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官僚養成所

專製獨裁的君主，用以維持和鞏固皇權的兩套法寶，一是軍隊，二是官僚機構。用武力鎮壓，用公文統治，皇權假如是車子，軍隊和官僚便是兩個車輪，缺一不可。

朱元璋從親兵爬到宋朝的丞相國公，做吳王，一直做到皇帝，本來是靠武力起的家，有的是軍隊，再加上劉基的組織方案——軍衛法，一個輪子有了。

另一個輪子可有點麻煩，從朝廷到地方，從部院省寺府監到州縣，各級官僚十幾萬人，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從哪兒去找這麽些聽話的、忠心的、能幹的文人？

用元朝的舊官僚吧？經過二十年戰爭的淘汰，生存的為數已不甚多，會辦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來投效了。不肯來的，放下臉色一嚇唬，說是：“您不來，敢情在打別的主意？”[37]也不敢不來。剩下的不是貪官汙吏，便是老朽昏庸；不是眷懷舊國的恩寵，北遷沙漠，[38]便是厭惡新朝的暴發戶派頭，恐懼新朝的屠殺侮辱，遁跡江湖，埋名市井。[39]盡管新朝用盡了心機，軟說硬拉，要湊齊這個大班子，人數還差得太遠。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元朝是以吏治國的。從元世祖以後，甚至執政大臣也用吏來充當，造成風氣。[40]朱元璋深知法令愈繁冗，條格愈詳備，一般人不會辦，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舞文弄弊，鬧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這是萬萬要不得的。[41]

第三隻好起用沒有做過官的讀書人了。讀書人當然想做官，可是也有顧忌。顧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仆盡同升。”[42]和奴仆同升也許還不大要緊，要緊的是這個政權還不大鞏固，對內未統一；對外，北邊蒙古還保有強大力量。顧忌的是這個政權是淮幫，大官位都給淮人占完了：“兩河兵舍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43]更顧忌的是恐怖的屠殺淩辱，做官一有差跌，不是梟首種誅，便是戴斬罪鐐足辦事，“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44]不是不得已，又誰敢做官？

第四是任用地主做官，稱為薦舉。有富戶、耆民、孝弟力田、稅戶人才（納糧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有一出來便做朝廷和地方的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45]可是，還不夠用，而且，這些地主官僚的作風，也不完全適合新朝統治的需要。

舊的人才不夠用，隻好想法培養新的了。朱元璋決心用自己的方法，新造一個輪子——國子監，來訓練大量的新官僚。

國子監的教職員，從祭酒（校長）、司業、博士、助教、學正到監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於吏部，國子監官到監是上任做官，學校是學校官的衙門。政治和教育一體，官僚和師儒一體。祭酒雖然是衙門首長，“嚴立規矩，表率屬官”，但是，並無聘任教員之權，因為一切教職員都是吏部派的。監丞品位雖低，卻參領監事，凡教官怠於師訓，生員有戾規矩，課業不精，並從糾舉。不但管學生規矩課業，還兼管教員教課成績。辦公處叫繩愆廳，特備有行撲紅凳二條，撥有直廳皂隸二名，“撲作教刑”，刑具是竹篦，皂隸是行刑人，紅凳是讓學生伏著挨打的。照規定，監丞立集愆冊一本，各堂生員敢有不遵學規，即便究治。初犯記錄（記過），再犯決竹篦五下，三犯決竹篦十下，四犯發遣安置（開除，充軍，罰充吏役）。監丞對學生，不但有處罰權，而且有執行刑訊之權，學校、法庭、刑場合而為一。當然，判決和執行都是片麵的，學生絕對沒有辯解申說和要求上訴的權利。[46]膳夫由朝廷撥死囚充役，如三遍不聽使令，即處斬刑，學校又變作死囚的苦工場了。[47]

學校的教職員全是官，學生呢？來源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官生又分兩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外夷子弟（包括日本、琉球、暹羅和西南土司子弟）。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發的，民生是由各地地方官保送府州縣學的生員。[48]原來立學的目的，是為了訓練官生如何去執行統治，名額是一百五十名，民生隻占五十名。[49]後來官生入學的日少，民生依法保送的日多，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在學人數為例，總數八千一百二十四名，裏麵官生隻有四名。國子監已經失去原來的用意，成為廣泛訓練民生做官的機構了。

功課內容分《禦製大誥》《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50]最重要的是《大誥》。《大誥》是朱元璋自己寫的，還有續編、三編、《大誥武臣》，一共四冊。主要的內容是列舉所殺官民罪狀，使官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夫役，老老實實聽朝廷當差的訓話。洪武十九年以《大誥》頒賜監生，二十四年令“今後科舉歲貢生員，俱以《大誥》出題試之”。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製論。[51]違製是違抗聖旨的法律術語，這罪名是非同小可的。至於《大明律令》，因為學生的出路是做官，當然是必讀書。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裏麵。孔子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尊王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大套，最合帝王的脾胃，所以朱元璋麵諭國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52]至於《孟子》就不同了，洪武三年，他開始讀這本書，讀到好些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國子監撤去孔廟中的孟子牌位，把孟子逐出孔廟。後來雖然迫於輿論，恢複孟子配饗，對於這部書還是認為有反動毒素，得經過嚴密檢查。洪武二十七年（1394）特別敕命組織《孟子》審查委員會，執行檢刪職務的是當時的老儒劉三吾。把《盡心》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一章，“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和《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萬章》篇“天與賢則與賢”一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以及類似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一共八十五條，以為這些話，不合“名教”，太刺激了，全給刪節掉了。隻剩下一百七十幾條，刻板頒行全國學校。這部經過淩遲碎割的書，叫作《孟子節文》。所刪掉的一部分，“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53]至於《說苑》，是因為“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深有勸戒”，是作為修身或公民課本被指定的。此外，也消極地指定一些不許誦讀的書，例如“蘇秦張儀，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術，宜戒勿讀”。[54]由此可見學校功課的項目，內容的去取，必讀書和禁讀書，學校教官是無權說話的，一切都由皇帝禦定。有時高興，他還出題目，所謂“聖製策問”，來考問學生呢！

學生日課，規定每日寫字一幅，每三日背《大誥》一百字，五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違者都是痛決（打）。低年級生隻通四書的，入正義、崇誌、廣業三堂，中等文理條暢的升入修道、誠心二堂，在學滿七百天，經史兼通的入率性堂。率性堂生一年內考試滿八分的予出身（做官）。[55]

監生的製服叫襴衫，也是禦定的。膳食全公費，合校會饌。有家眷的特許帶家眷入學，每月支食糧六鬥。監生和教員請假或回家，都要經皇帝特許。[56]

管製學校的監規，是欽定的，極為嚴厲。前後增訂一共有五十六款。學生對課業有疑問，必須跪聽。絕對禁止對人對事的批評。禁止團結組織，甚至班與班之間也禁止來往，又不許議論飲食美惡，不許穿常人衣服。有事先於本堂教官處通知，毋得徑行煩紊。凡遇出入，務要有出恭入敬牌。還有無病稱病，出外遊**，會食喧嘩，點閘（名）不到，號房（宿舍）私借他人住坐，酣歌夜飲等二十七款，下文都是違者痛決。最最嚴重的一款是“敢有毀辱師長，及生事告訐者，即係幹名犯義，有傷風化，定將犯人杖一百，發雲南地麵充軍”。[57]朱元璋寄托培養官僚的全部責任於國子監，這一條的法意就是授權監官，用刑法清除所有不服從和敢於抗議的監生。毀辱師長的含義是非常廣泛的，無論是語言、文字、行動上的不同意，以至批評，都可任意解釋。至於生事告訐，更可隨便應用，凡是不遵從監規的，不滿意現狀的，要求對教學及生活有所改進的，都可以援用這條款片麵判決之，執行之。國子監第一任祭酒宋訥是這條監規的起草人，極其嚴酷。在他的任內，監生走投無路，經常有人被強製餓死，被迫縊死。祭酒連屍首也不肯放過，一定要當麵驗明，才許收殮。[58]後來他的兒子宋複祖當司業，也學父親的辦法，“誡諸生守訥學規，違者罪至死”。[59]學錄金文徵反對宋訥的過分殘暴，想法子救學生，向皇帝控訴說：“祭酒辦學太嚴，監生餓死不少人。”朱元璋不理會，說是祭酒隻管大綱，監生餓死，罪坐親教之師。文徵又設法和同鄉吏部尚書餘[img alt="" class="paralog" src="images/151023120329.jpg" /]商量，由吏部出文書令宋訥以年老退休。這年宋訥七十五歲，照規定是該告老的，不料宋訥在辭別皇帝時，說出並非真心要辭官。朱元璋大怒，追問緣由，立刻把餘[img alt="" class="paralog" src="images/151023255324.jpg" /]、金文徵和一些關聯的教官都殺了，還把罪狀榜示在監前，也寫在《大誥》裏頭。這次反迫害的學潮，在一場屠殺後被壓平。[60]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學潮又起，監生趙麟受不了虐待，出壁報提出抗議。照監規是杖一百充軍，為了殺一儆百，朱元璋法外用刑，把趙麟殺了，並且在監前立一長竿，梟首示眾。二十八年又頒行《趙麟誹謗冊》和《警愚輔教》二錄於國子監。到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又召集祭酒和本監教官監生一千八百二十六名，在奉天門當麵訓話整頓學風，他說：

恁學生每聽著：先前那宋訥做祭酒嗬，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嗬，他每都懷著異心，不肯教誨，把宋訥的學規又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嗬，好生壞事。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嗬，都不饒，全家發向武煙瘴地麵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後學規嚴緊，若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嗬，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淩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遷發煙瘴地麵。欽此！[61]

和統製監生一樣，國子監的教官也是在嚴刑重罰的約束之下的。以祭酒為例，三十多年來的曆任祭酒，隻有以殘酷著名的宋訥是善終在任上，死後的恩禮也特別隆重，可以說是例外，其他的不是被得罪放逐，便是被殺。[62]

痛決、充軍、罰充吏役、枷鐐終身、餓死、自縊死、梟首示眾、淩遲，一大串刑罰名詞，明初的國子監與其說是學校，不如更合適地說是集中營，是刑場。不隻是學生，也包括教官在內，在受死亡所威脅的訓練下，造成的是絕對服從的、無思想的、奴性的官僚。

從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這一時期監生任官的情形來看，第一，監生並沒有一定的任官資序，最高的有做到地方大吏從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做正九品的縣主簿，以至無品級的教諭。第二，監生也沒有固定的任官性質，朝廷的部院官、監察官，地方最高民政財政官、司法官，以至無所不管的親民的府州縣官和學校官，幾乎無官不可做。第三，除做官以外，在學的監生，有奉命出使的，有奉命巡行列郡的，有稽核百司案牘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執行丈量、記錄土地麵積、定糧的任務的，有清查黃冊的（每年一千二百人），有寫本的，有在各衙門辦事的，有在各衙門曆事的（實習），幾乎無事不能做。第四，三十年來監生的任官，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為最高（洪武二年擢監生為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僉事及知府等官，二十六年以監生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十九年為最多（命祭酒、司業擇監生千餘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縣等職），“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63]大體說來，從十五年以後，監生的出路，已漸漸不如初年，從做官轉到做事，朝廷利用大批監生做履畝定糧、督修水利、清查黃冊等基層技術工作。至於為什麽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大量利用監生做高官呢？理由是：第一，剛開國人才不夠，如上文所說過的，沒有別的人可用，隻能以受過訓練的監生出任高官。第二，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藍玉被殺，牽連致死的文武官僚、地方大吏為數極多，許多衙門都缺正官，監生因之大走官運。至於為什麽洪武十九年監生任官的竟有千餘人之多呢？那是因為上年鬧郭桓貪汙案，供詞牽連到直省官吏，因而係死者有幾萬人，下級官吏缺得太多的緣故。至於為什麽從洪武十五年以後，監生做官的出路一天不如一天呢？那是因為從十五年以後，會試定期舉行，每三年一次，進士在發榜後即刻任官，要做官的都從進士科出身，甚至監生也多從進士科得官，官僚從科舉製度裏出來。國子監失去了培養官僚的獨占地位。進士釋褐授官，這些官原來都是監生的飯碗，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隻好去做基層技術工作和到諸司去曆事了。

地方的府州縣學和國子監一樣，生員都是供給廩膳（公費）的，從監生到生員都享有免役權，法律規定“免其家差徭二丁”。

洪武十五年頒發禁例十二條於全國學校，鐫立臥碑，置於明倫堂之左，不遵者以違製論。禁例中最重要的是“生員家若非大事，毋輕至於公門”“生員父母欲行非為，則當再三懇告”。前一條不許生員交結地方官，後一條要使生員為皇家服務，替朝廷消弭“非為”。另一條“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誌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64]重複地說“不許生員建言”“惟生員不許”，為什麽單單剝奪了生員討論政治的權利呢？因為他害怕群眾，害怕組織，尤其害怕有群眾基礎、有組織能力的知識分子。

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詔地方立社學——鄉村小學。

府州縣學和社學都以《禦製大誥》和《大明律令》做主要必修科。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學校隻存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社學且成為官吏迫害剝削人民的手段，“有願讀書無錢者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又不肯放，將此湊生員之數，欺誑朝廷”。[65]朱元璋雖然要導民為善，卻對官僚政治無辦法，歎一口氣，隻好把社學停辦，省得“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66]

除國子監以外，政府官吏的來源是科舉製度。國子監生可以不由科舉，直接任官，而從科舉出身的人則必須是學校的生員（俗稱秀才），每三年在省城會考一次，稱為鄉試，及格的為舉人。各布政司舉人的名額是一定的，除直隸（今江蘇、安徽）百人最多，廣東、廣西二十五人最少，其他布政司都是四十人。第二年全國舉人會考於京師，稱為會試。會試及格的再經一次複試，地點在殿廷，叫作廷試，亦稱殿試。這複試是形式上的，主要意義是讓皇帝自己來主持這掄才大典，選拔之權，出於一人，及格的是天子門生，自然應該死心塌地替皇家服務。發榜一二三甲（等），一甲隻有三人，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的名號是禦定的，民間又稱鄉試第一名為解元，會試第一名為會元，二三甲第一名為傳臚。鄉試由布政使司主持，會試由禮部主持。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的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會試不及格，改入國子監，也可選做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縣正官以及學校教官。

科舉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來出題目。文體略仿宋經義，要用古人口氣說話，隻能根據幾家指定的注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體裁排偶，叫作八股，也稱製義。這製度是朱元璋和劉基商量決定的。十五年以後，定製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鄉試在八月，會試在二月。每試分三場，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選）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67]

學校和科舉並行，學校是科舉的階梯，科舉是學生的出路。學生通過科舉便做官，不但忘了學校，也忘了書本，於是科舉日重，學校日輕。學校和科舉都是製造和選拔官僚的製度，所學和考試的範圍完全一樣，都是四書五經，不但遠離現實，也絕對不許接觸到現實。誠如當時人宋濂所說：“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誌，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68]學校呢？“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句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69]到後來甚至弄到“生徒無複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70]科舉人才不讀書，不知時事，學校沒有學生，加上殘酷的統治管理，嚴格的檢查防範，學校生員除了尊君和盲從古人之外，不許有新的思想、言論，於是整個學術文化界、思想界、政治界，從童生到當國執政，都向往三王，服膺儒術，都以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挨了打是“恩譴”，被砍頭是“賜死”，挨了罵不消說有資格才能挨得著。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更不會有不是的皇帝，君權由此鞏固，朱家萬世一係的統治也安如泰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