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一統和分化政策
朱元璋以洪武元年稱帝建立新皇朝，但是大一統事業的完成，卻還須等待二十年。
元順帝北走以後，元朝殘留在內地的軍力還有兩大支：一支是雲南的梁王，一支是東北的納哈出。都用元朝年號，雄踞一方。雲南和蒙古本部隔絕，勢力孤單，朱元璋的注意力先集中在西南，從洪武四年（1371）消滅了割據四川的夏國以後，便著手經營，打算用和平的方式使雲南自動歸附，先後派遣使臣王禕、吳雲招降，都被梁王所殺。到洪武十四年，決意用武力占領，派出傅友德、沐英、藍玉三將軍分兩路進攻。
這時雲南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分作三個係統：第一是直屬蒙古大汗，以昆明為中心的梁王。第二是在政治上隸屬於蒙古政府，享有自治權力，以大理為中心的土酋段氏。以上所屬的地域都被區分為路、府、州、縣。第三是不在上述兩係統下和南部（今思普一帶）的非漢族諸部族，就是明代叫作土司的地域。漢化程度以第一為最深，第二次之，第三最淺，或竟未漢化。現代貴州的西部，在元代屬於雲南行省，其東部則另設八番順元諸軍民宣慰使司，管理羅羅族及苗族各土司。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和湖南接界的貴州土人頭目思南宣慰，和思州（今思縣）宣撫先後降附。到平定夏國後，四川全境都入版圖，和四川接境的貴州其他土司大為恐慌，貴州宣尉和普定府總管即於第二年自動歸附。貴州的土司大部分歸順明朝，雲南在東、北兩麵便失去屏障了。
明兵從雲南的東、北兩麵進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烏撒（今雲南鎮雄、貴州威寧等地）。這區域是四川、雲南、貴州三省接壤處，犬牙突出，在軍事戰略上可以和在昆明的梁王主力軍呼應，並且是羅羅族的主要根據地。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今貴州安順），進攻昆明。從明軍動員那天算起，不過一百多天的工夫，明東路軍便已直抵昆明，梁王兵敗自殺。明兵再回師和北路軍會攻烏撒，把蒙古軍消滅了。附近東川（今雲南會澤）、烏蒙（今雲南昭通）、芒部（今雲南鎮雄）諸羅羅族完全降服，昆明附近諸路也都依次歸順。洪武十五年二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和雲南都指揮使司，建立了軍事統治的中心。閏二月又置雲南布政使司，建立了政治中心。[113]分別派官開築道路，寬十丈，以六十裏為一驛，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聯係起來，建立軍衛，“令那處蠻人供給軍食”，控扼糧運。[114]布置好了，再以大軍向西攻下大理，經略西北和西南部諸地，招降摩些、羅羅、撣、僰諸族，分兵勘定各土司。分雲南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縣。雲南邊外的緬國和八百媳婦（暹羅地）著了慌，派使臣內附，又置緬中、緬甸和老撾、八百諸宣慰司。因為雲南太遠，不放心，又特派義子西平侯沐英統兵鎮守。沐家世代出人才，在雲南三百年，竟和明朝的國運相始終。
納哈出是元朝世將，太平失守被俘獲，放遣北還。元亡後擁兵虎踞金山（在開原西北，遼河北岸），養精蓄銳，等候機會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軍、擴廓帖木兒的西路軍互相呼應，形成三路鉗製明軍的局麵。在東北，除金山納哈出軍以外，遼陽、沈陽、開原一帶都有蒙古軍屯聚。洪武四年（1371）元遼陽守將劉益來降，建遼東指揮使司，接著又立遼東都指揮使司，總轄遼東軍馬，依次征服沈陽、開原等地。同時又從河北、陝西、山西各地出兵大舉深入蒙古，擊破擴廓的主力軍（元順帝已於前一年死去，子愛猷識裏達臘繼立，年號宣光，廟號昭宗），並進攻應昌（今熱河經棚縣以西察哈爾北部之地），元主遠遁漠北。到洪武八年擴廓死後，蒙古西路和中路的軍隊日漸衰困，不敢再深入到內地侵掠。朱元璋乘機經營甘肅、寧夏一帶，招撫西部各羌族和回族部落，給以土司名義或王號，使其分化，個別內向，不能合力入寇，並利用諸部的軍力，抵抗蒙軍的入侵。在長城以北今內蒙古地方，則就各要害地方建立軍事據點，逐步推進，用軍力壓迫蒙古人退到漠北，不使靠近邊塞。西北問題完全解決了，再轉回頭來收拾東北。
洪武二十年馮勝、傅友德、藍玉諸大將奉命北征納哈出。大軍出長城鬆亭關，築大寧（今熱河黑城）、寬河（今熱河寬河）、會州（今熱河平泉）、富峪（今熱河平泉之北）四城。儲糧供應前方，留兵屯守，切斷納哈出和蒙古中路軍的呼應。再東向以主力軍由北麵包圍，納哈出勢窮力蹙，孤軍無援，隻好投降，遼東全部平定。[115]於是立北平行都司於大寧，東和遼陽、西和大同應援，作為國防前線的三大要塞。又西麵和開平衛（元上都，今察哈爾多倫縣地）、興和千戶所（今察哈爾張北縣地）、東勝城（今綏遠托克托縣及蒙古茂明安旗之地）諸據點，連成長城以外的第一道國防線，從遼河以西幾千裏的地方，設衛置所，建立了軍事上的保衛長城的長城。[116]兩年後，蒙古大汗脫古思帖木兒被弑，部屬分散。以後經過不斷的政變、篡立、叛亂，實力逐漸衰弱，明帝國北邊的邊防，也因之而獲得幾十年的安寧。
東北的蒙古軍雖然降服，還有女真族的問題亟待解決。女真這一部族原是金人的後裔，依地理分布，大致為建州、海西、野人三種。過去兩屬於蒙古和高麗，部落分散，不時糾合向內地侵掠，奪取物資，邊境軍隊防不勝防，非常頭痛。朱元璋所采取的對策，軍事上封韓王於開原、寧王於大寧，控扼遼河兩頭，封遼王於廣寧（今遼寧北鎮），作為阻止蒙古和女真內犯的重鎮。政治上采取分化政策，把遼河以東諸女真部族，個別用金帛招撫（收買），分立為若幹羈縻式的衛所，使其個別的自成單位，給予各酋長以衛所軍官職銜，並指定住處，許其秉承朝命世襲，各給璽書作為進貢和互市的憑證，滿足他們物資交換的經濟要求，破壞部族間的團結，無力單獨進攻。[117]到明成祖時代，越發積極推行這一政策，大量地、全麵地收買，拓地到現在的黑龍江口，增置的衛所連舊設的共有一百八十四衛，立奴兒幹都司以統之。現在俄領的庫頁島和東海濱省都是當年奴兒幹都司的轄地。[118]
遼東平定後，大一統的事業完全成功了。和前代一樣，這大一統的帝國領有屬國和許多藩國。從東麵算起，洪武二十五年高麗發生政變，大將李成桂推翻親元的王朝，自立為王，改國號為朝鮮，成為大明帝國最忠順的屬國。藩國東南有琉球國，西南有安南、真臘、占城、暹羅和南洋群島諸島國。內地和邊疆則有許多羈縻的部族和土司。
藩屬和帝國的關係締結，照曆代傳統辦法，在帝國方麵，派遣使臣宣告新朝建立，藩國必須繳還前朝頒賜的印綬冊誥，解除舊的臣屬關係。相對地重新頒賜新朝的印綬冊誥，藩王受新朝冊封，成為新朝的藩國。再逐年頒賜大統曆，使之尊奉新朝的正朔，永做藩臣。在藩國方麵則必須遣使稱臣入貢，新王即位，必須請求帝國承認冊封。所享受的權利，是通商和皇帝的優渥賞賜；和其他國家發生糾紛，或被攻擊時，得請求帝國調解和援助。至於藩國的內政，則可完全自主，帝國從來不加幹涉。帝國在沿海特別開放三個通商口岸，主持通商和招待蕃舶的衙門是市舶司：寧波市舶司指定為日本的通商口岸，泉州市舶司通琉球，廣州市舶司通占城、暹羅、南洋諸國。
朱元璋接受了元代用兵海外失敗的經驗，打定主意，不向海洋發展，要子孫遵循大陸政策，特別在《皇明祖訓》中鄭重告誡說：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指蒙古）與中國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今將不征諸夷國名列於後：
東北：朝鮮國
正東偏北：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大琉球國 小琉球國
西南：安南國 真臘國 暹羅國 占城國 蘇門答剌國 西洋國 爪哇國 湓亨國 白花國 三弗齊國 渤泥國[119]
中國是農業國，工商業不發達，不需要海外市場；版圖大，用不著殖民地；人口多，更不缺少勞動力。向海外諸國侵掠，“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從經濟的觀點看，是沒有什麽好處的；從利害的觀點看，打仗要花一大筆錢，占領又得費事，不幸打敗仗越發劃不來，還是和平相處，保境安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樣一打算盤，主意就打定了。[120]
屬國和藩國的不同處，在於屬國和帝國的關係更密切。在許多場合，屬國的內政也經常被過問，經濟上的聯係也比較強。
內地的土司也和藩屬一樣，要定期進貢，酋長繼承要得帝國許可，內政也可自主。所不同的是藩國使臣的接待衙門是禮部主客司，冊封承襲都用詔旨，部族土司則領兵的直屬兵部，土府土縣屬吏部，體統不同。平時有納稅、開辟並保養驛路，戰時有調兵從征的義務。內部發生糾紛，或反抗朝廷被平後，往往被收回治權，直屬朝廷，即所謂“改土歸流”。土司衙門有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長官司、土府、土縣等名目，長官都是世襲，有一定的轄地和土民，總稱土司。土司和朝廷的關係，在土司說，是借朝廷所給予的官位威權，震懾部下百姓，肆意奴役搜括；在朝廷說，是用空頭的官爵，牢籠有實力的酋長，使其傾心內向，維持地方安寧，可以說是互相為用的。
大概說來，明代西南部各小民族的分布，在湖南、四川、貴州三省交界處是苗族活動的中心，向南發展到了貴州；廣西則是瑤族（在東部）、壯族（在西部）的根據地；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交界處則是羅羅族的大本營；四川西部和雲南西北部則有摩些族；雲南南部有僰族（即擺夷）；四川北部和青海、甘肅、寧夏有羌族（番人）。
在上述各區域中，除純粹由土官治理的土司外，還有一種參用流官的製度。流官即朝廷所任命的有一定任期而非世襲的地方官。大致是以土官為主，派遣流官為輔，事實上是執行監督的任務。和這情形相反，在設立流官的州縣，境內也有不同部族的土司存在。以此，在同一布政使司治下，有流官的州縣，有土官的土司，有土流合治的州縣，也有土官的州縣；即在同一流官治理的州縣內，也有漢人和非漢人雜處的情形。民族問題錯綜複雜，最容易引起紛亂以至戰爭。漢人憑借高度的生產技術和政治的優越感，用武力、用其他方法占取土民的土地物資，土民有的被迫遷徙到山頭，過極度艱苦的日子；有的被屠殺消滅；有的不甘心，組織起來以武力反抗，爆發地方性的甚至大規模的戰爭。朝廷的治邊原則，在極邊是放任的愚民政策，隻要土司肯聽話，便聽任其作威作福，世世相承，不加幹涉。在內地則取積極的同化政策，如派遣流官助理，開設道路驛站，選拔土司子弟到國子監讀書，從而使其完糧納稅，應服軍役，一步步加強統治，最後是改建為直接治理的州縣，擴大皇朝的疆土。[121]
治理西北羌族的辦法分兩種：一種是用其酋長為衛所長官，世世承襲；一種因其土俗，建設寺院並賜番僧封號，利用宗教來統治邊民。羌族的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邊的國防就可高枕無憂了。[122]現在的西藏和西康當時叫作烏斯藏和朵甘，是喇嘛教的中心地區，僧侶兼管政事。明廷因仍元製，封其長老為國師法王，令其撫安番民，定期朝貢。又以番民肉食，對茶葉特別愛好，在邊境建立茶課司，用茶葉和番民換馬，人貢的賞賜也用茶和布匹代替。西邊諸族國的酋長、僧侶貪圖人貢和通商的利益，得保持世代襲官和受封的權利，都服服帖帖，不敢反抗。明朝三百年，西邊比較平靜，沒有發生什麽大的變亂，當然，也說不上開發。從任何方麵來說，這一廣大地區比之幾百年前，沒有任何進步或改變。
|注釋|
[1]《明太祖實錄》卷二四。
[2]《明太祖實錄》卷二五。
[3]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九《元建國號始用文義》條。
[4]孫宜《洞庭集·大明初略四》：“國號大明，承林兒小明號也。”《清華學報》卅周年紀念號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
[5]祝允明《野記》卷一。
[6]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
[7]以上並據“玄覽堂叢書”本《昭代王章》。
[8]宋濂《芝園續集》卷四《故岐寧衛經曆熊府君墓銘》，何喬遠《閩書》卷七《方域誌》。
[9]呂毖《明朝小史》卷二。
[10]《明成祖實錄》卷九〇，沈德符《野獲編》卷三〇《再僭龍鳳年號》。
[11]《明成祖實錄》卷五六、九六、二〇〇。
[12]本節參看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
[13]《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九、二〇二，《明史》卷一三八《周楨傳》、卷一四〇《道同傳》。
[14]《明太祖實錄》卷七一、一九〇。
[15]《明太祖實錄》卷五〇，《明成祖實錄》卷三三。
[16]《大明律》卷六《戶律》。
[17]《明太祖實錄》卷三〇。
[18]《明史·太祖本紀》。
[19]《清華學報》十一卷二期吳晗《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
[20]《明太祖實錄》卷六八。
[21]《雲南大學學報》第一期吳晗《明代之糧長及其他》。
[22]《大誥三編·遞送潘富第十八》。
[23]吳晗《明代之糧長及其他》。
[24]《明史·食貨誌一·田製》。
[25]《明史·食貨誌二·賦役》。《明太祖實錄》卷二三〇計作“糧儲三千二百七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石”。《元史》卷九三《食貨誌·稅糧》。
[26]《明史·食貨誌·戶口》。《明太祖實錄》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天下郡縣更造賦役黃冊成，計人戶一千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口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
[27]《元史》卷九三《食貨誌·農桑》。
[28]《大誥續編·灑派包荒第四五》。
[29]《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一。
[30]《明太祖實錄》卷一二六。
[31]張居正《張太嶽集》卷三九《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32]《明太祖實錄》卷一五〇。
[33]《弘治會典》卷一一三。
[34]《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
[35]《大誥續編·辨驗丁引第四》。
[36]《中國建設》月刊五卷四期吳晗《傳·過所·路引的曆史》。
[37]《明史》卷二八五《張以寧傳》附《秦裕伯傳》。
[38]《明史》卷一二四《擴廓帖木兒傳》附《蔡子英傳》，《明太祖實錄》卷一一〇。
[39]《明史》卷二八五《楊維楨傳》《丁鶴年傳》。
[40]餘闕《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
[41]《明太祖實錄》卷二六、一二六。
[42]貝瓊《清江貝先生詩集》卷八《黃灣述懷二十二韻寄錢思複》。
[43]《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五《秋思》。
[44]《明史》卷一三九《葉伯巨傳》。
[45]《明史》卷七一《選舉誌》。
[46]黃佐《南廱誌》卷九《學規本末》。
[47]《南廱誌》卷十《謨訓考》。
[48]《南廱誌》卷一五。
[49]《大明律令》。
[50]《南廱誌》卷一，《皇明太學誌》卷七。
[51]《南廱誌》卷一。
[52]《南廱誌》卷一。
[53]《明史》卷一三九《錢唐傳》、卷五四《禮誌》四，李之藻《泮宮禮樂疏》卷二，全祖望《鮚琦亭集》卷三五《辨錢尚書爭孟子事》，北平圖書館藏洪武二十七年刊本《孟子節文》，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讀書與出版》二卷四期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節文〉》。
[54]《南廱誌》卷一。
[55]《南廱誌》卷九。
[56]《南廱誌》卷一。
[57]《南廱誌》卷九《學規本末》。
[58]《廿二史劄記》卷三一《〈明史〉立傳多存大體》條引葉子奇《草木子》。晗按：通行本《草木子》無此條。
[59]《明史》卷一三七《宋訥傳》。
[60]《南廱誌》卷一、卷十，《明史·宋訥傳》。
[61]《南廱誌》卷十《謨訓考》。
[62]《南廱誌》卷一。
[63]《南廱誌》卷一，《明史》卷六九《選舉誌》。
[64]《大明會典》卷七八《學校》。
[65]《大誥·社學第四十四》。
[66]本節參看《清華學報》十四卷二期吳晗《明初的學校》。
[67]《明史》卷七〇《選舉誌》。
[68]宋濂《鑾坡集》卷七《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
[69]宋濂《翰苑別集》卷一《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70]陸容《菽園雜記》。
[71]《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72]《明史》卷九一《兵誌》。
[73]《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五卷二期吳晗《明代的軍兵》。
[74]《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三。
[75]宋訥《西隱文稿》卷十《守邊策略》，《明史》卷七七《食貨誌》。
[76]《大誥武臣·科斂害軍第九》。
[77]《明太祖實錄》卷五三、五六，《明史》卷一五〇《鬱新傳》。
[78]宋濂《洪武聖政記·肅軍政第四》。
[79]沈德符《野獲編》卷一七《鐵冊軍》。
[80]王世貞《弁山堂別集》卷八六《詔令雜考二》。
[81]《宋史·職官誌一》。
[82]司馬光《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二一《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群臣上殿劄子》，錢大昕《潛研堂集》卷三四《答袁簡齋書》。
[83]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三，李攸《宋朝事實》卷九，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五。
[84]《新唐書》卷一一七《劉禕之傳》。
[85]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以北平布政使司為北京，五年置交趾布政使司，十一年置貴州布政使司。宣德三年（1428）罷交趾布政使司，除兩京外定為十三布政使司。
[86]《明史·職官誌》。
[87]《明史·胡惟庸傳》，《燕京學報》十五期吳晗《胡惟庸黨案考》。
[88]《洪武聖政記·肅軍政第四》。
[89]參看《明史·職官誌》。
[90]《洪武聖政記》，《明史》卷七四《職官誌》。
[91]《明史》卷一〇八《外戚恩澤侯表序》、卷一一三《後妃列傳序》、卷三〇〇《外戚傳序》。
[92]《明太祖實錄》卷二六、一二六，《明史》卷七一《選舉誌》。
[93]《明太祖實錄》卷三九。
[94]《明太祖實錄》卷八五。
[95]《明史》卷一三六《陶安傳》。
[96]《明史》卷一二九《馮勝傳》，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一。
[97]《明史》卷一三五《葉兌傳》。
[98]邱濬《大學衍義補·都邑之建》。
[99]劉辰《國初事跡》。
[100]黃光升《昭代典則》。
[101]《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卷二《太祖本紀》二。
[102]《明史·地理誌一》。
[103]《明史》卷一一五《興宗孝康皇帝傳》、卷一四七《胡廣傳》，薑清《薑氏秘史》卷一，鄭曉《今言》二七四條。
[104]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三《江南一》。
[105]《明史·太祖本紀》二。
[106]何喬遠《名山藏·分藩記》一。
[107]《明史·兵誌二》《明史·諸王傳序》。
[108]《明史·寧王傳》。
[109]《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十年。
[110]《皇明祖訓·兵衛》。
[111]《明史·兵誌三·邊防》，祝允明《九朝野記》。
[112]《明史·晉王傳》。《明史·太祖本紀》三：“二十六年三月，詔二王軍務大者始以聞。”本節參看《清華學報》十卷四期吳晗《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
[113]《明史》卷一二四《把匝刺瓦爾密傳》、卷一二九《傅友德傳》、卷一二六《沐英傳》、卷一三二《藍玉傳》。
[114]張[img alt="" class="paralog" src="images/151023263595.jpg" /]《雲南機務鈔黃》洪武十五年閆二月廿五日敕。
[115]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一一，《明史》卷一二九《馮勝傳》、卷一二五《常遇春傳》、卷一三二《藍玉傳》。
[116]《明史·兵誌三》，嚴從簡《殊域周谘錄》卷一七《韃靼》，方孔炤《全邊略記》卷三，黃道周《博物典匯》卷一九。
[117]孟森《明元清係通紀》《清朝前紀》。
[118]《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六期內藤虎次郎《明奴兒幹都司永寧寺碑考》。
[119]《皇明祖訓·箴戒》。
[120]參看《清華學報》十一卷一期吳晗《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
[121]《明史·土司傳》。
[122]《明史·西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