的大權，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真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想想又怎麽能甘心！困難的是皇帝和丞相的職權，從來不曾有過清楚的界限，理論上丞相是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權是皇權的代表，兩者是二而一的，不應該有衝突。事實上假如一切庶政都由丞相處分，皇帝沒事做，隻能簽字畫可，高拱無為。反之，如皇帝躬親庶務，大小事情一概過問，那麽，這個宰相除了伴食畫諾以外，又有什麽可做？

這兩個人性格相同，都剛愎，都固執，都喜歡獨裁，好攬權，誰都不肯相讓。許多年的爭執、摩擦，相權和皇權相對立，最後，衝突表麵化了。朱元璋有軍隊，有特務，失敗的當然是文官。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長小心怕事，徐達經常統兵在外，和朱元璋的衝突還不太明顯、嚴重（劉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剛，一定合作不了，堅決不幹）。接著是汪廣洋，碰了幾次大釘子，末了還是賜死。中書官有權的如楊憲，也是被殺的。胡惟庸是任期最長，衝突最厲害的一個。被殺後，索性取消中書省，由皇帝兼行相權，皇權和相權合二為一。洪武二十八年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14]這裏所說的“事皆朝廷總之”的朝廷，指的便是朱元璋自己。胡惟庸被殺在政治製度史上的意義，是治權的變質，也就是從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階段，轉變為官僚成奴才、皇帝獨裁的階段。

胡惟庸之死隻是這件大屠殺案的一個引子，公布的罪狀是擅權枉法。以後朱元璋要殺不順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做底子，隨時加進新罪狀，把它放大、發展。一放為私通日本，再放為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虜”，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三放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逆，最後成為藍玉謀逆案。罪狀愈多，牽連的罪人也愈多。由甲連到乙，乙攀到丙，轉彎抹角像瓜蔓一樣四處伸出去，一網打盡，名為株連。被殺的都以家族做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坐胡案死的著名人物有禦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宣德侯金朝興、靖寧侯葉升、申國公鄧鎮、濟寧侯顧敬、臨江侯陳鏞、營陽侯楊通、淮安侯華中，高級軍官毛驤、李伯升、丁玉和宋濂的孫子宋慎。宋濂也被牽連，貶死茂州。坐藍黨死的除大將涼國公藍玉以外，有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侯陳桓、宣寧侯曹泰、會寧侯張溫，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璵、東平侯韓勳、全寧侯孫恪、沈陽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黃輅、湯泉等。胡案有《昭示奸黨錄》，藍案有《逆臣錄》，把口供和判案詳細記錄公布，讓全國人都知道這些“奸黨”的“罪狀”。[15]被殺公侯中，東莞伯何榮是何真的兒子，何真死於洪武二十一年，被帳下舊校捏告生前黨胡惟庸，勒索兩千兩銀子。何家子弟到禦前分辯，朱元璋大怒說：“我的法，這廝把作買賣！”把舊校綁來處死。到二十三年何榮弟崇祖回廣東時：

兄把袂連聲：弟弟，今居官禍福頃刻，汝歸難料再會日。到家達知伯叔兄弟，勿犯違法事，保護祖宗，是所願望！

可是，逃過了胡黨，還是逃不過藍黨。何家是嶺南大族，何真在元明之際保障過一方秩序，威望極高，如何放得過？據何崇祖自述：

洪武二十六年，族誅涼國公藍玉，扳指公侯文武家，名藍黨，無有分別。自京及天下，赤族不知幾萬戶。長兄四兄宏維暨老幼鹹喪。三月二十日夜雞鳴時，家人彭康壽叩門，吾床中聞知禍事，出問故，雲：“昨晚申時，內官數員帶官軍到衛，城門皆閉。是晚有公差出城，私言今夜抄提員頭山何族，因此奔回。”……軍來甚眾，吾忙呼妻封氏各自逃生。

崇祖一房從此山居島宿，潛形匿跡，一直到三十一年新帝登極大赦，才敢回家安居。[16]

李善長死時已經七十七歲了。帥府元僚，開國首相，替主子辦了三十九年事，兒子做駙馬，本身封國公，富極貴極，到末了卻落得全家誅戮。一年後，有人上疏喊冤說：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借今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善長弟存義子佑是胡惟庸的從女婿），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幸萬一之富貴。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複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

說得句句有理，字字有理，朱元璋無話可駁，也就算了。[17]

二案以外，開國功臣被殺的，還有謀殺小明王的凶手德慶侯廖永忠，洪武八年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賜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於十三年被鞭死；臨川侯胡美於十七年犯禁伏誅；江夏侯周德興於二十五年以帷薄不修、暖昧的罪狀被殺；二十七年，殺定遠侯王弼、永平侯謝成、潁國公傅友德；二十八年殺宋國公馮勝。周德興是朱元璋兒時放牛的夥伴，傅友德、馮勝功最高，突然被殺，根本不說有什麽罪過，正合著古人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話。[18]

不但列將依次誅夷，甚至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造成鄱陽湖大捷，奠定王業的功臣，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19]義子親甥李文忠，十幾歲便在軍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為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有政治野心被毒死。[20]劉基是幕府智囊，運謀決策，不隻有定天下的大功，並且是奠定帝國規模的主要人物，因為主意多，看得準，看得遠，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便被休致回家，[21]又怕隔得太遠會出事，硬拉回南京，終於被毒死。[22]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小心謹慎，也逃不過。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皇帝卻特賜蒸鵝，沒辦法，流著眼淚當著使臣的麵吃，不多日就死了。[23]這兩個元勳的特別被注意、被防範，滿朝文武全知道，給事中陳汶輝曾經上疏公開指出：“今勳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24]

武臣之外，文官被殺的也著實不少。有記載可考的有宋思顏、夏煜、高見賢、淩說、孔克仁，這幾人都是初起事時的幕府僚屬。宋思顏在幕府裏的地位僅次於李善長。夏煜是詩人，和高見賢、楊憲、淩說一夥，專替朱元璋“伺察搏擊”，盡鷹犬的任務，告密栽贓，什麽事全幹，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後送了命。[25]朝官中有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餘，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禦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禦史王樸、紀善、白信蹈等。[26]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寧知府方克勤，番禺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27]茹太素是個剛性人，愛說老實話，幾次因為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賜詩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元璋聽了倒也很感動。不多時還是被殺。李仕魯是朱熹學派的學者，勸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辟佛，來發揚朱學。料想著朱熹和皇帝是本家，這著棋準下得不錯，不料皇帝竟不買朱夫子的賬，全不理會。仕魯急了，鬧起迂脾氣，當麵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摜死在階下。陶凱是禦用文人，一時詔令、封冊、歌頌、碑誌多出其手，做過禮部尚書，製定軍禮和科舉製度，隻為了起一個別號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諱被殺。員外郎張來碩諫止娶已許配的少女做宮人，說“於理未當”，被碎肉而死。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28]葉伯巨在洪武九年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曆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議者日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製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國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誌，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苛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日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嚐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29]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核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奇零，必須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裏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錢穀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裏，近的也是三四千裏，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顆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為了免得部裏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隨時填用。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官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書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別用，也不一定用得著，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法律。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拚著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寧知府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內，上書人也被罰充軍。[30]

郭桓是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七百萬。供詞牽連到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幾萬人。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中產之家差不多全被這案子搞得傾家**產，財破人亡。這案子驚動了整個社會，也大傷了中產階級和中下級官僚的心，大家都指斥、攻擊告發此案的禦史和審判官，議論沸騰，情勢嚴重。朱元璋一看不對，趕緊下手詔條列郭桓等罪狀，說是：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止收（交）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致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人吏沈原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秋稅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並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受。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餘倉分並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範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吞沒）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精糧。

意思是追贓七百萬還是聖恩寬容，認真算起來該有兩千四百萬，這幾萬人死得絕不委屈。話雖如此說，到底覺得有些不妥，隻好借審刑官的頭來平眾怒，把原審官殺了一批，再三申說，求人民的諒解。[31]一年後，他又特別指出：“自開國以來，惟兩浙、江西、兩廣、福建所設有司官，未嚐任滿一人，往往未及終考，自不免於贓貪。”[32]可見殺這些貪官汙吏是不錯的，是千該萬該的。不過，倒過來說，殺了二十年的貪官汙吏，而貪官汙吏還是那麽多，沿海比較富饒區域的地方官，二十年來甚至沒有一個能夠做滿任期，都在中途犯了贓貪罪，由此可見專製獨裁的統治，官僚政治和貪汙根本分不開，單用嚴刑重罰、恐怖屠殺去根絕貪汙，是不可能有什麽效果的。

在鞭笞、苦工、剝皮、抽筋以至抄家滅族的威脅空氣中，凡是做官的，不論大官小官、近臣遠官，隨時隨地都會有不測之禍，人人都在提心吊膽、戰戰兢兢地過日子。這日子過得太緊張了，太可怕了，有的人實在受不了，隻好辭官，回家當老百姓。不料又犯了皇帝的忌諱，說是不肯幫朝廷做事：“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誹謗，皆說朝廷官難做。”[33]大不敬，非殺不可。沒有做過官的儒士，怕極了，躲在鄉間不敢出來應考做官，他又下令地方官用種種方法逼他們出來，“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還立下一條法令，說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34]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各剁去左手大指，立誓不做官，被拿赴京師麵審。元璋氣呼呼地發問：“昔世亂居何處？”回說：“紅寇亂時，避居於福建、江西兩界間。”不料“紅寇”這名詞正刺著皇帝的痛處：“朕知伯啟心懷憤怒，將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謂伯啟日：“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今去指不為朕用，宜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愚夫仿效之風。”特派法司押回原籍處決。[35]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征不肯做官，也都被處死，全家籍沒。[36]

洪武朝朝臣幸免於屠殺的，隻有幾個例子：一個是大將信國公湯和，原是朱元璋同村子人，一塊兒長大的看牛夥伴，比元璋大三歲。起兵以後，諸將地位和元璋不相上下的，都鬧別扭，不聽使喚，隻有湯和規規矩矩，小心聽話，服從命令。到晚年，徐達、李文忠已死多年，湯和宿將功高，明白老夥伴脾氣，對於諸大將兵權在握心裏，老大不願意，苦的是嘴裏說不出。他便首先告老交出兵權，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給他在鳳陽蓋府第，賞賜禮遇，特別優厚，算是僥幸老死在**。[37]一個是外戚郭德成，郭寧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後苑喝酒，醉了趴在地上去冠磕頭謝恩，露出稀稀的幾根頭發。元璋笑著說：“醉瘋漢，頭發禿到這樣，可不是酒喝多了。”德成仰頭說：“這幾根還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元璋不作聲。德成酒醒，才知道闖了大禍，怕得要死，索性裝瘋，剃光了頭，穿上和尚衣，成天念佛。元璋信以為真，告訴寧妃說：“原以為你哥哥說笑話，如今真個如此，真是瘋漢。”不再在意。黨案起後，德成居然漏網。[38]一個是禦史袁凱。有一次朱元璋要殺許多人，叫袁凱把案卷送給皇太子複訊，皇太子主張從寬。袁凱回報，元璋問：“我要殺人，皇太子卻要寬減，你看誰對？”袁凱不好說話，隻好回答：“陛下要殺是守法，東宮要赦免是慈心。”元璋大怒，以為袁凱兩頭討好，腳踏兩頭船，老滑頭，要不得。袁凱大懼，假裝瘋癲。元璋說瘋子不怕痛，叫人拿木鑽來刺他的皮膚。袁凱咬緊牙齒，忍住不喊痛。回家後，自己拿鐵鏈鎖住脖子，蓬頭垢麵，滿口瘋話。元璋還是不放心，派使者去召他做官。袁凱瞪眼對使者唱月兒高曲，趴在籬笆邊吃狗屎。使者回報果然瘋了，才不追究。這一次朱元璋卻受了騙，原來袁凱預先叫人用炒麵拌砂糖，捏成段段，散在籬笆下，趴著吃了，救了一條命，朱元璋哪裏會知道？[39]

吳人嚴德瑉由禦史升左僉都禦史，因病辭官，犯了忌諱，被黥麵充軍南丹（今廣西），遇赦放還。布衣徒步做老百姓，誰也不知道他曾做過官，到宣德時還很健朗。一天因事被禦史所逮，跪在堂下，供說也曾在台勾當公事，頗曉三尺法度。禦史問是何官，回說洪武中台長嚴德瑉便是老夫。禦史大驚謝罪，第二天去拜訪，他卻早已挑著鋪蓋走了。有一個教授和他喝酒，見他臉上刺字，頭戴破帽，問老人家犯什麽罪過。德瑉說了詳情，並說先時國法極嚴，做官的多半保不住腦袋。說時還北麵拱手，嘴裏連說：“聖恩！聖恩！”[40]

元璋有一天出去私訪。到一破寺，裏邊沒有一個人，牆上畫一布袋和尚，有詩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又何妨。”墨跡還新鮮，是剛畫剛寫的，趕緊使人去搜索，已經不見了。[41]這個故事不一定是真實的，不過，所代表的當時人的情緒卻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