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農民被出賣了！

朱元璋經過二十幾年的現實教育，在流浪生活中，在軍營裏，在作戰時，在後方，隨處學習，隨時訓練自己，更事事聽人勸告，征求專家的意見。他在近代史上，不但是一個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帥，也是一個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

他的政治才能，表現在所奠定的帝國規模上。

在紅軍初起時，標榜複宋，韓林兒詐稱是宋徽宗的子孫，固然可以暫時地產生政治刺激作用，可是這時距宋朝滅亡已經七十年了，宋朝的遺民故老死亡已盡，七十年後的人民對曆史上的皇朝，對一個被屈辱的家族，並不感覺到親切、懷念、依戀。而且，韓家父子是著名的白蓮教世家，突然變成趙家子孫，誰都知道是冒牌，真的都不見得有人理會，何況是假貨？到朱元璋北伐時，嚴正地提出民族獨立自主的新號召，漢人應該由漢人自己治理，應該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保存原有的文化係統，這一嶄新的主張，博得全民族的熱烈擁護，瓦解了元朝治下漢官漢兵的敵對心理。在檄文中，更進一步提出，蒙古、色目人隻要參加這一文化係統，就一體保護，認其為皇朝的子民。這一舉措，不但降低了敵人的抵抗和掙紮行為，並且也吸引過來一部分敵人，化敵為友。到開國以後，這同化的主張仍然被尊為國策，對於參加華族文化集團的外族，並不歧視，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漢人同樣登用，在朝廷有做到尚書、侍郎大官的，地方做知府、知縣，一樣臨民辦事。[13]在軍隊裏更多，甚至在親軍中也有蒙古軍隊和軍官。[14]由政府編製勘合（合同文書），給賜漢人姓名，和漢人一無分別。[15]婚姻則製定法令，準許和漢人通婚，務必要兩廂情願，如漢人不願，許其同族自相嫁娶。[16]這樣，蒙古、色目人陶育融洽，幾代以後，都同化為中華民族的成員了。內中有十幾家軍人世家，替明朝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對於塞外的外族，則繼承元朝的撫育政策，告訴他們新朝仍和前朝一樣，盡保護提攜的責任，各安生理，不要害怕。

相反的，下詔書恢複人民的衣冠，如唐朝的式樣；蒙古人留下的習俗，辮發、椎髻、胡服（男子著褲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語、胡姓一切禁止。[17]蒙古習俗喪葬作樂娛屍，禮儀官品座位以右手為尊貴，也逐一改正。[18]複漢官之威儀，參酌古代禮經和事實需要，規定了各階層的生活服用、房舍、輿從種種規範和標準，使人民有所遵守。

紅軍之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實現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平等。在民族方麵說，大明帝國的建立已經使漢族成為統治民族，有壓迫少數民族的特權，而無被異族壓迫的痛苦了。可是，在經濟政治方麵，雖然推翻了異族對漢族的特權，但就中華民族本身而說，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迫特權，並沒有因為胡人的被逐走而有所改變。

元末的農民，大部分參加紅軍，破壞舊秩序和舊的統治機構。地主的利益恰好相反，他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就不能不維持舊秩序，就不能不擁護舊政權。在戰爭爆發之後，地主們用全力來組織私軍，稱為民軍或義軍，建立堡寨，抵抗農民的襲擊。這一集團的組成分子，包括現任和退休的官吏、鄉紳、儒生和軍人，總之，都是豐衣足食、麵團團的地主階層人物。這些人受過教育，有知識，有組織能力，在地方有號召的威望。雖然各地方的地主各自作戰，沒有統一的指揮和作戰計劃，戰鬥力量也有大小強弱之不同，卻不可否認是一個比元朝軍隊更為壯大、更為頑強的力量。他們絕不能和紅軍妥協，也不和打家劫舍的草寇或割據一隅的群雄合作。可是，等到有一個新政權建立，而這一個新政權是有足夠的力量保護地主利益、維持地方秩序的時候，也就毫不猶豫地擁戴這一屬於他們自己的新政權了。[19]同時，新朝廷的一批新興貴族、官僚，也因勞績獲得大量土地，成為新的地主。（洪武四年十月的公侯佃戶統計，六國公二十八侯，凡佃戶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戶。）[20]新政府對這兩種地主的利益，是不敢不，也不能不特別尊重的。這樣，農民的生活問題，農民的困苦，就被擱在一邊，無人理睬了。

朱元璋和大部分臣僚都是農民出身的，過去曾親身受過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但在革命的過程中，本身的武裝力量不夠強大，眼看著小明王是被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和孛羅帖木兒兩支地主軍打垮了的，為了要成事業，不能不低頭賠小心，爭取地主們的人力、財力的合作。又恨又怕，在朱元璋的心坎裏，造成了微妙的、矛盾的、敵對的心理，產生了對舊地主的兩麵政策。正麵是利用有學識、有社會聲望的地主，任命為各級官吏和民間征收租糧的政府代理人，建立他的官僚機構。原來經過元末多年的戰爭，學校停頓，人才缺乏，將軍們會打仗，不會做辦文墨的事務官。有些讀書人，怕朱元璋的殘暴、侮辱，百般逃避，抵死不肯做官，饒是立了“士人不為君用”就要殺頭的條款，還是逼不出夠用的人才。沒奈何隻好揀一批合用的地主，叫作稅戶人才，任為地方縣令長、知州、知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另外，因為地主熟悉地方情形，收糧和運糧都比地方官經手方便且省事，而且可以省去一層中飽，乃規定每一收糧萬石的地方，派納糧最多的大地主四人做糧長，管理本區的租糧收運。這樣，舊地主做官、做糧長，加上新貴族新官僚的新地主，構成了新的統治集團。[21]反麵則用殘酷的手段，消除不肯合作的舊地主。一種慣用的方法是強迫遷徙，使地主離開原有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師（今江蘇南京）、山東、山西等處，釜底抽薪，根本削除了他們在地方的勢力。另一種是用苛刑誅滅，假借種種政治案件，株連牽及，一網打盡，滅門抄家。洪武朝的幾樁大案，如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屠殺了幾萬家，不用說了，甚至地方上一個皂隸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公布這案子說：“民之頑者，莫甚於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德清、崇德蔣士魯等三百七戶。且如潘富係溧陽縣皂隸，教唆官長貪贓枉法，自己挾勢持權，科民荊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陽節次遞送至崇德豪民趙真勝奴家。追者回奏，將豪民趙真勝奴並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22]豪民盡皆誅戮，抄沒的田產當然歸官，再由皇帝賞賜給新貴族、新官僚，用屠殺的手段加速度改變土地的持有人。據可信的史料，三十多年中，浙東浙西的故家巨室幾乎到了被肅清的地步。[23]

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實現財力和人力的充分利用，朱元璋用二十年的工夫，大規模舉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六百年來若幹朝代若幹政治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算是劃時代地完成了。丈量土地的原因，是因為過去六百年沒有實地普遍調查，土地簿籍和實際情形完全不符合，而且連不符合的簿籍大部分都已喪失，半數以上的土地不在簿籍上，逃避政府租稅；半數的土地麵積和負擔輕重不一樣，極不公平。地主的負擔轉嫁給貧農，土地越多的交租越少，土地越少的交租越多，由之，富的愈富，窮的更窮。經過實際丈量以後，所有過去逃稅的土地登記完糧。全國土地，記載田畝麵積方圓，編列字號，和田主姓名，製成文冊，名為魚鱗圖冊。政府據以定賦稅標準。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水田總數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24]夏秋二稅收麥四百七十餘萬石，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餘石比較，增加了一倍半。[25]

人口普查的結果，編定了賦役黃冊，把戶口編成裏甲，以一百一十戶為一裏，推丁糧多的地主十戶做裏長，餘百戶為十甲，每甲十戶，設一甲首。每年以裏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裏一甲之事，先後次序根據丁糧多少，每甲輪值一年。十甲在十年內先後輪流為政府服義務勞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編定黃冊，使之合乎實際。洪武二十六年統計，全國有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六百八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26]比之元朝極盛時期——世祖時期的戶口，戶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27]戶增加了四百四十萬，口增加了七百萬。

表麵上，派大批官吏核實全國田土，定其賦稅，詳細記載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的區別，凡置賣田土，必須到官府登記稅糧科則，免去貧民產去稅存的弊端；十年一次的勞役，輪流休息，又似乎是替一般窮人著想的。其實，窮人是得不到好處的，因為執行丈量的是地主，征收租糧的還是地主，裏長甲首依然是地主，地主是絕不會照顧小自耕農和佃農的利益的。而且，愈是大地主，愈有機會讓子弟受到教育，通過科舉成為官僚紳士，官僚紳士享有非法的逃避租稅、合法的免役之權。前一例子，朱元璋說得很明白：“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丘、換段，這等俱是奸頑豪富之家，將次沒福受用財富田產，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境內本無積年荒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汙吏，及造冊書算人等……當科糧之際，作包荒名色，征納小戶。書算手受財，將田灑派，移丘換段，作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28]後一例子，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告訴中書省官員：“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複役其家，則君人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29]不但見任官，鄉紳也享受這特權。洪武十二年又著令：“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複其家終身無所與。”[30]連在學的學生、生員之家，除本身外，戶內也優免二丁差役。[31]這樣，現任官、鄉紳、生員都逃避租稅，豁免差役，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完全落在自耕農和貧農的身上了。他們不但出自己的一份，連官僚紳士地主的一份，也得一並承當下來。統治集團所享受的特權，造成了更激烈的加速度的兼並，土地愈集中，人民的負擔愈重，生活愈困苦。這負擔據朱元璋說是“分”，即應盡的義務，洪武十五年他叫戶部出榜曉諭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為忠孝仁義之民。”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應該像“中原之民，惟知應役輸租，無負官府”。隻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32]

裏甲的組織，除了精密動員人力以外，最主要的任務是布置全國性的特務網，嚴密監視並逮捕危害統治的人物。

朱元璋發展了古代的傳、過所、公憑這一套製度，製定了路引（通行證或身份證）。法律規定：“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裏即驗文引。如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天下要衝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詰往來奸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囚、無引麵生可疑之人。”[33]處刑的辦法：“凡無文引，私度關津者杖八十。若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絞。”軍民的分別：“若軍民出百裏之外不給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度關津論。”這製度把人民的行動範圍，用無形的銅牆鐵壁嚴密圈禁。路引是要向地方官請領的，請不到的，便被禁錮在生長的土地上，行動不能出百裏之外。

要鉗製監視全國人民，光靠巡檢司是不夠的，裏甲於是被賦予了輔助巡檢司的任務。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知丁是監視的意思。

誥出，凡民鄰裏互相知丁。互知務業，俱在裏甲，縣府州務必周知。市村絕不許有逸夫。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餘皆四業，必然有效。

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幾，受農業者幾，受士業者幾，受工業者幾，受商業者幾。且欲士者誌於士，進學之時，師方某氏，習有所在，非社學則入縣學，非縣必州府之學，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為未成士之師，鄰裏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幾出入可驗，無異為也。

一、農業者不出一裏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

一、專工之業，遠行則引明所在，用工州裏，往必知方。巨細作為，鄰裏采知。巨者歸遲，細者歸疾，出入不難見也。

一、商本有巨微，貨有重輕，所趨遠近水陸，明於引間。歸期艱，限其業，鄰裏務必周知。若或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裏當覺（報告）之詢故。本戶若或托商在外非為，鄰裏勿幹。

逸夫指的是無業的危險分子。如不執行這命令：

一裏之間，百戶之內，仍有逸夫，裏甲坐視，鄰裏親戚不拿，其逸夫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閭裏，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夫處死，裏甲四鄰化外之遷，的不虛示。[34]

又說：

此誥一出，自京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務必從容驗丁。市井人民，舍客之際，辨人生理，驗人引目。生理是其本業，引目相符而無異，猶恐托業為名，暗有他為。雖然業與引合，又識重輕巨微貴賤，倘有輕重不倫，所齎微細，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35]

異為，非為，他為，他故，都是法律術語，即不軌、不法的意思。前一手令是裏甲鄰裏的連坐法，後一手令是旅館檢查規程，再三叮嚀訓示，把裏甲和路引製度關聯成為一體，不但圈禁人民在百裏內，而且用法律、用手令強迫每一個人都成為政府的代表，執行調查、監視、告密、訪問、逮捕的使命。[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