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支持和平事業

我早年訪問英國的時候，就對那裏的和平協會感興趣，也參加了他們舉行的一些會議，尤其與克裏默先生創立的議會聯盟走得很近。克裏默先生是工人在議會裏的傑出代表，很少有人能夠與他相提並論。他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當即捐出了獎金，隻留下了急需的一部分。這是一種崇高的犧牲精神。對於真正的英雄來說，金錢有如糞土！克裏默先生的工資，僅夠維持他作為議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水平，但為了和平事業，他貢獻出了一切。

1887年，我有幸將議會聯盟介紹給克利夫蘭總統，他衷心承諾雙方之間的合作。從那時起，如何消除戰爭隱患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其他所有事情都無所謂。第一次海牙會議的舉行，帶給我莫大的歡喜，會議呼籲裁軍（雖被證明是天方夜譚），並建立具有現實意義的永久性特種法庭，以解決國際間的爭端。這是人類邁向和平最偉大的一步。

如果豪爾斯先生能活到今天，並同上司安德魯·D.懷特一道參加第二次海牙會議，或許能夠建立起消弭戰爭的國家法庭。當年，就是豪爾斯先生，身負上司使命，連夜從海牙趕赴德國去見該國外長與皇帝，並成功說服他們支持建立國際法庭——僅此一項，豪爾斯先生就足以被寫入最偉大的人物史冊。可惜，死神在他風華正茂時帶走了他。

如果國際法庭得以成立，那一天將會成為世界曆史進程中最重要的日子，它會向殘殺同胞——最深重又最殘忍的罪行的人敲響警鍾。

安德魯·D.懷特和豪爾斯先生在第一次海牙會議之後，建議我在海牙捐資修建一座和平教堂。我說，如果荷蘭政府沒有這方麵的渴求，這樣做會顯得唐突。他們反對說，在這件事上，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指望。我就說，在這件事上我永遠不會自主行動。

最終，荷蘭政府駐在華盛頓的蓋弗斯男爵提出請求，我欣然同意，可還是謹慎地說自己會適時給他們政府匯款。但結果是，荷蘭政府派人來把錢取走了，我則留了一張150萬美元的匯款單作為紀念。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這座和平教堂，會因其終極目標的神聖而成為世上最神聖的建築，雖然它不像聖彼得教堂等建築那樣顯示上帝的榮耀。但正如馬丁·路德所說：“我們不能為上帝提供什麽；上帝也不需要我們的幫助。”這座以和平名義而建的教堂，至少反映了犯了錯的子民的需要。——對上帝的最高敬仰就是為人類服務。

1907年，一些朋友決定成立紐約和平協會，並邀請我擔任會長一職，我以諸事纏身為借口（雖然是實情）而拒絕了。但隨後，我開始覺得良心不安：如果我不能為和平事業犧牲自己的時間，我還能犧牲什麽呢？我還能做好什麽呢？幸好，幾天之後他們再次勸說我能重新考慮，我覺得他們都肩負著神聖使命，便坦率地告訴他們，我接受了；並說上次拒絕後，自己的良心就一直受到折磨。1908年4月，美國曆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和平協會會議在紐約舉行，有來自全國35個州的代表，以及一些國外的朋友。

此時，我獲得了一枚意想不到的勳章。在紐約的一次和平宴會上，艾斯圖內勒·德康斯坦男爵走上台，發表了令人信服的演講，並在參會人員的歡呼聲中，將法國政府授予的爵士榮譽勳章頒發給我。這的確是一個莫大的榮譽，是對我為世界和平所做努力的欣賞與認可。這也有助於我時刻提醒自己要比之前更為努力，更加謹言慎行，如此才能稍微接近榮譽贈予者演講中的期望——雖然具有迷惑性——他們誤認為我已經做到了。