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皇權的輪子——軍隊

皇權的另一個輪子是軍隊。

朱元璋在攻克集慶以後，厲行屯田政策，廣積糧食，供給軍需。和劉基研究古代的兵製：征兵製的好處是全國皆兵，有事召集，事定歸農，兵員素質好，來路清楚，政府在平時無養兵之費。壞處是兵員都出自農村，如有長期戰爭，便影響到農村的生產。而且兵源有限製，不適合於大規模作戰。募兵製呢？好處是應募的多為無業遊民，當兵是職業，數量和服役的時間，可以不受農業生產的限製。壞處是政府經常要維持大量數目的常備軍，軍費負擔太重，而且募的兵來路不明，沒有宗族鄉黨的掛累，容易逃亡，也容易叛變。理想的辦法是折中於兩者之間，有兩者的好處，而避免各自的壞處。主要的原則是要使戰鬥力量和生產力量一致。

劉基創立的辦法是衛所製度。[71]

衛所的兵源有四種：一種是從征，即起事時所統的部隊，也就是郭子興的基本隊伍。一種是歸附，包括削平群雄所得的部隊和元朝的投降軍。一種是謫發，指因犯罪被謫發當兵的，也叫恩軍。一種叫垛集，即征兵，照人口比例，一家有五丁或三丁出一丁為軍。前兩種是定製時原有的武力，後兩者則是補充的武力。這四種來源的軍人都是世襲的，為了保障固定員額的維持，規定軍人必須娶妻，世代繼承下去，如無子孫繼承，則由其原籍家屬壯丁頂補。種族綿延的原則，被應用到武裝部隊裏來，兵營成為武裝的家庭群了。[72]

軍有特殊的社會身份，單獨有“軍籍”。在明代戶口中，軍籍和民籍、匠籍平行，軍籍屬於都督府，民籍屬於戶部，匠籍屬於工部。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上、法律上和經濟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軍和民是截然分開的。民戶有一丁被垛為軍，政府優免原籍老家一丁差徭，作為優恤。軍士到戍所時，由宗族治裝。在衛的軍士除本身為正軍外，其子弟稱為餘丁或軍餘，將校的子弟則稱為舍人。日常生活概由政府就屯糧支給，按月發米，稱為月糧，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鬥，小旗一石二鬥，步軍一石（守城的照數支給，屯田的支半）。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鬥，無家口的四鬥。衣服歲給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出征時依例給胖襖、鞋褲。[73]

軍隊組織分作衛所兩級：大體上以五千六百人為衛，衛有指揮使。衛分五個千戶所，所一千一百二十人，有千戶（長官）。千戶所分十個百戶所，所一百一十二人，有百戶（長官）。百戶下有總旗二，小旗十；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人。大小聯比以成軍。衛所的分布，根據地理險要：小據點設所，關聯幾個據點的設衛。集合一個軍區的若幹衛所，又設都指揮使司，作為軍區的最高軍事機構，長官是都指揮使。洪武二十五年（1392）全國共有十七個都指揮使司，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首都和地方的兵力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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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七個都指揮使司又分別隸屬於五軍都督府。

軍食出於屯田。大略是學漢朝趙充國的辦法，在邊塞開屯，一部分軍士守禦，一部分軍士受田耕種。目的在於省去運輸費用和充裕軍食，減輕國庫的負擔，戰鬥力和生產力協調一致。跟著內地衛所也先後開屯耕種，以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官給耕牛農具。開頭幾年是免納田租的，到成為熟地後，每畝收稅一鬥。規定邊地守軍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種，內地是二分守城、八分屯種，希望能達到自給自足的地步。[75]

軍隊裏也和官僚機構一樣，清廉的武官是極少見的，軍士經常被苛斂剝削。朱元璋曾經憤恨地指出：

那小軍每一個月隻關得一擔兒倉米，若是丈夫每（們）不在家裏，他婦人家自去關嗬，除了幾升做腳錢，那害人的倉官又斛麵上打減了幾升。待到家裏[img alt="" class="paralog" src="images/151023260550.jpg" /]（音伐）過來嗬，止有七八鬥兒米，他全家兒大大小小要飯吃，要衣裳穿，他那裏再得閑錢與人？[76]

正軍本人的衣著雖由官家支給，家屬的卻得自己製備，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連吃飯都不夠，如何還能孝敬上官？如何還能添製衣服？軍士活不了，隻好逃亡，隻好兼營副業，做苦力、做買賣全來，軍營就空了，軍隊的士氣戰鬥力也就差了。

除軍屯外，還有商屯。邊軍糧食發生困難時，政府用“開中法”來接濟。開中法是把運輸費用轉嫁給商人。政府有糧食有鹽，困難的是運輸費用過大，商人有資本也有人力，卻無法得到為政府所專利的鹽。開中法讓商人運一定數量的糧食到邊境，拿到收據，可以向政府領到等價的鹽，自由販賣，從而獲取重利。商人會打算盤，索性雇人在邊上開屯，就地繳糧，省去幾倍的運費。[77]在這一交換過程中，不但邊防充實了，政府省運費、省事，商人也發了財，皆大歡喜。而且，邊界荒地開墾了，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財富，也造成了地方的繁榮。

軍權分作兩部分：統軍權歸五軍都督府，軍令權則屬於兵部。武人帶兵作戰，文人發令決策。在平時衛所軍各在屯地操練屯田，戰時動員令一下，各地衛軍集合成軍，臨時指派都督府官充任將軍總兵官，統帶出征。戰事結束，立刻複員，衛軍各回原衛，將軍交回將印，也回原任。將不專軍，軍無私將，上下階級分明，紀律劃一。唐宋以來的悍將跋扈、驕兵叛變的弊端，在這製度下完全根絕了。

朱元璋對軍官軍士是用十二分的注意來防範的。除開在各個部隊裏派義子監軍，派特務人員偵伺以外，洪武五年還特地降軍律於各衛，禁止軍官軍人於私下或明裏接受公侯所與信寶、金銀、緞匹、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不得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準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78]後來更進一步，名義上以公侯伯功臣有大功，賜卒一百一十二人做衛隊，設百戶一人統率，頒有鐵冊，說明“俟其壽考，子孫得襲，則兵皆人衛”，稱為奴軍，亦稱鐵冊軍；事實上是防功臣有二心，特設鐵冊軍來監視的。功臣行動，隨時隨地都有報告，證人是現成的，跟著是一連串的告密案和大規模的功臣屠殺。[79]

在作戰時，雖然派有大將軍統率大軍，但指導戰爭進行的，還是朱元璋自己，用情報、用軍事經驗來決定前方的攻戰，甚至指揮到極瑣細的軍務。即使最親信的將領，像徐達、李文忠，也是如此。例如吳元年（1367）四月十八日給徐達的手令，在處分軍事正文之後，又說：“我的見識隻是如此，你每（們）見得高處強處便當處，隨著你每意見行著，休執著我的言語，恐怕見不到處，教你每難行事。”洪武三年四月：“說與大將軍知道……這是我家中坐著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恁隻揀軍中便當處便行。”給李文忠的手令：“說與保兒、老兒……我雖這般說，計量中不如在軍中多知備細，隨機應變的勾當。你也廝活落些兒也，那裏直到我都料定！”大體上指導的原則是不能更動的，統帥所有的隻是極細微的修正權。

對待俘虜的方針是屠殺，如龍鳳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的令旨：“吳王親筆，差內使朱明前往軍中，說與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知會：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軍中獲寇軍及首目人等陸萬餘眾，然而俘獲甚眾，難為囚禁，令差人前去，教你每軍中，將張（士誠）軍精銳勇猛的留一二萬，若係不堪任用之徒，就軍中暗地去除了當，不必解來。但是大頭目，一名名解來。”十二年三月且嚴厲責備徐達不多殺人：“吳王令旨，說與總兵官徐達，攻破高郵之時，城中殺死小軍數多，頭目不曾殺一名。今軍到淮安，若係便降，係是泗州頭目青幡黃旗招誘之力，不是你的功勞。如是三月已裏，淮安未下，你不殺人的緣故，自說將來！依奉施行者。”吳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因為俘虜越獄逃跑，又下令軍前：“今後就陣獲到寇軍及首目人等，不須解來，就於軍中典刑。”洪武三年四月：“說與大將軍知道：止是就陣得的人，及陣敗來降的王保保頭目，都休留他一個，也殺了。止留小軍兒，就將去打西蜀了後，就留些守西蜀便了。”不但俘虜，連投降的頭目也一概殘殺了。

有一道令旨是關於整飭軍紀的，說明了這一舉措的軍事理由。時間是龍鳳十二年三月：“（張軍）男子之妻多在高郵被擄，總兵官為甚不肯給親完聚發來？這個比殺人那個重？當城破之日，將頭目軍人一概殺了，倒無可論，擄了妻子，發將精漢來，我這裏賠了衣糧，又費關防，養不住。殺了男兒，擄了妻小，敵人知道，豈不抗拒？星夜教馮副使（勝）去軍前，但有指揮、千戶、百戶及總兵官的伴當，擄了婦女的，割將首級來。總兵官的罪過，回來時與他說話。依奉施行者。”[80]男子指的是張士誠的部隊，被擄指的是被朱元璋自己的部隊所擄。把俘虜的妻女搶了，送俘虜來，養不住，白賠糧食，白費事看守。擄了婦女，殺了俘虜，敵人知道了，當然會頑強抵抗。為了這個道理，朱元璋隻好派特使去整頓軍風軍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