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有壓迫就有反抗，“革命”終於要來了

麵對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壓迫，殖民地已經出現一些反抗政府組織，如果之前的組織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那麽現在出現的組織則是為了推翻英國的壓迫，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政府。

1772年～1774年，從馬薩諸塞州開始，美州各殖民地先後建立了許多反英的革命組織。這時，茶葉成為雙方爭鬥的焦點。關稅條例被廢除後，英國向美洲運輸的茶葉依舊需要繳稅，所以在殖民地走私茶葉是很常見的事情。1773年，英國政府為了能讓東印度公司傾銷大量積壓的茶葉，於是對銷往美洲的茶葉采取關稅減免政策，這樣一來，通過正規渠道進入美洲的茶葉竟然比走私的還便宜百分之五十，這令走私商感到恐慌。於是，走私商組織了大量人員，以維護權利為口號，抵製東印度公司的茶葉。

12月16日，波士頓一群人偷偷登上三艘東印度公司的貨船，將上麵342箱茶葉全部倒入海中，這場風波被稱為“波士頓傾茶事件”。這件事之後，殖民地其他地方也爆發了傾茶事件，這令英國政府和殖民地的矛盾更加激化。其實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一連串的舉動並非什麽正義行為，但是令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場運動最終卻點燃了北美獨立戰爭的導火索。

波士頓傾茶事件後，英國政府對此暴行極為憤怒，決定不再退讓一步，並且頒布了5項苛刻的政策，以鎮壓反抗運動。這5項法令是：封閉所有波士頓的海港，在賠償所有茶葉損失之前，斷絕和波士頓的一切通商往來；取消馬薩諸塞州自治條例，當地政府直接由英王負責，所有官吏的任免都由英王和州長負責，之前的當地憲法也作廢；擴充殖民地駐軍，駐軍可以在一切旅館、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築物自由駐紮；凡是英國官吏犯罪，必須送回英國或者英屬加拿大東部的諾法斯科西亞審判；將俄亥俄河以北、賓夕法尼亞以西原為殖民地邊疆的廣大地區劃歸英王直轄殖民地魁北克。

政策實施後，當時依舊是馬薩諸塞州州長的赫金森麵見了英王，大肆宣揚政策對殖民地的好處，並說波士頓人已經打算向英王屈服。英王聽了這些話後，對政策的實施更加堅決，任何人勸說也無濟於事。

與赫金森的說辭完全相反的是，這5項法令一經公布，殖民地的憤怒和不滿立即到了極點，就如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樣，全美洲殖民地的人都參與到抗英鬥爭中。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議會派出代表在費城召開了第一屆大陸會議，在這次會議中，各州的代表們針對如何維護北美殖民地權利、反抗英國政府的壓迫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甚至北美殖民地獨立的主張也被一些激進的議員提了出來。

我在倫敦的日子也很艱難，有人造謠是我引起殖民地和英國之間的誤會，並下令對我進行抓捕。所以，那段時間我在英國經常被迫不斷更換地址，防止被捕。盡管處境如此危險，但我還是沒有離開，我希望能為雙方和解出一份力，也是我的最後一搏。

對於我來說，改變如今內閣的態度已經沒有任何希望，我隻能期待新的內閣上台，為爭取北美的權利做些什麽。至於革命，我當時依舊不讚同，我希望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既能維護英國的統一，又能保障北美人民的權利。此時，我隱隱約約感覺到，革命馬上就要來臨，因為雙方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我能做的就是盡快化解危機。

此時英國政府內部，對這5項法令的實施也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支持，一種是反對。反對者擔心殖民地人民會因此而推翻政府，讓英國的利益大受損失。有一個反對者和我一樣，努力尋找條件和殖民地溝通，化解未來的戰爭。有一位政府大臣，還曾找到過我，共同商討如何解決美洲和英國的矛盾，化解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

美洲的反抗鬥爭正不斷擴大，我在倫敦也正積極和政府高管會麵，尋找支持者。經過一些戲劇性的意外，兩個內閣成員找到了我，共同商討擬定一份和解計劃。我提出了“17點”，上報給英國國會，我提出的建議是美洲殖民地宣誓在戰爭時幫助英國，也可以接受英國的壟斷，但是英國政府不能限製殖民地的製造業。關於殖民地權利的問題上，我提出英國政府應該將立法權歸還給殖民地，並且不能在非戰爭期間征稅。

我還在“17點”中特別強調，堅決反對英國國會改變美洲殖民地的法律和憲章，為捍衛自己的法律和憲章，殖民地人民“不惜付出生命及一切代價”。對於“17點”，兩個內閣成員並不讚同，因為有些條例是英國政府無論如何都答應不了的，這會令英國喪失對美洲殖民地的控製。於是在二人的建議下，我又重新擬定了一份議案。但是就是這份對英國利益做出極大讓步的議案，最終也還是在1775年1月20日的國會會議上被否決了。

我們並沒有放棄，重新商量新的議案，準備再次向國會提出。新的議案首先規定了英國議會有權將北美殖民地納於帝國的利益之下，英國國王有權在沒有得到殖民地議會允許的情況下向殖民地派遣軍隊。然後規定隻有美洲人可以在美洲征稅，而且殖民地的憲章不可侵犯，並且建議大陸會議成為官方的永久性的機構。我看過計劃後表示很滿意，隻在其中“憲章”一詞之後加上了“憲法”兩字。

2月1號，我們一同前往國會，向議會提出新的和解方案。可是，這個方案再次遭到了強烈反對，最後這份方案再次被否決。這時，殖民地和政府的戰爭一觸即發，我隻得做最後的挽救，我將“17點”大幅度修改，期望能獲得議會的通過。但是，我沒有認識到本質上的問題，政府希望的是馬薩諸塞州的人民認罪並屈服，而我希望的是雙方各退一步。但是雙方的立場根本不同，也就無法達成統一的認識，所以最後和解計劃以失敗告終。

看到和解無望的我早已是身心疲憊，就在這時，妻子去世的消息傳來，一切的一切都告訴我，是時候回家了。在倫敦的最後一天，我來到好友的家裏，向他訴說自己的苦惱，說到自己對阻止戰爭的爆發，就如同對妻子的死一樣無能為力，我抑製不住自己的情緒，在好友麵前放聲痛哭。

1775年3月底，我起程返回費城，經過6個星期的漂泊，我於5月5日抵達了費城，但此時費城早已沒有等待我歸來的妻子，也沒有曾經和平的土地，麵對我的將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